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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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 —“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
作者：陈东林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困难局面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相同的表述过程。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的夏秋之交，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所谓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从这三点表述的。
但其后一个时期，在具体历史叙述中，一些著作里也出现了片面的问题。
笔者查阅了1989年至1999年国内外出版的十几部有关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体裁著作，多数详尽地分析了“大跃进”决策的错误（这是完全有必要的），而对自然灾害只用“加上发生了自然灾害”一句带过；有的专门研究“文革”前十年历史的著作对此原因只字不提；还有的专门记录二十世纪灾祸的志书，小至工厂火灾都有记载，独不见一字提到“三年自然灾害”（李原、黄资慧：《21世纪灾祸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仅有的一部以记述“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著作对自然灾害只用了1%的篇幅，其余都是讲“人祸”（楚汉：《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一些学者甚至否认当时有自然灾害。有人认为出现经济严重困难局面，“恶劣的天气并不是1959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计划错误才是重要原因。”（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198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年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一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针对“目前已提出的一些假设”如“气候原因导致自然灾害”指出：“以统计数据看1958年气候很好，1959年正常，因此气候无法解释58年就开始的饥荒。”（《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2月27日报道：《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
龚启圣在《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一文中将近年来西方学者（包括旅美中国学者）的结论归纳为三种：1、“过量的粮食统购”，2、“公社化、退出权和生产滑坡”，3、“公共食堂与非理性消费行为”。但没有一个人提到自然灾害的因素（《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
还有人甚至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杂志1998年3期）。
这样，四十年过去后，就存在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其对“三年经济困难”的出现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三种：
1、过去的历史研究存在着研究社会史较多、研究自然史较少，研究生产关系较多、研究生产力较少的缺点。偶有涉及，也没有全面把握。如某一本几十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三年自然灾害”不着一字，却用较多篇幅介绍了其他洪涝灾害程度较小时期的抗灾斗争。
2、当时的报刊出于宣传“大跃进”需要，对灾害本身报道较少。以后这方面公布的历史资料也不多见。至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灾情报告》）出版以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系统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的著作。
3、个别著作存在史实上的误解和观点上的偏见。
2000年是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最后一年，90年代相继发生的洪灾、沙暴、旱灾、蝗灾，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灾害历史教训的注意。本文拟以我国农业粮食生产为主要视角，考察“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危害及当时推行超越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包括各种错误决策）对农业造成的损失，用计量方法找出两者可供比较的数据，说明其影响程度及相互作用关系（由于工业损失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其成因还包括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等复杂因素，暂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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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灾的因素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从受灾面积看，仍“属中等水平”（《灾情报告》第374页）。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未能播种，河南有73万公顷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中的地位，可以从下表中看出：1958年全国受灾面积65571万亩，1959年98812万亩，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92623万亩，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72660万亩（原表有五十年数据，略去）。这三年受灾面积确实大大高于建国五十年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1949-1994年全国农作物成灾受灾面积曲线图单位：万亩（暂缺）
说明：据《灾情报告》制成。1966-1977年统计数字因“文革”动乱不完整舍去，这11年除1972年自然灾害较大外，其余为中等程度以下。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6页）。
专家通常认为，旱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之比一般为50-60%（王劲峰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影响评估方法研究》，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68.8%计算，我们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611.5亿公斤÷68.8%＝888.8亿公斤。
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
相当1949-1959年平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一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害》第705、5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
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和缺粮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00万。
集中地区、集中年份的灾害打击，使其力度比数字所能反映出的更为严重。
“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
因此，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农村极度缺粮的困难，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使粮食减产。
以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标准，1959、1960、1961年下降的比例为12.9%、26.5%、24.4%，自然灾害的粮食减产，只占其中一部分。其余的，应该说是决策错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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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错误的因素
要从数字上准确地计算出“三年经济困难”在多大程度上应由“大跃进”决策错误负责任，多大程度上由自然灾害负责任，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取参照点进行比较的办法。也就是说，比较存在相似灾害的不同历史时期，有那些原因，致使损失大不相同。
从上一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合适的年份是1978年，理由是，两个时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都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最严重的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地，是50至300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从春季持续到11月初，大部分地区连旱达150-200多天。
长江中下游流量减少30%以上，淮河流量减少80%，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大多数大中型水库蓄水降到死水位以下，大部分塘堰和小水库干涸。黄河、淮河、海河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受旱总面积达4000万公顷，成灾1730万公顷。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江苏、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受旱面积均占播种面积60%以上。加上其它地区霜冻、风雹、台风灾害，本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农业方面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要达到4000亿公斤。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
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
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大跃进”决策错误的严重影响。
一、“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初始化阶段，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
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
（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
1960年9月谭震林给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原因是基本建设和支援工业抽调劳动力过多。这些都造成因灾减产之后，粮食中仍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422页）。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1548页）。
这样，一调出二吃光，本来就难以为继，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法”。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的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78年的情况则不同，粉碎“四人帮”不久，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
1977年至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还规定国家对农村实行免税或低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这些政策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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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时期的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和进口。第二个时期，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采取了低征购率和大量进口政策。一缩一盈，一消一长，自然就使两个时期人民粮食占有水平相差甚大。这种差别反映在吃商品粮有基本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身上，尚不算悬殊，而对于农民，影响甚大。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也不相同。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50年代，国家财政力量十分有限，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口粮食。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总政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国家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70年代末期，采取进口粮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是政策的考虑不同，也是客观条件变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积累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着眼点看，但50年代末期的浮夸风，是个严重失误。
二、“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的需要，因此对抗灾没有及时地重视，反而继续要求“大跃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进行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仍属非常低下程度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徐水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是在全县规模上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好榜样”。
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他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209页）。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影响，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持续三年之久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8月1日，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象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
毛泽东看后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大跃进”。到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周恩来等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各种抗灾斗争，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报刊上反而更加宣传“有了人民公社什么自然灾害都不在话下”
的“豪言壮语”。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年代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在具体部署上，1966年由国务院召开了北方8省市区抗旱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强调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事情，要做长远打算。”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任各省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周恩来还亲自担任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1972年、1977年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了14和17省区市抗旱会议。从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交通各部组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期性工作。7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平均为2.05亿元，相当60年代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现大旱灾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全国会议，王震、康世恩讲话动员，要求各部门地区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陈永贵还亲临灾区视察和指挥。11月，国家决定拿出10亿元支持各地抗旱。对防治灾害的重视和投入，成为1978年战胜灾害的重要因素。
三、两个时期的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持续时间、影响程度不同。
1959年-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损害力及致使人类承受灾难能力的衰减，绝非算数级数，而是成几何级数。
而1978年的灾害虽然严重，只集中在一年，1977年和1979年自然灾害属于轻度和中上度。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一直持续了三年，有的“左”的政策到1962年才全面纠正。
而1978年开始的“跃进”则在提出时就有不同意见，纠正较早。197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规划时，邓小平提出：还是说稳当一些好。我们的总产值达到美国的水平，按人口平均也比美国差得多。到那个时候，农民的比重仍然会这么大。就是160元，生活也不怎么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调整的新八字方针，盲目“跃进”只实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国际环境和思路的变化，1978年“跃进”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大量引进外资，以后分期偿还。虽然超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对农业影响不是很大。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因素必须考虑：
四、两个时期的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的主要变化见下表：
由上表可见，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179.7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灌溉面积与1957、1962年比增加了64%和47%，而且质量有很大变化。1958年“大跃进”中的兴修水利，成绩很大，但片面追求数量，缺乏科学论证，发挥效益不高，有不少半途而废。1959年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指出：“水利建设经过去年的努力虽然获得了很大成绩，全国水利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已达十亿亩，但其中有一部分‘有库没有蓄上水’或‘有库有水而渠道未修好，土地未平整好’等等原因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耕作技术上，1958年曾经盲目提倡土地深翻，打乱了耕作层，将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劳动力，而且土壤肥力下降。
从70年代初期起，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生产农业机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农田机耕面积增加14.4倍；机电排灌面积增加19.7倍，占总面积比例由4.4%上升到55.5%.虽然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因此可以说，从70年代开始，我国灾害防御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减轻自然灾害报告》，1994年5月日本横滨联合国减灾大会中国政府文件）。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
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6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70年代起北方扩大夏播作物复种面积，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南方发展双季稻，到1977年比1965年面积增长72.5%.1965-1977年累计增产稻谷4085万吨，其中靠提高复种增产的占30%（《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再加上前述农业条件的改善，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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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成因，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价立场——应当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作用结合进行分析，否认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
那么，如何比较分别属于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的这两者关系呢？我们可以把粮食作为一个比较指数，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考察灾害时使用的方法。
因为：粮食在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是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是一条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根据本文第二节的分析，这三年农村粮食的减少量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1、因灾减产；2、因决策错误减产；3、因高征购而减少。第1、2项使农村粮食产量的绝对量减少，第3项使农村粮食占有量相对减少。我们先考察一下因灾减产与其他因素的比例关系。
对于农业受灾减产的计算，目前尚无成熟的方法，本文暂以“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粮食产量为正常产量标准进行比较（1958年数字不确实），这三年共减产粮食数量（B ）为1241.5亿公斤（未考虑年增长率，只能作为一个比较参数，不等于实际减产量）。其中，根据前面计算出的结果，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888.8亿公斤，其余的352.7亿公斤可以视为决策错误引起的减产（C ），大致由三种原因决定：（1）由于高估产而制定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计划。（2）“共产风”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种植面积和单产下降。
（3）大炼钢铁等工业“跃进”占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资金。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导致减产的比例列为公式（一）：
A ：C ：B ＝71.6%：28.4%：100%
在考察了粮食减产的因素后，我们再来考察高征购错误决策使农村已收获粮食减少的因素。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所多消费的粮食，一般来讲，已包括在高征购所得之内。
高征购的决策源于高估产。1958年，根据有关部门正式公布的粮食预计产量3250亿公斤计算，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征购粮食计划579.5亿公斤。从表面上看，征购率17.8%比上年要少得多。但是按后来核实1958年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计算，净征购率（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就高达20.9%.1959-1961年三年遭受严重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年平均净征购率反高达22.3%，大大超过1957年的17.4%.按1957年净征购率计算，三年中共多征购240.51亿公斤（D ）。这一数字与三年减产总数相加，大致就是这三年农村减少粮食的总数1482亿公斤（E ）。四者的关系如公式（二）：
A ：C ：D ：E ＝60%：23.8%：16.2%：100%
可以看出，因灾减产的因素（A ）与高征购政策（D ）及其他政策减产因素（C ）之和的比，大约为6：4.如果我们再考虑到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三年共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那么这三年实际并没有多征购，高征购政策似乎不应成为农村发生严重缺粮危机的因素。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这是因为：考虑到遭受灾害应当减少征购的原则，1959-1961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大幅度下降，后两年甚至低于1936年的水平，按照1957年净征购率计算出的多征购粮食，显然是低估的数字。如果不考虑递增因素，按照1957年每111.4亿公斤粮食占一个净征购率百分点的比例，1959-1961年的净征购率应该为15.3%、12.88%、13.2%，各年多征购的粮食是215.9、123.4、63.4亿公斤，三年共计402.7亿公斤（F ），则三年农村共减少粮食1644.2亿公斤（G ），得出公式（三）：
A ：C ：F ：G ＝54%：21.5%：24.5%：100%
至此，我们得出最后的数据：从粮食看，因灾造成的减少略大于决策错误的减少，两者之比约为5.4：4.6.
这仍然无法说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因为还没有考虑到两个重要的特殊情况：
一、高减产、高征购集中在1959-1960年，和大量进口返销粮食的1961年之间有一个时间差。1959年全国因灾减产数量高达378亿公斤，占三年因灾减产总数的42.5%；而这一年浮夸风仍在盛行，8月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始“反右倾”、继续“大跃进”和追求高指标，10月中央批准了农业部提出的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6500亿公斤的报告，使得遭受灾害严重损失的1959年反倒成为建国以来净征购率最高的一年，高达28%，比1957年多征购180亿公斤，占三年多征购量的44.7%.
1960年，净征购率仍高达21.5%（《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页）。这样，产量剧减，征购激增，竭泽而渔，仅滞后半年（征购年度为每年4月至次年4月），1959年底至1960年底就爆发了农村缺粮危机的高峰。
后果极为严重的河南信阳事件即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急剧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春荒时期甚至持续断粮。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承认自己犯了追求高指标的错误。
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
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但其估计仍偏低，认为“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
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率降为17.5%.
但是，已经形成了贻误救灾时机的一年时间差，这不能不主要归咎于1959年8月本应纠“左”，却更加向“左”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和继续发动“大跃进”决策。
二、还应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的大办公共食堂，使得农村寅吃卯粮，缺粮危机高度集中在夏粮未下的次年春季，打击力度大大增加。
从理论上和整个三年时期讲，提前消费并没有减少农村的粮食占有状况，但其严重打乱了农民为维持全年温饱最低水平的平衡分配，使次年春荒人口大大增加，出现长期的缺粮、断粮期，不仅不能保证种子和其他再生产需要，导致次年继续人为减产因素加大，而且影响到生存。
以1960年农村每人年均消费156公斤（《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计算，平均每天消费0.425公斤，但如果办公共食堂按每天每人消费0.5公斤，则要出现53天的无粮期，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因为无法统计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的积蓄粮食数字和因办公共食堂提前吃光粮食频率，这个因素虽然难以列出数据，但恶性后果是很明显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比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量只下降了2.6%（《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
即使考虑到1957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4.3%，三年中农村消费粮食减少的幅度也远大于城镇。这就说明，高征购、办食堂等错误决策对农村的影响极大，而对粮食定量基本有保证的城镇影响较小。
由此可见，决策错误对1959-1961年农村粮食减少的实际影响，并不仅限于公式（三）的比例。从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决策，使农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加了一倍。
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基本一致的。
首先，刘少奇曾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刘少奇选集》第419页）
就他调查的湖南来说，遭受自然灾害的程度在各省份中不算最大。
1958-1962年，全国遭灾最严重的10个省份是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第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因此，受灾列为第13位的湖南，损失受决策错误影响显然是主要原因。
其次，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没有考察工业等方面的影响。如果加上纯粹因决策错误导致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本文进行繁琐的数字统计和考证，并不是为了简单地重复以前已被提出的判断，而是想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出现两者之一，都足以导致经济困难。
如果决策正确，遇到大的自然灾害，也远不应发生如此之大的经济衰退损失和非正常死亡。但次要原因又是造成严重破坏的原动力，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决策失误虽然会导致经济严重递减，但不应是集中爆炸性的。
决策错误在当时的出现，反映了我们认识严重脱离实际的必然结果；而自然灾害的发生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恰好在我们认识发生严重错误时刻袭击，则有较大的偶然性。
关于自然灾害对三年经济困难的作用，能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人不顾自身体质疲弱奔跑过快，在平地上会摔跟头，头破血流，但如果前面突然出现一个深坑，恐怕就要摔得肢断骨裂。
试想一下，如果1967年、1968年“文革”导致“全面内战”极为混乱的时期，出现了像1959-1961年那样的持续大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将比“大跃进”时期更不堪设想。
所幸的是，“文革”十年中除1972年是灾年外，其余各年灾情都在中等以下，这也是一种偶然性。再加上毛泽东接受“大跃进”时期的教训，比较注意“备战备荒为人民”、“广积粮”政策等其他原因，因而使经济建设仍能有一定自然保障。
关于决策错误对三年经济困难的作用，可以说，它决定了困难的程度和损失的大小。既然人类现在还远不能制止自然灾害的爆发，那么我们只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总结教训、认识规律上，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作用。
首先，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去努力提高生产力，增强人类改造、控制自然的能力。对于生产力的三个要素，“大跃进”时期只强调了人的因素，片面地夸大精神的作用，而且没有强调提高人掌握科学技术的素质；对于提高生产工具水平、认识自然界灾害作用，则没有予以相应的重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是经过了70年代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80年代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使得国家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因此虽然70-80年代我国的自然灾害发生密度大于50年代，呈不断加剧趋势，却再也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后果。
同时，还应看到，人类与自然灾害的斗争是长期的，决不能忽视和松懈。
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从1980年开始明显下降，年均值“五五”期间为11.48%，“六五”期间为6.68%，“七五”期间为3.2%，“这一速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从没有过的”（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第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而80年代自然灾害对农业增长波动的影响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强化，90年代连续出现了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目前，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脆弱：全国还有近2/3的耕地没有灌溉设施，即使有灌溉设施耕地的抗旱标准也不高，农业整体上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田灌排设施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已严重威胁到农业基础的稳定。”（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全国农村水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月11日）这个倾向值得重新注意。
其次，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状况，采取适应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推行大大超前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使损失大大超过自然灾害本身造成的损失。
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的灾难，就是客观规律借自然之手对我们的惩罚。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因此，我们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时期的撰写中，应当实事求是地对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之间的关系给予结合说明。不承认决策错误，完全归结为“天灾”的说法，及否认有“三年自然灾害”，只说明“人祸”因素，甚至直接说“大跃进”饿死若干万人的说法，都是不全面的。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 —“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
作者：陈东林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困难局面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相同的表述过程。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的夏秋之交，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所谓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从这三点表述的。
但其后一个时期，在具体历史叙述中，一些著作里也出现了片面的问题。
笔者查阅了1989年至1999年国内外出版的十几部有关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体裁著作，多数详尽地分析了“大跃进”决策的错误（这是完全有必要的），而对自然灾害只用“加上发生了自然灾害”一句带过；有的专门研究“文革”前十年历史的著作对此原因只字不提；还有的专门记录二十世纪灾祸的志书，小至工厂火灾都有记载，独不见一字提到“三年自然灾害”（李原、黄资慧：《21世纪灾祸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仅有的一部以记述“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著作对自然灾害只用了1%的篇幅，其余都是讲“人祸”（楚汉：《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一些学者甚至否认当时有自然灾害。有人认为出现经济严重困难局面，“恶劣的天气并不是1959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计划错误才是重要原因。”（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198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年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一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针对“目前已提出的一些假设”如“气候原因导致自然灾害”指出：“以统计数据看1958年气候很好，1959年正常，因此气候无法解释58年就开始的饥荒。”（《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2月27日报道：《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
龚启圣在《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一文中将近年来西方学者（包括旅美中国学者）的结论归纳为三种：1、“过量的粮食统购”，2、“公社化、退出权和生产滑坡”，3、“公共食堂与非理性消费行为”。但没有一个人提到自然灾害的因素（《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
还有人甚至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杂志1998年3期）。
这样，四十年过去后，就存在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其对“三年经济困难”的出现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三种：
1、过去的历史研究存在着研究社会史较多、研究自然史较少，研究生产关系较多、研究生产力较少的缺点。偶有涉及，也没有全面把握。如某一本几十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三年自然灾害”不着一字，却用较多篇幅介绍了其他洪涝灾害程度较小时期的抗灾斗争。
2、当时的报刊出于宣传“大跃进”需要，对灾害本身报道较少。以后这方面公布的历史资料也不多见。至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灾情报告》）出版以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系统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的著作。
3、个别著作存在史实上的误解和观点上的偏见。
2000年是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最后一年，90年代相继发生的洪灾、沙暴、旱灾、蝗灾，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灾害历史教训的注意。本文拟以我国农业粮食生产为主要视角，考察“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危害及当时推行超越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包括各种错误决策）对农业造成的损失，用计量方法找出两者可供比较的数据，说明其影响程度及相互作用关系（由于工业损失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其成因还包括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等复杂因素，暂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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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灾的因素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从受灾面积看，仍“属中等水平”（《灾情报告》第374页）。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未能播种，河南有73万公顷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中的地位，可以从下表中看出：1958年全国受灾面积65571万亩，1959年98812万亩，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92623万亩，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72660万亩（原表有五十年数据，略去）。这三年受灾面积确实大大高于建国五十年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1949-1994年全国农作物成灾受灾面积曲线图单位：万亩（暂缺）
说明：据《灾情报告》制成。1966-1977年统计数字因“文革”动乱不完整舍去，这11年除1972年自然灾害较大外，其余为中等程度以下。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6页）。
专家通常认为，旱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之比一般为50-60%（王劲峰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影响评估方法研究》，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68.8%计算，我们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611.5亿公斤÷68.8%＝888.8亿公斤。
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
相当1949-1959年平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一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害》第705、5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
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和缺粮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00万。
集中地区、集中年份的灾害打击，使其力度比数字所能反映出的更为严重。
“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
因此，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农村极度缺粮的困难，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使粮食减产。
以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标准，1959、1960、1961年下降的比例为12.9%、26.5%、24.4%，自然灾害的粮食减产，只占其中一部分。其余的，应该说是决策错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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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错误的因素
要从数字上准确地计算出“三年经济困难”在多大程度上应由“大跃进”决策错误负责任，多大程度上由自然灾害负责任，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取参照点进行比较的办法。也就是说，比较存在相似灾害的不同历史时期，有那些原因，致使损失大不相同。
从上一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合适的年份是1978年，理由是，两个时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都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最严重的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地，是50至300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从春季持续到11月初，大部分地区连旱达150-200多天。
长江中下游流量减少30%以上，淮河流量减少80%，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大多数大中型水库蓄水降到死水位以下，大部分塘堰和小水库干涸。黄河、淮河、海河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受旱总面积达4000万公顷，成灾1730万公顷。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江苏、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受旱面积均占播种面积60%以上。加上其它地区霜冻、风雹、台风灾害，本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农业方面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要达到4000亿公斤。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
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
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大跃进”决策错误的严重影响。
一、“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初始化阶段，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
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
（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
1960年9月谭震林给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原因是基本建设和支援工业抽调劳动力过多。这些都造成因灾减产之后，粮食中仍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422页）。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1548页）。
这样，一调出二吃光，本来就难以为继，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法”。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的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78年的情况则不同，粉碎“四人帮”不久，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
1977年至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还规定国家对农村实行免税或低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这些政策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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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时期的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和进口。第二个时期，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采取了低征购率和大量进口政策。一缩一盈，一消一长，自然就使两个时期人民粮食占有水平相差甚大。这种差别反映在吃商品粮有基本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身上，尚不算悬殊，而对于农民，影响甚大。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也不相同。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50年代，国家财政力量十分有限，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口粮食。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总政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国家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70年代末期，采取进口粮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是政策的考虑不同，也是客观条件变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积累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着眼点看，但50年代末期的浮夸风，是个严重失误。
二、“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的需要，因此对抗灾没有及时地重视，反而继续要求“大跃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进行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仍属非常低下程度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徐水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是在全县规模上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好榜样”。
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他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209页）。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影响，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持续三年之久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8月1日，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象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
毛泽东看后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大跃进”。到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周恩来等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各种抗灾斗争，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报刊上反而更加宣传“有了人民公社什么自然灾害都不在话下”
的“豪言壮语”。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年代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在具体部署上，1966年由国务院召开了北方8省市区抗旱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强调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事情，要做长远打算。”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任各省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周恩来还亲自担任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1972年、1977年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了14和17省区市抗旱会议。从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交通各部组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期性工作。7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平均为2.05亿元，相当60年代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现大旱灾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全国会议，王震、康世恩讲话动员，要求各部门地区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陈永贵还亲临灾区视察和指挥。11月，国家决定拿出10亿元支持各地抗旱。对防治灾害的重视和投入，成为1978年战胜灾害的重要因素。
三、两个时期的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持续时间、影响程度不同。
1959年-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损害力及致使人类承受灾难能力的衰减，绝非算数级数，而是成几何级数。
而1978年的灾害虽然严重，只集中在一年，1977年和1979年自然灾害属于轻度和中上度。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一直持续了三年，有的“左”的政策到1962年才全面纠正。
而1978年开始的“跃进”则在提出时就有不同意见，纠正较早。197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规划时，邓小平提出：还是说稳当一些好。我们的总产值达到美国的水平，按人口平均也比美国差得多。到那个时候，农民的比重仍然会这么大。就是160元，生活也不怎么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调整的新八字方针，盲目“跃进”只实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国际环境和思路的变化，1978年“跃进”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大量引进外资，以后分期偿还。虽然超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对农业影响不是很大。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因素必须考虑：
四、两个时期的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的主要变化见下表：
由上表可见，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179.7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灌溉面积与1957、1962年比增加了64%和47%，而且质量有很大变化。1958年“大跃进”中的兴修水利，成绩很大，但片面追求数量，缺乏科学论证，发挥效益不高，有不少半途而废。1959年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指出：“水利建设经过去年的努力虽然获得了很大成绩，全国水利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已达十亿亩，但其中有一部分‘有库没有蓄上水’或‘有库有水而渠道未修好，土地未平整好’等等原因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耕作技术上，1958年曾经盲目提倡土地深翻，打乱了耕作层，将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劳动力，而且土壤肥力下降。
从70年代初期起，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生产农业机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农田机耕面积增加14.4倍；机电排灌面积增加19.7倍，占总面积比例由4.4%上升到55.5%.虽然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因此可以说，从70年代开始，我国灾害防御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减轻自然灾害报告》，1994年5月日本横滨联合国减灾大会中国政府文件）。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
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6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70年代起北方扩大夏播作物复种面积，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南方发展双季稻，到1977年比1965年面积增长72.5%.1965-1977年累计增产稻谷4085万吨，其中靠提高复种增产的占30%（《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再加上前述农业条件的改善，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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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成因，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价立场——应当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作用结合进行分析，否认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
那么，如何比较分别属于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的这两者关系呢？我们可以把粮食作为一个比较指数，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考察灾害时使用的方法。
因为：粮食在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是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是一条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根据本文第二节的分析，这三年农村粮食的减少量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1、因灾减产；2、因决策错误减产；3、因高征购而减少。第1、2项使农村粮食产量的绝对量减少，第3项使农村粮食占有量相对减少。我们先考察一下因灾减产与其他因素的比例关系。
对于农业受灾减产的计算，目前尚无成熟的方法，本文暂以“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粮食产量为正常产量标准进行比较（1958年数字不确实），这三年共减产粮食数量（B ）为1241.5亿公斤（未考虑年增长率，只能作为一个比较参数，不等于实际减产量）。其中，根据前面计算出的结果，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888.8亿公斤，其余的352.7亿公斤可以视为决策错误引起的减产（C ），大致由三种原因决定：（1）由于高估产而制定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计划。（2）“共产风”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种植面积和单产下降。
（3）大炼钢铁等工业“跃进”占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资金。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导致减产的比例列为公式（一）：
A ：C ：B ＝71.6%：28.4%：100%
在考察了粮食减产的因素后，我们再来考察高征购错误决策使农村已收获粮食减少的因素。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所多消费的粮食，一般来讲，已包括在高征购所得之内。
高征购的决策源于高估产。1958年，根据有关部门正式公布的粮食预计产量3250亿公斤计算，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征购粮食计划579.5亿公斤。从表面上看，征购率17.8%比上年要少得多。但是按后来核实1958年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计算，净征购率（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就高达20.9%.1959-1961年三年遭受严重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年平均净征购率反高达22.3%，大大超过1957年的17.4%.按1957年净征购率计算，三年中共多征购240.51亿公斤（D ）。这一数字与三年减产总数相加，大致就是这三年农村减少粮食的总数1482亿公斤（E ）。四者的关系如公式（二）：
A ：C ：D ：E ＝60%：23.8%：16.2%：100%
可以看出，因灾减产的因素（A ）与高征购政策（D ）及其他政策减产因素（C ）之和的比，大约为6：4.如果我们再考虑到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三年共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那么这三年实际并没有多征购，高征购政策似乎不应成为农村发生严重缺粮危机的因素。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这是因为：考虑到遭受灾害应当减少征购的原则，1959-1961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大幅度下降，后两年甚至低于1936年的水平，按照1957年净征购率计算出的多征购粮食，显然是低估的数字。如果不考虑递增因素，按照1957年每111.4亿公斤粮食占一个净征购率百分点的比例，1959-1961年的净征购率应该为15.3%、12.88%、13.2%，各年多征购的粮食是215.9、123.4、63.4亿公斤，三年共计402.7亿公斤（F ），则三年农村共减少粮食1644.2亿公斤（G ），得出公式（三）：
A ：C ：F ：G ＝54%：21.5%：24.5%：100%
至此，我们得出最后的数据：从粮食看，因灾造成的减少略大于决策错误的减少，两者之比约为5.4：4.6.
这仍然无法说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因为还没有考虑到两个重要的特殊情况：
一、高减产、高征购集中在1959-1960年，和大量进口返销粮食的1961年之间有一个时间差。1959年全国因灾减产数量高达378亿公斤，占三年因灾减产总数的42.5%；而这一年浮夸风仍在盛行，8月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始“反右倾”、继续“大跃进”和追求高指标，10月中央批准了农业部提出的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6500亿公斤的报告，使得遭受灾害严重损失的1959年反倒成为建国以来净征购率最高的一年，高达28%，比1957年多征购180亿公斤，占三年多征购量的44.7%.
1960年，净征购率仍高达21.5%（《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页）。这样，产量剧减，征购激增，竭泽而渔，仅滞后半年（征购年度为每年4月至次年4月），1959年底至1960年底就爆发了农村缺粮危机的高峰。
后果极为严重的河南信阳事件即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急剧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春荒时期甚至持续断粮。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承认自己犯了追求高指标的错误。
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
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但其估计仍偏低，认为“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
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率降为17.5%.
但是，已经形成了贻误救灾时机的一年时间差，这不能不主要归咎于1959年8月本应纠“左”，却更加向“左”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和继续发动“大跃进”决策。
二、还应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的大办公共食堂，使得农村寅吃卯粮，缺粮危机高度集中在夏粮未下的次年春季，打击力度大大增加。
从理论上和整个三年时期讲，提前消费并没有减少农村的粮食占有状况，但其严重打乱了农民为维持全年温饱最低水平的平衡分配，使次年春荒人口大大增加，出现长期的缺粮、断粮期，不仅不能保证种子和其他再生产需要，导致次年继续人为减产因素加大，而且影响到生存。
以1960年农村每人年均消费156公斤（《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计算，平均每天消费0.425公斤，但如果办公共食堂按每天每人消费0.5公斤，则要出现53天的无粮期，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因为无法统计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的积蓄粮食数字和因办公共食堂提前吃光粮食频率，这个因素虽然难以列出数据，但恶性后果是很明显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比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量只下降了2.6%（《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
即使考虑到1957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4.3%，三年中农村消费粮食减少的幅度也远大于城镇。这就说明，高征购、办食堂等错误决策对农村的影响极大，而对粮食定量基本有保证的城镇影响较小。
由此可见，决策错误对1959-1961年农村粮食减少的实际影响，并不仅限于公式（三）的比例。从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决策，使农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加了一倍。
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基本一致的。
首先，刘少奇曾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刘少奇选集》第419页）
就他调查的湖南来说，遭受自然灾害的程度在各省份中不算最大。
1958-1962年，全国遭灾最严重的10个省份是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第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因此，受灾列为第13位的湖南，损失受决策错误影响显然是主要原因。
其次，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没有考察工业等方面的影响。如果加上纯粹因决策错误导致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本文进行繁琐的数字统计和考证，并不是为了简单地重复以前已被提出的判断，而是想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出现两者之一，都足以导致经济困难。
如果决策正确，遇到大的自然灾害，也远不应发生如此之大的经济衰退损失和非正常死亡。但次要原因又是造成严重破坏的原动力，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决策失误虽然会导致经济严重递减，但不应是集中爆炸性的。
决策错误在当时的出现，反映了我们认识严重脱离实际的必然结果；而自然灾害的发生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恰好在我们认识发生严重错误时刻袭击，则有较大的偶然性。
关于自然灾害对三年经济困难的作用，能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人不顾自身体质疲弱奔跑过快，在平地上会摔跟头，头破血流，但如果前面突然出现一个深坑，恐怕就要摔得肢断骨裂。
试想一下，如果1967年、1968年“文革”导致“全面内战”极为混乱的时期，出现了像1959-1961年那样的持续大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将比“大跃进”时期更不堪设想。
所幸的是，“文革”十年中除1972年是灾年外，其余各年灾情都在中等以下，这也是一种偶然性。再加上毛泽东接受“大跃进”时期的教训，比较注意“备战备荒为人民”、“广积粮”政策等其他原因，因而使经济建设仍能有一定自然保障。
关于决策错误对三年经济困难的作用，可以说，它决定了困难的程度和损失的大小。既然人类现在还远不能制止自然灾害的爆发，那么我们只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总结教训、认识规律上，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作用。
首先，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去努力提高生产力，增强人类改造、控制自然的能力。对于生产力的三个要素，“大跃进”时期只强调了人的因素，片面地夸大精神的作用，而且没有强调提高人掌握科学技术的素质；对于提高生产工具水平、认识自然界灾害作用，则没有予以相应的重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是经过了70年代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80年代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使得国家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因此虽然70-80年代我国的自然灾害发生密度大于50年代，呈不断加剧趋势，却再也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后果。
同时，还应看到，人类与自然灾害的斗争是长期的，决不能忽视和松懈。
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从1980年开始明显下降，年均值“五五”期间为11.48%，“六五”期间为6.68%，“七五”期间为3.2%，“这一速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从没有过的”（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第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而80年代自然灾害对农业增长波动的影响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强化，90年代连续出现了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目前，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脆弱：全国还有近2/3的耕地没有灌溉设施，即使有灌溉设施耕地的抗旱标准也不高，农业整体上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田灌排设施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已严重威胁到农业基础的稳定。”（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全国农村水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月11日）这个倾向值得重新注意。
其次，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状况，采取适应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推行大大超前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使损失大大超过自然灾害本身造成的损失。
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的灾难，就是客观规律借自然之手对我们的惩罚。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因此，我们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时期的撰写中，应当实事求是地对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之间的关系给予结合说明。不承认决策错误，完全归结为“天灾”的说法，及否认有“三年自然灾害”，只说明“人祸”因素，甚至直接说“大跃进”饿死若干万人的说法，都是不全面的。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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