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

作者：史义军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



　　关于熊国炳其人，已很少有人知道了。

　　官方的记载是：熊国炳，1902年出生于四川通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少年时就参加劳动。长大成家后以往返山区贩卖山梨、山货谋生。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后，参加革命工作，任乡赤卫军队长、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年1月因工作成绩显著，受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的表彰，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

　　2月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常务委员。

　　2月中旬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被推选为主席。

　　同年8月和次年12月连续被选为第二、三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他工作积极，深入群众。参与领导建立、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主持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支援红四方面军进行反“围攻”作战和进攻战役。

　　1935年5月率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随红军长征，调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

　　同年冬任西北联邦政府副主席。

　　1936年1月成立四川省苏维埃政府，任主席。

　　6月后随红二、四方面军继续长征北上，任总供给部经理处处长、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科长等职。

　　同年10月参加会宁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编入西路军。

　　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参加艰苦卓绝的西征战役。

　　1937年3月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西路军惨遭失败后，随毕占云支队东返。途中遭国民党军包围，突围时被俘。被当成伙夫释放。

　　带着严重伤病沿途乞讨，辗转行至甘肃酒泉屯升乡九家窑，得到张姓农民收留和帮助。化名张炳南，后去酒泉城为人帮工并安家。

　　1946年全家迁到玉门油矿，做工谋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向当地人民政府如实填写了参加革命的登记表，得到政府的救济。

　　1960年10月底，因饥病在酒泉逝世。

　　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关于那个时代因饥饿而死亡的历史惨象我不想过多描述，在那么多的历史记载中我没有看到关于乡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因饥饿而死亡的记载。

　　前不久我读了董汉河著的《西路军战俘纪实》，我对熊国炳的坎坷经历和最后因饥饿死亡而唏嘘，事情的经过董汉河是这样描述的：

　　河西走廓的冬天来得特别迅猛。1960年刚交10月底，塞外寒风便弥漫了村落，酒泉城被狂风吞噬着。

　　这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饥饿的酒泉奄奄一息，只有古今闻名的泉眼，仍在冒着水和热气。

　　泉湖公园门外，蜷卧着一位奄奄待毙的老者，眉毛胡须上冻结着霜雪。偶尔路过的行人，谁也不曾注意到他……数日后，老人的亲属把他埋葬在许家磨湾的沙窝里。

　　乡亲们只知道他的老家在四川，是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流落在这里的老红军，他常为人们排忧解难。

　　有人说，他是进城要求救济时，体力不支，冻饿而死的。

　　1958年，笔者在酒泉档案馆的一份《原四方面军流散人员调查登记表》上，查到了老人的真实身份，他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川陕苏维埃主席熊国炳！

　　1937年3月，熊国炳被马家兵赶着冲上雪山，警卫员中弹落马，自己的战马也中弹倒地，他被摔进崖下的万年雪坑。马匪冲过来，抢走了马背上的文件，对他喊着：“共产头子，做冰棍去吧！”扬长而去。

　　雪坑中，熊国炳渐渐苏醒过来，忍着剧痛向坑外爬去。不知爬了多久，才找到死去的战马，但马鞍上的文件包不见了！那里面有苏维埃政府的重要文件，他急得哭了起来。

　　黎明前，他终于发现一堆篝火，那里有两个红军战士，但很快他们又与马家兵遭遇，他被刀背砍昏……醒来时，他已被马家兵拖进裕固族人的帐篷，裕固族头人寻机放走了他。

　　几经辗转，他在酒泉安定了下来，化名张炳南，找了一个带着三个儿子的寡妇，他看路上要饭的孩子可怜，又收养了两个小姑娘，在城南门外摆干果摊，凑合过日子。

　　1949年春，民政部门调查红军流散人员时，他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填写了一份“要求参加工作和解决生活”的表格。

　　可军管会很忙，一时无法调查他的历史，只是补助了他50块银元和4石麦子。

　　1952年，政府吸收他参加土改。对此他早有经验，积极地带领群众斗地主分田地，可土改一完结，政府仍让他回乡务农。他默默地服从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能让他重新参加革命工作？是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有关？笔者调查时已过了30年，当事人都已不知去向，谁也说不清。

　　1956年，熊国炳独自回到家乡四川万源县。

　　走时千军万马，21年后却孤身回来。乡亲们以为他早死了，每年清明为他祭奠。

　　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径直到弟弟熊国良家。弟弟见到他悲喜交集，说：“前些天刚给你祭奠过……”

　　住了些天，他执意要回去，弟、侄一再挽留不行，就卖了水牛给他当路费。他是觉得对不起这块土地，觉得无颜见那些流落在长征路上和西北各地的战士们的父老兄弟。

　　1959年春荒，他家生活日益困难。他想到死也要死在家乡，就向县上提出了申请。县民政局给他补助了300块钱和一套条绒衣服，这是那时政府对一个流落红军战士的最好优待。

　　4月，他带着全家回到四川。大家都来看望他，没有人责怪他。

　　但是老伴生活不习惯，两年后，他又回到酒泉，此去竟是与家乡的永诀。

　　据说1960年他去申请救济，并说出自己当年的身份。

　　“你那么大的官，怎么不到北京去！”他得到这样的回答，并被一位县委领导推了出来，之后便抱病死在泉湖公园外。

　　那位县委领导究竟是无知？还是出于对西路军的偏见？“文革”中，多数西路军流落人员都被打成“叛徒”、“张国焘的走狗”，受到批斗。

　　现在的一份酒泉地区党史办出的资料印着：“熊国炳为人正直……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同志在谈话中说：‘解放后，中央曾派调查组找他，没找到’。

　　可惜笔者在访问陈副司令员时忘了问他中央调查组是怎样找的。

　　就是这样一位因无脸见江东父老的老革命却饿死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令人心酸，也引人思索。

　　不过，我对此确有另一种想法，熊国柄绝对是一位聪明人，解放前他不到延安，解放后他不去北京，远离政治中心，默默无闻最后因饥饿而死，可以说死当其时。

　　如果不是这样，再过六年他的下场不会比这更好，“文革”中，多数西路军流落人员都被打成“叛徒”、“张国焘的走狗”，受到批斗。

　　“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昔日西路军最高统帅陈昌浩进行了残酷的 “批判斗争”和毒打。陈昌浩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便在寓所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

　　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熊国炳当年卷没卷入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之中，我不好说。

　　昔日西路军统帅，竟死无葬身之地！熊国柄假如活到“文革”也不会比陈昌浩好到那里，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