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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瑞下闽西”案始末(陈丕显回忆录)

(2007-05-17 22:32:34) 下一个
“陈海瑞下闽西”案始末(陈丕显回忆录)
摘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版

陈丕显

“陈海瑞下闽西”案始末(陈丕显回忆录)


近乡情更怯

  1967年10月23日,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陈海瑞下闽西》,署名市委办公厅造反队钟卫东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不顾客观事实,把我1960年春回闽西家乡调查研究,帮助当地政府和群众解决困难的事,说成是以海瑞自居,为民请命,并以此作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四人帮及其爪牙不仅以此狠批猛斗,逼我承认三反罪行,而且还以此为借口整我家乡的亲友和干部群众,使许多人遭到迫害。

  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959年春, 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叶飞 同志到华东局开会时,考虑到 柯庆施 从未去过福建, 便请柯庆施去视察。柯庆施满口答应,却迟迟不肯动身。

  1960年春,叶飞又电请柯庆施南行。柯庆施要我代表他去福建看看:你是华东局书记,就说你是代表我,代表华东局去的。接着他半开玩笑地说:你多年未回老家了,这次回去可以‘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 

  自1937年坚持在南方的游击队组建新四军北上抗日之后,我确已二十多年未去福建。

  新近老家 上杭县南阳公社副书记刘在春 路经上海时,向我介绍了家乡的巨大变化,还说到亩产粮食跨《纲要》, 达到亩产八百斤以上,群众不愁吃不愁穿等。

  当时我就想,上海郊区的各方面条件都比家乡好多了,他们都未跨《纲要》,怎么老家都跨了《纲要》? 前些日子在家乡务农的大哥来信说, 最近家乡缺粮严重, 许多人靠吃野菜充饥, 他家也快要断粮了, 要求给予经济支援。 一个说 不愁吃不愁穿, 一个说 野菜充饥, 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不知究竟相信谁才好。我决定去福建看看。

  1960年4月下旬, 我和叶飞同志约好,在 福建邵武县 会面。之后我从 邵武 经 三明、永安、连城 去 龙岩。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 参观农民的食堂 。 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 三餐的稀饭 稀得 浪打浪, 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 进入闽西境内, 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 家无隔夜粮, 靠野菜充饥, 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当时真有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情感。


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

  5月2日,我在 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等同志 陪同下驱车去南阳。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便步行回家。

  路经田间时,正在劳动的群众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 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 陈书记, 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 在一片哀怨声中, 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 住到了我 堂兄陈家梅 的家里。

  我离别二三十年,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 

  看到群众 吃糠咽菜, 有的瘦骨嶙峋, 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 快吃晚饭时, 我听说公社领导 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 我严肃地批评他们, 要他们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 并重申从明天开始 只准 吃稀饭 和 青菜,不许吃干饭, 更不准摆酒肉。 实际上,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来到食堂看望乡亲,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

  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

  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

  陈从明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 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 粮食减产, 可是

公社却向上级 浮夸说 粮食跨《纲要》, 并按跨《纲要》的指标来征购。 我们

完成征购任务之后, 就没有多少粮食了。 现在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水肿

病,  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  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管群众死

活。


  说着又指着我说:你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你知不知道我们快要饿死了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 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脚泣不成声。

  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 这是我的一位叔婆, 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我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 我一家饿得不行, 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碓糠吃, 头都被碓打破流血呀! 你要救救我们呀!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 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 面对此情此景,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 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这一夜,我睡在床上愁肠九曲,怎么也合不了眼。 第二天清晨,我便对弟弟陈家齐说:现在大家没饭吃,我不能不管呀,我要向县里、地区和省里反映,尽快帮助大家解决困难。 

  弟弟趁无人之际,给我讲了一些情况:原来,在我回家之前,省里已给龙岩地委、上杭县委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接待我的准备。县里还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安排群众生活,特别为 官连坑生产队安排了 七天的口粮,保证 每人每天 有三两大米。


  公社领导对大家说,陈丕显同志要回来视察,你们要多谈大好形势,不要叫苦连天给陈丕显同志增添麻烦。

  县里给南阳拨粮的消息不胫而走, 与南阳毗邻的旧县、 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 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 挽着乞食的碗筷、 竹筒, 直奔官连坑,见着 李应槐专员, 不分青红皂白,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 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

  此时,县委副书记 李升亮 也到了南阳,研究如何向我汇报工作。 他们认为, 既然公社副书记刘在春在上海曾向 陈书记 汇报过粮食跨了《纲要》, 那么这次汇报还是坚决大跃进, 不能后退!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

  到会的有一百余人。代表们发言纷纷指责县、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不顾群众饿肚皮。

  面对干部群众的尖锐批评,在场的县、社干部个个面面相觑,低头不语。我则心情沉重,十分难过。

  按理,县、社领导在群众的批评帮助之下,应当感到内疚和觉醒,勇敢地与官僚主义、浮夸作风决裂。可是他们却无动于衷。
 

  在向我汇报工作时,副书记刘在春仍按前几天县、社两级领导统一的口径,说南阳公社去年粮食跨《纲要》,亩产800斤。

  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严肃地说:老刘,你是不是在骗我呀?我问你,南阳公社的群众没饭吃你知不知道?南阳公社究竟饿死多少人,你知不知道?

  
  刘在春被我问得低下了头,伏在桌子上大声哭起来。

  我心里明白,他不敢说实话。当时的风气就是那样,谁说假话、大话,谁就是革命,能得到表扬,当上先进;谁说实话、真话,谁就跟不上形势,小则挨批评,重则被打成右倾,甚至被开除党籍。

  接着,公社党委的其他同志都对我说了实话。

  南阳公社有两本账:

  一本是实际产量, 

  一本是争红旗的假账、浮夸账。

  正是由于报了假账、 搞了浮夸, 带来了高指标和高征购, 购了群众的过头粮, 结果导致群众 缺粮、 挨饿、 饿死人。


  5月4日上午,我回到母校——南阳龙田书院,即后来的龙田小学参观。

  当我们走出校门口,只见数十个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群众跪在路旁,大声哭喊。

  几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给我说:陈书记,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我和秘书、警卫员各自拿了一块,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涩又苦,叫人难以下咽。我吩咐秘书把这些糠菜带回上海去,以后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里,作为警示。


中央很重视你的报告

  离开南阳之后,我又顺路到闻名全国的才溪公社(乡)调查了一番。

  公社领导大概知道了我批评南阳公社领导的情形,所以比较真实地向我反映了群众生活的困难和 饿死人 的情况。

  到上杭县委时,我把一路上了解的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

  县委领导也比较如实地介绍了全县缺粮情况,并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

  随即我又赶到龙岩,龙岩地委也反映了全区的情况, 说全区普遍缺粮, 上杭、 长汀、 武平、 连城最为严重, 饿死不少人了。

  我提议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汇总一下情况。然后我用电话把了解的情况向 叶飞 同志作了通报, 请求省里对龙岩地区的情况引起重视,并支持1300万斤稻谷,以解决燃眉之急。 

  福建省委和叶飞同志对我的汇报很重视,立即作了研究,决定马上拨给龙岩地区稻谷。福建省委还对全省的情况作了解,给全省其他缺粮的地县也拨了粮食,使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到上海之后,我把了解的情况都告诉了柯庆施,并把带回来的群众吃的糠菜和树叶给他看了,同时我还对他说,我要把这些情况书面向中央汇报。

  不久 周总理 到上海,他说他看了我的报告后,心情很沉重。他对闽西老区人民有深厚感情,说我为闽西人民办了一件好事。他还说:中央很重视你的报告,已要求各地领导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搞好生产自救。

  遗憾的是,福建省委拨给龙岩地区粮食后, 地委个别领导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 竟迟迟不肯要。 实际上是他过去向上面吹了牛, 结果露了馅, 怕影响今后的前程。

  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他才不得不要了粮食。

  文革中,四人帮及其爪牙故意颠倒是非,把我明明做得对、做得好的事说成是以陈海瑞自居,是向党猖狂进攻,是漏网的彭德怀死党云云。

  他们还派人到闽西去调查。调查组到南阳搜集整我的材料时,遭到当地干部群众强烈反对和抵制,这使他们恼羞成怒。

  调查组下令撤掉我侄儿陈配如的公社文书职务,要他接受审查;

  接着又把我弟弟陈家齐的大队长职务撤掉;

  我大哥陈家?被传到调查组住地审问,遭到毒打。

  调查组在我家乡没有捞到什么材料,但仍然颠倒是非诬陷我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猖狂进攻。

  从这个冤案可以看出,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是多么不容易啊!

摘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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