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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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政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60 更新时间：2006-5-18 17:25:34
侯政(1910-)又名侯友成，侯静。湖北大冶人。少年时在布店学徒，后到黄石煤矿做工。1927年初参加工人运动，当工人纠察队队员。同年夏参加粉碎夏斗寅叛变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1928年参加阳新、大冶农民暴动，在阳新手枪队当队员。1929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第五纵队，任手枪队分队长，参加创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春入红八军医训班学习。结业后任看护班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卫生队队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场救护工作。1933年春入红军军医学校学习，兼支部书记。毕业后任红二十四师卫生部部长。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9月成立红八军团，调任卫生部部长。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同年12月任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治疗保护了一批重要领导人。1935年8月任总卫生部医政科科长。同年冬随部南下川康边。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部长兼红二军团卫生部部长。率部长征到达甘肃会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O师军医处处长，因伤留后方。同年冬改任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政科科长。后入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冬调至新四军，历任第六支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江北指挥部独立四团政治委员，第二师第五旅政治部主任，中共淮南路西区党委社会部部长，江汉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中校参谋，中共旅大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兼旅大公安总局副局长兼东北军区军工部旅大办事处副政治委员，武汉市公安总局副局长等职。全国胜利后，历任中央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司司长，最高人民检查院刑事庭庭长、法纪检查庭庭长，最高人民检查院政治部主任等职，被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全国政协法制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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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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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史话]
长征中的特殊连队连长侯政
2006.11/总第34期
长征中的特殊连队连长侯政
石功彬
侯政，1910年，大冶市大箕铺后畈村侯良人自然村人。1926年参加汉冶萍富源煤矿工人纠察队。1934年9月成立红八军团，任八军团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同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因为长期从事的是卫生工作，周恩来找侯政谈话：“何长工调往九军团任政委后，干部休养连连长由你担任。你干过红军基层指挥员，后来曾当过医，当了军团卫生部长，既懂军事，又懂医务，年纪才25岁，精力充沛，正是合适的干部休养连长人选。”停了停，周恩来的眼睛明亮锐利，灼灼逼人地说：“这个连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女红军也 有经验的干部，你的工作很重要，要负起责任来。”周恩来又加重了语气，“这个连的干部损失一个，我要砍你脑袋！”侯政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
周恩来缓了语气，再三询问侯政有什么思想困难。
侯政胸中有数，立即回答：“周副主席，困难有两个，一是马匹，二是民 缺。”
周恩来说：“好吧，马匹我给你抽，但不能多，因为行军当中马匹损失得很厉害。民 我交待李富春派给你
这个连尽是党所重的重要干部。有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三老，有邓颖超、贺子珍等老大姐，有负了伤生了病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怀孕的妇女，全是老弱病残，真可谓是长征部队中的“特殊连队”。上路了，前在敌人阻击，后有敌兵追赶，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大炮轰呜，侯政带着这个特殊队伍，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艰难跋涉，在湖泽泥中困难蠕行，在狂风大雨中勇猛前进，在烈日暴晒下挥汗赶程……。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腆着大肚子行走不便，跋涉艰难。侯政给她背上行装，并命令身体较健壮的女战士搀扶着她走。他们走呀，走呀，走……。
1935年2月，他们穿越云南边界，经冷水河，进入黔境。下旬的一天，空中浓云密布，天气突然变冷，休养连走到了贵州苗族地区。为躲避风寒，他们进入山林中小村歇息，蓄精养锐，准备翻越一座叫白山贩峻峭山峰。当吃过午饭，行程不远时，妇女队传来消息：贺子珍连连腹痛，不能行走。连女指导员李坚真（解放后任第一位女将军）忙说：“她是不是要生孩子了？人去看看。”侯政马上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旁找一间简陋的空房子，让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等，把贺子珍扶进去，将连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留下来为她接生。侯政心急火燎，直搔脑壳，带几名战士在屋外守卫，踱来踱去。屋内有一点声音响，他停步侧耳静听；若屋内消无声息，他急得团团转。时间一秒一秒一分一分地流逝，他心上的忧虑一层层地加重……。
休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的部队一支一支地从他们屋前经过。最后，称“铁屁股”的陈伯钧殿后部队也走过去了。侯政望着远去的队伍。想着他们留下的话：“敌人正在后面追赶过来，你必须想办法带部队在下午4时前翻财富这座白山，否则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他心里更不急，不由行脱口说了句大冶土语：“我果大一筒，怕咪哒！”（意即我这大个子，怕什么？）他紧张地守候在“产房”外面，一边为贺子珍能否顺利分娩耽心，一边计算着时间，考虑眼关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他想到，周恩来严令在先，若贺子珍等出现不测之险，只有拼命挽回险情，不然怎么好向周副主席交待？
下午2点多钟，“产房”内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侯政立即舒展眉头，宽心地笑了。
一阵紧张的动作后，卫生员跑出向侯连长报告：“贺大姐生了个女孩！马上可整装出发了！”“好！好！给你们记上一功！”侯连长笑着连连夸奖。当担架员把贺子珍母女抬出屋上路时，侯政瞧见她的担架上，衣裤上，还残留着揩抹不掉的点点血迹。“多若啊，我们的女红军多若啊！”侯连长叹息着护卫着她们前进。……
长征时，余秋里是六军团政委，在贵州的一次战投中手腕受伤，粉碎性骨折。侯政来看他，五指已经肿胀坏死，感染化脓，将危及生死。余秋里痛得难于忍受。侯政便决定给他做手术，在困难条件下，在医疗十分简陋的环境里，用开水烫过的普通铁锯子，给他开了刀。经过两个多小时，一次成功，3个星期伤口就愈合了，没有感染，余秋里就归队打仗了。后来，成为有名的“独臂将军”。……
长征途中，侯政就这样艰难地一个个地克服困难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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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１
第12节：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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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
这是一支特殊连队。在漫漫征途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首长见了他们也要下马让路，周恩来对前去担任连长的何长工说：“他们中若损失一个，我要你的脑袋!”彭德怀戏称他们是“追击炮”……
他们写下了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也闹出了一串串让人啼笑皆非的笑话……
旅途中诞生的特殊连队
没有人会想到，在贵州黎平的小县城里会诞生这样一支特殊的连队。
说起来这支连队的确太特殊了，甚至在世界军史上都找不到第二个相同的例子。一是“兵”大于“官”，许多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部长及要员都曾在这个连队里当过“兵”。二是20多位中外闻名的女红军战士全都出自这支连队，几位胡子拉碴的中共元老也全都编在这个连队。就是当时的中央首长见了他们，也要立马驻足，向他们行注目礼。
这支部队是怎样成立的?又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支特殊连队呢？
1934年12月16日，编入中央纵队的女兵们跟随红三、五、八军团进入黎平县城。县城坐落在山顶上，四周群山环抱，看不到一块平地。当地的侗族百姓穷得一贫如洗，十室九空，家中仅有的一点稻谷也被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抽光了，而黎平县国民党政府的仓库里却贮藏着堆积如山的谷物。红军开进县城后，马上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百姓。为了密切军民关系，红军总政治部号召每个战士送一样东西给侗族同胞。女红军们慷慨地打开挎包，把自己喜爱的衣服、毛巾、日用品送给了当地百姓。当地许多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穷得从来没穿过衣服，接到女红军送给她们的上衣、裤子时，感动得热泪横流。
由于甩开了蒋介石主力和湘军的堵截，敌情较为缓和，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短期的休整。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红军转移的方向问题上，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而李德主张折入黔东，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李德因此大怒不已。因为这件事，周恩来忙得几乎连一个囫囵觉都睡不上，炯炯有神的双眼里布满了血丝。
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挤出时间考虑另一件事情。此前，许多人向他反映，女兵们分散在各个单位行军有许多困难和不便。当时红军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十分严重，如果在生活上对她们有些特殊照顾，就会引来指责和非难。女红军战士刘群先后来曾向外国作家尼姆·威尔斯这样讲述过：
“长征中，女同志们时常同党的负责人吵嘴，因为她们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以至有时候相互间竟抢着吃，每一个人都想吃饭，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带米，因此我们不得不调查研究是不是每个人都带了她自己的粮食。女人们吃的食物跟男人们的一样，别的待遇也没有一点不同，只有在实在不能走路的时候，才允许她们骑马。我们30个女同志没有一个在路上死去。当时队伍里有许多受伤的人，当他们看见女同志骑在马上，都很妒忌，为了这件事情大家吵起嘴来……”
正是因为这些情况，周恩来决定成立一支特殊连队，把这些女红军以及年老的、党的高级干部和重伤员集中在一起，给予特殊关照。可是，派谁去当连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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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第13节：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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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想到了何长工。
“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何长工急匆匆地赶了来，一见面就问。
“我想任命你一个新的职务。”
何长工时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想了半天也没有猜到周恩来会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官，就问道：“周副主席，是什么新的任命?”
“我想请你兼任干部休养连连长。”周恩来说。
何长工一听，惊得差点跳起来，他知道自己能当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却不一定当得了这个小小的连长。他想推却，但周恩来却表情严肃地告诉他：“事情就这么定了。这个兼职连长你不仅要当，而且必须当好。”
何长工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周恩来接着说：“这支特殊连队交给你带，责任重大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你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到转移结束时，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是两全其美；如果他们保住了，你不在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有人丢掉或牺牲了，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
何长工知道这话的份量了，只得吐吐舌头，受命上任了。
经过整编后的休养连人员猛增了许多，这里面包含了四方面的干部：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党校的部分教职员和学员；从中央机关精简下来的领导同志；分散在各机关的女红军和中央首长、军委首长的夫人；红军师团以上的伤病员。
〖JP 1〗这是一个十分庞杂的连队，有300多号人、十几副担子和几十匹马。何长工无法用全部精力管理这个连队。在这种情况下，总卫生部长贺诚向周恩来提出配备一个专职连长。
侯政在这时出现了。
侯政是八军团的卫生部长，八军团在强渡乌江时被国民党湘军堵住，部队减员严重，中央军委决定撤消八军团建制。25岁的侯政学过医，又带过兵，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总卫生部长贺诚和总政治部机关党总支书记蔡畅先后同他谈话。心里有些发怵的侯政想打退堂鼓。
周恩来又出马了。
“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问。
“侯政。”
“原来在什么部队?”
“八军团卫生部。”
“任什么职务?”
“卫生部长。”?……?通过这一问一答，周恩来对侯政有了初步的印象和了解，他感到满意。
“很好嘛，这个连长就由你来当。”周恩来望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这个连的工作很光荣，责任也很重大，你的每一个兵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损失一个，我可要杀你的头的。”
侯政听说事关性命，心里有些发毛，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敢说。
周恩来很快发现气氛过于严肃了，他笑了起来，然后问道：“你是新官上任，有什么困难吗?”
“周副主席，困难有两个，一是挑担子、抬担架的民夫少，二是给病号和老头使用的马匹少。”
周恩来答应给他补充几匹马，同时让他去找李富春同志要民夫。
侯政上任刚几天，一位叫李坚真的女红军战士也来报到了，她是来当指导员的。
侯政听说是个女同志来做他的搭档，有些犯嘀咕，尽管嘴上没说，心里却老大不高兴。
李坚真当过苏区中央局的妇女部长，离开瑞金时被分配在中央直属机关司令部任民运科长，负责找粮食、找向导、运输伤员和做群众工作。她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快言快语，上任几天，她发现侯政的情绪不对，就直截了当地给他提意见：“侯连长，你有重男轻女思想，瞧不起我们女同志。”
“没有没有。”侯政尴尬地矢口否认。
李坚真没有再说什么，她要让事实来说服侯政。
李坚真很快就用她的精明能干赢得了休养连官兵的一致好评。女红军们有些“个人问题”无法向侯政说，李坚真一上任，就成了她们的贴心人，在行军和住宿时总能让女红军们舒心满意。此外，因为在苏区时的工作关系，她同蔡畅的关系十分密切，连队遇上什么麻烦事，她就去找蔡畅，蔡畅立刻反映给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这样，再棘手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坚真还是一个唱山歌的能手。每逢行军间隙或连队休息，她就会放开歌喉唱起来：
新做军鞋四方方，
阿哥穿了上前方。
希望前方打胜仗，
后方工作妹担当。?
李坚真曾经给人家当过童养媳，深知宗法男权压迫下的妇女们命运悲惨，许多童养媳快20岁了，丈夫却只有两三岁，她就用山歌高唱道：
十八娇妻三岁郎，
夜夜睡觉捧上床。
辛辛苦苦捧到大，
郎大妹老梦一场。?……?凄婉哀怨的歌声在每个女红军的心头回荡，唤起她们数不清的痛苦回忆，也激励着她们克服困难、远征万水千山的斗志。?为了保证休养连的战士能跟上部队行军，李坚真和女红军沿途四处寻找担架员，有时碰到敌机轰炸，伤病员增加，她就和几位身体好的女战士用担架抬伤员，遇有复杂的地势，她们就干脆背着伤员前进。有一次，部队遭敌机轰炸，马匹被炸死，担架被炸坏，找来的民夫死的死，逃的逃。一些受重伤的红军指挥员见状，纷纷流着泪说：“姐妹们，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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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第14节：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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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坚真把眼一瞪，说：“闭嘴!要死大家死在一起，现在听我指挥，能走的自己走，不能走的我们背着走，大家一定要配合工作。只要找到部队就可以脱离危险了。”
李坚真说着，背起受重伤的通信员就走。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李坚真几次摔倒了，膝盖上流出了殷红的鲜血，但她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伏在她背上的通信员再也看不下去了，挣扎着坐到地上，抱住李坚真的腿，哭着说：“指导员，你们走吧，快给我补上一枪，不能因为我连累了大家呀!”
李坚真也哭了，她把通信员从地上背起来，又咬着牙朝前走去。
……
经过一段时间，侯政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
彭德怀戏称“迫击炮”
初夏的贵州西昌平原，到处是清澈的池塘和小溪。溪边池畔生长着丛丛茂密的竹林，在一轮红日的照耀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李伯钊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了，她迎着朝霞来到路边，教正在收拾行装的红三军团的战士们唱歌：?炮火连天响，
战号频吹，
决战在今朝。
我们英勇善战的红军向前冲，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和头颅热血，
勇敢向前冲!
坚决与敌决死战!?……?在李伯钊的耐心辅导下，战士们很快会唱了。李伯钊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珠，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正准备返回时，一位小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来送给她一封信。李伯钊一看那熟悉的字体，就知道是杨尚昆写给她的。她拆开一看，原来杨尚昆他们就住在附近，希望她能抽时间过去见见面。
李伯钊心动了！是啊，从长征开始以来，他们编在不同的建制里行军，极少有见面的机会。现在两个人相距这么近，杨尚昆都能听见她的歌声了。她多么想立刻就过去见见自己最牵挂的人啊!可是不能，她还要等下批战斗部队过来时教战士们唱这支《上前线》的歌曲。
“我现在要教部队唱歌，你回去转告杨政委，我很快就去看望他。”李伯钊嘱咐通信员。
李伯钊教完歌，又向“红章纵队”的领导请完假，这才兴冲冲地去找半年多时间没有见面的丈夫。她进院子的时候，杨尚昆正在同军团长彭德怀坐在地上研究作战方案。她走上前去，大声说：“你们在研究作战方案吧。”说着，还向他们行了个漂亮的军礼。
彭德怀闻声转过身来，问：“李伯钊，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杨尚昆在旁边一个劲地笑，却不说话。
“当然是杨尚昆告诉我的。”李伯钊回答。
杨尚昆这才接着说：“我听到她在附近教唱歌的声音，就送信给她，让她工作完了来见一面。”
彭德怀高声喊道：“警卫员，你把我箱子里从沙县缴来的冰糖拿出来招待客人。”
军团首长们又坐下来研究作战方案了。
李伯钊找个地方坐下来嚼冰糖，在那时，这大概是最好的享受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三军团的首长们终于研究完作战方案了。彭德怀这才转过身对李伯钊说：“你怎么坐得远远的，不与我们一起合作?”
“怕影响你们工作。”李伯钊边说边走过来。
彭德怀笑着问：“你们‘红章纵队’行军的速度怎么那么慢腾腾的，是不是缺少一点敌情观念呀?你知道吗，我们是护卫你们‘红章’司令部行动的人，前后左右都有蒋介石的队伍围
追堵截，为了保护你们，我们四面都要出击，部队作战拖得很疲劳啊。你们如果能按时到达宿营地，就可以减少我们许多疲劳，少走好多冤枉路。”
“我的工作是教唱歌，组织宣传，鼓舞士气，扩大红军，别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尽管这样，李伯钊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她说：“不过，我们那个队伍是扛的、抬的多，都是些重型家伙，还有卫生连的伤病员，他们的行军是有些让人着急。”
彭德怀听后哈哈大笑说：“是的，你只能给我们说点情况。不过，我想请你把口信带到。”
李伯钊郑重地点点头。
女红军们全部编在“红章纵队”中，她们中有24人的编制在干部休养连。邓颖超、贺子珍、曾玉、陈慧清、刘群先、金维映、丘一涵、杨厚珍八个人因为体弱有病或怀有身孕，在连队以休养为主；李伯钊、钱希均、钟月林、廖似光、萧月华、谢飞、谢小梅七人在连队负责宣传红军政策、打土豪、寻找担架员等工作；邓六金、王泉媛、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李桂英、阚士英七人是随担架行军的政治战士，主要负责做好担架排和民夫的思想工作。李坚真担任连队指导员，吴仲廉担任连队秘书。她们中的多数人都没有走过远路，有的人还是缠足后放开的解放脚，这给她们的行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每天天不亮便匆匆上路，一走就是一天，遇有敌情还要急行军，沿途还担负着许许多多的工作，这可累苦了女红军们。许多人的脚上打了血泡也不敢吭声，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有时大队人马已经到宿营地休息了，她们还迈着沉重的步履，在途中苦苦地挣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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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第15节：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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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对此很有意见，但他也体谅她们的难处。
这批女红军中有许多人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妻子。此外，她们本人参加革命的资历也很深，她们对军队中的平均主义和轻视妇女的现象勇敢地提出了批评。指导员李坚真刚刚上任，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就严肃地对她说：“你们休养连要像战斗部队一样，按照上级的指示组织行军，途中要自己筹集粮食，自己携带行装，同别的部队不能有任何区别，更不能要求特殊照顾。”
争强好胜的李坚真愉快地答应了。可是过了不久，她就发现蔡树藩的要求太苛刻了，干部休养连怎么能同战斗部队相提并论呢?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老弱病残，或怀有身孕，行动起来极其困难，除了几个身体不好的老大姐，其余的人还要照顾伤员，宣传群众，寻找民夫，分派担架……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部队急行军的时候，常常是一天走50多公里地。危秀英、刘彩香、邓六金、钟月林、李桂英、王泉媛等政治战士，每人要分管三四副担架，担架员都是临时从沿途的村庄里找来的，一天给他们一块银元。许多民工因为有顾虑而怠工，女红军们除了时时宣传鼓动他们，在生活上更是细心照顾他们，让他们吃饱睡好，有时还顶替他们抬担架。在粮食不够的情况下，她们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让民工吃饱吃好，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力气抬运伤员。此外，她们还要留在队伍后面做收容工作，帮助掉队的伤病员背行李，有好多次，敌人的子弹在身前身后呼啸，她们也没有扔下一个伤员。尽管她们是非战斗部队，可一点也不比战斗部队轻松。要求她们同男红军一样显然不切实际，李坚真几次向蔡树藩提出抗议，还因此遭受了严厉的批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伤病员越来越多了，而马匹和担架却在一天天减少，女红军们开始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她们以女性所特有的坚韧和毅力，咬紧牙关坚持着。
部队进入贵州境内。
彭德怀与杨尚昆率领三军团的指战员大踏步地向前开进。
侯政、李坚真率领干部休养连从斜路上穿插过来。
“快，快跟上，从三军团这里插过去。”指导员李坚真焦急地催促着。
为了保持建制行军和不影响行军的速度，上级规定，严禁从行进的队列中穿插。三军团的干部因此开起玩笑来：
“掉队了就在屁股后面慢慢走吧，怎么能插队呢?”
“到底是娘子军厉害，一下就把我们冲垮了。”
“你们不能打仗，行军还要掉队。”
女红军们立刻反唇相讥。
“发生了么子事?”彭德怀走来了。
女红军们纷纷上前告状。
彭德怀一见这些肩扛梭镖缨枪、满脸倦容、嘴巴却十分厉害的女红军们，忍不住笑了，说：“哟，我以为是什么人冲击了我的三军团，原来是拖尾巴的‘迫击炮’来了。”
女红军们有些不好意思了，彭德怀却十分欣赏这个词。后来一碰到她们，老远就喊“迫击炮”。
当“迫击炮”也没什么不好的，女红军们想。后来的行军中，她们的身体在历经痛苦的磨难之后，一天天健壮硬朗起来，她们提出了“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的口号，激励自己奋勇前进。
在恶劣的行军条件下，女红军们的性别意识在渐渐淡化，在许多时候，她们都把自己当成男人。女人爱美的天性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常常顾不得洗脸、梳头，只是在路上遇到水洼或小河沟时，随意撩点水冲把脸。到了严重缺水的地区，饮水发生了困难，许多人干渴得嘴唇出血，脸上蒙着一层灰黑的泥尘，只有两只黑亮的眼睛，燃烧着不屈的生命之光。而在连绵不断的雨天里，她们经常被浇得像落汤鸡一般，许多人因此停经，有的甚至落下了终生不育的疾病。
此外，她们还要时时忍受着一些来自伤员的委屈。
在频繁的战事中，伤员不断增加，而药品却极其匮乏，得不到治疗的伤口发炎溃烂了。许多伤员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对女红军们大发脾气，有的甚至还用拐杖打过她们。望着这些生命垂危的兄弟，她们的心在暗暗流血，她们知道这些伤员在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最终会失去年轻的生命，他们曾经是多么刚强、骁勇的战士，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他们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呀!他们不愿意这样受折磨，不甘心这样轻易地死去，他们的心中压抑着多少委屈和愤懑啊!在他们的粗暴面前，女红军们默默地忍受着，以姐妹般的亲情、友爱，温暖、抚慰着一颗颗受伤的心……
危秀英两次遇险
1935年1月9日，一方面军的30位女红军跟随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走进了遵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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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第16节：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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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北倚娄山、南临乌江、地势险峻的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汉时置县，唐朝改为遵义县。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红一军团智取遵义。
当女红军们跟随中央军委纵队走进遵义城时，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只好在丰乐桥头下马，与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在旧府衙前一个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朱德总司令首先讲话，他讲了红军的宗旨、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阐述
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毛泽东接着讲话，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情绪激昂地说，红军是为了解除全中国人民的痛苦和贵州人民的痛苦来这里的，不是来占地盘的。他说苏维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实行全民选举，号召大家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政权。
1月12日，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人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了黔北高原上自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一时间，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
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宣告成立。
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即我党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由于刚刚进城，部队的供给工作还没有来得及改善，女红军们进城的前几天干粮就已经吃完了，有的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东西，饿得头晕眼花。19岁的钟月林，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吃起饭来狼吞虎咽，可是她的肚子已经瘪了几天了，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危秀英以为她病了，匆匆赶来看她。钟月林平时就文文静静的，极少说话，此时，脸色苍白的她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危秀英伸手摸摸她的额头感觉并不热，甚至还有些凉丝丝的，一连问了几种病，钟月林都无力地摇摇头，危秀英想了半天，才一拍脑门恍然醒悟过来——是饿晕了。
到哪里去找食物呢?危秀英苦苦地想。
“卖芝麻糖咧，香甜可口的芝麻糖!”就在这时，屋外的大街上传来了小贩悠扬的叫卖声，这声音在她俩的耳边萦绕不散，听起来是那么诱人!钟月林的眼睛一亮，但很快又黯淡下去，因为她身上一文钱也没有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小贩的叫卖声不时地传进来。
许久，钟月林再也忍不住了，她侥幸地试探着问危秀英：
“危大姐，你身上还有钱吗?”
危秀英同样身无分文，但她怎么也不忍心让钟月林失望，只好犹豫着说：“有，我还有……点钱，你等着，我去去就来。”
〖JP 1〗危秀英在街上问了好几个红军战士，但都没有借到钱，心里十分难过。就在她脚步沉重地往回走的时候，迎面碰到了石坚，她向石坚借了几角钱，兴冲冲地买回几块芝麻糖来。这是一种用玉米烤制的糕点，上面沾满了芝麻，吃起来十分可口，钟月林从床上爬起来，一口气就吃了两块，身上慢慢有了点力气。缓过劲儿来的钟月林，第二天就又参加工作了。
后来部队到了瓦窑堡，石坚又见到危秀英，开玩笑地问她：“小危，你借了我的钱怎么还不还?”
危秀英也笑着说：“你那几角钱救了一个女红军的命，等革命胜利了一定加倍还你。”
危秀英救了钟月林的命，自己却险些死在遵义。
一到遵义，女红军们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工作，她们领导群众打土豪，向群众分发没收的财物粮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邓颖超担任没收委员会的主任，带着女红军们登记收缴没收来的财物。
从一个地主老财家中，女红军们搬回了成堆的火腿腊肉，大家饿得肚子咕咕叫，却不敢伸手拿一块，邓颖超忍不住说：“你们都累坏了，拿一只火腿回去做着吃吧。”
第二天，女红军们得到情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婆要带枪逃跑，危秀英带着几名战士去她家追查时，那女人已经从房中的暗道逃走了。地道口设在一个黑洞洞的角落里，危秀英在室内搜索时，从没有盖上的地道口一下子跌落下去，地道有数丈深，危秀英又毫无防备，顿时摔得昏迷不醒……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才从昏迷中慢慢醒来，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阴冷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臭味，她试着从地上坐起来，但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浑身上下疼痛难忍。战士们能找到我吗?我还能活着出去吗?这么想着想着，泪水便不由自主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位1910年生于江西瑞金县叶坪乡的农家姑娘，20岁就参加了红军，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兴国县工农革命政府常委、妇女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等重要职务。红军长征前夕，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找到她和兴国工农兵政府常委钟昌陶说：“因为部队严重减员，你们二人到兴国县崇贤区去，一个月内招收30名新兵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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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第17节：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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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四次反“围剿”中，这里的适龄青年几乎都参加了红军。要想在一个区里再招收30人参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危秀英二话没说，一口气走了30多里地，当天就赶到了崇贤区，连夜开展工作，深入村庄召开青年会、中年会、妇女会，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蒋介石纠集百万大军来进攻中央苏区，我们怎么办?”危秀英大声问道。
“拿起枪杆子，保卫胜利果实。”群众齐声回答。
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到处是母送子、妻送郎、姐送弟、妹送哥当红军的动人景象。仅用了10天时间，危秀英和钟昌陶就带着一个营的新兵回来了。她将这支部队交给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并向李富春作了汇报。李富春高兴地拍着她的肩膀说：“你可真有办法，为革命立了一大功啊!”
危秀英做梦也没想到，正当她憋着一股劲要干出一番成绩的时候，却失足跌进这死亡之窟了。她只觉得头昏眼花，浑身疼得厉害，动不了身，也喊不出声，这可怎么办呢?她想着想着，又昏迷过去了……
当时，战士们为了追击敌人，没有来得及找她，直到结束战斗、打扫战场时，才发现了地道口，带队的干部坚决地说：“危秀英是个好同志，她活着要立即组织抢救，如果牺牲了也要拉上来埋葬。”
下到地道里的同志很快找到了危秀英，用手一摸她的胸口，感觉还有微弱的心跳，就把她放到拴着绳子的篮子里吊了上去。经过一番抢救，危秀英从死亡线上又活过来了。
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危秀英，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被分配到一家火柴厂做群众工作。她们几乎每天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仅危秀英一人，就从遵义动员了200多名青年参军。部队决定离开遵义前，要危秀英把几百个重伤员妥善安置在老乡家中，她接受任务后，没日没夜地奔波忙碌，把伤员们全部寄养在那些单门独户、缺儿少女、政治可靠、同情红军的穷苦人家，并且给他们留下一些钱和布料，维持生活需求。
这一天，危秀英像往常一样，带领医护人员到村里巡诊。这些日子，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时被俘的一些敌军伤病员急需包扎治疗，另外还有几千名俘虏也要由休养连的女红军们负责安置、遣散。她们每天都要挑去两担银元，发给要回家的俘虏每人20块银元。这项工作进行得细致有序，危秀英甚至在想，今天进度再快一些，就可以完成任务了。谁知还不到中午，一位老大爷就神色慌张地跑到她身边，对她耳语道：“女红军，快走吧，敌人已经进城了!”
“红军大队不是还在吗?”危秀英问。
“早就出发了，快收拾一下，我带你去追!”
原来，部队撤离时，曾派一名通信员去通知危秀英等人，可是这位通信员在半路上就被敌人抓住杀害了。她们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幸亏这位60多岁、花白胡须的老大爷及时通风报信，并自告奋勇给她们带路，才使她们赢得了宝贵的撤退时间。
敌人越逼越近，甚至已能清晰地听见他们杂乱的脚步声和叫喊声了，如果稍有迟疑，就很难逃出遵义城了。危秀英果断地吩咐大家不要惊慌，注意隐蔽行动。老大爷带她们抄近路跑步前进，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终于追上了队伍。
分别时，危秀英捧着发遣散费剩下的银元和自己的干粮，含泪送别了这位救命恩人。
情恋遵义城
遵义是当时贵州的第二大城市，有五万人口，红军在这里休整了十多天。这是自长征三个多月来第一次放假，这十多天对女红军来说是修饰自己的难得的机会，她们可以洗洗头、洗洗衣服，重新找回女人爱美的天性。有丈夫的女红军还可以暂时同丈夫住在一起。大家在这些临时建立起来的“爱巢”之间来回串门，说一些行军路上的趣事。
那时，蔡畅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又是女红军中岁数最大的一个，长征出发前就患了胃病，胃痛发作时坐卧难忍。李富春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几天也见不上她一面，心中十分惦念，生怕患病的她忍受不住这样艰苦的行军。况且他了解蔡畅，宁可自己吃苦，也不愿意连累其他同志，这使李富春又增添了几分忧虑和担心。
万幸的是，蔡畅总算挺过来了。
在临时搭建的家中，蔡畅全身的紧张疲劳一扫而光，她张罗着为李富春缝补衣服，清洗生活用品。蔡畅是个爱干净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收拾得十分整洁，即便是衣服上的补丁，也缝补得整整齐齐，在女红军中是出了名的。为了减轻李富春行军的负担，蔡畅保管着李富春的衣物，隔几天总是让他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在长征路上，替丈夫保管衣物的做法，在女红军中是不多见的。妇女们开起了蔡畅、李富春的玩笑，说蔡畅保管李富春的衣物是想天天看见自己的老公，李富春把衣服放在蔡畅那里，是想多看看自己的婆娘，每当他俩在一起的时候，女红军们便笑嘻嘻地围上来说：“又来换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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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第18节：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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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显得很不好意思，蔡畅便给他解围说：“我们是老夫老妻了，哪里比得上你们新媳妇。”
35岁的蔡畅的确是她们中的老大姐。开玩笑归开玩笑，平时生活中，蔡畅对大家非常关心。有时行军走累了，蔡畅便给大家讲故事，讲她在国外的见闻，讲法国姑娘如何恋爱，德国人有什么习惯，苏联人如何过冬天，大家听得入了迷。
康克清同丈夫朱德一起住在老城枇杷桥边上的一座二层小楼里，这里原是国民党二十五军一个师长的公馆，它面对着红花岗，背靠着湘江河，十分豪华气派。
此时，康克清正坐在温馨的灯光下等待朱德的归来。身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这些日子可忙坏了，他正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陈云、王稼祥、刘少奇、李富春、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召开着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
初春的夜晚，还透着深深的凉意，康克清起身往火盆里添柴。不知过了多久，朱德终于回来了。
“开完会了吗?”康克清惊喜地迎上去问。
“还没有。”朱德笑着说，“不过，大局已定下来了，毛泽东又能参与指挥部队了。”
“这太好啦。”康克清高兴地跳起来，紧紧握着朱德的手不愿松开。
也是在遵义城，张闻天向刘英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那是红军再度占领遵义的第二天，邓小平对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建议说：“走，今天我们逛街去。”刘英等人跟着邓小平走到了大街上，一帮青年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的，神气而又快活。街道两边的土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一派喜庆气氛。这时，张闻天从对面走过来，彼此打过招呼后，刘英刚走出不远，就听到张闻天喊她，刘英以为有什么事，小跑着迎上前。张闻天说：“刘英，到我那里去聊聊，好吗?”
“好啊。”开朗的刘英不加思索地答应了。
两个人一起来到中央队的驻地。张闻天同毛泽东住在一个大户人家的院落里，刘英跟随张闻天走进去时，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就忍不住问道：“毛主席在吗?”
“他不在，到前线去了。”
由于是早春，天气还有些阴冷，好在屋子里生了一盆炭火，张闻天吩咐警卫员彭健去给刘英煮点醪糟吃。刘英一听高兴极了，心想首长可真会体贴人，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醪糟了，甚至都快想不起是什么味来了。
两个人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交谈起来。刘英往常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发怵，有一次还带头到王稼祥的宿舍搜东西吃，把翻出来的东西得意地拿给王稼祥看。就是在毛主席面前，她也从未感到过拘束，毛主席也喜欢同这个小老乡开玩笑。和张闻天说话更是随便。可不知为什么，今天的情形不太一样，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冷场了。刘英觉得有点不自然，仿佛空气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在两个人之间飘来荡去。刘英无意间抬起头，却遇见了张闻天火一样炽热的目光，她突然一阵心慌，脸上热辣辣地发烫，她预感到张闻天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她说，她一边喝着带酸味的醪糟，一边紧张而热切地期待着。
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张闻天终于鼓足了勇气，对她说：“刘英同志，我们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了，相互之间也比较了解，我们能不能不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呢?”
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刘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和张闻天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就已经相识，参加红军后接触更加频繁，对张闻天这位学识丰富、坦诚正直的领导，她是敬慕的。可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哪里还有心思谈恋爱啊，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就睡，她又是女干部，一路上要做大量的工作，假如结婚生孩子……想到这里，刘英担心地闭上眼睛。她有些生硬地对张闻天说：“我早有打算，五年之内不结婚。”
张闻天先是一怔，接着大度地一笑。这个话题就这样搁在了一边，两个人开始谈战争、谈工作，气氛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张闻天见开饭的时间到了，就热情地挽留刘英在他那里用饭。
刘英说：“罗迈抓得可紧了，出来久了怕不好。”
张闻天只好派警卫员送她回去。
过了不长时间，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派人送来一张条子，刘英展开一看，上面写着：“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的工作，立即前往报到。”
刘英感到纳闷，就骑马到总政治部对李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李富春笑呵呵地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会有人帮助你的。”
刘英听出李富春话里有话，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只好拿着条子去中央队报到。毛泽东一见到她就故作神秘地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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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第19节：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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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呗。”刘英答道。
毛泽东哈哈大笑。“不对，是我提议让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到前方去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可当不了这秘书长。”
“你做得了，我和稼祥、闻天都相信你。”
正说着，张闻天从外面回来了。他接着毛泽东的话劝刘英：“你完全能做，这里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三是开会做做记录。”
就这样，刘英当上了中央队的秘书长。
张闻天与刘英几乎天天见面，但求爱的事却放在了一边。他这时已经改变了主意，因为他知道对刘英这样的姑娘，只能冷水泡茶——慢慢浓。
按照当时的规定，女红军在长征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然而，一位叫刘彩香的女红军却越了“雷池”。
那天傍晚，在遵义城打土豪、搞宣传的女红军们陆续回到住处，吃完饭，洗漱完毕，准备入睡。当时，李坚真、危秀英、吴富莲、邓六金、刘彩香等人睡在一排地铺上。大家说说笑笑地收拾完床铺，熄灯睡觉时，才发现刘彩香不见了。
“一个大活人怎么眨眼就没有了，是不是偷偷地逃跑了?”有人怀疑说。
“不会的，刘彩香绝不会是动摇分子。”立刻有人反驳。
刘彩香生于江西赣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未满周岁时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受尽了奴役和压迫；她担任过江西省会昌县妇女部巡视员、县委和省委妇女部长，长征前夕，担任粤、赣省委的妇女部长。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妇女干部，怎么会逃离部队呢?大家议论了一会儿，想她可能是有什么事出去了，就先熄灯睡了。可谁知一觉醒来，刘彩香的床位上依然空空的，女红军们沉不住气了，决定去分头寻找。
细心的李坚真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她对大家说：“不会有事的，咱们接着睡觉吧。”
可这种时候，谁能睡得着呢?大家仍然急着要去找。
“半夜三更去哪里找，如果是逃跑了，谁也追不回来，如果没跑，她明天自然会回来的，快睡吧。”李坚真说完，跟谁赌气似的倒头就睡。
女红军们互相看看，也陆续睡下了。
第二天一起床，李坚真就把危秀英叫到跟前，对她说：“你去九军团找参谋长毕占云，让他把刘彩香交出来。”
危秀英马上明白了，急匆匆地赶到九军团，刘彩香果然同毕占云在一起。
刘彩香被带回来后，姐妹们毫不留情地开了一场“批斗”会。
“刘彩香，昨天晚上你上哪里去了?”有人大声发问。
刘彩香低着头，站在屋子中央，显得有些可怜兮兮的，她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心里想他，我看到部队进城了，短时间内不会有突然行动，就……”
谁知，接下来是一串更令人难堪的提问：
“你为什么夜不归宿?”
“你是不是同他睡在一起了?”
“你怀孕了怎么办?”
“……”
刘彩香的头越来越低了，她恨自己不争气，违反了部队的纪律。
李坚真说：“刘彩香，你要保证以后不再到毕参谋长那里去。”
“从现在起，我天天跟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保证不再去他那里。”刘彩香坚决地说。
说心里话，姐妹们这样做是真正关心爱护她。要知道征途艰险，命都难保，万一怀孕，不仅给大家添麻烦，自己吃的苦就更大了，甚至连命都保不住。她们谁也不想为难刘彩香，见她下了保证，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刘彩香果然说到做到，再也没去找过毕占云。后来到了毛儿盖，休整时间很长，不准恋爱结婚的禁令也解除了，刘彩香同毕占云才获准结婚。说是结婚，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是找一间简陋的房子，两个人搬到一起就算了事。几个大胆泼辣的女战士冲到“洞房”里，让新郎倌毕占云拿喜糖吃。
毕占云开玩笑说：“要糖没有，要子弹有的是。”
女红军们便七嘴八舌地围攻他：
“你的子弹是对谁的?你想打谁?”
“你再不老实，我们就把新娘子抢回去，让你打一辈子光棍。”
毕占云哪里是这些女红军的对手，最后只得告饶。
茅台酒闹出的笑话
初春时节，衣衫褴褛的女红军们跟随中央纵队向黔北的一座重镇进发。温暖的春风拂面而来，一些不知名的花草已经绿茸茸地长满了山坡，女红军们长期压抑在心底的爱美的天性，在这时悄然萌发了。有人走出队列，采来几朵含苞欲放的小花蕾戴在姐妹的头上，有人喜气洋洋地唱起了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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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第20节：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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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快乐的气氛中行军，再长的旅途也变短了。茅台镇很快进入了她们的视野。
几天前，红军在遵义战斗中大胜敌人，蒋介石有些恼羞成怒，亲自到贵阳来督战，调集重兵围攻红军，企图用在江西的老办法消灭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毛泽东洞察其谋，将计就计，先是诱敌麇集，相机歼灭，然后突然率红军北进来到茅台镇，准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茅台镇位于四川、贵州交界地区，紧靠赤水河东岸，是一个商业重镇。赤水河上原来有一座浮桥，用铁索固定贯穿于河的两岸，在中央红军赶到这里之前，敌人派飞机把浮桥中间的几只船炸坏了，浮桥不能通行。经过先头部队的政治宣传，当地的老百姓纷纷拥护红军，当女红军们来到这里时，乡亲们举着小旗上街欢迎，还有人燃放鞭炮。
“这里的群众觉悟真高。”李坚真高兴地说。
连队的文书吴仲廉见街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就大声念道：?气死滇军
吓死黔军
拖死中央军……?
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老百姓听说红军要修铁索浮桥，主动把盐船摇来给红军用。毛泽东指示部队采取二渡赤水的做法，每只船预付30块大洋的赔偿费。
浮桥很快修好了。女红军们跟随毛泽东、张闻天等首长过了河。走进一个小树林子的时候，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和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悄悄找到工兵连长王耀南，说：“王连长，能不能弄点酒擦擦脚?”
这两个小鬼，是不是想打着擦脚的幌子，想喝两口解解馋?王耀南想。
这里的茅台酒可是全国闻名的，当地的酒匠利用传统工艺，用清泉水酿酒后装在大水缸里密封起来埋入地下。茅台镇上有数家酿酒的作坊，镇子里的大户人家也都藏有陈年老酒，有的还是存了几十年、上百年的美酒，一开缸，酒香就会扑鼻而来，真有些“迎风香十里，隔壁醉三家”的诗意。
王耀南听说酒的价钱并不贵，就带着陈昌奉和魏国禄去一家河滩旁的酒厂。他们找来两段碗口粗、半人来长的竹筒盛酒，并按当时的价钱付给老板四块银元。老板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劲地说：“当兵的喝酒还给钱，我活了40多岁，还是第一次见。”
毛泽东见警卫员扛节竹子回来，老远就问：“你们扛的么子?”
“王连长给弄些酒，擦擦脚，驱除疲劳很灵验的。”
毛泽东笑了，说：“茅台是出名酒的地方，这酒用来擦脚太可惜了。”
一些店主听说红军来了，纷纷抬着酒来慰问，红军付钱后收下了这些名酒。战士们拿出自己的搪瓷碗、漱口缸，兴奋地喝起来。朱德尽管军务繁忙，还是抽空到战士们中间热闹一番，他并不贪杯，只是在战士们的祝贺、问好声中不时地轻抿几口，以表达他对广大指战员的热爱之情。
与此同时，侯政带着女红军们住进了一户富商家，店主听说红军来了，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女战士们说说笑笑地进屋放下背包，然后就去院子里找水洗脚。找来找去，她们很快发现在院子南侧有几个盛满清水的大缸，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把沾满泥巴的双脚放进去洗起来。
“这里的水洗脚可真舒服呀!”金维映率先叫起来。
其他的女红军也深有同感，她们说笑着，欢叫着，双脚在水缸里搅起一片片欢乐的水花。
董必武因为动作慢，进院子晚一些，见女孩子们如此高兴，不像以往到了宿营地直叫苦，心里十分纳闷，忍不住问道：“姑娘们，又遇上什么喜事了，讲给我这老头听听！”
“董老，快用这里的水洗洗脚吧，可舒服了。”
“保证会让你乐得合不拢嘴。”
“董老，你见多识广，这该不是什么圣水吧?”?……?董必武听女战士们一说，禁不住凑到缸前一瞧，里面的水果然清澈透底、清香扑鼻，他忍不住伸出一根手指，蘸了点水用舌尖一舔，顿时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
“啊，这神水果然厉害，董老只舔了一口，就成那样了。”李坚真幽默地说。
女红军们顿时笑成一团。
董必武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半天才忍住，扯着嗓门大叫起来：“你们这些土包子，怎么能在里面洗脚呢?”
“怎么啦，再好的水也可以洗脚呀!”谢飞奇怪地问。
“这是酒，是茅台酒，可名贵呢!”
“啊！”
女红军们这才明白董老为什么会笑成那副模样。大家一听说是名酒，赶紧把脚抽出来，光着脚丫子去找来搪瓷缸子和饭碗，一碗碗舀起来，放开肚皮就喝，觉得又开心又痛快，直到喝够了才回到屋里去。
没有人知道茅台酒的后劲有多大，过了不长时间，她们就纷纷醉倒在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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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第21节：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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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衣服破……
参加过长征的姐妹们谁不记得那个叫琼香的女红军?
琼香个子不高，长得清秀端庄，性格活泼、开朗，在姐妹们中间很有人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阿香。然而，长征结束后，这位小阿香却神秘地“失踪”了，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更没有人知道她后来的人生遭遇。
60年后，当我们走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内一座幽静的院落，采访前中国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谢飞时，才知道她就是当年的小阿香。
长征前的阿香已经有一段辉煌的人生经历了。这位1913年生于海南岛文昌县的女孩子，13岁考入海南第六师范学校，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毅然回到家乡，以区妇女会主任的身份，在村里的祠堂举办平民妇女班，向大家宣讲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道理。遇上乡里或区里开大会，琼香还大胆地上台演讲，很快成为三乡五里有名的女能人。
广州起义失败后，她受到了反动派的通缉，被迫转移到香港，那里是当时广东省委的所在地。她以一位姓宋的同志的“表妹”的身份，开始了秘密工作。每当省委机关举行秘密会议时，她便坐在门前放风，发现情况立即发出信号，开会的人便坐到早已准备好的麻将桌前，装出一副搓麻将的样子。琼香年龄虽小，却十分聪颖机敏。她知道自己的责任有多么重大，从来不敢大意，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并于1929年调到中国共产党南洋委员会担任文书，掌管保存所有的机密文件。
在新加坡北郊的一座草屋里，由五个素不相识的异国人组成了一个“特殊家庭”。这个家庭实际是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印刷《南洋工人报》的秘密印刷厂，这是一份在华侨中影响很大的进步报纸，琼香冒着随时都会被捕的危险，在这里拼命工作着，直到1931年春天回国。
琼香是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妇女干部参加长征的。
在过大渡河时，从来不生病的琼香却意外地病倒了。大渡河是岷江的支流，古称涐江，当地人又叫铜江。1863年，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率五六万人来到这里，在兵马开始渡河时，他的王妃突然生下一子，石达开立即下令停止渡河，大摆筵席，庆贺王子降临人间。没想到因此耽误了渡河的时间，对岸被清军占领，这时上苍也仿佛同他作对，突降暴雨，造成山洪暴发，大渡河水位猛涨，根本无法强渡。前有大河拦路，后有重兵追击，石达开陷入了插翅难飞的困境，在这里被清兵团团围住长达47天，最终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捕杀，酿成了千古悲剧。
“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蒋介石曾咬牙切齿地说。
毛泽东却望着大渡河说：“近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石达开失败的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他们以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石达开的命运，这已是注定了的，因此，他们想把红军也消灭在这里。”说着，毛泽东转过身来，高声问身边的红军将士：“同志们，你们说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吗?”
“他们是在做梦，我们一定能强渡过去。”红军官兵坚决地回答。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他说：“大家说得对，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
琼香和女红军们也跟随中央纵队来到这里。她们积极为过河做着准备。琼香的病越来越重了，她头痛得像要裂开，双腿软绵绵的，一点儿力气也没有。部队就要过河了，金维映担心地问她：“能坚持吗，阿香?”
琼香坚决地点点头。
有的姐妹们怕她过不了桥，就提议把她寄留在老百姓家中。
“不，我能走！我死也要跟着红军!”琼香急得快要哭了。
休养连的领导同意了她的请求。但是，大家都为她的安全暗暗地捏着一把汗。
泸定铁索桥，位于泸定城西，是通过千里大渡河的惟一桥梁，桥身有13根铁索，以9根作桥面，4根作两边扶手，每根铁索有碗口粗，桥面铁索上铺以木板，以通行人。桥身净跨长为100米，宽2?8米。本来上面铺着木板时，看上去和普通桥差不多，但红军赶到这里之前，敌人已经拆走了木板，只剩下13根寒光闪闪的铁索横在半空。琼香一走上去，就觉得头昏眼花，双腿抖得厉害，她知道脚下就是万丈急流，一失脚，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她咬紧牙关，稳住心神，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去。?一步、两步、三步……她的脸上、身上、手心里全是虚汗，万幸的是，她终于安全抵达了彼岸。
在接下来的行军中，情况变得更为糟糕，身体极度虚弱的琼香站不起来了，她倔强地坐在地上，用双手向前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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