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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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太北:1红军长征肯定超过二万五千里.2"托派"嫌疑,留党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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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之女：红军长征肯定超过二万五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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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4日00:33 新京报
说起父亲左权，左太北称他是个非常标准的军事参谋人员
左太北
66岁，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计划司原司长，左权将军惟一的女儿。在她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左权将军就在十字岭突围中牺牲，成为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长征揭秘
长征二万五千里是怎么算出的？
一提起长征，人们自然会想到“二万五千里”。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沿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从江西于都到陕北不过万余里，“二万五千里”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生接受采访时说，“二万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红军中走得最远的部队的长征路程。
红军共有4支部队进行了长征，他们所走的路程各不相同。除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外，红25军行程万余里；红二、六军团（后成立红二方面军）行程二万余里；红四方面军行程万余里。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介绍，即使是中央红军中，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走了二万五千里。
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对长征里程进行了统计，1936年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其中记载了红一军团机关和直属队长征371天每一天经过的重要地点及里程，经统计总行程为18095里。而那些一直担负作战、侦察、迂回、穿插任务的基层部队行军里程最多，达到了“二万五千里”。
据新华社
“●作为红一军团的参谋长，红一军团在长征时打的所有仗，我父亲都记录了下来，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仗，和谁打的，打的结果是什么，都有记录。现在大家可以回忆历史，我父亲则是在记载历史。
●红军长征不单是红一军团走过的路程，还有其他的部队。实际上我父亲他们走的是比较正规的路，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红五军团最后还打到了宁夏的高台，这些部队的路程应该全部算到长征的路程中。二万五千里应该是整个红军走的长征路，路上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其实红军实际走的路程全部加起来，肯定是超过了二万五千里了。“
10月18日下午，在自己的家中，左权之女左太北在一堆堆父亲的资料和黑白照片前，谈起了父亲和长征。
父亲长征所有战役都做记录
新京报：父亲牺牲时你才不到两岁，有关父亲的记忆大多是从哪里得来的？
左太北（以下简称“左”）：我母亲很少提起我父亲的事情，父亲见我最后一面时，我才3个月大。后来因为工作忙，直到年纪大了，有时间了，我才开始搜集有关我父亲的一切资料、图片。
我父亲长征一路打来，说实在的，长征沿路的纪念馆里，除了有一个馆里有关红军长征方面军系列表里有我父亲的名字外，其他基本上都没有提及过我父亲，事迹、照片什么的都没有。但说句大实话，因为人牺牲得早，到后来就没人再提及了。
实际上，我父亲在长征时期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资料，而且都是第一手资料。
新京报：都是哪些方面的资料？
左：作为红一军团的参谋长，红一军团在长征时打的所有仗，我父亲都记录了下来，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仗，和谁打的，打的结果是什么，都有记录。现在大家可以回忆历史，我父亲则是在记载历史。
新京报：当时长征边走边打，大家都很疲劳，你父亲是怎么保证这些记录的持续不断？
左：我父亲是个非常标准的军事参谋人员，所以他做的所有事情都要记录。当时长征一路走下来，虽然那么艰苦，但他要求的制度一定要执行，他手下的参谋按照我父亲的吩咐全部都记录了下来。
红一军团共走了一万八千里
新京报：有人说，红军长征的路程并没有二万五千里，你父亲在这方面是否有记载？
左：现在很多人都在争论，红军长征到底走了多少万里。
我父亲一直在红一军团，所以有关红一军团长征的记录非常详细。红军每天从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中间多少距离全部都有。从江西瑞金到延安，红一军团，起码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部，每天走过的路线和公里数都有记录。记者斯诺后来把这个记录表写进了他的书里公开发表了。
当时红一军团走的直线距离是一万八千里，一直到吴起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见别人有长征的这种记录，尽管有些人写了日记，但我父亲的这种军事记录肯定是很权威的。
新京报：这个记录表是怎么到了斯诺的手里？
左：1937年红军到了延安后，毛主席号召参加过长征的人写长征回忆，因为那时候已经和外国记者接触了，红军希望能通过媒体来报道长征。
当时我父亲因为在西征前线特别忙，还是斯诺找到了西征军，当时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的我父亲接受采访时拿出了这个记录表。
新京报：根据这个表的数字显示，长征的距离只有一万八千里，这个怎么来理解？
左：红军长征不单是红一军团走过的路程，还有其他的部队。实际上我父亲他们走的是比较正规的路，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红五军团最后还打到了宁夏的高台，这些部队的路程应该全部算到长征的路程中。二万五千里应该是整个红军走的长征路，路上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其实红军实际走的路程全部加起来，肯定是超过了二万五千里了。
湘江战役朱德两次发电指示
新京报：重走长征路到湘江战役旧址时，你曾作为代表为牺牲的将士们敬酒，你父亲所在的红一军团当时情况怎么样？
左：要说湘江战役，当时红一军团是开路部队，我父亲他们在右侧开路，对抗的是湘军。
湘军武器比红军好，在脚山铺时湘军以五六倍的兵力扑过来，10多架飞机在我们的山头来回轰炸，又有大炮，湘军一窝蜂地往上冲，我们守山头的牺牲了很多人，有的山头是一个班一个排地牺牲。
红二师的红五团团长易荡平受了重伤，为了不连累部队，趁人不注意时，拔出警卫员的手枪自杀了，那时候他才24岁。
新京报：这么大的牺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左：当时后边的部队辎重太多，行军缓慢。前方我父亲还有其他负责保障过江通道的部队，一批批地牺牲，当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不得不向总部打了个电报，请求后边的中央纵队走快点，我父亲他们的部队在那里这样消耗已经快守不住了。
后来朱德两次给我父亲他们打电报，要求他们必须守住，赶紧下去做广大指战员的工作。红军指战员们夜里就下去给战士们提口号，死守山头，保卫中央。
新京报：面对一批批牺牲的战友，你父亲当时有没有什么想法？
左：我父亲他能说什么呀？
作为红军的指挥员，他只能执行中央的命令。当时的政策就是党指挥枪，中央的命令，他们是用生命在执行。
最后在脚山铺这场战役中，红一军团指挥部都被敌人包围了，我父亲和林彪掏出手枪和敌人对射了起来，最后总算脱险了。
军事能力颇得毛主席赏识
新京报：你父亲1932年好像曾被王明以“托派”嫌疑撤官？
左：1932年，王明他们到了苏区后，认为当时是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我父亲是“托派”，不能给予这么高的军事指挥权，就撤了我父亲的官，调他回瑞金在红军学校当教官，一边审查一边给了个留党察看的处分。
但当时战争太需要父亲这种人才了，他毕竟是黄埔一期，又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所以，毛主席又把他要到了红军总部，从参谋开始当起，没几个月就成了红军第一作战局的局长，后来到了红一军团做参谋长。
新京报：看来你父亲的军事能力还是得到了重视的。
左：我父亲很认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一直都在很坚决地贯彻执行。红五军团原本是冯玉祥的部队，当时毛主席派我父亲去组织和接管这支1.7万人的部队。
这支部队装备很好，士官都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它的战斗力远远超过了当时江西瑞金的一些红军部队，所以毛主席对这支部队并不放心，这支部队要是反水对红军的打击就太大了。（让父亲去接管）这足以表明毛主席对他的信任。
身背处分打仗时压力很大
新京报：你父亲这个非常特殊的身份———“托派”嫌疑，留党察看，在长征中对他的影响大吗？
左：我父亲他背着多大的包袱啊！他嘴特别严，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这个性格，他是很严肃的一个人。在党内的领导权斗争里，他不能说任何话，他连个警卫员、马夫都不如，人家是党员，他仍然是留党察看。所以我父亲所有党的会议都不参加，因为他的身份就在那里摆着，可是军事上给了他很大的指挥权，他就一心一意扑在军事指挥上。
新京报：党内没有地位和比较高的军事指挥权，这两样放在一起看起来很矛盾。
左：是啊，这次重走长征路时，陈赓的儿子陈知建曾跟我说，他不理解为什么我父亲受了那么重的处分，职位还比他爸爸高那么多，他说“给你爸爸那么重的军事指挥权，他应该满足了”。
我当时就说他话说得不对了，对于我父亲他们那辈人来说，当时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比人的生命还重要，这个处分带给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新京报：有人说，你父亲最后的牺牲有部分原因是在用生命来证明对党的忠诚。
左：这是他一直以来最想解决的事情。在长征时，他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经常是打着电报就睡着了，醒了以后他接着打电报，有时候睡着了说的梦话都是指挥的事。作为指挥员，为什么林彪和彭德怀愿意用我父亲？因为他很尽职。
另外，我父亲绝对不打败仗，因为不能打败仗。你想，他这种身份的人，一旦打了败仗，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他是“托派”，在为敌人打败仗。他压力一直很大。
后来彭德怀讲过，我父亲不管多困难的仗，都没有掉过眼泪，但提到这个“托派”帽子的处分问题时，哭了。他说，“我在前线打了那么多的仗，难道还不能证明我对党的忠诚吗？”后来彭德怀就给中央打了个电报，我父亲也打了，但直到父亲去世，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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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本报记者王卡拉
摄影：本报记者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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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之女：红军长征肯定超过二万五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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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父亲左权，左太北称他是个非常标准的军事参谋人员
左太北
66岁，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计划司原司长，左权将军惟一的女儿。在她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左权将军就在十字岭突围中牺牲，成为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长征揭秘
长征二万五千里是怎么算出的？
一提起长征，人们自然会想到“二万五千里”。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沿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从江西于都到陕北不过万余里，“二万五千里”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生接受采访时说，“二万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红军中走得最远的部队的长征路程。
红军共有4支部队进行了长征，他们所走的路程各不相同。除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外，红25军行程万余里；红二、六军团（后成立红二方面军）行程二万余里；红四方面军行程万余里。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介绍，即使是中央红军中，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走了二万五千里。
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对长征里程进行了统计，1936年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其中记载了红一军团机关和直属队长征371天每一天经过的重要地点及里程，经统计总行程为18095里。而那些一直担负作战、侦察、迂回、穿插任务的基层部队行军里程最多，达到了“二万五千里”。
据新华社
“●作为红一军团的参谋长，红一军团在长征时打的所有仗，我父亲都记录了下来，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仗，和谁打的，打的结果是什么，都有记录。现在大家可以回忆历史，我父亲则是在记载历史。
●红军长征不单是红一军团走过的路程，还有其他的部队。实际上我父亲他们走的是比较正规的路，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红五军团最后还打到了宁夏的高台，这些部队的路程应该全部算到长征的路程中。二万五千里应该是整个红军走的长征路，路上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其实红军实际走的路程全部加起来，肯定是超过了二万五千里了。“
10月18日下午，在自己的家中，左权之女左太北在一堆堆父亲的资料和黑白照片前，谈起了父亲和长征。
父亲长征所有战役都做记录
新京报：父亲牺牲时你才不到两岁，有关父亲的记忆大多是从哪里得来的？
左太北（以下简称“左”）：我母亲很少提起我父亲的事情，父亲见我最后一面时，我才3个月大。后来因为工作忙，直到年纪大了，有时间了，我才开始搜集有关我父亲的一切资料、图片。
我父亲长征一路打来，说实在的，长征沿路的纪念馆里，除了有一个馆里有关红军长征方面军系列表里有我父亲的名字外，其他基本上都没有提及过我父亲，事迹、照片什么的都没有。但说句大实话，因为人牺牲得早，到后来就没人再提及了。
实际上，我父亲在长征时期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资料，而且都是第一手资料。
新京报：都是哪些方面的资料？
左：作为红一军团的参谋长，红一军团在长征时打的所有仗，我父亲都记录了下来，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仗，和谁打的，打的结果是什么，都有记录。现在大家可以回忆历史，我父亲则是在记载历史。
新京报：当时长征边走边打，大家都很疲劳，你父亲是怎么保证这些记录的持续不断？
左：我父亲是个非常标准的军事参谋人员，所以他做的所有事情都要记录。当时长征一路走下来，虽然那么艰苦，但他要求的制度一定要执行，他手下的参谋按照我父亲的吩咐全部都记录了下来。
红一军团共走了一万八千里
新京报：有人说，红军长征的路程并没有二万五千里，你父亲在这方面是否有记载？
左：现在很多人都在争论，红军长征到底走了多少万里。
我父亲一直在红一军团，所以有关红一军团长征的记录非常详细。红军每天从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中间多少距离全部都有。从江西瑞金到延安，红一军团，起码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部，每天走过的路线和公里数都有记录。记者斯诺后来把这个记录表写进了他的书里公开发表了。
当时红一军团走的直线距离是一万八千里，一直到吴起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见别人有长征的这种记录，尽管有些人写了日记，但我父亲的这种军事记录肯定是很权威的。
新京报：这个记录表是怎么到了斯诺的手里？
左：1937年红军到了延安后，毛主席号召参加过长征的人写长征回忆，因为那时候已经和外国记者接触了，红军希望能通过媒体来报道长征。
当时我父亲因为在西征前线特别忙，还是斯诺找到了西征军，当时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的我父亲接受采访时拿出了这个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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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红军长征不单是红一军团走过的路程，还有其他的部队。实际上我父亲他们走的是比较正规的路，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红五军团最后还打到了宁夏的高台，这些部队的路程应该全部算到长征的路程中。二万五千里应该是整个红军走的长征路，路上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其实红军实际走的路程全部加起来，肯定是超过了二万五千里了。
湘江战役朱德两次发电指示
新京报：重走长征路到湘江战役旧址时，你曾作为代表为牺牲的将士们敬酒，你父亲所在的红一军团当时情况怎么样？
左：要说湘江战役，当时红一军团是开路部队，我父亲他们在右侧开路，对抗的是湘军。
湘军武器比红军好，在脚山铺时湘军以五六倍的兵力扑过来，10多架飞机在我们的山头来回轰炸，又有大炮，湘军一窝蜂地往上冲，我们守山头的牺牲了很多人，有的山头是一个班一个排地牺牲。
红二师的红五团团长易荡平受了重伤，为了不连累部队，趁人不注意时，拔出警卫员的手枪自杀了，那时候他才24岁。
新京报：这么大的牺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左：当时后边的部队辎重太多，行军缓慢。前方我父亲还有其他负责保障过江通道的部队，一批批地牺牲，当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不得不向总部打了个电报，请求后边的中央纵队走快点，我父亲他们的部队在那里这样消耗已经快守不住了。
后来朱德两次给我父亲他们打电报，要求他们必须守住，赶紧下去做广大指战员的工作。红军指战员们夜里就下去给战士们提口号，死守山头，保卫中央。
新京报：面对一批批牺牲的战友，你父亲当时有没有什么想法？
左：我父亲他能说什么呀？
作为红军的指挥员，他只能执行中央的命令。当时的政策就是党指挥枪，中央的命令，他们是用生命在执行。
最后在脚山铺这场战役中，红一军团指挥部都被敌人包围了，我父亲和林彪掏出手枪和敌人对射了起来，最后总算脱险了。
军事能力颇得毛主席赏识
新京报：你父亲1932年好像曾被王明以“托派”嫌疑撤官？
左：1932年，王明他们到了苏区后，认为当时是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我父亲是“托派”，不能给予这么高的军事指挥权，就撤了我父亲的官，调他回瑞金在红军学校当教官，一边审查一边给了个留党察看的处分。
但当时战争太需要父亲这种人才了，他毕竟是黄埔一期，又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所以，毛主席又把他要到了红军总部，从参谋开始当起，没几个月就成了红军第一作战局的局长，后来到了红一军团做参谋长。
新京报：看来你父亲的军事能力还是得到了重视的。
左：我父亲很认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一直都在很坚决地贯彻执行。红五军团原本是冯玉祥的部队，当时毛主席派我父亲去组织和接管这支1.7万人的部队。
这支部队装备很好，士官都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它的战斗力远远超过了当时江西瑞金的一些红军部队，所以毛主席对这支部队并不放心，这支部队要是反水对红军的打击就太大了。（让父亲去接管）这足以表明毛主席对他的信任。
身背处分打仗时压力很大
新京报：你父亲这个非常特殊的身份———“托派”嫌疑，留党察看，在长征中对他的影响大吗？
左：我父亲他背着多大的包袱啊！他嘴特别严，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这个性格，他是很严肃的一个人。在党内的领导权斗争里，他不能说任何话，他连个警卫员、马夫都不如，人家是党员，他仍然是留党察看。所以我父亲所有党的会议都不参加，因为他的身份就在那里摆着，可是军事上给了他很大的指挥权，他就一心一意扑在军事指挥上。
新京报：党内没有地位和比较高的军事指挥权，这两样放在一起看起来很矛盾。
左：是啊，这次重走长征路时，陈赓的儿子陈知建曾跟我说，他不理解为什么我父亲受了那么重的处分，职位还比他爸爸高那么多，他说“给你爸爸那么重的军事指挥权，他应该满足了”。
我当时就说他话说得不对了，对于我父亲他们那辈人来说，当时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比人的生命还重要，这个处分带给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新京报：有人说，你父亲最后的牺牲有部分原因是在用生命来证明对党的忠诚。
左：这是他一直以来最想解决的事情。在长征时，他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经常是打着电报就睡着了，醒了以后他接着打电报，有时候睡着了说的梦话都是指挥的事。作为指挥员，为什么林彪和彭德怀愿意用我父亲？因为他很尽职。
另外，我父亲绝对不打败仗，因为不能打败仗。你想，他这种身份的人，一旦打了败仗，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他是“托派”，在为敌人打败仗。他压力一直很大。
后来彭德怀讲过，我父亲不管多困难的仗，都没有掉过眼泪，但提到这个“托派”帽子的处分问题时，哭了。他说，“我在前线打了那么多的仗，难道还不能证明我对党的忠诚吗？”后来彭德怀就给中央打了个电报，我父亲也打了，但直到父亲去世，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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