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口述历史 于 北京时间 03/24/2006 (2555 reads)
主题:阎长贵:1967,我给江青当秘书
[史海钩沉] 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成为中国第一夫人的秘书,
再一个想不到就是,我当了一年的秘书,她居然关了我七年半。
也想不到当了一年秘书以后,遇到这么多挫折以后,还有今天。
我是,一个是感谢毛泽东,解放了,
一个是感谢邓小平,邓小平给我平反了。
1967年1月,30岁的阎长贵成为了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先生对我说,刚开始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他对江青很崇拜,认为江青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然而就是这位大人物,让阎长贵的人生从此波澜起伏。
在风云变幻的1967年,江青是如何工作生活?又是如何接人待物?江青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又是怎样改变了阎长贵的一生?在本期的《口述历史》当中,阎长贵先生将为我们讲述那一段40年前的往事。
解说:阎长贵出生在一个世代贫苦的农民家庭。1961年,阎长贵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他师从《红旗》杂志社中国哲学史组的组长关锋,研究中国哲学史。工作一年之后,阎长贵发表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批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据说这一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从而给阎长贵带来了莫大的荣誉。
1966年7月,当时的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局的负责人戚本禹,把阎长贵调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当时的钓鱼台国宾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各种办事机构在这里工作,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大都住在这里。1966年8月,阎长贵被分配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不久之后,由于信件数量增多,钓鱼台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江青办信组。
1966年8月31号(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是江青主持的,这一主持那就了不得,那信就多起来了,那是一天几百封信,一两千封信,用麻袋装,麻袋装,这时候就调了七八个人,称作江青办信组,我是江青办信组的负责人。当时信它是这样的,反正看信的原则,戚本禹给我讲了三个原则,一个是转给有关部门处理的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通过江青的,就转给国务院了,转给,甚至转给军委了,转给各省了。极少数,五六封信,一天五六封信,只有五六封信可以转给江青看的,并做了摘要以后。再一种就是攻击,或者说江青什么话的,坏话的,就是转给公安部门处理,这是办信三条原则。
解说:1966年的夏天,阎长贵进入钓鱼台工作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的政治运动风云变色的时候。他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也积极地投入到了运动当中。
那就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那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情,所以当时我有个信念就是夺取政权,咱没赶上,因为年龄小,年龄小,保卫政权啊,不能落后,当时心情就是这样一种心情,所以就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所以戚本禹要我去见红卫兵,我都是代替戚本禹见的,代替戚本禹见的,也说了好多话。
解说:到了1966年的年底,阎长贵得知自己有可能成为江青的秘书。
戚本禹说,他说,江青啊叫他去当她秘书,他说我不行,我太粗,他说我看你还比较细,你比较细,你去吧,我说我不行,我也没当过秘书,我也不会当。哎,不会当,不会学嘛。就说这么一个,说着玩的,也没介意,也没用心,还是继续干我,处理江青来信。大概他说这个话以后,大概半个月以后,戚本禹就跟我说,他说,走,到11楼去,那时候江青已经搬到11楼了,到11楼去。那就,就给江青当秘书了,
记者:那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首先是当时为什么会选上您做江青的秘书?
为什么给江青当秘书,戚本禹起了主要的关键作用。大概我想江青的女儿李讷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我和李讷关系比较好。后来江青本人跟我说的,她说你还有劳动人民的味道,因为农民出身,家里世世代代都是穷苦老百姓,她说你还没有(被资产阶级)化掉,这当时应该说很高的政治评价了。
1967年1月9日,阎长贵走马上任,正式成为了江青的第一位专职秘书。在当秘书之前,阎长贵就经常见到江青,江青也每次都客客气气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阎当了秘书以后,江青却很长时间不见他,见了面也爱搭不理,就连送给江青的文件都是通过警卫员传递。阎很纳闷,别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叫试用阶段。
我当时感到很怪了,我就问戚本禹,我说你说这样当,我说没啥意思,我说还不如在16楼工作呢,还不如在办信工作痛快呢。我说怎么回事啊?戚本禹他说他也不知道,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问,我心里憋不住,我就问那个(警卫员)孙立志,他笑了,他说现在江青在试用你,在试用阶段,所以不理你,
解说:阎长贵在11号楼工作了一个月,江青终于找他正式谈话。从此以后,阎长贵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江青的秘书。
去了以后,江青很客气地说,来来来,你坐下,我就坐她左边那个沙发上了。她就跟我讲,她说,你给我的信啊,我看到了,你讲的意见,也可能是,就是中南海两派之间的办公厅,两派的意见,也可能是对的,我从其他渠道也听说过,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从今以后,除了我交代你任务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再交代你工作任务。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我负责,要对党负责。
文化革命以前,江青很少长时间住在北京,她像候鸟一样,冬天去南方,夏天又住到北方。唯独1967年,也就是阎长贵给她当秘书这一年,江青一天也没有离开北京。有人分析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967年,对江青而言是巩固权力和追求更大权力的重要关口。在阎长贵的印象里,江青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
解说:江青常常忙到忘记当天的日期,所以阎长贵每天给她送文件的时候都会附上一张纸条,写上当天日期和一些重要的工作安排。
所以她说她是一个政治化的人,政治化的人,就是除了工作以外,好像就没其他事情了,就不办其他事情了,所以她67年夏天,她身体不太好,我们也劝她,你身体不好,是不是出去休息休息啊。她说事这么多,怎么出去啊。她还跟我说的,她说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叫我去休息休息,不要以为离开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她跟我这样说的。
解说:1967年,阎长贵在钓鱼台11号楼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发和管理文件,对每天十几二十万字的文件进行分类,再转交江青。
对于有些问题,江青偶尔也会征求一下阎长贵的意见。
大概67年的几月份,夏天吧,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当时可以称作京剧表演艺术家的人,一个女演员,很有名的,写了江青一篇文章,就赞扬江青京剧改革的,上面就称江青是旗手。江青要我看看,我就看了,我认认真真地看了,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是,我说是不是不要称您为旗手好一点,我说这个旗手恐怕是毛主席吧,还有一条意见,因为她这个文章,5000字的文章,每写到江青的时候,都用了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数了大概有二十几个,我说这是不是太多了,我说,我说有一个地方用一下就行了,这样用显得朴实一点。她说也对,也好,请关锋同志给我把这个关。我当时提的意见是实实在在的,从爱护江青出发的,从维护江青形象出发的。
解说:阎长贵没有想到,他的建议竟然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所以这篇文章在《红旗》发表的时候,那是1967年《红旗》第九期,发表的时候就把旗手改成,大概改成了战士,改成了战士。所以文章一出来,刊物一出来以后,这个演员就炸了,就去拿着这个《红旗》杂志就去找…,…当时不是文艺主要负责人嘛,她说《红旗》是不是反革命啊,为什么把我说江青同志是旗手给我砍掉啊。后来这个戚本禹还去找关锋,关锋说,关锋有点生气了,他说你为什么把旗手给换掉,关锋说,你去问江青本人去,还闹了这么个风波。
对于当时江青的特殊地位,阎长贵用“众星捧月”“大红大紫”这八个字来形容。虽然在1967年,江青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是她已经被列入了中央负责人的行列。作为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和其他的一些领导人也有过一些接触,有很多事情,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记忆当中。
在文革小组当中,掌大权是谁,是江青,这一点是没有,这一点大家都承认,这一点我们亲自看到,陈伯达虽然是文革小组组长,就是是傀儡了。
当时文革组的成员,我看到都有点儿轻视他,看不起他,我亲自看到过这个关锋、戚本禹奚落他,陈伯达上那去就是小老百姓,这是他口头禅了,…手一抱,我是小老百姓,小老百姓,甚至他工作人员都这样讲,所以工作人员就说,伯达同志啊,你是首长,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说不,我是小老百姓。所以是江青骂陈伯达,我亲自看到的,江青说陈伯达,你是什么小老百姓啊,你口口声声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说你小小老百姓,你是推托责任。
我所见到的林彪和叶群到江青那去过一次,是我见的,林彪去了以后,坐那也不说话,就是,也不上水,因为他不喝水,那回江青送给林彪几幅毛主席的字,叶群还说,我们是一介武丈夫,好像是对这个,送的这个很好,感谢江青同志。林彪没说话,没说话,这是我看见的,去过一次。
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经常给我打电话。她就问我,今天这个会江青去不去啊,我就问她,我说你去不去啊,她就说,江青同志去我就去,都是这样,讲这样的话多了。
大概她只要下午不开会,下午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都要去看毛主席,因为她看毛主席,回家啊,她不需要什么通报什么的,不过总理去看主席,到主席那去商量问题,好像还要给值班的人员打个电话吧,给那个护士打个电话吧,因为她一般的也不需要这个。去看毛主席回来,还回钓鱼台住了。
记者:江青的讲话,是不是要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就会为她修改?
修改,是。我还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改稿子的事情,就是江青关于教育的一次讲话,我看了,我也帮她整理一下,改了一下,她对我改的还比较满意,就送给主席看,主席说,这没什么新意,不要发表了。当时江青发表什么东西,那要经过毛主席的。
1967年秋天,曾经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与二人关系密切的戚本禹处境尴尬。阎长贵曾经是关锋的学生,所以出现了很多不利于他的声音,连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也亲自写信给江青,委婉地表示阎长贵不适合继续担任江青的秘书。然而在阎长贵看来,江青此时仍然对他保持着信任。
江青问我,你对关锋有什么看法?我说关锋不错啊,关锋不是政治上挺敏感的嘛,挺敏锐的嘛,我说是不是有点偏激,江青没说什么,第二天就告诉我,她说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回到《红旗》杂志去了。因为我当时是《红旗》杂志的人啊,我经常回到《红旗》杂志去,有时候拿工资,有时候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从此以后不要再回去了。
解说:有惊无险,阎长贵仍然留在江青身边工作。到了1967年底,阎长贵还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机构,这个组长职务在当时堪称要职。
好景不长,仅仅一个月之后,刚刚升官的阎长贵就被罢了官,并且身陷囹圄。
导火线就是一封信。北京哪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演员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大概文革当中受到冲击,她给江青写信,她不认识江青,写信的目的大概是希望江青说句话,因为都是文艺单位的嘛,她在历史上叫过江青,其实她解放后就改了名字了,不叫江青的名字了。
解说:阎长贵误以为写信的女演员和江青曾经有些渊源,专门写了一张便条,和信一起送给了江青。
大概拿到信以后,可能第二天就把姚文元…到我们那个11楼,那个会议室里,她拿着信,坐那一坐,把我叫去了,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就问我,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当时我蒙了,我说怎么回事,我一看,哦,这封信,我说这封信是不是与你有点什么关系呀,她说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
解说:在阎长贵看来,当时江青之所以会如此震怒,是因为曾经的演员经历是江青一生的痛处。此后江青对阎长贵异常冷淡。
阎长贵被通知换工作,并且和江青的另一位秘书扬银录交接文件。从1967年1月9号成为江青的首任专职秘书,到1968年1月9号离开钓鱼台11号楼,阎长贵担任江青的秘书工作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也不少。
陈伯达和汪东兴来找我谈话,陈伯达谈得还比较,陈伯达说,你是在办事组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去吧,汪东兴说,他说例行点手续,离开首长身边都进行审查,审查就审查吧,所以我拿了我的茶具什么,牙具什么的,就把我送到这个当时钓鱼台警卫连的连部去了。送那去以后,在一个房间里有两个战士看守我了,当时也很,哎呀,成了阶下囚了,
这大概是,我是67年1月9号隔离,大概是1月24号几号到了秦城监狱,那是晚上,换那里去了。那去了都是一边一个战士送到那里去了。那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以后登记,什么这个什么东西,破的衣服,换上囚服了,换上黑衣服。当时监狱的人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收监了,你是,你代号是6820,
解说:阎长贵在监狱中度过了将近8年,出狱后又在农场劳动5年。1975年阎长贵终于得到了一纸结论,指出他的罪名是“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1979年9月,阎长贵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