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毛对许世友说:斗不过他们!对李德生说:惹不起他们!自己判断吧!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斗不过他们”，对李德生说“惹不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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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内幕
文章来源: 中华网 2007-04-26 07:37:41
1974年8月26日至9月10日，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开会的时候，毛泽东不在北京；周恩来6月、8月连续两次做了膀胱癌大手术，此时正在住院治疗。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会议把大军区的司令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
李德生是“重点的重点”。王洪文煞有介事地在会上说：“对于批林批孔中，各地揭发的问题，主席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这个‘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他搬出总政治部的几本《批林批孔大字报汇编》为“依据”，排了十几个问题，在大会小会上逐个批判，要李德生作出“交代”。
李德生所在的沈阳军区小组，参加的有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毛远新，副政治委员王淮湘。曾绍山主持会议。曾绍山不了解中央斗争情况，不知道李德生有多大的问题，心中没底。李德生很守纪律，他不便、也不可能作任何说明。
会议实际上是刚刚担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的毛远新唱主角。毛远新，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39年出生。毛泽民1943年在新疆牺牲后，幼年毛远新在毛泽东家里长大。他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造反派。辽宁成立革委会后，他出任革委会副主任。
处在那种情况下，李德生只能有节制地同王洪文、毛远新的无理指责作斗争。
小组会从8月26日起，将王洪文、毛远新提出的十几个问题逐个追查、进行批判。每追问一个问题，毛远新都竭尽无限上纲之能事。8月28日、9月1日、5日，还开了几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组会，由王洪文直接来追问李德生。
第一天的小组会，毛远新就以造反派的口吻，咄咄逼人地对李德生说：“十几个问题，只是提了个头，你先讲清楚，其他问题再说。”
第一是所谓“第一个号令”问题。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利用中央决定战备疏散的时机，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10月18日，总参谋部按照黄永胜的口头传达，以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名义通知部队。“九一三”后，1972年7月的中共中央文件第24号，即林彪罪行之三，公布了这一情况。批林批孔中，有人“揭发”，说李德生参与了“第一个号令”的阴谋活动。
毛远新对李德生说，你是同意“第一个号令”的，是同意不报主席的。李德生虽然很不满意这种不讲理的追问方式，还是耐心地解释说：“林彪的谈话记录传到军委办事组，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我听到黄永胜的传达。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由我签发上报、下发第一个号令。”实际上，在周恩来追查时，李德生还批评了总参谋部机关。
小组会上，一直逼李德生承认“同意第一个号令，同意不报毛主席”。李德生反复坚持说：“我没有同意；我只是听到传达了，并没有参与处理。”
毛远新在第一个问题上纠缠了半天，没有达到目的。小组会开始“打态度”，批评李德生“态度”不端正，要求他端正对待这次会议的“态度”。“打态度”，是“政治运动”中经常被运用的“棍子”，只要你不承认给你安上的罪名，就是“态度”不好，就要批判你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对待革命领袖的“态度”。
……
第十一是“九一三”后“捂盖子”的问题。
“九一三”后，中央政治局分工李德生负责空军的揭、批、查工作，空军揭发的材料许多是经过李德生上报党中央的。这本来是中央政治局内部正常的分工。小组会上，甚至在大组会议上，都说成是李德生在参与中央专案组工作中，有意扣压材料，不报告中央，不让追查。他们还责问李德生：“为什么说林彪的秘书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时，毛远新带着作总结的口吻说：“这不是一件一件孤立的事，而是要联系起来看，是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你究竟是哪个司令部的问题。”
在毛远新的心目中，李德生已经是林彪司令部的人了。
他接着说：“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3年半了，总政治部抓全军政治工作，起到什么作用？不仅没有抓好这个中心，而且吹林彪，为林彪干了很多事情。主席那么信任你，派你到军委办事组、北京军区掺沙子，你起了沙子的作用了吗？你起了黄泥巴的作用，糊得更严了!主席叫你和他们划开，你却请黄永胜作报告，帮他们销毁罪证材料。你完全辜负了主席、中央的信任和希望。”
在毛远新之后，小组与会人员也追问：“你和他们不是一个山头的，为什么搞到一起去了？要从立场、感情、路线上分清。”并且提出你现在的认识距离很大。应当是点到的要讲，没有点到的更要主动地讲；不仅原则上承认错误，还要具体分析错在哪里，有哪些具体事实；不仅要讲清事实，而且要讲思想活动，挖思想根子；要害是与林彪、黄、吴、叶、李、邱的关系。
名曰帮助会，实际成了“批判”会，上纲上线越来越高：李德生“封锁主席”，“推行林彪路线”；李德生“站错了立场，走错了方向”；李德生“不是水平低、能力差的问题，不是上当受骗的问题”，“说小点，是参与了林彪的阴谋活动，说大点，是认为林彪指挥军队了，不是毛主席指挥了”，“是下贼船难的问题”。“要从立场上考虑，从世界观上考虑，从思想根源上挖一挖”；“总政治部究竟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
在小组会之外，还发动小组成员，在休息时间同李德生“谈心”，干扰李德生的思考和休息。
除了沈阳军区小组会，王洪文还主持几次有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会，“揭发批判”李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连连发难。
江青攻击1973年中央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问题，指责李德生是“保护坏人的大红伞”。
张春桥指责总政治部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几次召开政治部主任会议，批林彪的空头政治、精神万能等极左路线，是“背着党中央干的”；指责李德生主持驻京部队批林整风运动“是背着党中央夺权、抓权”。
姚文元竟然说：“你李德生在1971年的9月24日下午，还和李作鹏密谈了4个小时，谈得很投机！”这真是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
姚文元的责难，有其不可告人的缘由。在1970年初，总政治部刚刚恢复办公，有人向秘书长王迪康提出，保密室封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叛徒材料，是不是要作为“黑材料”销毁。王迪康请示李德生，李德生认为历史档案不能随意销毁。批林批孔中，有人向“四人帮”告状，姚文元知道了，一直耿耿于怀。
他们还把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勘察北京周边地形，了解北京历史沿革，说李德生是“想当皇帝”，搞“政变”。
江青等再三追问李德生，你在庐山和黄、吴、李、邱究竟有什么联系。李德生分明同李先念住近邻，但是他们竟当着李先念的面，逼李德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追问总政治部为什么不抓批林批孔，却请陈永贵作报告。此事李德生是请示过叶剑英的，现在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追查。从这些现象，李德生看出，他们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制造混乱。强攻自己，进而兼及与会的叶剑英、李先念。一定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口实，于是，他只好沉默不语。
“四人帮”借毛泽东提议开会的机会，批判几位军区司令员。“批判”的真实情况是不是如实报告了呢？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提到在几位军区司令员检讨时说：“不插话好，但要鼓掌表示欢迎。”
在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的大组会上，叶剑英、李先念始终没有发言。李德生意识到，他过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是请示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在庐山的住地，请陈永贵作报告，这样很具体的问题，他们都不便出面澄清。“四人帮”如此猖獗，老革命家们正处于战略守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江青他们是要借攻击自己这个“靶子”，进而罗织周恩来、叶剑英的“罪名”。叶剑英、李先念不发言，说明他们处境已经非常困难。这次会议，自己是“重点中的重点”，是进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靶子”吧。
毛泽东讲过：李德生你是唱李铁梅的，是陪绑的。当时讲的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陪绑；现在看来，又是作为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陪绑”了？！
大会小会整整折腾了两周。李德生想，自己必须顶住!如果解释说，总政治部的许多工作，都是请示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请陈永贵作报告，是请示了叶剑英的；在庐山的活动，李先念可以作证，等等，事情就可能变得更复杂了。
在政治运动中，找个“靶子”攻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似乎不止一次了。当“靶子”，就是要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来，等到时机成熟那一天，事实真相会大白于全党的。我们党历史上有过多次错误批判，只有被批判对象作了违心的检讨，才能告一段落。
李德生想，在中央政治生活如此不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继续顶着，会议收不了场；再追下去，他们还可能进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从大局考虑，唯有自己做个违心的检查，才有可能结束这场“斗争”。
9月10日，李德生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其他几位军区领导同志也分别作了“检查”。
他们虽然做了违心的检查，付出了“牺牲”，但是遏制了“四人帮”借此机会，在中央制造更大阴谋活动的势头，对此，他们又感到欣慰。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9月11日下午，叶剑英只身来到京西宾馆。他走进李德生住的八楼房间，看望李德生。两人分别已有8个多月，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见，会议开了16天，两人没有任何来往，没有交谈一句。
此时，李德生见叶剑英到来，不禁热泪盈眶。叶剑英也懂得李德生在会上顶住压力、承担一切的苦心。他看到李德生既委屈又倔强的神态，紧紧握着他的手，安慰李德生保重身体。
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鼓励李德生以党的利益为重，继续谨慎做好工作。
经过反复思考，李德生深感在中央工作4年多，越来越体会到斗争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却依然有此斗争。他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
他郑重地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在“四人帮”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李德生的“材料”，包括所谓李德生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之后，毛泽东怎么看待李德生，不好猜测。他在李德生辞职信上批示：有错改了就好，同意辞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保留政治局委员。
纪登奎来看李德生，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你已经到沈阳军区了，就在那里继续工作，北京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还是保留政治局委员。他特意转告毛泽东的话说：“你是惹不起他们的。”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斗不过他们”，对李德生说“惹不起他们”。这是很值得寻味的，不能不使李德生意识到同“四人帮”斗争的艰巨。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德生作为沈阳军区人大代表，参加了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周恩来重病在身，坚持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走上主席台时，看到了李德生。李德生是在离开北京一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3年前，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11月，周恩来心脏病发展得比较重，医生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他们阅后都同意医生的建议，“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
毛泽东阅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李德生知道周恩来病情很重，又是很不顾及自己休息的，现在见到周恩来羸弱的身体，却挺起精神，顿时激动万分。
周恩来也看到李德生依然坚定的神态，他缓步走过去，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李德生，并且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久久没有放开。面对几千名代表，两人什么也没有说。此情此景，引起不少代表的注目和感动。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斗不过他们”，对李德生说“惹不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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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内幕
文章来源: 中华网 2007-04-26 07:37:41
1974年8月26日至9月10日，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开会的时候，毛泽东不在北京；周恩来6月、8月连续两次做了膀胱癌大手术，此时正在住院治疗。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会议把大军区的司令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
李德生是“重点的重点”。王洪文煞有介事地在会上说：“对于批林批孔中，各地揭发的问题，主席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这个‘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他搬出总政治部的几本《批林批孔大字报汇编》为“依据”，排了十几个问题，在大会小会上逐个批判，要李德生作出“交代”。
李德生所在的沈阳军区小组，参加的有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毛远新，副政治委员王淮湘。曾绍山主持会议。曾绍山不了解中央斗争情况，不知道李德生有多大的问题，心中没底。李德生很守纪律，他不便、也不可能作任何说明。
会议实际上是刚刚担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的毛远新唱主角。毛远新，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39年出生。毛泽民1943年在新疆牺牲后，幼年毛远新在毛泽东家里长大。他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造反派。辽宁成立革委会后，他出任革委会副主任。
处在那种情况下，李德生只能有节制地同王洪文、毛远新的无理指责作斗争。
小组会从8月26日起，将王洪文、毛远新提出的十几个问题逐个追查、进行批判。每追问一个问题，毛远新都竭尽无限上纲之能事。8月28日、9月1日、5日，还开了几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组会，由王洪文直接来追问李德生。
第一天的小组会，毛远新就以造反派的口吻，咄咄逼人地对李德生说：“十几个问题，只是提了个头，你先讲清楚，其他问题再说。”
第一是所谓“第一个号令”问题。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利用中央决定战备疏散的时机，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10月18日，总参谋部按照黄永胜的口头传达，以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名义通知部队。“九一三”后，1972年7月的中共中央文件第24号，即林彪罪行之三，公布了这一情况。批林批孔中，有人“揭发”，说李德生参与了“第一个号令”的阴谋活动。
毛远新对李德生说，你是同意“第一个号令”的，是同意不报主席的。李德生虽然很不满意这种不讲理的追问方式，还是耐心地解释说：“林彪的谈话记录传到军委办事组，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我听到黄永胜的传达。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由我签发上报、下发第一个号令。”实际上，在周恩来追查时，李德生还批评了总参谋部机关。
小组会上，一直逼李德生承认“同意第一个号令，同意不报毛主席”。李德生反复坚持说：“我没有同意；我只是听到传达了，并没有参与处理。”
毛远新在第一个问题上纠缠了半天，没有达到目的。小组会开始“打态度”，批评李德生“态度”不端正，要求他端正对待这次会议的“态度”。“打态度”，是“政治运动”中经常被运用的“棍子”，只要你不承认给你安上的罪名，就是“态度”不好，就要批判你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对待革命领袖的“态度”。
……
第十一是“九一三”后“捂盖子”的问题。
“九一三”后，中央政治局分工李德生负责空军的揭、批、查工作，空军揭发的材料许多是经过李德生上报党中央的。这本来是中央政治局内部正常的分工。小组会上，甚至在大组会议上，都说成是李德生在参与中央专案组工作中，有意扣压材料，不报告中央，不让追查。他们还责问李德生：“为什么说林彪的秘书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时，毛远新带着作总结的口吻说：“这不是一件一件孤立的事，而是要联系起来看，是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你究竟是哪个司令部的问题。”
在毛远新的心目中，李德生已经是林彪司令部的人了。
他接着说：“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3年半了，总政治部抓全军政治工作，起到什么作用？不仅没有抓好这个中心，而且吹林彪，为林彪干了很多事情。主席那么信任你，派你到军委办事组、北京军区掺沙子，你起了沙子的作用了吗？你起了黄泥巴的作用，糊得更严了!主席叫你和他们划开，你却请黄永胜作报告，帮他们销毁罪证材料。你完全辜负了主席、中央的信任和希望。”
在毛远新之后，小组与会人员也追问：“你和他们不是一个山头的，为什么搞到一起去了？要从立场、感情、路线上分清。”并且提出你现在的认识距离很大。应当是点到的要讲，没有点到的更要主动地讲；不仅原则上承认错误，还要具体分析错在哪里，有哪些具体事实；不仅要讲清事实，而且要讲思想活动，挖思想根子；要害是与林彪、黄、吴、叶、李、邱的关系。
名曰帮助会，实际成了“批判”会，上纲上线越来越高：李德生“封锁主席”，“推行林彪路线”；李德生“站错了立场，走错了方向”；李德生“不是水平低、能力差的问题，不是上当受骗的问题”，“说小点，是参与了林彪的阴谋活动，说大点，是认为林彪指挥军队了，不是毛主席指挥了”，“是下贼船难的问题”。“要从立场上考虑，从世界观上考虑，从思想根源上挖一挖”；“总政治部究竟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
在小组会之外，还发动小组成员，在休息时间同李德生“谈心”，干扰李德生的思考和休息。
除了沈阳军区小组会，王洪文还主持几次有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会，“揭发批判”李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连连发难。
江青攻击1973年中央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问题，指责李德生是“保护坏人的大红伞”。
张春桥指责总政治部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几次召开政治部主任会议，批林彪的空头政治、精神万能等极左路线，是“背着党中央干的”；指责李德生主持驻京部队批林整风运动“是背着党中央夺权、抓权”。
姚文元竟然说：“你李德生在1971年的9月24日下午，还和李作鹏密谈了4个小时，谈得很投机！”这真是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
姚文元的责难，有其不可告人的缘由。在1970年初，总政治部刚刚恢复办公，有人向秘书长王迪康提出，保密室封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叛徒材料，是不是要作为“黑材料”销毁。王迪康请示李德生，李德生认为历史档案不能随意销毁。批林批孔中，有人向“四人帮”告状，姚文元知道了，一直耿耿于怀。
他们还把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勘察北京周边地形，了解北京历史沿革，说李德生是“想当皇帝”，搞“政变”。
江青等再三追问李德生，你在庐山和黄、吴、李、邱究竟有什么联系。李德生分明同李先念住近邻，但是他们竟当着李先念的面，逼李德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追问总政治部为什么不抓批林批孔，却请陈永贵作报告。此事李德生是请示过叶剑英的，现在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追查。从这些现象，李德生看出，他们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制造混乱。强攻自己，进而兼及与会的叶剑英、李先念。一定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口实，于是，他只好沉默不语。
“四人帮”借毛泽东提议开会的机会，批判几位军区司令员。“批判”的真实情况是不是如实报告了呢？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提到在几位军区司令员检讨时说：“不插话好，但要鼓掌表示欢迎。”
在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的大组会上，叶剑英、李先念始终没有发言。李德生意识到，他过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是请示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在庐山的住地，请陈永贵作报告，这样很具体的问题，他们都不便出面澄清。“四人帮”如此猖獗，老革命家们正处于战略守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江青他们是要借攻击自己这个“靶子”，进而罗织周恩来、叶剑英的“罪名”。叶剑英、李先念不发言，说明他们处境已经非常困难。这次会议，自己是“重点中的重点”，是进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靶子”吧。
毛泽东讲过：李德生你是唱李铁梅的，是陪绑的。当时讲的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陪绑；现在看来，又是作为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陪绑”了？！
大会小会整整折腾了两周。李德生想，自己必须顶住!如果解释说，总政治部的许多工作，都是请示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请陈永贵作报告，是请示了叶剑英的；在庐山的活动，李先念可以作证，等等，事情就可能变得更复杂了。
在政治运动中，找个“靶子”攻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似乎不止一次了。当“靶子”，就是要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来，等到时机成熟那一天，事实真相会大白于全党的。我们党历史上有过多次错误批判，只有被批判对象作了违心的检讨，才能告一段落。
李德生想，在中央政治生活如此不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继续顶着，会议收不了场；再追下去，他们还可能进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从大局考虑，唯有自己做个违心的检查，才有可能结束这场“斗争”。
9月10日，李德生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其他几位军区领导同志也分别作了“检查”。
他们虽然做了违心的检查，付出了“牺牲”，但是遏制了“四人帮”借此机会，在中央制造更大阴谋活动的势头，对此，他们又感到欣慰。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9月11日下午，叶剑英只身来到京西宾馆。他走进李德生住的八楼房间，看望李德生。两人分别已有8个多月，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见，会议开了16天，两人没有任何来往，没有交谈一句。
此时，李德生见叶剑英到来，不禁热泪盈眶。叶剑英也懂得李德生在会上顶住压力、承担一切的苦心。他看到李德生既委屈又倔强的神态，紧紧握着他的手，安慰李德生保重身体。
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鼓励李德生以党的利益为重，继续谨慎做好工作。
经过反复思考，李德生深感在中央工作4年多，越来越体会到斗争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却依然有此斗争。他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
他郑重地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在“四人帮”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李德生的“材料”，包括所谓李德生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之后，毛泽东怎么看待李德生，不好猜测。他在李德生辞职信上批示：有错改了就好，同意辞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保留政治局委员。
纪登奎来看李德生，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你已经到沈阳军区了，就在那里继续工作，北京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还是保留政治局委员。他特意转告毛泽东的话说：“你是惹不起他们的。”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斗不过他们”，对李德生说“惹不起他们”。这是很值得寻味的，不能不使李德生意识到同“四人帮”斗争的艰巨。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德生作为沈阳军区人大代表，参加了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周恩来重病在身，坚持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走上主席台时，看到了李德生。李德生是在离开北京一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3年前，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11月，周恩来心脏病发展得比较重，医生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他们阅后都同意医生的建议，“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
毛泽东阅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李德生知道周恩来病情很重，又是很不顾及自己休息的，现在见到周恩来羸弱的身体，却挺起精神，顿时激动万分。
周恩来也看到李德生依然坚定的神态，他缓步走过去，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李德生，并且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久久没有放开。面对几千名代表，两人什么也没有说。此情此景，引起不少代表的注目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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