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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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十六——二十）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六）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六）
丁凯文
[编辑]十六、毛泽东的南巡和吴法宪的醒悟
关于毛泽东的南巡，笔者曾撰文专门予以探讨－－《毛泽东的南巡与倒林阴谋》，网友们如有兴趣可去本坛本人文集阅读。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次南巡集毛所有阴谋之大成，最主要的几个特点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泽东在南巡中首次发明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一罪名，而且这一罪名直到现在还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纲上线，预置林彪于死地而后快：毛南巡中宣称庐山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表明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三）撒谎欺骗：明明军委办事组几人的检讨已被毛泽东认可通过，可是转眼就说“中央还没做决定”，林彪曾多次求见毛泽东，毛就是不见，南巡中却煞有介事地说，“他们不找我，我还要找他们”云云，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却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四）分化瓦解：凡是与林彪有过较为密切接触的党内高干，毛泽东都要打预防针，连许世友这样非林系干部，毛都不忘严辞警示。
吴法宪将军多年后对此有极深的感悟，笔者愿在此原文照录：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指毛泽东－－笔者注）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总结。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一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是薄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要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将军从十五岁起就提着脑袋跟着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在若干年后能有此醒悟，难得啊！吴将军说得还太客气了，毛泽东岂止是“言行不一”，毛泽东根本就是两面三刀、翻云覆雨、大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毛泽东玩弄天下之人于鼓掌之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等人岂是毛泽东的对手？林彪死后，毛泽东正好嫁祸林彪和军委办事组诸人，成了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泽东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毛泽东自己凌架于党和国家之上，中共犹如中国封建帮会里的毛家祠堂，而毛泽东就是这个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谁要是触犯了他，对他搞的文革稍有异议，谁就会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泽东就要想方设法除之以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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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七）
丁凯文
[编辑]十七、“９１３事件”一些情节
关于“９１３事件”，现在已有很多文章和书籍予以讨论，最新出版的舒云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是其中的佼佼者，对此有极为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想法找来此书一读。笔者读了吴将军回忆录，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思考：
（１）胡萍是私调飞机还是循正常途径调２５６号飞机？林立果一行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乘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从北京飞抵北戴河，飞机停在山海关机场。吴法宪对此一无所知。当周恩来电话查问飞机一事时，吴说绝对没有调过飞机，随后吴查到专管专机任务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胡萍回答说专机去北戴河是因为改装后的试飞，吴随即命令该机立即调回北京。显然，吴法宪并未调动过三叉戟专机去北戴河，下令飞机去北戴河的是胡萍。那么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胡萍是私调飞机还是循正常途径调２５６号飞机？胡萍自己的申辩说“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有交代，林家要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要叛逃。”胡萍还说“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为林家服务。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由此可见，胡萍一口咬定自己派专机符合正常途径，至于林彪一家想逃亡并非胡萍本人所能知悉和掌控。此番话也不无道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胡萍与林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周恩来、吴法宪等人命令２５６飞机立即飞返北京，没有得到严格贯彻和执行，“县官不如现管”，潘景寅则颇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味道。
（２）叶群和周恩来，谁先主动打的电话？对于“９１３事件”的回顾，当事人往往各说各话，致使一些问题众说纷纭。汪东兴的回忆说“晚上１１点半，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而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回忆则说“当晚２３点３０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电话”。那么叶群和周恩来到底是谁给谁打电话呢？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周恩来还叮嘱吴说“可能她（指叶群－－笔者注）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笔者从另一位知情人士处得到的信息与吴法宪所说相同，即电话是叶群先打给周恩来的。叶群在临要逃亡之际，为何主动打电话给周恩来，这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吗？这其实说明了叶群并不知道他们的逃跑计划已泄露，而林家的一举一动都已在中央的控制之下了。
（３）２５６号机长潘景寅的角色。潘景寅在“９１３事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据２５６飞机副驾驶员康庭梓的叙述，潘景寅是有意制造了机组人员４走５留的局面。详情可见本坛康先生大作：《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和《“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在这一事件中潘景寅似乎是林家的死党，潘景寅故意只叫醒了三位机械师上机，而留下了领航员、副驾驶和服务员睡觉，致使他们赶不上登机，最后潘自己一人独自驾机升空，完成了“抢救”林彪一家的“不可能的任务”，只是这一奋不顾身的抢救不仅未能救副统帅一家，反而全机人员命丧蒙古沙丘，令人唏嘘不已。吴法宪曾直接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潘“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而潘景寅在电话中也满口答应。但是飞机还是在潘景寅的驾驶下升空了。潘为何敢于违抗空军司令的命令？其背后还有无其他人所不知的内情？胡萍、潘景寅、林立果是什么样的关系等还需再作深入探讨。
（４）吴法宪在“９１３事件”中有无失职？应该说吴法宪在此一突发事件中一直是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的，不存在失职问题。张耀祠在其回忆中说“周总理打电话查问吴法宪：‘今天下午去秦皇岛的飞机是谁批准的？’吴法宪支支吾吾，经查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总理说：‘必须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吴法宪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张耀祠显然还是先入为主地将吴法宪看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而戴着有色眼镜歪曲了事实。从周恩来第一次给吴打电话起，吴法宪一直忠于自己的职守，追查２５６号专机是如何去的北戴河，并直接命令２５６好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不可起飞。待２５６飞机赤峰附近时，吴还建议是否派赤峰地区的歼击机部队予以拦截，但是周答复吴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回忆说，这是汪向吴作的传达，汪说“只告诉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此外，吴法宪还向下属传达了周恩来的禁航令。尽管吴法宪坚决执行了周的命令，但是周恩来还是派自己的亲信杨德中赶到西郊机场。吴法宪回忆说“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９１３事件”是一个突发性事件，这之前人们根本意识不到林彪这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会乘机出走。细究此事的发生，根源于毛林二人之间的矛盾。从毛泽东这方面来看，毛泽东要坚决维护自己拼了后半生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要铲除那些异己份子，无论谁反对文革或起到阻碍作用，毛泽东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废黜打倒，林彪正是因为成了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新的绊脚石，所以毛泽东才要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逼走林彪，最终达到铲除异己的目的。从林彪这一方面来看，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林彪全无招架抵挡的可能，当初林彪将毛泽东吹捧上了天，号称“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即使林彪自己掌握了兵权，也绝无可能公开扯旗造毛泽东的反，更何况林彪与毛泽东几十年的情谊。与此同时，林彪自己亦有极为鲜明的个性，林彪绝不低头作贱自己，绝不会像周恩来那样无数次检讨自己、唾面自干，自打嘴巴，这种刚烈的性格使得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压和逼迫，林彪宁可选择与毛泽东和平分手。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下台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以什么方式来实现的问题，和平出走是林彪的选项之一，只是林彪的这一走代价实在太大，其结局也令人扼腕不已，然而毛泽东也绝非真正的胜利者，“９１３事件”之后毛氏文革从此亦走入穷途末路，也种下了江青等“四人帮”在毛死后彻底覆亡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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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八）
丁凯文
[编辑]十八、从“九一三”到“九二四”
“９１３事件”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相关人士，也就是如何处理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现今中共官方的出版物基本上众口一辞重复这样一个说辞：毛主席对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汪东兴的回忆最具代表性。汪说：“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然而，这是历史事实吗？我们来看吴法宪是怎么叙述这十天的经历的：
９月１３日，中午吴法宪在西郊机场处理完有关事宜后，下午一点与李德生、杨德中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搞了政治局集体办公，要求黄永胜准备全军作战部署，并要求吴准备空军的战备资料，吴根据周恩来指示，命令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晚上九点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和总参其他干部开会，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应立即调派一个师加强防守，此议得到毛泽东批准，马上得到实施，周黄二人都认为空军目前部署得当，不必再作变动，但要坚决防止飞机外逃。当晚吴法宪与周恩来一起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９月１４日，吴法宪再次向空军指挥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坚决执行禁航的指令。下午三点周恩来再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开会，研究全国和全军情况，周亲自电话部署到全国各大军区。晚九时政治局会议，通报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和其他一些决定。吴法宪还建议向全军发出电报，说明陆军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防和保卫任务，周黄均同意，送政治局审阅后交毛泽东批准照发。
９月１５日，空军司令部报告。禁航令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任何以外事件。下午三点黄吴到周恩来处办公。下午五时得外交部报告证实一架中国飞机坠毁于外蒙，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周询问了有关三叉戟飞机一些事宜。随后周去向毛作汇报。
９月１６日，上午吴法宪致电空军司令部了解情况，检查空军各机场状况，下午三时向周恩来作汇报，周表示满意。五时周要吴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辨认外交部送回的失事飞机人员照片。晚上八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党。”周还建议由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文件，并说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的，大家也一致表示同意。然后，周向政治局传达毛泽东与周二人共同的回忆林彪以往的十六条错误，诸如，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能够打多久，支持王明路线赞扬反围剿中搞“短促突击”等等。写到这里，吴法宪感慨万千地说“一个人不能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是几十年的帐一起算，一无是处，没有一点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几十年来一贯犯错误，一贯反对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任命为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称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呢？”会议最后周宣布空军由曹里怀、王辉球等负责指挥，并派李德生协助。此举实乃变相夺了吴法宪的空军指挥权。当晚，周恩来还宣布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庆贺，每人一杯。（由此可见，林彪实是江青、张春桥的心头大患，林彪之死江张最高兴。据笔者所知，毛泽东也喝了茅台酒，表示了庆贺。）
９月１７日，吴法宪向周恩来请示回空军开会，周恩来要吴开会揭发批判林彪，要稳定空军和民航，并派亲信杨德中到空军与会了解情况。吴回到空军后立即召开空军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林彪外逃事件，并首先作检查。杨德中听会到中午。晚上周恩来发现空军司令部一些人去了广州，吴立即命令广州空军查明情况，将这些人押送回京。晚十一时周恩来电告吴法宪，这些外出之人已被抓获，同时命令吴加强空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当晚深夜，吴才回到家，见到自己的夫人，告诉她这些天发生的情况，并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
９月１８日，吴法宪到空军司令部开会，继续揭批林彪、林立果，并要求空军副司令曾国华召集空直机关大会，严格出入和请假制度，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晚上吴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张春桥等人起草的中央文件，会议通过了该文件，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发。散会后，吴回到空司继续参加会议。
９月１９日，上午处理空军日常事务，通知各单位继续开会揭发问题，并开始考虑如何写检讨上报中央。下午三时，吴法宪等人接周恩来通知到人民大会堂研究民航问题，另外在外逃的直升机上查到一份名单，周恩来要求将有关人等查清并予以关押审查。下午吴法宪还到西山参加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会议，周恩来指示黄永胜负责传达中央文件。回到空军大院后，周恩来又告诉吴，空军的传达由李德生和吴共同负责。
９月２０日，凌晨李德生找吴法宪研究外逃直升机上缴获的名单，然后按周恩来指示将这批人押赴亚非疗养院监管审查。上午，李德生和吴法宪向空军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下午李德生、杨德中参与了吴法宪召开的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晚上还与民航副局长马仁辉研讨民航如何防止人员和飞机外逃，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９月２１日，凌晨起，吴开始向中央写检讨，凌晨四点才睡觉。上午继续主持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会到下午六时。
９月２２日，上午检查空军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陆军进驻机场后双方的团结合作问题。下午三点吴向周恩来报告了有关情况。下午四点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一直到晚上十点。会后吴与李德生分别找了住在三Ｏ一医院的广州空军政委龙道权和南京空军司令刘懋功谈话，传达中央五十七号文件，要求他们回本单位主持工作。谈完话后，吴法宪在办公室主持起草了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的会议报告，准备上报中央，一直搞到凌晨四时才睡觉。
９月２３日，吴法宪在办公室阅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下午二时继续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并再次作了检讨，并让秘书记录，据此草拟了一份书面检讨，修改到深夜十二时，并与２４日凌晨四点发出，再次请求中央进行审查，并在检讨后面附上自己的揭发材料。当晚十时左右，吴还接到周恩来指示，把空军的实力，以及部队、学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战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空军作战部搞好后由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审阅签署上报。吴法宪的秘书张叔良还主动记录了吴在９月１２日晚和１３日做发生的一些情况记录，包括他在场听到的来往电话和吴当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措施。
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极为完整的记录了从９月１３日当天到２４日被拘押前的全过程，这个过程说明了吴法宪在“９１３事件”后严格按照党中央、周恩来的指示办事，完成了周恩来交代的各项任务。这里面还穿插地记录了军委办事组的一些活动，特别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活动。据笔者所知，李作鹏、邱会作在海军和总后也一样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作了大量的稳定军队，防止外敌入侵的工作。事实证明，“９１３事件”发生后，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还是十分依赖黄吴李邱几员军内大将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这一情况，这些所谓的罪状不过就是抓捕黄吴李邱四大将的借口，蒙蔽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而已，而落井下石者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汪东兴！汪东兴积极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尽快抓捕黄吴李邱四大将，意图灭口以掩盖汪东兴与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现在是我们还原这段历史原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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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九）
丁凯文
[编辑]十九、从关押审查到进入秦城监狱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４日黄吴李邱四大将在人民大会堂被拘捕。吴法宪自己也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到来。吴心里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的一切职务，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事实上，周恩来这番“组织上会照顾好家属”的诺言并未兑现，黄吴李邱的家人都受到残酷迫害。）随后吴法宪被送到北京郊区通县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连部，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个月左右，却没有任何审问，生活待遇也还不错。吴法宪等人为何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被送进秦城监狱？笔者认为这与毛泽东搞的区别对待有关系。黄吴李邱四人无非是受林彪事件的牵连，他们本人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反毛举措，此时此刻他们也已不构成对毛泽东和文革大业的任何威胁，先把他们养起来，如同邓小平一样，说不定将来什么时候毛泽东要打击其他对手时还可能重新起用这些人。再加上“９１３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一度重病缠身，也就顾不上许多了。
从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到１９７２年４月，吴法宪经历了五次提审，主要是公安部长李震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二人为主，有时还有郭玉峰和杨德中。所谓的提审，就是要吴法宪交代林彪要搞政变的“事实”，如“叶群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的活动”、“庐山会议就是一场军事政变”、“谋害毛泽东”、“攻打钓鱼台”、“２５６号飞机的调度”等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很容易搞清楚的。经过几次提审，吴发现“从李震、吴忠他们的调查来看，他们对我的问题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对这些问题不清楚吗？周恩来、汪东兴、杨德中他们亲身经历了当时的事件，难道他们不清楚吗？难道毛主席不清楚吗？为什么要这样？要说我有错误，我不回避；要说我搞‘政变’，事实证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是想不通。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比较清楚地事情，越搞越复杂，调子也越定越高，牵连的人越来越多。”
举例来说，所谓“叶群策划的八八密谋政变事宜”，原本是叶群怀疑自己患了乳癌，８月上旬从北戴河回京到三Ｏ一医院检查身体。８月７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告诉吴法宪说，康生生病了，情绪不好，一次周去看望康，康生拉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看我有没有历史问题，材料都在这里。”周恩来建议毛泽东给康生写个字表示一下慰问。毛泽东想到以前曾给林彪抄录过曹操的《龟虽寿》，于是毛要周恩来把那篇找出来送康生一阅。于是周让吴法宪专程去叶群处取来。政治局会议后吴法宪和邱会作连袂去毛家湾取毛泽东的手书。当晚叶群与吴邱等人闲聊一阵儿女婚姻之事，８月８日上午叶群返回北戴河。这实在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而且吴法宪还是奉了周恩来的指示去毛家湾办事。这无论如何与政变会议连不上边，更何况那时毛泽东并未南巡，没有征兆显示毛泽东决心要倒林，且黄吴李邱等人的检查也基本过关了，他们有什么理由在此时密谋策划搞政变？笔者认为，毛泽东等人对林彪事件的情况知之甚清，根本不存在搞不清楚的问题，之所以后来越搞越复杂，无非是找不出林彪搞政变和杀毛的证据，自然就要从政治出发，要搞无中生有、指鹿为马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消息传来后吴法宪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应该有出头之日了，连看守人员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吴法宪心存幻想，认为叶剑英和汪东兴是了解黄吴李邱的，他们至少应该说句公道话。然而在年底吴法宪等人却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吴法宪说“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绝对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秦城监狱的待遇远逊于北京卫戍区的待遇，卫戍区看守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狱。秦城的伙食极差，管理更是不把人当人，多是训斥叫骂，犯人提的意见几乎从无回音，然而犯人稍有流露出不满就会立刻遭到报复，将犯人关进狱中最小的牢房，只有大约三平方米大小，夏天牢房里蚊子苍蝇满屋飞，咬得人皮肤溃烂，冬天则是缺少暖气，冻得让人浑身发抖，犯人之间绝对见不到面，放风更是少得可怜……这些虐待和折磨并非仅仅针对吴法宪一个人，而是针对狱中所有的囚犯。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亦曾在自己的反思录里记录了秦城监狱的黑暗。王力回忆说：进入秦城监狱后一直是单独关押，无人审问，前五年里不给放风，不给任何有字的东西看，包括世上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本。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从门上的小监视孔上予以监视，睡觉甚至不许翻身，必须面对着那个小监视孔。睡觉的床是两条凳子支起来的破木板，一床破褥子，一床破被子。白天不许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还要坐在指定的位置上，监视者可以通过监视孔予以监视。吃的东西就更差了，早饭是四个凉窝头，不给水，不给咸菜，只能硬着头皮干啃，一天只有三小杯水喝。冬天没有袜子，以致脚被冻出了冻疮。秦城监狱的黑暗真是罄竹难书！
秦城监狱这座毛泽东的“巴士底狱”折磨摧残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的仁人志士，又残酷迫害了多少无辜之人，到现在恐怕是数也数不清了。吴法宪最后感叹说：“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这番话实在就是对共产党的血泪控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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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二十）
二十、“公审”和“辩护”
中共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两案”审判时更是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案子要一百年也翻不了。１９７９年８月，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就曾特别强调“这次对两案犯错误和犯罪人员的处理，我们要吸取教训，要坚持实事求是，要重视调查研究，要考虑文革的历史条件，要按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办事。凡事要判刑的，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然而，所有涉案人员是否有罪以及判什么样的刑都是由邓小平等人事先拍板定案，检察官和法官都是受命行事犹如傀儡，如此审案有何公正可言？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这场审判的一些内情。
（１）从１９７９年初到１９８０年７月，专案组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审问，内容与以前相同，但是更详细和具体。吴否认了当年专案组搞出的“八八政变会议”（指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吴法宪、邱会作与叶群在毛家湾商讨“政变”事宜）。
（２）１９８０年７月后，狱方禁止吴法宪听广播、看报纸，也不许家属探视。
（３）官方指定辩护律师，按有关法律，律师与被告可以单独会见讨论案情，但每次律师与吴谈话时，必有监管人员在场监视。
（４）１２月１６日法庭进行辩论前，审判员却指示吴，可以发言，但是不准推翻起诉书上的问题，否则要判重刑。（法庭审判员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威胁被告人）
（５）吴法宪经过审慎思考，决定不做申辩，吴认为这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申辩也没用。最后法庭的辩论波澜不惊，这个“审判”的过场进行得十分顺利。
最后“特别法庭”宣判：吴法宪以推翻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还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此外，还有诬陷罗瑞卿、贺龙，迫害空军干部等，外加将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等。特别法庭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宣布此判决未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事实早已证明，这场所谓的审判既没有“以事实为根据”，更没有“以法律为准绳”，全案都是从政治出发，从执政者利益出发，全面掩盖、歪曲了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被告身上，掩饰了毛泽东的罪恶和责任。如此审案还能奢谈什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这些漏洞百出荒诞不经的判决在若干年后更显示出它是何等的错谬和颟顸。
对于这个所谓的判决，吴法宪在多年后为自己作了义正辞严的辩护。笔者在此叙述如下：
（１）吴法宪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出生入死，为创建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奋斗了一生。所谓“推翻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不实之词。从“９１３事件”到现在，官方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吴法宪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和动机。相反，吴一直是坚决拥护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正是由于盲目地贯彻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才会犯有左的错误，但这与所谓的“犯罪”风马牛不相及。
（２）关于所谓的“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是无稽之谈。林彪当年的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并非林彪自己“夺”来的，而是因为林彪曾经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的赏识及提拔。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正是毛泽东亲自提议，毛还决定将林彪写进中共九大党章。所有这些都不是林彪夺权而来的。那种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则是地道的“欲加之罪”，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这条罪名。至于所谓的“阴谋政变杀毛”和“另立中央”也是子虚乌有，直到现在也没见过官方拿出一条有说服力的证据。吴法宪自己更是既没有参与也丝毫不知这样的“政变”计划。
（３）吴法宪的所有职位都不是通过“夺权”的方式夺来的。吴的空军司令、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都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的，都有毛泽东签署的文件。而九大上的政治局委员也是全体与会代表按照程序选出来的，也不是吴法宪自己夺来的。说到“夺权”一事，在文革中只有毛泽东自己以党中央的名义号召在全国搞夺权，林彪和其他老帅们在军队中都反对这样夺权。除了一些军队的文艺团体和院校有夺权现象发生，任何军队的机关和部队都没发生过夺权。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所发生的夺权，全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予以批准的。
（４）说吴法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则是天大的笑话。吴法宪在文革中只是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三个组织。前两个组织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吴法宪组织和领导的“反革命集团”，而且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而空军党委更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系下进行工作。如果说吴法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那么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至于吴与林彪的关系，根本就是上下级的关系，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吴法宪当然要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这也是共产党自己的组织原则，吴法宪不可能跳出这个框框另搞一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军队高级干部不也是在林彪领导下工作吗？
（５）关于“诬陷罗瑞卿、贺龙的问题”，吴法宪承认自己的确犯有错误，并深深忏悔和反思。但是贺龙与罗瑞卿的问题都是毛泽东作的决定，他们二人的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负责。这样的问题绝不是黄永胜和吴法宪这一级别干部所能作主的，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来所能决定的。他们的被打倒毛泽东要负最主要的责任，而将贺、罗被迫害的罪责加在吴法宪等几个人身上显然极不公正。吴法宪说“据我的回忆，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示、审阅、划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他人的专案组的报告，也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这里我想说两句： ‘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而这一最关键的问题正是中共官方所极力掩盖和回避的！
（６）关于所谓“迫害空军干部”问题，文革中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吴法宪承认自己应该对那些惨遭不幸的人负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些人在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主要是全国、全军搞文革运动的结果，全军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搞了运动，每个受迫害的人的遭遇都有不同，应该具体搞清每一个事件，而不是笼统地归结到吴法宪等几个人的头上。吴法宪说“说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也应该对批准关押迫害各级干部承担刑事责任，对全国受到迫害的七十三万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万四千八百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呢？”
（７）关于“把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的问题，吴法宪承认这是他私下对王飞、林立果几个人所说，事后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从根本上来看，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度权绝非吴法宪一句话就可交出去的，事实上吴也从未交给过林立果。吴法宪说“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党办的几个秘书而已，根本就无可能指挥调动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以所谓“把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作为罪名来定罪更是荒谬，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吴法宪将军的这段“辩护”虽然是在公审二十几年之后所作，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其中闪光的内容，它说出了对文革的真正的反思，点出了官方极力回避、掩饰的关键问题，向世人展示了那段历史的真相，给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虽然吴将军的回忆也许还存在某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是这部回忆录必将对历史对后世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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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六）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六）
丁凯文
[编辑]十六、毛泽东的南巡和吴法宪的醒悟
关于毛泽东的南巡，笔者曾撰文专门予以探讨－－《毛泽东的南巡与倒林阴谋》，网友们如有兴趣可去本坛本人文集阅读。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次南巡集毛所有阴谋之大成，最主要的几个特点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泽东在南巡中首次发明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一罪名，而且这一罪名直到现在还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纲上线，预置林彪于死地而后快：毛南巡中宣称庐山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表明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三）撒谎欺骗：明明军委办事组几人的检讨已被毛泽东认可通过，可是转眼就说“中央还没做决定”，林彪曾多次求见毛泽东，毛就是不见，南巡中却煞有介事地说，“他们不找我，我还要找他们”云云，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却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四）分化瓦解：凡是与林彪有过较为密切接触的党内高干，毛泽东都要打预防针，连许世友这样非林系干部，毛都不忘严辞警示。
吴法宪将军多年后对此有极深的感悟，笔者愿在此原文照录：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指毛泽东－－笔者注）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总结。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一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是薄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要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将军从十五岁起就提着脑袋跟着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在若干年后能有此醒悟，难得啊！吴将军说得还太客气了，毛泽东岂止是“言行不一”，毛泽东根本就是两面三刀、翻云覆雨、大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毛泽东玩弄天下之人于鼓掌之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等人岂是毛泽东的对手？林彪死后，毛泽东正好嫁祸林彪和军委办事组诸人，成了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泽东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毛泽东自己凌架于党和国家之上，中共犹如中国封建帮会里的毛家祠堂，而毛泽东就是这个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谁要是触犯了他，对他搞的文革稍有异议，谁就会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泽东就要想方设法除之以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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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七）
丁凯文
[编辑]十七、“９１３事件”一些情节
关于“９１３事件”，现在已有很多文章和书籍予以讨论，最新出版的舒云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是其中的佼佼者，对此有极为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想法找来此书一读。笔者读了吴将军回忆录，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思考：
（１）胡萍是私调飞机还是循正常途径调２５６号飞机？林立果一行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乘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从北京飞抵北戴河，飞机停在山海关机场。吴法宪对此一无所知。当周恩来电话查问飞机一事时，吴说绝对没有调过飞机，随后吴查到专管专机任务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胡萍回答说专机去北戴河是因为改装后的试飞，吴随即命令该机立即调回北京。显然，吴法宪并未调动过三叉戟专机去北戴河，下令飞机去北戴河的是胡萍。那么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胡萍是私调飞机还是循正常途径调２５６号飞机？胡萍自己的申辩说“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有交代，林家要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要叛逃。”胡萍还说“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为林家服务。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由此可见，胡萍一口咬定自己派专机符合正常途径，至于林彪一家想逃亡并非胡萍本人所能知悉和掌控。此番话也不无道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胡萍与林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周恩来、吴法宪等人命令２５６飞机立即飞返北京，没有得到严格贯彻和执行，“县官不如现管”，潘景寅则颇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味道。
（２）叶群和周恩来，谁先主动打的电话？对于“９１３事件”的回顾，当事人往往各说各话，致使一些问题众说纷纭。汪东兴的回忆说“晚上１１点半，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而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回忆则说“当晚２３点３０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电话”。那么叶群和周恩来到底是谁给谁打电话呢？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周恩来还叮嘱吴说“可能她（指叶群－－笔者注）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笔者从另一位知情人士处得到的信息与吴法宪所说相同，即电话是叶群先打给周恩来的。叶群在临要逃亡之际，为何主动打电话给周恩来，这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吗？这其实说明了叶群并不知道他们的逃跑计划已泄露，而林家的一举一动都已在中央的控制之下了。
（３）２５６号机长潘景寅的角色。潘景寅在“９１３事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据２５６飞机副驾驶员康庭梓的叙述，潘景寅是有意制造了机组人员４走５留的局面。详情可见本坛康先生大作：《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和《“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在这一事件中潘景寅似乎是林家的死党，潘景寅故意只叫醒了三位机械师上机，而留下了领航员、副驾驶和服务员睡觉，致使他们赶不上登机，最后潘自己一人独自驾机升空，完成了“抢救”林彪一家的“不可能的任务”，只是这一奋不顾身的抢救不仅未能救副统帅一家，反而全机人员命丧蒙古沙丘，令人唏嘘不已。吴法宪曾直接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潘“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而潘景寅在电话中也满口答应。但是飞机还是在潘景寅的驾驶下升空了。潘为何敢于违抗空军司令的命令？其背后还有无其他人所不知的内情？胡萍、潘景寅、林立果是什么样的关系等还需再作深入探讨。
（４）吴法宪在“９１３事件”中有无失职？应该说吴法宪在此一突发事件中一直是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的，不存在失职问题。张耀祠在其回忆中说“周总理打电话查问吴法宪：‘今天下午去秦皇岛的飞机是谁批准的？’吴法宪支支吾吾，经查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总理说：‘必须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吴法宪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张耀祠显然还是先入为主地将吴法宪看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而戴着有色眼镜歪曲了事实。从周恩来第一次给吴打电话起，吴法宪一直忠于自己的职守，追查２５６号专机是如何去的北戴河，并直接命令２５６好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不可起飞。待２５６飞机赤峰附近时，吴还建议是否派赤峰地区的歼击机部队予以拦截，但是周答复吴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回忆说，这是汪向吴作的传达，汪说“只告诉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此外，吴法宪还向下属传达了周恩来的禁航令。尽管吴法宪坚决执行了周的命令，但是周恩来还是派自己的亲信杨德中赶到西郊机场。吴法宪回忆说“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９１３事件”是一个突发性事件，这之前人们根本意识不到林彪这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会乘机出走。细究此事的发生，根源于毛林二人之间的矛盾。从毛泽东这方面来看，毛泽东要坚决维护自己拼了后半生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要铲除那些异己份子，无论谁反对文革或起到阻碍作用，毛泽东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废黜打倒，林彪正是因为成了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新的绊脚石，所以毛泽东才要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逼走林彪，最终达到铲除异己的目的。从林彪这一方面来看，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林彪全无招架抵挡的可能，当初林彪将毛泽东吹捧上了天，号称“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即使林彪自己掌握了兵权，也绝无可能公开扯旗造毛泽东的反，更何况林彪与毛泽东几十年的情谊。与此同时，林彪自己亦有极为鲜明的个性，林彪绝不低头作贱自己，绝不会像周恩来那样无数次检讨自己、唾面自干，自打嘴巴，这种刚烈的性格使得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压和逼迫，林彪宁可选择与毛泽东和平分手。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下台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以什么方式来实现的问题，和平出走是林彪的选项之一，只是林彪的这一走代价实在太大，其结局也令人扼腕不已，然而毛泽东也绝非真正的胜利者，“９１３事件”之后毛氏文革从此亦走入穷途末路，也种下了江青等“四人帮”在毛死后彻底覆亡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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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八）
丁凯文
[编辑]十八、从“九一三”到“九二四”
“９１３事件”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相关人士，也就是如何处理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现今中共官方的出版物基本上众口一辞重复这样一个说辞：毛主席对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汪东兴的回忆最具代表性。汪说：“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然而，这是历史事实吗？我们来看吴法宪是怎么叙述这十天的经历的：
９月１３日，中午吴法宪在西郊机场处理完有关事宜后，下午一点与李德生、杨德中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搞了政治局集体办公，要求黄永胜准备全军作战部署，并要求吴准备空军的战备资料，吴根据周恩来指示，命令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晚上九点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和总参其他干部开会，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应立即调派一个师加强防守，此议得到毛泽东批准，马上得到实施，周黄二人都认为空军目前部署得当，不必再作变动，但要坚决防止飞机外逃。当晚吴法宪与周恩来一起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９月１４日，吴法宪再次向空军指挥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坚决执行禁航的指令。下午三点周恩来再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开会，研究全国和全军情况，周亲自电话部署到全国各大军区。晚九时政治局会议，通报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和其他一些决定。吴法宪还建议向全军发出电报，说明陆军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防和保卫任务，周黄均同意，送政治局审阅后交毛泽东批准照发。
９月１５日，空军司令部报告。禁航令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任何以外事件。下午三点黄吴到周恩来处办公。下午五时得外交部报告证实一架中国飞机坠毁于外蒙，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周询问了有关三叉戟飞机一些事宜。随后周去向毛作汇报。
９月１６日，上午吴法宪致电空军司令部了解情况，检查空军各机场状况，下午三时向周恩来作汇报，周表示满意。五时周要吴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辨认外交部送回的失事飞机人员照片。晚上八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党。”周还建议由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文件，并说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的，大家也一致表示同意。然后，周向政治局传达毛泽东与周二人共同的回忆林彪以往的十六条错误，诸如，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能够打多久，支持王明路线赞扬反围剿中搞“短促突击”等等。写到这里，吴法宪感慨万千地说“一个人不能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是几十年的帐一起算，一无是处，没有一点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几十年来一贯犯错误，一贯反对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任命为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称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呢？”会议最后周宣布空军由曹里怀、王辉球等负责指挥，并派李德生协助。此举实乃变相夺了吴法宪的空军指挥权。当晚，周恩来还宣布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庆贺，每人一杯。（由此可见，林彪实是江青、张春桥的心头大患，林彪之死江张最高兴。据笔者所知，毛泽东也喝了茅台酒，表示了庆贺。）
９月１７日，吴法宪向周恩来请示回空军开会，周恩来要吴开会揭发批判林彪，要稳定空军和民航，并派亲信杨德中到空军与会了解情况。吴回到空军后立即召开空军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林彪外逃事件，并首先作检查。杨德中听会到中午。晚上周恩来发现空军司令部一些人去了广州，吴立即命令广州空军查明情况，将这些人押送回京。晚十一时周恩来电告吴法宪，这些外出之人已被抓获，同时命令吴加强空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当晚深夜，吴才回到家，见到自己的夫人，告诉她这些天发生的情况，并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
９月１８日，吴法宪到空军司令部开会，继续揭批林彪、林立果，并要求空军副司令曾国华召集空直机关大会，严格出入和请假制度，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晚上吴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张春桥等人起草的中央文件，会议通过了该文件，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发。散会后，吴回到空司继续参加会议。
９月１９日，上午处理空军日常事务，通知各单位继续开会揭发问题，并开始考虑如何写检讨上报中央。下午三时，吴法宪等人接周恩来通知到人民大会堂研究民航问题，另外在外逃的直升机上查到一份名单，周恩来要求将有关人等查清并予以关押审查。下午吴法宪还到西山参加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会议，周恩来指示黄永胜负责传达中央文件。回到空军大院后，周恩来又告诉吴，空军的传达由李德生和吴共同负责。
９月２０日，凌晨李德生找吴法宪研究外逃直升机上缴获的名单，然后按周恩来指示将这批人押赴亚非疗养院监管审查。上午，李德生和吴法宪向空军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下午李德生、杨德中参与了吴法宪召开的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晚上还与民航副局长马仁辉研讨民航如何防止人员和飞机外逃，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９月２１日，凌晨起，吴开始向中央写检讨，凌晨四点才睡觉。上午继续主持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会到下午六时。
９月２２日，上午检查空军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陆军进驻机场后双方的团结合作问题。下午三点吴向周恩来报告了有关情况。下午四点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一直到晚上十点。会后吴与李德生分别找了住在三Ｏ一医院的广州空军政委龙道权和南京空军司令刘懋功谈话，传达中央五十七号文件，要求他们回本单位主持工作。谈完话后，吴法宪在办公室主持起草了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的会议报告，准备上报中央，一直搞到凌晨四时才睡觉。
９月２３日，吴法宪在办公室阅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下午二时继续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并再次作了检讨，并让秘书记录，据此草拟了一份书面检讨，修改到深夜十二时，并与２４日凌晨四点发出，再次请求中央进行审查，并在检讨后面附上自己的揭发材料。当晚十时左右，吴还接到周恩来指示，把空军的实力，以及部队、学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战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空军作战部搞好后由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审阅签署上报。吴法宪的秘书张叔良还主动记录了吴在９月１２日晚和１３日做发生的一些情况记录，包括他在场听到的来往电话和吴当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措施。
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极为完整的记录了从９月１３日当天到２４日被拘押前的全过程，这个过程说明了吴法宪在“９１３事件”后严格按照党中央、周恩来的指示办事，完成了周恩来交代的各项任务。这里面还穿插地记录了军委办事组的一些活动，特别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活动。据笔者所知，李作鹏、邱会作在海军和总后也一样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作了大量的稳定军队，防止外敌入侵的工作。事实证明，“９１３事件”发生后，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还是十分依赖黄吴李邱几员军内大将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这一情况，这些所谓的罪状不过就是抓捕黄吴李邱四大将的借口，蒙蔽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而已，而落井下石者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汪东兴！汪东兴积极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尽快抓捕黄吴李邱四大将，意图灭口以掩盖汪东兴与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现在是我们还原这段历史原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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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九）
丁凯文
[编辑]十九、从关押审查到进入秦城监狱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４日黄吴李邱四大将在人民大会堂被拘捕。吴法宪自己也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到来。吴心里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的一切职务，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事实上，周恩来这番“组织上会照顾好家属”的诺言并未兑现，黄吴李邱的家人都受到残酷迫害。）随后吴法宪被送到北京郊区通县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连部，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个月左右，却没有任何审问，生活待遇也还不错。吴法宪等人为何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被送进秦城监狱？笔者认为这与毛泽东搞的区别对待有关系。黄吴李邱四人无非是受林彪事件的牵连，他们本人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反毛举措，此时此刻他们也已不构成对毛泽东和文革大业的任何威胁，先把他们养起来，如同邓小平一样，说不定将来什么时候毛泽东要打击其他对手时还可能重新起用这些人。再加上“９１３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一度重病缠身，也就顾不上许多了。
从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到１９７２年４月，吴法宪经历了五次提审，主要是公安部长李震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二人为主，有时还有郭玉峰和杨德中。所谓的提审，就是要吴法宪交代林彪要搞政变的“事实”，如“叶群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的活动”、“庐山会议就是一场军事政变”、“谋害毛泽东”、“攻打钓鱼台”、“２５６号飞机的调度”等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很容易搞清楚的。经过几次提审，吴发现“从李震、吴忠他们的调查来看，他们对我的问题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对这些问题不清楚吗？周恩来、汪东兴、杨德中他们亲身经历了当时的事件，难道他们不清楚吗？难道毛主席不清楚吗？为什么要这样？要说我有错误，我不回避；要说我搞‘政变’，事实证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是想不通。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比较清楚地事情，越搞越复杂，调子也越定越高，牵连的人越来越多。”
举例来说，所谓“叶群策划的八八密谋政变事宜”，原本是叶群怀疑自己患了乳癌，８月上旬从北戴河回京到三Ｏ一医院检查身体。８月７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告诉吴法宪说，康生生病了，情绪不好，一次周去看望康，康生拉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看我有没有历史问题，材料都在这里。”周恩来建议毛泽东给康生写个字表示一下慰问。毛泽东想到以前曾给林彪抄录过曹操的《龟虽寿》，于是毛要周恩来把那篇找出来送康生一阅。于是周让吴法宪专程去叶群处取来。政治局会议后吴法宪和邱会作连袂去毛家湾取毛泽东的手书。当晚叶群与吴邱等人闲聊一阵儿女婚姻之事，８月８日上午叶群返回北戴河。这实在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而且吴法宪还是奉了周恩来的指示去毛家湾办事。这无论如何与政变会议连不上边，更何况那时毛泽东并未南巡，没有征兆显示毛泽东决心要倒林，且黄吴李邱等人的检查也基本过关了，他们有什么理由在此时密谋策划搞政变？笔者认为，毛泽东等人对林彪事件的情况知之甚清，根本不存在搞不清楚的问题，之所以后来越搞越复杂，无非是找不出林彪搞政变和杀毛的证据，自然就要从政治出发，要搞无中生有、指鹿为马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消息传来后吴法宪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应该有出头之日了，连看守人员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吴法宪心存幻想，认为叶剑英和汪东兴是了解黄吴李邱的，他们至少应该说句公道话。然而在年底吴法宪等人却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吴法宪说“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绝对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秦城监狱的待遇远逊于北京卫戍区的待遇，卫戍区看守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狱。秦城的伙食极差，管理更是不把人当人，多是训斥叫骂，犯人提的意见几乎从无回音，然而犯人稍有流露出不满就会立刻遭到报复，将犯人关进狱中最小的牢房，只有大约三平方米大小，夏天牢房里蚊子苍蝇满屋飞，咬得人皮肤溃烂，冬天则是缺少暖气，冻得让人浑身发抖，犯人之间绝对见不到面，放风更是少得可怜……这些虐待和折磨并非仅仅针对吴法宪一个人，而是针对狱中所有的囚犯。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亦曾在自己的反思录里记录了秦城监狱的黑暗。王力回忆说：进入秦城监狱后一直是单独关押，无人审问，前五年里不给放风，不给任何有字的东西看，包括世上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本。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从门上的小监视孔上予以监视，睡觉甚至不许翻身，必须面对着那个小监视孔。睡觉的床是两条凳子支起来的破木板，一床破褥子，一床破被子。白天不许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还要坐在指定的位置上，监视者可以通过监视孔予以监视。吃的东西就更差了，早饭是四个凉窝头，不给水，不给咸菜，只能硬着头皮干啃，一天只有三小杯水喝。冬天没有袜子，以致脚被冻出了冻疮。秦城监狱的黑暗真是罄竹难书！
秦城监狱这座毛泽东的“巴士底狱”折磨摧残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的仁人志士，又残酷迫害了多少无辜之人，到现在恐怕是数也数不清了。吴法宪最后感叹说：“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这番话实在就是对共产党的血泪控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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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二十）
二十、“公审”和“辩护”
中共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两案”审判时更是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案子要一百年也翻不了。１９７９年８月，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就曾特别强调“这次对两案犯错误和犯罪人员的处理，我们要吸取教训，要坚持实事求是，要重视调查研究，要考虑文革的历史条件，要按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办事。凡事要判刑的，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然而，所有涉案人员是否有罪以及判什么样的刑都是由邓小平等人事先拍板定案，检察官和法官都是受命行事犹如傀儡，如此审案有何公正可言？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这场审判的一些内情。
（１）从１９７９年初到１９８０年７月，专案组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审问，内容与以前相同，但是更详细和具体。吴否认了当年专案组搞出的“八八政变会议”（指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吴法宪、邱会作与叶群在毛家湾商讨“政变”事宜）。
（２）１９８０年７月后，狱方禁止吴法宪听广播、看报纸，也不许家属探视。
（３）官方指定辩护律师，按有关法律，律师与被告可以单独会见讨论案情，但每次律师与吴谈话时，必有监管人员在场监视。
（４）１２月１６日法庭进行辩论前，审判员却指示吴，可以发言，但是不准推翻起诉书上的问题，否则要判重刑。（法庭审判员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威胁被告人）
（５）吴法宪经过审慎思考，决定不做申辩，吴认为这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申辩也没用。最后法庭的辩论波澜不惊，这个“审判”的过场进行得十分顺利。
最后“特别法庭”宣判：吴法宪以推翻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还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此外，还有诬陷罗瑞卿、贺龙，迫害空军干部等，外加将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等。特别法庭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宣布此判决未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事实早已证明，这场所谓的审判既没有“以事实为根据”，更没有“以法律为准绳”，全案都是从政治出发，从执政者利益出发，全面掩盖、歪曲了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被告身上，掩饰了毛泽东的罪恶和责任。如此审案还能奢谈什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这些漏洞百出荒诞不经的判决在若干年后更显示出它是何等的错谬和颟顸。
对于这个所谓的判决，吴法宪在多年后为自己作了义正辞严的辩护。笔者在此叙述如下：
（１）吴法宪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出生入死，为创建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奋斗了一生。所谓“推翻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不实之词。从“９１３事件”到现在，官方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吴法宪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和动机。相反，吴一直是坚决拥护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正是由于盲目地贯彻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才会犯有左的错误，但这与所谓的“犯罪”风马牛不相及。
（２）关于所谓的“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是无稽之谈。林彪当年的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并非林彪自己“夺”来的，而是因为林彪曾经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的赏识及提拔。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正是毛泽东亲自提议，毛还决定将林彪写进中共九大党章。所有这些都不是林彪夺权而来的。那种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则是地道的“欲加之罪”，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这条罪名。至于所谓的“阴谋政变杀毛”和“另立中央”也是子虚乌有，直到现在也没见过官方拿出一条有说服力的证据。吴法宪自己更是既没有参与也丝毫不知这样的“政变”计划。
（３）吴法宪的所有职位都不是通过“夺权”的方式夺来的。吴的空军司令、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都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的，都有毛泽东签署的文件。而九大上的政治局委员也是全体与会代表按照程序选出来的，也不是吴法宪自己夺来的。说到“夺权”一事，在文革中只有毛泽东自己以党中央的名义号召在全国搞夺权，林彪和其他老帅们在军队中都反对这样夺权。除了一些军队的文艺团体和院校有夺权现象发生，任何军队的机关和部队都没发生过夺权。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所发生的夺权，全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予以批准的。
（４）说吴法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则是天大的笑话。吴法宪在文革中只是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三个组织。前两个组织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吴法宪组织和领导的“反革命集团”，而且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而空军党委更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系下进行工作。如果说吴法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那么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至于吴与林彪的关系，根本就是上下级的关系，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吴法宪当然要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这也是共产党自己的组织原则，吴法宪不可能跳出这个框框另搞一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军队高级干部不也是在林彪领导下工作吗？
（５）关于“诬陷罗瑞卿、贺龙的问题”，吴法宪承认自己的确犯有错误，并深深忏悔和反思。但是贺龙与罗瑞卿的问题都是毛泽东作的决定，他们二人的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负责。这样的问题绝不是黄永胜和吴法宪这一级别干部所能作主的，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来所能决定的。他们的被打倒毛泽东要负最主要的责任，而将贺、罗被迫害的罪责加在吴法宪等几个人身上显然极不公正。吴法宪说“据我的回忆，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示、审阅、划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他人的专案组的报告，也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这里我想说两句： ‘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而这一最关键的问题正是中共官方所极力掩盖和回避的！
（６）关于所谓“迫害空军干部”问题，文革中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吴法宪承认自己应该对那些惨遭不幸的人负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些人在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主要是全国、全军搞文革运动的结果，全军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搞了运动，每个受迫害的人的遭遇都有不同，应该具体搞清每一个事件，而不是笼统地归结到吴法宪等几个人的头上。吴法宪说“说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也应该对批准关押迫害各级干部承担刑事责任，对全国受到迫害的七十三万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万四千八百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呢？”
（７）关于“把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的问题，吴法宪承认这是他私下对王飞、林立果几个人所说，事后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从根本上来看，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度权绝非吴法宪一句话就可交出去的，事实上吴也从未交给过林立果。吴法宪说“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党办的几个秘书而已，根本就无可能指挥调动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以所谓“把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作为罪名来定罪更是荒谬，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吴法宪将军的这段“辩护”虽然是在公审二十几年之后所作，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其中闪光的内容，它说出了对文革的真正的反思，点出了官方极力回避、掩饰的关键问题，向世人展示了那段历史的真相，给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虽然吴将军的回忆也许还存在某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是这部回忆录必将对历史对后世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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