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１.陈晓农谈父亲二三事. ２.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 (图)

转贴:　１.陈晓农谈父亲二三事.　２.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

１.陈伯达与毛泽东、林彪的关系——陈晓农谈父亲二三事　　陈小雅

２.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　　陈小雅

　　　　　　陈伯达与毛泽东、林彪的关系——陈晓农谈父亲二三事

　　　　　　　　　　　　　　　　·陈小雅·

　　陈小雅：陈晓农，你好！今年正逢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４０周年，毛
泽东逝世３０周年，也刚好是你６０岁——一个甲子的轮回。在这样一个时间里，
我相信，你对自己的人生会有很多的感叹；对那场你父亲也曾参与，然后又被它打
倒的、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给你自己的命运带来“戏剧性”转折的事件，
会有很多的反思。你去年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
公司，２００５年版。）已经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但读者还有一些感
到不满足的地方。譬如，关于陈伯达的人格；陈伯达三十年代首倡的“新启蒙运动
”，究竟是怎么回事？又譬如，你父亲和林彪、四人帮被当作了三十年前的那场浩
劫的责任承担者，而在林彪集团那里，一直极力撇清与四人帮的关系，你本人似乎
也认为陈伯达与林彪集团不存在“结帮”的关系……诸如此类问题，作为读者和历
史研究者，我很想听听你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作为人子，
你对你父亲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这些看法，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在你的心目中
，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铁血党纪与基督教哲学双重锻造的人格

　　陈晓农：陈伯达仍有旧式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弱点。譬如他懦弱、古板，
性格木讷，拙于口才。一些写批判文章的人讥讽他“像个腐儒”，可说他“同谁也
合不到一块儿”，却不尽然。父亲不会笼络人，也从来没有提拔过跟前的人。但他
平等待人，尽量按情理解决问题，这就能团结人。毛泽东晚年批判父亲时，说他是
“北京军区华北地区的太上皇”，那当然是夸张之辞，但也说明他并非落落寡合之
人。他在处理有关问题时，能听取当地领导人的意见，努力平息纷争，稳定局面，
使生产较快恢复和发展，尽管其工作也难免有缺点错误，但正如北京军区原政委陈
先瑞在回忆中说的：“陈伯达来河北，基本解决了河北安定团结的问题，使河北省
顺利成立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如果这算问题，那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吗？”（见舒
云《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所以，父亲是在不经意间团结了人，由此引起
一些人的不安，是他想不到的。

　　从对待人生的态度来说，父亲除了受到党的纪律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也曾
受到过基督教哲学的某些影响。他对于厄运，颇能逆来顺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
了圣经和中国儒家的影响。他年轻时在教会学校教过书，解放后又重读过圣经。耶
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
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父亲在有些事关大局的问题上能独出己见
，譬如，在主张“百家争鸣”，提出“电子中心”论，反对“血统论”，提出“反
九大”的生产力路线……（详见陈小雅采访录《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
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表现出倔强的一面，但其性格里也确有软弱、服从的“迂
”的一面，这正是旧知识分子性格上的矛盾处。中国儒家也强调服从、顺从。宋代
张载的《西铭》，很受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推崇，被很多文人当作座右铭。解放初
，父亲因二十多年没用毛笔，重练毛笔字，此时他把《西铭》全文抄写了一遍。《
西铭》中有这样的话：“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
也。”将明知要被晋献公处死却不逃走的申生，和甘愿被听信谗言的父亲放逐的伯
奇，视为道德的典范。《西铭》结尾的话是：“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其以
顺从为人生准则，与耶稣的精神是一致的。父亲在代人受过、被强加罪名时，很少
为自己分辨，而总是逆来顺受，为顾全大局而忍辱自污。他１９８０年在监狱里对
工作人员说：“我的精神、肉体，都是属于党的。党对我怎么处理都行。”（　见
萧思科《超级审判》下册６３０页。）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上述人生哲学的影
响。

　　陈小雅：我注意到陈伯达说过，听天由命，“党就是我的‘天’”，党怎么安
排，他就接受怎样的命运。这里，令我非常感叹的是：所谓“君臣关系”，并非完
全是一方面强加给另一方面的，而是双方在一种共同认定的政治伦理规则内互动的
结果。有这样的臣，固然因为有那样的君；而有那样的臣，年深日久，也必然有那
样的君！有这样的党员，也就有这样的党。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这个看法？我读
叶永烈写的陈伯达的传记也好，读你编辑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也好，总有一
种感觉，他和毛共事的时候，人性总是得不到舒张，而他和所谓“林彪集团”搞到
一起去——尽管你否认这种描述——以后，人性是舒张的，他的人格似乎也变得无
畏和勇敢些，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看法，而原因又是什么？

◇　陈伯达为何出任中央文革组长？

　　陈晓农：说到父亲和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关系。父亲说
过，他与他们几位是工作关系，没有太多的接触。

　　陈小雅：我听邱会作的儿子说，他们家原来有一幅你父亲题写的大挂轴，每个
字都有小脸盆那么大，内容是：天地驰驱客，英雄清静身；留心千古事，不厌一寐
尘。邱路光说，他那时还不知道“寐”字怎么读，所以读成“床”字。庐山会议陈
伯达倒霉后，他不得不把这幅字撕了。但那木轴的质地很坚硬，他用斧子劈也劈不
断。

　　陈晓农：我问过我父亲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父亲说：“林彪说话不多，他生
活好像很简单。有一次我有事去他那里，见他一个人在过道吃饭，饭菜很简单，也
没有人陪他。”“黄永胜他们几位，我觉得都比较老实。他们和我议论过江青、康
生、张春桥。有一次黄永胜说，康生这个人，血压那么高了，还在忙着整人，连命
都不要了。那时候有一种感觉，要搞倒我，主要是江青和康生。我后来写过一份材
料，我说真正的四人帮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这四个人。过去说王、
张、江、姚，其实，除了那三个，另一个应当是康生，而不是王洪文。”

　　最近我看到程光《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里面有一些新的事实。
作者写道：“陈伯达一直担任中央文革组长，为什么倒是他主动‘停止’了中央文
革的活动？为什么江青等人对陈伯达有着近乎‘刻骨’的恨？这些费解的事一经点
破内幕，顿时令人恍然大悟。陈伯达即便作为‘徒有虚名’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也不能为江青所容，多受江青等人排挤打击，曾几次流露出不想再干的念头，都被
林彪劝止。‘九大’前很早的时候，林彪对想辞去中央文革组长一职的陈伯达说：
‘你不占住这个位子（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
多。’”

　　父亲一直想辞职，却未能有个了断，看来重要的原因是林彪对他辞职进行了劝
阻，目的是为了不让江青的图谋得逞。我觉得林彪和父亲在防止江青等人篡权的问
题上有些意见交流，是正当的。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同周恩来也有所交流，在《陈
伯达遗稿》第１１５页中已有记录。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大局而同两位主要领导
人进行的工作交流，而并非在搞私人同盟。

　　至于陈伯达与林彪没有结盟关系，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提出了几点
证据：其一，是九届二中全会上“称天才”的语录，不是事先准备好的，是临时让
秘书找的。会上唯一违反常规的事情，是“揪张春桥”，但那是汪东兴提出来的。
其二，至少在华北，陈伯达的行为被民间看成是与林彪对立的。其三，庐山会议毛
泽东发动“批陈”以后，林彪曾对其下属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
受骗。”林彪的下属们果然照办了。（见萧思科《超级审判》下册６３０页。）如
果有同盟关系，不应有这种落井下石的事。其三，“九一三”事件后，在一系列批
林材料中，是毛泽东亲自将“林陈反党集团”改为“林彪反党集团”。

◇　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为帝王师？

　　陈小雅：我在读叶永烈写的陈伯达的传记时，觉得主人公有一种“为帝王师”
的旧式知识分子情结，你认为有没有？是不是作家对他的行为诠释传达了错误的信
息，或者我这个读者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陈晓农：这个问题我没有细想过，但我觉得“为帝王师”可以说是儒家的一个
传统。孔子、孟子都是“帝王师”，他们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自然也都是要“为帝
王师”的。接近帝王的，可以直接对帝王进行说服开导，不能接近帝王的则以其策
论、奏章等间接对帝王进行开导。儒家是主张积极参与政治的。本来，政治乃天下
之公器，人人可以过问。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中央集权制
，政治决定权高度集中，这本来也是儒家的主张；另一方面儒家又鼓励士人参与政
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则”；结果，参与
政治，“治国平天下”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帝王师”了。从这一点来说，“为帝王
师”是普遍现象。但我感觉父亲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影响，但总的来说，他只
是“记室”，也就是秘书，而不是“帝师”。有人把他和陈布雷相比较，是有些道
理的。陈布雷也只是“记室”，而不是“帝师”。

◇　哥哥陈晓达自杀原因：失恋还是工作失误？

　　陈小雅：关于你哥哥陈晓达自杀的原因，你能不能谈一下？你父亲对他和李敏
的恋爱持何种态度，生活中有没有流露过支持或反对的意见？你认为陈晓达是因为
失恋而自杀，还是因为工作失误而自杀？

　　陈晓农：这件事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已经写过了。我父亲那时很忙
，而且我哥哥与李敏来往最多的那个时期，即１９５８年冬和１９５９年春，我父
亲不在北京。他那时正在福建和广东的农村搞调查，所以他是在他们分手后才知道
情况的。那个年代，青年人谈恋爱，不会先向大人声明是在谈恋爱。我哥哥自小与
李敏熟悉，他们有来往本来是自然的。至于我哥哥自杀的原因，我在书里也谈了，
我认为是多种因素的结果。

　　我哥哥小时候是个任性的孩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先驱者的后代》，有
篇讲陈昌浩儿子陈祖涛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飞机就要起飞了，陈伯达和他
爱人也在送行人的行列中，陈伯达的儿子小老虎（陈小达）被保姆抱着在飞机上玩
耍，无论如何不肯下来，并且大哭不止。最后周恩来只好说，那就都去吧。就这样
，飞机载着四个小伙伴，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起飞了。”父亲也说起过
这个情况，可见哥哥的任性。前两年，哥哥在苏联时的一个同学跟我说：“你哥哥
学习非常好，他得了金质奖章。极少有人能获得金质奖章。他后来又顺利考上了莫
斯科大学。”哥哥的人生道路太顺利了，任性而又顺利，这使他在连续的挫折面前
失去了承受的能力。

◇　文革中的父子来往

　　陈小雅：以前我们谈过，你父亲在你的教育、升学与择业问题上的干预。下面
，我还想请你谈谈你们父子之间的交流情况。父亲经常对你有指导吗？文革大潮中
，你们有什么交往？

　　陈晓农：文革前，父亲在外地出差的时间往往比在家里的时间长，所以很少有
与子女交谈的时间。偶尔谈话时，他也从来不跟我们谈政治，更不让我们看他桌子
上的文件，不像有些高干，随便把文件拿给子女看。（详见陈小雅采访录《无所逃
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

　　我一生只收到过父亲的三次信，都是我去内蒙后写给我的。其中１９６６年７
月我因公回京，在离家与同事会合将返内蒙时，父亲写给我的一封，已在《陈伯达
最后口述回忆》中引用过。原文如下：

　　小农：听说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时来看你，不遇，甚憾。你继续到下面
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贫下中农学习，作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
并且要随时拿这一点来考察自己，不断教育自己。要拜群众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
。不要经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觉得自己有点特殊的样子。党和人
民把你养成人了，此后一切，每时每刻，都是要想怎样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惠。
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最最害人的东西。永远永远不要让个人主义盘踞你
的脑子，这样，才能看得宽，看得远，才能前进，才有前途，才会使自己成为人民
血肉的部分。不管怎样，我们总只是群众海洋的一滴水。我本人也有缺点，决不能
学。但是我总认为，我的生是属于人民的，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是毛主席
的教训，党的教训，希望你永远记着。

　　　　　　　　　　　　　　　匆匆祝路上平安爸爸　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时

　　还有两封，是我１９６５年８月到农村以后时间不久收到的，其中９月２２日
的信内容如下：

　　小农：你以前来的两次信，都收到了。你给岭梅的信，也看过了。我和妈妈最
近都有些事，迟迟未复，让你心里着急，这是我的不是。

　　你决心到乡里去做普通劳动者，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一个年青人，如果不同劳
动群众打成一片，熟悉群众的各种事项，知道他们的心，而同群众格格不入，将来
是不能有所成就的。

　　希望你在劳动方面多多注意，要学习各种技能。睡觉最好要有八点钟时间。这
样，对劳动和其他工作，都会做得更好。如果睡觉太少，第二天精神不佳，就必然
会影响劳动和其他工作，实际会降低质量。对这点，如有机会，可同领导者和同志
们商量一下，看看怎样办才有利。

　　初到乡村，一切不熟悉，当然会有些困难，但持之有恒，困难可以逐步克服的
。家里一切都好。妈妈有病（几天内可好），近日到医院住，所以不能给你回信，
但她是很关心你的。小英考上了护士，很高兴，岭梅，弟弟，都好，请放心。有些
事，由岭梅给你写详细点，我不多说了。祝平安！

　　此信发出后，１０月９日叔宴妈妈给我写了信，父亲又在该信后面附写了以下
的话：

　　小农：妈妈的话说得很对，你要记住。遇事要有耐心，要安静思索，要同群众
商量，有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熟悉群众，熟悉劳动，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
很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就会成一个有用的人。

　　　　　　　　　　　　　　　　　　　　匆匆，祝好！

　　父亲在信中表示支持我到农村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他知道我遇到了一些困难
后，鼓励我克服困难，努力坚持下去。

　　然而，一年后，文革开始了。因我的身份是公开的，总有人做文章，我难以应
对，我的身体也不好，有高血压，于是我向内蒙古安置办公室提出希望更换劳动地
点，将身份保密，得到了同意，可当时的混乱局面使事情无法落实。１９６７年冬
，我向父亲秘书王保春谈了情况，他安排我先到医院检查治疗，就和父亲商量让我
到工厂去当工人。起初委托天津的同志帮安排，没几天，受委托的同志被江青点名
打倒，父亲只好转而委托李雪峰同志帮助在石家庄安排。

◇　唯一的一次“走后门”，为的是去当工人

　　陈晓农：１９６８年初的一天，父亲领我去了李雪峰家。父亲对李雪峰说：“
麻烦你安排他到工厂当个工人。绝对不要让他当干部。让他当个学徒工，从学徒做
起。”这样，我就到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当了学徒工，学徒期是两年半。１９７
０年父亲倒台后一个月，正是我学徒期满转为一级工的时候。从此我就与父亲失去
了联系，直到１９７９年１２月才有了第一次探监的机会。

　　我在工厂时，身份是保密的。父亲倒台后，１９７０年底，省里已将我的情况
通知厂里，但表面仍一切照常。那时，父亲的一个秘书、原８３４１部队干部缪俊
胜给我写过信，告诉我不能回家，信里没有解释任何原因。１９７１年新年过后，
我很苦闷，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想自己回家看看，就跟班组领导说了。车间书记
马上找我谈话，说省里通知，我不能离开石家庄，并说这样做是对我好。我才明白
父亲完全倒了，而且倒得很奇怪，很神秘。１０月份传达林陈反党集团文件后，厂
领导和军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话，说我的身份公开不公开由我自己决定。我想这时候
了，不公开别人也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必要，就在车间会上公开了身份。一些朝夕
相处的工人直到此时才知道我的情况。

　　……

　　父亲平时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他对子女当然也这样要求。他倒后，“小
小老百姓”这句话也被人加以种种罪名。其实，这句话不过是吐露了他希望离开官
场，过百姓生活的心情。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刘盆子”。“刘
盆子”是东汉末年一个放牛娃，因是皇室远亲，被起义军强拉出来当了傀儡皇帝。
父亲自比“刘盆子”，以表明接受任职的不得已。

　　父亲本人尚且不愿滞留官场，又如何肯让子女再入官场呢？父亲平生没有为任
何亲属谋过一官半职。专案组调查了多少年，也没查出他谋私利、用私人的证据，
他的所有本家亲属都是老百姓，只不过他曾走后门为儿子谋过一个学徒工的位置。

　　一个人总有他的本色。就像许世友征战几十年仍在多方面不失僧人本色一样，
父亲为中共中央服务几十年也仍持有书生本色。

◇　欲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

　　陈小雅：从陈伯达一生的行为轨迹看，他确实实现了儒家倡导的信条：达则兼
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陈晓农：作为书生，父亲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福建读书人自古就有亦官亦民、
弃官为民的传统，官民界限看得淡。朱熹为闽学的开山祖师，一生多次弃官为民。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父亲的书法即取“仲晦”为笔名。明代泉州人李卓吾，别
号李温陵，也是弃官为民。清代主持泉州清源书院的陈寿祺，是父亲曾祖父的老师
，也是辞官讲学者。父亲希望像前辈乡贤那样回归民间，即便得不到许可，也自视
是百姓，与其自小所受的文化熏陶不无关系。

　　我下乡前，１９６５年春夏间，父亲对全家人说过，他正式向中央提出过下放
的请求，但没有得到批准。父亲晚年说：“毛主席知道我想离开，想了很多办法留
住我。他提出办《红旗》杂志，也是想留住我。”所以，在五十年代后期，父亲提
出过下放的请求。六十年代，他又提出过退休的请求，受到了刘少奇的批评，《陈
伯达遗稿》第１４２页有父亲对此事的记录。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父亲觉得累
了，想换个环境或退休为民，应当是不难理解的。

　　陈小雅：据你看，陈伯达提出下放也好，退休也好，是因为什么原因？

　　陈晓农：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曾述及他在建国前后起草过《七大政
治报告》、《共同纲领》、《宪法草案》、《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等重要文件，
以及他第一个提出在文化科学上应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一个提出“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的问题”（毛泽东在“人民内部”后面加了“矛盾”二字）；以及在八
大决议中提出发展生产力是首要任务，即所谓的“唯生产力论”；等等。

　　据近来看到的材料，父亲还第一个提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上应实行“国家
资本主义”（见《党的文献》１９８９年第５期所载刘少奇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３日
讲话《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这个政策对五十年代初迅速恢复和发展经
济起了重大作用。

　　总之，父亲的工作量很大，为完成这些工作他已瘁心竭力，疲惫不堪，所以希
望休息。一般人都知道军人征战不易，较少想到文政同样艰难。正确的内外政策和
根本大法，对于新政权的稳固至关重要，所谓“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

　　陈小雅：除了“疲倦”，还有没有失望的成分在其中，觉得若不能实现理想，
不如退而“独善其身”？我知道，他年轻时代是很有雄心壮志的，譬如他给自己取
的笔名叫“伯达”，实际上是斯巴达克思的音译；他还发起过三十年代轰动全国的
“新启蒙”运动，你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这个被历史湮没了的“镜头”……陈伯达
如果对照他的晚年，是不是距离这些理想目标太远了？

◇　陈伯达首倡的三十年代“新启蒙运动”

　　陈晓农：关于新启蒙，应由历史学家根据原始文献来研究。概括地说，新启蒙
运动有两大主题：抗日和民主。其纲领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
，……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见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１９
３６年９月１０日）

　　新启蒙运动主张团结文化界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组织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号
召“组织全民族的抵抗，来挽救民族大破灭的危机”，并强调民主和思想自由。我
父亲在《哲学的国防动员》、《论新启蒙运动》、《我们还需要“德赛二先生”》
、《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无罪》等文中对
新启蒙运动作了论述。

　　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还有张申府、艾思奇等，响应者比较广泛。父亲说，张申
府当时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洋哲学，他们曾多次见面，商讨新启蒙运动的事。和艾思
奇则是文字交流，艾思奇那时在上海。新启蒙运动的历史作用如同《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所说：“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凡是
救亡运动所能波及的社会阶层、团体或个人，多受了它的影响。”（见该书１９６
２年版第二卷３３０页）

　　２００３年初，李慎之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说：“现在，翻检中央
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理由可能是因为新启蒙不是
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
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见２
００３年《炎黄春秋》第３期）

　　其实，官方史书不提新启蒙的原因很简单。父亲倒后，新启蒙是受批判的。代
表性的批判文章，我见到的有１９７４年第９期《学习与批判》上的《陈伯达尊孔
反共的一生》和１９７８年《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上的《“国防哲学”就是投降
哲学——评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等。

　　１９８５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对新启蒙运
动重新作了肯定性的评价。此后一些著作陆续有所介绍，但中央权威部门的出版物
对这一运动仍是不提的。

　　无论是头等大事化为不值一提的小事，还是父亲提出的主张，有的在实行时走
了样，有的只被部分采纳或未被采纳，总之，父亲挑担子挑累了，想换个轻活儿或
好好歇息，这是实在的想法。此外，他感觉到与领导在思想上有分歧，也是想离开
的原因。

　　父亲想下放和退休的请求未被接受，此后他服从党的纪律，继续为中央服务，
但是，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基本不是积极主动，而是被推动着工作。对很多事，他
是勉强、甚至是违心的。他还时不时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异议。所以，毛泽东说他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周恩来１９７０年９月３日也指出：“
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叶群同年１０月１
３日在写给毛泽东的检查中也说“陈伯达动不动就撂挑子”。这些说法，印证了父
亲与领导在思想上存在分歧的事实，印证了父亲晚年确有离开中央之意。至于他在
中央的最后阶段再度要辞职却最终未能辞，原因在前面已说过，是因接受了林彪的
劝阻，防止江青趁机揽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主要的，是父亲提出并坚持“唯生产力论”，不肯认
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思想路线上的分歧是“从来没有配合”、“长期不合
作”和“动不动就撂挑子”的根本原因。

　　当然，父亲想离开中央，是希望能好来好去，好聚好散，“安得君恩许归去，
东陵闲种一园瓜。”东陵侯被废后学种瓜一类故事曾是他乐道的。可事情的发展却
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在被关押十年之后又被判了
十八年重刑，对此他只能听凭摆布。

◇　陈伯达与周扬的厄运

　　陈小雅：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你曾谈到你父亲和周扬１９８２
年４月会晤的情况，但以后两人的间接交往情况没有多谈。最近，我看到邓力群的
《十二个春秋》里面又提到这件事。他的意思好像是，周扬犯错误，与他和陈伯达
的交往有关。但在我们看来，那是周扬的觉悟，当然，也与陈伯达的觉悟有关。你
能补充一些这方面的细节吗？

　　陈晓农：１９８３年５月周扬发表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讲话，事先父亲并不
知道，报上刊登以后，父亲看了也觉得提法很新，随后翻阅了一些文献。不久，报
上有一些商榷的文章，语气尚和缓。很快，周扬委托一位同志来询问父亲对这个问
题的看法。记得父亲当时想了一下，约略谈了几点：“‘异化’的提法，马克思早
期用得多些，晚年用得少些；他后来更多地是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解释社
会问题；这个问题还需要人们继续研究。”９月底，父亲因腿疼加剧，住进位于小
西天的解放军２６２医院，１０月份，报上突然对周扬点了名，并把周扬文章的观
点上纲为反对社会主义。父亲很感意外，对我说：“糟糕，这样一来，周扬会很难
过的。”我回答说：“不会吧，他过去大风大浪都过来了。”父亲说：“那不一样
，现在他年纪老了。”父亲一时很焦虑，说：“不会是因为跟我的来往连累了他吧
？原来约好出院后和他再见一面。看来只好拖一拖了。”

　　父亲再也没有机会和周扬见面了，他出院不久，周扬就病倒了。父亲看了胡乔
木写的批判周扬观点的长文，对我说：“胡乔木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他过去基本
上没有写过哲学方面的文章，对哲学问题不熟悉。”我说：“他过去好像写过一篇
评论尼赫鲁的哲学的文章。”父亲说：“那不是哲学文章。”停了片刻，又说：“
总之，这些问题是属于比较高级的理论问题，应当允许讨论，不能这样随便下结论
。”

　　前两年听说，胡乔木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命而作，究竟是怎么个情况，
我还不清楚。

　　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曾说周扬和父亲“先后轻重不一跌入俄狄浦斯
厄运”。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位努力避免做坏事，却偏偏躲不开命运的摆布，
在无意中犯了杀父娶母大罪的底比斯国王。俄狄浦斯知道真情后，刺瞎自己的眼睛
，把自己流放出国，在雅典附近的科洛努斯死去，在那里被大地吞没。这是古希腊
最深刻的悲剧故事。古希腊最杰出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将其写为剧本后，亚里士
多德称该剧为“悲剧的典范”。你可以说周扬和陈伯达这两个文人有这样那样的大
过，但应明白，那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在特殊时期的一些所作所为和他们自身的
命运，本质上不由他们自己主宰。他们像俄狄浦斯一样坦诚，也像俄狄浦斯一样以
实际行动改过。

◇　对父亲的总印象

　　陈小雅：你是陈伯达诸多子女中，陪父亲度过最后几年时光的孩子。在访谈该
结束时，可不可以再概括说几句？

　　陈晓农：父亲原本是个教书匠，从１７岁开始，先后在惠安和厦门的许多小学
当教师。２２岁在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３０岁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
讲授世界经济，后到北平中国大学讲授先秦诸子，同时先后主编过《民族战旗》、
《华北烽火》、《长城》、《国防》等抗日救亡刊物，其一面为教育操心忙碌，一
面为救国呐喊奔走，如他年轻时一位乡亲的调侃：“七文钱的面孔，为国担忧。”
３３岁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教书。建国
后也曾主持马列学院的教学和研究。他一生中教过的学生难以记数，然而一旦以言
获罪，身陷狱中，则划清界限者有之，毁师求荣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不过也
有一些态度迥异者。

　　史立德、张楠、王拓都是原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和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士，在父
亲去世后，他们不顾年迈体衰，不避时忌，拄着拐杖来到告别室，在父亲遗体前痛
哭失声，其情其景，难以言表。而马列学院的学生中，只有洪禹一人到场。

　　偶尔我也遇到过老百姓中的父亲的学生。１９８２年春我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社，先在发行科工作，不久，因图书资料室缺人，领导让我到该室跟一位老先生学
古籍编目。老先生名鹿辉世，解放前曾在辅仁大学教历史，是陈垣校长的助手，后
因病辞去教职，解放初病愈想重新工作时，却因曾是北京市的参政员，去有关部门
登了记，结果被分配到外省教小学。他是退休后被杂志社临时聘用的。鹿老先生一
见到我就说：“我也是你父亲的学生。那时我是中国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你父亲是
教国学系，但他讲大课时我也去听过。”

　　过了两天，我想到“鹿”这个姓很少有，就问老先生：“您老家是哪里？”老
先生答：“河北定兴。”我又问：“那鹿传霖……”“是我曾祖。”老先生应声而
答。

　　我俩的话马上多起来。老先生问到我的高祖陈金城，谈到他熟读过陈金城老师
陈寿祺和寿祺之子陈乔纵的书，还说他自己跟吴承仕先生也很熟，当年还有人想介
绍吴承仕的女儿跟他谈对象……。似乎世界一下就变小了。

　　说来奇怪，鹿传霖是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陈金城只是道光年间
的刑部主事，哪跟哪呀，可他们的后代碰到一起就觉得很投缘，也许就因为“同是
天涯沦落人”吧，我和鹿老先生成了忘年交。父亲得知有这样一位文史专家做我的
老师，也很高兴，叮嘱我一定要跟老先生好好学。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单位
领导嫌老先生已年过七十，硬把他辞退了。

　　回顾此生，我总会想起宋代陈与义的两句诗：“多少人间事，天涯醉又醒。”
人们总是在事情过后才容易清醒些。想来，将来的人们，会比现在的人更清醒些。

　　陈小雅：在这方面，我倒是认为，将来是既可以进化也可以退化的，关键看我
们今天怎么做。无论如何，非常谢谢你能够接受我的访谈！相信许多读者都会对此
感兴趣的。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６日第一稿；２００６年６月８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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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

　　　　　　　　　　　　　　　　·陈小雅·

　　题解：解放初，陈伯达因二十多年没用毛笔，重练毛笔字，把宋人张载的《西
铭》全文抄写了一遍。《西铭》中有“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于从而
顺令者，伯奇也。”将明知要被晋献公处死却不逃走的申生，和甘愿被听信谗言的
父亲放逐的伯奇，视为道德的典范。详见陈小雅采访录《陈伯达与毛泽东、林彪的
关系——陈晓农谈父亲二三事》。

　　陈小雅：陈晓农，你好！今年正逢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毛
泽东逝世三十周年，也刚好是你六十岁——一个甲子的轮回。在这样一个时间里，
我相信，你对自己的人生会有很多的感叹；对那场你父亲也曾参与，然后又被它打
倒的、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给你自己的命运带来“戏剧性”转折的事件，
会有很多的反思。这些年来，不少已故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大写自己父亲的回忆录，
但你们却不能写或者写了也不能发表，这使很多对当年政治定论不认同者，或者想
获得多方位历史资讯的读者感到很不满意。

　　为此，有研究者建议我研究一下你父亲陈伯达的“公案”，并愿意提供全部资
料。限于学力、精力和个人兴趣，我不可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而且我觉得，就政
治问题来说，你去年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足够说明问题。陈伯达在政治
上是否能够被公正对待，问题并不在于事实不清楚，而在于中央彻底纠正和反思“
文革”、反思毛泽东问题的决心。而且我认为，即使将来陈伯达获得政治上公允的
评价，也不意味着一个复杂人物的问题研究就可以宣告结束。更何况，即使社会对
一个人已再无争议，每一个个人，当然更包括他的家属、亲人，也可以保留自己的
看法。一个健全社会的人文环境，不是要消弭个性，而是为千差万别的生命形态的
生存繁衍提供安全保障。

　　所以，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人子，你对你父亲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这些看
法，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你父亲三十年代首倡的“新启蒙运动”，曾因战争的硝
烟而湮灭，而在半个世纪后的近二十年里，又不断地被思想新锐的人们高举；他所
主张的“百家争鸣”，曾被毛泽东的文化专制所扼杀，但这已经或正在为社会文化
的发展趋向所肯定；他所坚持和关注的“发展生产力”、“电子中心”运动，已经
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作为他的家人，却仍背负着沉重
的历史包袱，且没能享受到这一切进步理应带来的欢乐，我想，你一定会有很多感
想。

　　当然，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和人文学者，我希望你能暂时先放置一下那些沉重的
历史话题，先让读者了解一下，你父亲不为世人所知道的那一面。在你的心目中，
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里，需要的不是你把自己的感觉去与社会的评价体系—
—譬如伦理规范、政治原则或理想楷模——的差别加以弥合，不是去求同，而是返
回生命朴素的印象，挖掘你记忆中最受感动和留下刻痕的东西。

　　咱们就从头开始，先谈谈你父亲留在你记忆中最早的事情，好吗？

◇　我以为他真的就叫“陈教员”

　　陈晓农：好的。我对父亲最早的印象，是１９４９年我３岁时，父亲和我一起
住在香山碧云寺的时候。那时，我们住在碧云寺哼哈二将门里左侧的一个院落。我
因年小，出出进进都要父亲或别的大人牵着我的手。这里是山坡，台阶很多，尽管
有大人牵着，我还是在一次上下台阶时摔倒，把鼻梁磕破了，请医生缝了好几针。

　　陈小雅：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心目中最早的父亲印象，你会在这些词中间
选择哪一个？譬如：慈祥的、亲切的、严肃的、冷酷的、忙碌的……？

　　陈晓农：第一印象应该是“忙碌的”。此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已经离异。母亲
文菲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当作“特务”审查，虽然平反了，但因受了刺激，精神
状况逐渐变差，没有照顾孩子的能力，所以我是由父亲抚养的。他的工作很忙，还
要带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所以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警卫员郭运华叔叔照顾，
有时父亲以前的助手田家英也过来领我玩。后来请了一个阿姨，就主要靠阿姨来照
顾了。

　　陈小雅：小时候，你对父亲的职业，有什么样的意识？譬如说，他在毛泽东身
边工作，你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吗？

　　陈晓农：别人问我的父亲是谁，我总是回答：“陈教员。”这不仅是父亲让我
这样回答，当时大人们也经常这样称呼他，所以我当时真的以为他就叫“陈教员”
。

◇　陈伯达待子，与毛泽东迥异

　　陈晓农：５岁时，我家搬到了中南海。那时，叔宴妈妈和岭梅住一间房，我和
父亲住一间房，两间房有门相通。父亲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床，我和父亲是一起睡的
。半夜里我起来，就把父亲捅醒，他就把床边书桌上的台灯拧开。我在痰盂小便时
，他往往又睡着了，我还得再次把他捅醒，让他关灯。他宁可麻烦，也不让小孩自
己弄开关。

　　陈小雅：你的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毛泽东对孩子的教训方法。据傅连璋的夫人陈
真仁回忆，李敏小时候喜欢用手去摸炉子上的开水壶。陈阿姨不让她摸，她偏要摸
。毛泽东就说，你让她摸，烫了一回，她就知道不摸了。看来，你父亲不敢让你去
冒这个险。他对你的确是尽了做父亲的责任的。除此之外，在你们兄妹中，他有没
有给你吃“偏食”或吃“独食”的习惯？譬如，生活上，教育上……

　　陈晓农：我哥哥在苏联留学时期，我是家里的大孩子，所以父亲对我的关注多
一些。小时侯，父亲曾用楷书抄录了明代文嘉的《明日歌》，让我挂在床旁边的墙
上。另外，他还用行书抄录了诸葛亮的《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
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挂在全家
人吃饭的房间。这也是一种教育子女的方式。在我上学期间，父亲的工作是很忙碌
的，他自称是“劳碌命”，所以对我功课之余的读书学习很少过问，但也有过零星
的建议。小时候，他给过我一部线装的《课子随笔》，里面收集了古人教育子女的
文章；他还给过我一部《幼学琼林》，我还没有看，就被一个亲戚拿走了。

　　有时他也让我背点古文，如《古文观止》中《左传》、《战国策》的某些篇章
，陶渊明、韩愈、柳宗元、苏轼的一些名作，以及清代彭端淑的《为学》。他还给
我买过一套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少年百科全书》和周建人主编的一套科普书，这
些书我常翻翻。上中学后他就基本不问我读什么书了，只希望我把自然科学知识学
好些。不过，我记得上高中时，有一次父亲看我在读一本中国哲学史，对我说：“
最好还是先看古人原作，不要一开始就看议论，现在的议论不一定对。”

◇　作文编造田家英“历史”，遭受父亲严责

　　陈小雅：少年时期的教育，你父亲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情是什么？

　　陈晓农：上小学时，父亲只在每学期末看看我的成绩单。但有一次，父亲偶然
看了我的作文，对我发了脾气。原来，那篇作文老师给的题目是《我熟悉的某某叔
叔》，我写的是田家英，内容做了虚构，说田家英叔叔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经受过
严刑拷打等等。父亲说：“你怎么能这样胡写？田家英从来没有坐过监狱！”我说
：“老师说可以虚构。”父亲厉声说：“你这是胡编乱造！以后写文章不许胡编乱
造！记住！”然后在作文后面批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是编造的！这篇作文不
及格！”批完以后又说：“你把我写的话给老师看看！”我给老师看后，老师并没
有说话。

◇　“群众不同意的事，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

　　陈小雅：你对父亲处理公务，最初留下了什么印象？

　　陈晓农：１０岁那年，父亲回家乡搞调查。年底，叔宴妈妈带我和两个妹妹一
起去福建，跟父亲一起在福建过年。离开福州回北京后的第一个新年，叶飞家的孩
子们还给我们寄来了他们自己做的贺年片。但父亲１９５８年底第二次回福建时，
他和叶飞的关系就处得不好了……

　　陈小雅：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矛盾？

　　陈晓农：是父亲对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和叶飞发生了争论。叔宴妈
妈从福建回来后说，食堂的做法要不得，她在食堂吃饭时亲眼看到一个妇女把掉到
地上的一大团米饭一脚踢开，这样子浪费，全不顾以后了。父亲１９５９年１月９
日给中央写了信，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里转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注释中对此信的摘录。但这个摘录很简略。前些时偶然看到
《读书》１９９８年第４期一篇谈赵树理的文章，作者陈徒手写道：

　　“后来我看到１９５９年１月９日陈伯达致毛泽东的信（作为中央宣传工作座
谈会文件之一散发），才发觉陈伯达在信中也有与赵树理相近似的感受，他在福建
家乡走了一圈后，对密植、深耕、干部作风、虚报数字等问题对毛泽东直抒已见，
他甚至明确地说：‘当群众不同意干的时侯，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

　　１９９１年初，一位已离休的老干部对我说：“１９５８年底你父亲来福建时
，和我同到一个生产队蹲点，天天吃地瓜，后来工作队的人都吃不消了，犯胃酸。
我还好，我是当地人，但后来也觉得顶不住了，可你父亲仍是一声不吭，天天吃地
瓜。你父亲通过与群众同吃同住，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他严肃批评了脱离群众的
瞎指挥和浮夸风。后来我和叶飞说起此事，他说了一句：‘这样和群众同吃，很对
，但是，也很难。’”

　　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时，父亲因起草刘少奇的报告，很疲劳。中央让他到玉
泉山休息，所以他未参加讨论。会议期间的一个星期天，全家人正在玉泉山，忽然
中南海警卫室打来电话，说叶飞和一些福建的干部要求见父亲，……叶飞这次来，
有表示抱歉之意，这也是不容易的。

　　陈小雅：你父亲替刘少奇起草报告，如此“玩儿命”，是不是也是毛泽东后来
在庐山会议上说，在“重大问题上”，陈伯达从来没有同他合作过的原因之一？陈
伯达与刘少奇的关系怎样？

　　陈晓农：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的批语，这个报告毛泽东是看过的，
毛泽东没有看的是刘少奇在讨论报告时的一个讲话。关于“从来没有配合”的问题
，我想后面再谈。至于陈伯达与刘少奇的关系，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上“批陈”的
时候，有人揭发：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允诺，自己搬进新房子后，原来在中南海住
过的旧房子陈伯达可以住，这确有其事。但结果是陈伯达没有住进去，因为杨尚昆
对他说，这房子你不能住。后来是杨尚昆自己住进去了。

◇　为“惠女水库”解燃眉之急

　　陈小雅：你觉得你父亲的性格怎么样？

　　陈晓农：父亲本是个比较软弱的文人。我母亲亲口对我说过：“你爸爸是个老
实精。”叔宴妈妈（刘叔宴，陈伯达的第三任妻子）也说过：“你爸爸性格太懦弱
。”但有时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他也能独出己见，而且很倔强。家乡人告
诉我：“大跃进时，惠安修水库，你父亲来工地劳动，看到工地上绝大多数都是妇
女，很感动，就题了‘英勇的惠安妇女万岁’几个字，说：‘这个水库就叫惠女水
库吧。’当时雨季将到，天空已阴沉，而工程已到关键时刻。如果大雨一来，工程
将前功尽弃。你父亲着急了，在县委给叶飞打电话，说：‘请你立即派部队来帮助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派的人来！你的人不来，我不离开。’叶飞派的部队和几十辆
卡车赶来了，抢在大雨前修好了大坝。这个水库对惠安的生产起了很大作用，灌溉
了很大面积的土地。过去每年都会发水淹死一些人，有了水库就不再有淹死人的事
了。”父亲倒了以后，水库被改名，一个纪念碑的碑文中提到过父亲，也被用凿子
凿去了他的名字。

◇　冠名“反动血统论”的第一人

　　陈晓农：我自己亲见的父亲表现倔强的事，就是文革初他对“血统论”的批判
。当时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来势汹汹，猖獗一时。不
同意这个对联的人一般也只是说这个对联“讲阶级路线过了头”、“过分了”、“
过左了”，没有人把它和“反动”一词相联系。“红五类”、“黑五类”等说法也
是这样。有些领导人对“黑五类”的说法表示过质疑，但是没有反对“红五类”的
说法。而父亲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６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却毅然决然说道：

　　“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利用一部分年
青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
反动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
的历史唯心主义。”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
生中划分什么‘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我们劝青
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

　　陈小雅：流行的说法，文革初最早对“血统论”提出质疑的，在民间首推遇罗
克。但是他１９７０年被镇压了。前两年在互联网上读到遇罗克狱中难友张郎郎写
的《遇罗克现象的反思》，其中谈到遇罗克文章产生的背景。张郎郎说：

　　“或许为还历史真实面目，应该指出，他的文章一开始可以出现并传播，可以
说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因为，这篇文章出现，是在陈伯达发表了反对血统
论的讲话以后，出身‘不好’的学生，等于听到了特赦令。……可以说陈伯达的讲
话，当时使人们从长期不得喘息的压力下，突然得到心理解放。文革以来第一次，
他们可以‘合法’地，理直气壮地对血统论说‘不’。”

　　张郎郎的这段回忆，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我想了解的是，你父亲讲
话以后，除了有支持者以外，是否也有反对者？

　　陈晓农：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将那个对联的思想，以及划分“红五类”、“黑
五类”等等行径，定性为“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是父亲力排众议做出的论
断。“血统论”这个词就是父亲给那股披着“革命”外衣的思潮起的一个恰如其分
的名称。在此之前，对联拥护者们是把它叫做“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当众多的
对联拥护者都在以“最革命者”自居时，竟有人把他们的思想行为定为“反动的血
统论”，这不啻如晴天霹雳。那些对联拥护者的恼怒之声，我曾亲耳听到过。

　　陈小雅：这在高干子弟中，的确是一件犯众怒的事。当时，有人和你为难吗？

　　陈晓农：我接触的人不多，但有位老干部曾当着我说：“陈伯达说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还有一位高干子弟，在
中南海里发泄过恼怒情绪。为了制止血统论的严重危害，父亲不怕得罪自恃“血统
高贵”者，不惜犯众怒，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陈小雅：这的确是一个人反封建的觉悟的底线的显露。

　　陈晓农：这是一次艰难的反潮流。其实，父亲对血统论的批判是由来已久的、
一贯的。早在１９４３年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中，他就对蒋介石以血统立
论进行了批驳。可见他对无论何党何派的人，无论其权势大小，凡持血统论观点者
，都是加以批判的。

◇　提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企图扭转文革路线

　　陈晓农：父亲另一次倔强的反潮流，就是他起草的强调生产的九大报告稿被否
定以后，面对中央认可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在中央会议上无人提出异
议，父亲却坦率指出：“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
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恼羞成
怒地嚷道：“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两人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时
，尽管也有人在心里对张、姚的稿子不满，但没有人出来说话。父亲却无所顾忌地
对张、姚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击中了张、姚观点的要害，这大大出乎江、康、张、
姚等人的意料，他们势必要寻机对父亲进行报复。记得九大后，１９６９年国庆节
我回家时，父亲在与我谈话时说道：“一个人要经受挫折、经受磨折才会有用。我
现在也还在受挫折。”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在鼓励我不要害怕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挫折
，没有想到他在中央因在路线问题上反了潮流，而的确正在经受挫折、经受磨折。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现在官方的史书都隐没了。

　　陈小雅：看得出，这件事情，你认为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由于官方的政治定
论和一些趋时的描述，在外人眼里，大多觉得陈伯达至少是个很“窝囊”的人，好
像被江青骂了也不敢顶嘴。不过，我最近从吴润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明镜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版）中看到，陈伯达居然也当众骂过江青，说“我瞧不起
你！你听清了吗，我瞧不起你！不是毛泽东，谁会把你放在眼里！乌鸦！”而那位
作者说，在那个年代，敢当面骂江青的人几乎没有，大多数人是背地里充好汉。这
让我对陈伯达开始刮目相看。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陈晓农：过去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这件事。父亲谈到他同江青有过很多次激烈
的争论，但他没有描述细节。刚才你说九大报告是标志性的事件，我认为的确是这
样。九大报告稿的争论本来是一个原则的争论，在十大的政治报告里是作为大事来
说的，可是现在官方的史书却做了回避，这是令人遗憾的。史家的观点可以各有不
同，但史书对重要的历史事实不应回避。

　　父亲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时候，也有愚忠盲从、偏听偏信的时候。父亲没
有能力扭转党的路线错误，但是他在批判血统论，反对上海帮和起草九大报告稿等
关键事情上，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或者收效有限，或者完全失
败，但终究是一种路线转折的先声

◇　促使毛泽东承认：延安整风“不好的事实在太多”

　　陈晓农：父亲的另一令我佩服之处，是他做了一些公益事或帮助他人的事后，
他自己是不说的，除非是不得已或很偶然的情况下，他才会提到。像他动员亲人捐
献图书文物，除了前面说到叔宴妈妈偶然提到过一次外，父亲本人从未说过。父亲
去世后，１９９１年我回家乡，一位乡亲拿出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５日《福建日报》
的有关报道，我才知他向福建省图书馆捐献祖上图书文物的情况。还有他的稿费，
他自己只说过１９５８年以后他没有再领取过稿费。但这些稿费到哪里去了，他一
次也没有说起过。他去世后，我才听到他以前的秘书说，他１９５８年以后的稿费
和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的那份工资，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是秘书亲手经
办的。

　　父亲去世时，领导指示后事悄悄处理，而且父亲也交代过他去世后不要发消息
，所以我们没有发过讣告，可仍有几十位了解父亲的人闻讯后赶来向遗体告别。其
中有国务院体改办离休的洪禹同志。他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延安的抢
救运动中受到错误审查时，写过一封申诉信。毛泽东于１９４６年３月写了回信，
说明已指示安子文解决，并在信尾对洪禹说：

　　“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太多
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版，第２６９页）

　　洪禹在参加遗体告别后对我说：“我那封申诉信就是你爸爸转交给毛主席的。
毛主席那时在生病，你爸爸催促他写了回信。这封回信使我和一大批受审查的同志
得到了解脱。”

　　陈小雅：这么说，你父亲促使毛泽东承认：延安整风“不好的事实在太多”。

◇　“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

　　陈晓农：洪禹说的事我过去从未听说过。几天后他又打来电话，说：“请你找
点你爸爸的遗物，哪怕是有签名的一本书也行，给我留做纪念。希望你理解我的心
情。”当时，家徒四壁，我就找了一本我给父亲买的《世界中古史》，上有父亲签
名“陈健相”（陈伯达的原名），送了过去。

　　１９９６年底，因我再三请求，上面发还了父亲的墨迹、书籍等少许遗物，我
又选了张父亲的字给洪禹。不幸为时不久，洪禹同志于１９９８年去世。

　　父亲自己偶然讲出的一事，是他想助人却落了空的事。一次和父亲谈话时，我
提到文革中“批陈整风”的文件里有一篇杜畏之的交代，说他三十年代和父亲有过
一两次来往。文件将此事作为父亲参与托派活动的例证。父亲说：“解放初抓托派
，我看到名单上有杜畏之的名字，就和中央负责同志说了：‘杜畏之翻译过《自然
辩证法》，还是应加以考虑。’我的意见没有起作用。杜畏之还是被抓了。”我想
专案组直接去找杜畏之，或许正和父亲曾为杜畏之说情有关。

　　父亲常引《战国策　魏策》中唐睢说的那句话：“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
；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他以此要求自己，并经常告诫亲属。他多次讲过
三十年代在北平，他在一次逃避特务追捕时，吴承仕先生为他安排避难处所，并资
助他一百元钱的故事。解放后，他找到了吴先生的夫人和女儿，带全家人请她们一
起去香山郊游。在香山宴请她们时，父亲问起她们的生活情况，问是否需要帮助。
吴夫人说，吴先生还有一点遗产留给她们，不需要帮助。

◇　对于父亲的遗憾

　　陈晓农：当然，你刚才谈到外界对于父亲性格的看法，我也是有些遗憾的。父
亲为人处事，也有诸多缺点错误，也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时候，也有愚忠盲从
、偏听偏信的时候。“驯服工具”和“齿轮螺丝钉”的观念也曾灌输于他。在那个
不正常的时期，虽然他也利用自己的位置，进行过不能算“微弱”的抗争，但他更
多的是身不由己。我在工厂当工人时，有一位技术员，考入清华大学时曾是总分第
三名的高才生，因出身资本家，被分配到我所在的制药厂，他就曾对我说过：“说
实话，谁在你父亲的位置上也不行。任何人当那个组长都不能不犯错误。我说的是
任何人。当时情况太复杂了，怎么干呀？”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在大潮流的席卷下
，在强大力量的掌控下，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但实际上都有不由自主之处。父
亲没有能力扭转党的路线错误，但是他在批判血统论，反对上海帮和起草九大报告
稿等关键事情上，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或者收效有限，或者完
全失败，但终究是一种路线转折的先声。

　　陈小雅：你谈到外界对于你父亲性格的看法，你也是有些遗憾的。这里，我们
接着谈一个和性格有关，但主要是个人修养与思想路线的问题。在外人的印象中，
陈伯达是一个文史或哲学方面的专家，但他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电子中心
论”。据你看，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　陈伯达提出“电子中心论”的个人修养背景

　　陈晓农：父亲的专长虽然在文史哲，但他对科学是非常崇敬的。建国初，他提
出过“五爱”的号召，其中之一就是“爱科学”。父亲在写字台玻璃版下面长期摆
放着哥白尼、伽里略、巴斯德、巴甫洛夫的人物肖像。还有一张相片是他三十年代
的好朋友吴承仕的。父亲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时，他是社
会科学界的首席代表，但他内心里对自然科学更重视。他年轻时没有学过高等数学
，这增加了他学习自然科学的困难，但他有自己的学习了解自然科学。家里一套大
部头的《汤姆逊百科全书》和《苏联大百科辞典》，他经常翻阅。他偏爱生物学，
认真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达尔文环球航行日记》。他仔细阅读科学发展
史和一些着名科学家的传记，浏览各种科学杂志，注意物理学、化学和工业新技术
的最新进展，经常和一些科学家交谈，虚心听取他们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意见。他六
十年代初提出“电子中心论”，就是在天津和一位从日本回国的专家进行深入交谈
的结果。父亲说：“那位从日本回国的专家说，日本在战后，开始经济很困难，很
多人因没有布，连衣服都是穿报纸做的，可后来就是抓了电子技术，经济很快就上
去了。日本发展电子技术是由国家立法的。”父亲常感叹中国科技的落后，希望国
家能吸收各国的好经验，开辟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尽快把科学技术搞上去。他希
望自己的孩子都能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所以１９６５年当他得知我所在的人
民大学附中要保送我去高级党校时，他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并且不同意我考文科大
学。可是我因种种原因，不愿考理工。这是促成我放弃高考，去内蒙古插队的一个
原因。我虽然能力很不行，但他的其他孩子都选择了自然科学。

◇　“重理轻文”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关系

　　陈小雅：你父亲为什么会有这种建议？

　　陈晓农：高级党校那时是个是非之地，我不清楚，但父亲是知道的。大概是１
９６３年的暑假，有一天上午，艾思奇哭着跑到中南海找父亲，他离开后，在吃中
午饭时，叔宴妈妈对父亲说：“你应该以老师的身份去党校好好说说他们。这样下
去还行？”父亲当时没有回答。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但艾思奇来家这件事留
给了我印象。所以当父亲表示反对我去高级党校时，我觉得他自有其道理，并没有
反感情绪。

　　应当说明，并不是父亲让我到基层锻炼。他只是不同意我考文科，如果我考理
工，他不会反对。……当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想响应党的号召去边疆或
去农村。父亲只是同意了我的想法，叔宴妈妈是反对我下乡的。父亲后来谈到过他
为什么支持我，他说，我哥哥死了以后，他很难过，觉得对孩子要求高了没有用，
我既然愿意下乡，就让我去吧。但是他认为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应克服困难坚
持下去。

　　陈小雅：但是，这样教育子女，是否有不顾子女个人爱好、扼杀他们的人生自
主权的问题？同时，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这样的做法，也有向社会提倡
一种价值观的意义。譬如，忽视人类文明中精神文化的部分、或者认为体力劳动者
比脑力劳动者更值得尊敬，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应算一种“反智主义”倾向。而且
，这种教育上的“重理轻文”倾向，与毛泽东反对文科办大学的思想如出一辙，这
和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主题——实践毛泽东的“新社会观”，是关系很密切的。对这
个问题，你父亲后来有没有一点反思？譬如说，这种思想路线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
影响？甚至对于你自己的前途是一种耽误？

　　陈晓农：你的问题很大。我查了一本材料，是文革时一个大学印的毛泽东文章
讲话汇编，其中有毛泽东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的春节谈话。在谈到教育问题时，
陆定一插话：

　　“现在进师范的学生质量不高。今后可以考虑高等学校的文科、师范，不要直
接招高中毕业学生，而招高中毕业后参加过劳动一、二年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
到农村去也有好处。哈尔滨工大有个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二年，原来不好的，回
来都不错，成了骨干。”

　　毛泽东说：“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接着毛泽东列举了李
时珍、祖冲之、孔夫子等人的事迹。这篇春节谈话很有名。我父亲不同意我考文科
，看来与中央这个谈话可能有关。史料记载，父亲没有参加这个谈话，但他肯定知
道有关情况。

　　重理轻文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存在。我看到过一位老
学者的谈话，讲解放前某名牌大学里的情况，说那时最尊贵的是学数学的，学数学
的瞧不起学物理学的，学物理学的瞧不起学化学的，学化学的瞧不起学工程学的，
学工程学的瞧不起学历史的，学历史的瞧不起学哲学的，学哲学的瞧不起学文学的
……。重理轻文现象与中国在近代落后了有关。中国在封建社会时期百分之九十九
的文化人都是学文的，但是却落后了，理工科几乎是西方垄断的，西方强大，所以
重理轻文。这是一个历史现象。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重文轻理导致了近代以来的
重理轻文。现在很多父母和他们的子女在选高考志愿时，仍是重理轻文的。随着中
国的强大，这个现象会逐步改变。存在决定意识，即便是让极偏爱文科的人主管教
育，也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

　　陈小雅：我很同意你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我读民国初年教育家的言论，尤其是
那些留洋回来的教育家，都有关于教育与生产、生活结合的论述。而且，即使美国
现今的大中学教育，也比我们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我看波伏娃的小说，里面也
讲法国知识分子有与工农相结合的传统。他们把下乡看作一种时尚，人们是自觉自
愿到那里去寻找灵感和吸取营养的。但中国似乎没有这个传统。一个读书人进入政
界，被看作是一种荣升；进入商界，那是偏离了读书进仕的正道；如果下乡，则会
被认为是受惩罚才有的待遇。这可能与当日中国体制无人身自由，以及读书人“学
而优则仕”的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毛泽东的“阶级歧视”——把整个
知识阶级看得比整个劳动阶级更“低贱”，这使人们在批判毛泽东和文革罪恶时，
连同他利用的教育思想也一起否定了。

◇　毛泽东“愚民政治”的历史文化渊源

　　陈晓农：毛泽东更主要的误区是轻视书本知识，这也有其历史根源，主要是受
清初颜李学派，即颜元、李恭学派的影响。例如颜元说：“读书人便蠢，多读更蠢
，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又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
愈无力。”“故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之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
勿多读书。”李恭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
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比较一下就知道毛泽东这类观点的出处，他年轻时熟
读颜李学派的书。我父亲也说过：“毛主席受颜李学派的影响大。”至于说到“反
智主义”，中国的老庄学说里就有这类主张，如老子说：“慧智出，有大伪。”“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学无忧。”庄子说：“绝圣弃知，大盗乃止”等等。
为什么人们现在不责备老庄和颜李，而责备毛泽东呢？因为老庄和颜李只是说说，
而毛泽东却要实践。所以文科更需要百家争鸣，各种学说应取长补短，求同存异，
不能拿一种学说压倒一切。“反智主义”以及西方现代的“反科学主义”，我了解
得很少。

　　我父亲保外就医以后，已年近八十了，因长期坐牢，健康状况不好，没有能力
对所有的问题都反思。他没有受多少颜李学派的影响，毛泽东就批评过他“书越读
越蠢”。

　　因陆定一等与毛泽东１９６４年那段对话的影响，父亲不同意我考文科，但他
也不是绝对反对我学文科，他认为如果我要学，边工作边学习同样可以学好，认为
学文科，自学能力很重要。科举时代，读书人读完私塾后，主要靠自学。父亲的这
些看法与他自身的学习经历不无关系，他的自学能力、读书能力是很强的。他虽然
在上海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的文学系学习过，但因经济拮据，未能完成学业。当然
，后来他在苏联中山大学的几年，学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知识，但总的来说，他的知
识主要靠自学，晚年他生活和读书的条件都已很差，仍读了大量的书。

　　陈小雅：其实，我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父母当年教育的一
种反思。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把子女生出来就看成革命事业的工具，连他们自己都
认同了工具的命运，更何况我们？我小时候对母亲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小
学二年级的时候，她对我说：“你们将来都是国家的人。”我当时很伤心，觉得母
亲不要我们了，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嫌弃我们拖累她了！在这方面，你父亲是否有
意无意地认同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把钢用到刀刃上——为改变国家一穷
二白状况，主要应先造就理工科人才？至于个人兴趣，应服从国家利益……，这种
思维，与文革大量毁灭人文精神成果，摧残文科人才，也是有关系的。对此，他后
来有没有不同的想法？

　　陈晓农：关于个人兴趣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他在延安时曾写过《人性、党性、
个性》一文。这篇文章在“批陈整风”中也被列为批判重点，说他是宣扬“地主资
产阶级人性论”。他倒后，家里的书籍都被抄走，１９９６年发还的少量书中也没
有任何他个人的着作。我至今还无法找到这篇文章，所以无法陈述他的观点。他保
外后已是风烛残年，主要关注经济问题，没有余力思考发源于１９６４年２月陆定
一与毛泽东对话，而在随后的年月不断加以落实的、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

　　陈晓农说：中国近代自湘军淮军和北洋军崛起，军事首领主导国家政治以来，
文人的地位每况愈下。但这不等于文人没有自己的见解。陈伯达提出“百家争鸣”
、“唯生产力论”、“电子中心论”和批判“血统论”，梁漱溟提出以“法制”取
代“人治”，于光远提出“改革开放”，都是例证。只是这种见解必须被政治领袖
所采纳，才会有实效，否则不仅会被弃置，而且可能会受批判。这也是文人命运的
悲哀

　　陈晓农：一个人的思考能力，会受到他本人处境的约束。你希望他反思文理科
问题，可另一方面，匿名的“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仍不减当年首倡“以钢为纲”
之勇，抓住文革中“重点在批陈”的路线斗争纲，要他反思“叛徒、特务”罪；而
特别法庭则要他反思各项“反革命罪”；还有人要他反思其他各种各样问题；他既
然早被批为“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专靠谣言和诡辩过日子”，
是个“读书越多越蠢”的“腐儒”，哪里应付得过来？他总得先反思官方给他归纳
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
”这“黑四论”的问题，倘有余力，才能反思其它。

　　再说了，我父亲本人也是从事文科，也曾被当作人才。但其命运如何呢？一个
在服刑中度残生的囚徒，精神长期压抑，又已八十多岁了，记性处于人生最坏阶段
，还能有多大的思考能力？

　　陈小雅：你说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是谁？

　　陈晓农：德高还是德薄，总要后人说了才算。但大名人匿名，实不多见，自是
有苦衷了，网上查一下就可读到奇文。所谓“造谣有术”、“弄巧成拙”，读读此
文就能略知一二。

　　说到你父母对你的教育，我倒觉得，你对父母应宽容些，对上一辈的人不宜苛
求。每一代人都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生活，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犹如我们不能嘲笑
古人很迷信，一举一动都要先占卜一样，我们也不能过分嘲笑上一辈的人。后代人
是因为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比较远。像你父母，能在大跃进中同错误潮流
作斗争，就已经不容易了。一个人不可能件件事都正确。我对父亲也是这样看的。
前面谈到的他的一些正确主张，在当时，每一条的提出都不容易。不能设想他在复
杂的历史环境下不出任何错。现在的人觉得前人很蠢很笨，即使做对了也不值一提
，其实这是事后诸葛亮。对前人不宜求全责备。“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重
要的是今后应怎样。

　　陈小雅：反思是为了吸取教训，不是为了责备前人。我觉得，如果文革只是毛
泽东一个人的问题，那倒好办了，因为毛泽东已经死了，残存的对他的崇拜，也决
不存在于那些一眼可以望穿的罪行方面；他有可能借尸还魂的东西，是一些深层的
事物，譬如哲学基础、文化背景、人性原因。我觉得，陈伯达并非对毛泽东没有反
思。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我注意到他对毛有一句十分精到的批判，就是
说，一个人不可能管身后人的事。这说明，陈伯达十分清楚，一个人的权力是有限
的，能力是有限的，认识更是有限的。承不承认这一点，其实是民主政治和专制政
治的分水岭。毛泽东的问题，不仅是要把个人的理想、路线、政策强加于人，而且
是要包揽同时代所有人的事务，不仅要包揽同时代的事务，还企图包揽他身后世世
代代人的事务（至少是中国）。我研究毛泽东，批判毛泽东，到头来也是归结到这
一句话，所以，我看到陈伯达的这个看法时，却有路遇知音之感。我希望能从你这
里“刺”出更多东西。也许，在陈伯达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他仍信任的那个党在这方
面有所作为的希望，所以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吧！

◇　陈伯达为何要出让“百家争鸣”方针“发明权”？

　　陈小雅：关于陈伯达的“公案”中，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出让“百家争鸣”方
针的“发明权”问题。刘少奇和康生都证明，作为一个方针，它最早是由陈伯达提
出的，连毛泽东也说这个发明权在陈伯达，但陈伯达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强
调是毛泽东发明的？据你看，这究竟是“光荣归于凯撒”的愚忠？还是为了让这个
方针得以顺利实行的一种策略？

　　陈晓农：这与他自小接受的儒家文化熏陶有关。《书经》又称《尚书》，是一
部早期儒家经典，其中有一段话：“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
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有好的意见和谋略，
就进去说服你的君接受，然后你就到外面顺着人们说，这个好主意是君的指示。”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不同地位的人的意见在分量和影响上，是不一样的。君的
指示，人家必须重视，必须照办。一般官员的意见，人家理不理睬就不一定了。当
然，这样做同时也是维护君的威信，但主要还是为好意见的贯彻实行着想。在人们
地位存在差异的现实中，你有好主意，领导采纳了，你到外面宣扬说这是你的主意
，领导只是采纳而已，尽管你说的是实话，效果会怎样？你是把好主意的贯彻实行
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你个人的名声放在第一位？所以，儒家的这些教条，也含有某
种智慧在里面，不宜简单否定。

　　举个例子，不一定准确。据我十几年前看到的一本于光远的文集，于光远说，
改革开放最早是他的主意，邓小平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光远虽然这样说了，但他似
乎并没有四处宣扬。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与说于光远
提出改革开放，效果不一样。

　　陈小雅：我听说开放、引进外资和搞特区，实际上是廖承志的建议。有人提供
了这个线索，让我去考证，我还没来得及做这件事，这是另一部史的内容了……

　　陈晓农：有人认为文人只是领袖人物的工具，因而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这种观点源于近代社会鄙薄文人的风气。中国近代自湘军淮军和北洋军崛起，军事
首领主导国家政治以来，文人的地位每况愈下。在国家政坛上，文人自然是从属于
军事政治领袖，但这不等于文人没有自己的见解。陈伯达提出“百家争鸣”、“唯
生产力论”、“电子中心论”和对“血统论”的批判，梁漱溟提出以“法制”取代
“人治”，以及于光远提出“改革开放”，都是文人在重大问题上独立提出见解的
例证。只是这种见解必须被政治领袖所采纳，才会有实效，否则这些见解不仅会被
弃置，而且可能会受批判。这也是文人命运的悲哀。因此文人为求见解的伸张，往
往会循曲折的途径。但无论如何，一概否定文人有独立见解并在历史的某些环节上
起了积极作用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６日第一稿；２００６年６月８日第二稿。

陈伯达小档案：

　　陈伯达（１９０４年－１９８９年），福建惠安人，中共着名理论家，在很长
时间内曾是毛泽东身边最重要的笔杆子之一。

　　陈伯达于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间国民革
命军发动的北伐战争，后来去莫斯科工作。１９３０年他返回中国，在北京教书，
１９３７年去延安任教，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发表了
《三民主义概论》、《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
》等政治论着。

　　陈伯达在１９５１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３０周年写了政论文章《论毛泽东
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奠定了
他作为中共党内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泽东思想最高传达者的地位。先后出任政务院
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是《毛泽东选集》的主要编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一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７年曾两次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分
别同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会谈。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
委员。１９５８年，陈伯达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的总编辑。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由周恩来推荐、毛泽东提名出任权力很大的中央
文革小组的组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
被列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九届二中全
会上，毛泽东为了打击林彪的需要，批判陈伯达的所谓“天才论”，将之投入监狱
，在全国展开“批陈整风”运动，后来更将之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在１９
７３年中共十大上上陈伯达以所谓“国民党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
义份子”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

　　“文革”结束后他被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判处
１８年徒刑。但他很快由于健康原因获释，１９８８年正式刑满释放，被安排在北
京文史研究馆。翌年９月去世，终年８５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