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中央社会部

康生在中央社会部

王珺

　　我曾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康生领导过上海特科，在延安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他和这个部门的历史渊源是很深的。我头一次见康生是１９４０年在抗大听他的报告，讲托派问题，大意是讲托派如何从一个政治派别变成帝国主义的间谍。

　　当时，他从苏联回来不久，身穿黑色皮衣，头戴黑色皮制列宁帽，足蹬长筒马靴，夹着皮包，带着秘书，十分神气，和在边区看到的其他领导同志完全不同。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好像总是咬牙切齿，给人以毛骨悚然的感觉。他为什么如此强调托派问题呢，后来才知道他惯於把“反托洛斯基派”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来整人。他刚回到中国，便制造了诬陷陈独秀是“托派、”的事件。后来又把王实味打成“托派”，还用逼供的办法搞了不少冤案。

　　制造假案

　　１９３７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１９３０年改设“中共中央社会部”，内部又称“中共中央情报部”，对外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这是继“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中央一级管理和领导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部长是康生，副部长先后有潘汉年、孔原、李克农等。

　　１９３８年机关从蓝家坪迁到枣园。枣园在延安北郊的小砭沟大平川，背山面水，是一片葱茏茂密的绿色园林。南面有延河的潺潺碧波，北面有山冈上高高低低的窑洞，西面有奔腾的裴庄灌渠。园里果树成行，春天桃李芳菲，花香鸟语，虽然不是世外桃源，也是延安少有的非常清幽、宁静的所在。中共隐蔽战线的总指挥部在这里度过了重要的战斗年代，枣园便成了中央社会部的代称，较早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同志常被称为“老枣园”。１９４１年毛主席和他随身的中央机要处、政治研究室等几个单位迁到枣园，更加密切了部里和党中央的关系。

　　我於１９３７年在冀中参加八路军，１９３９年底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在抗大政治部负责保卫委员会的工作，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调到枣园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保卫班学习，从而有机会了解和接触保卫工作方面一些案件。据知，延安时期，在保卫部门被关押的所谓“特务”、“叛徒”、“”、“托派”的犯人，其中有的经过审查已经证明完全是冤案，部门领导也作出“无罪释放”的结论，但送到康生那里便一直被压着，不予批准。

　　一位名叫蒋齐生的进步青年，１９３９年从上海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到延安不久即被怀疑为“托派”，投入保安处监狱接受审查，１９４０年处长周兴即作出“无罪释放”的结论，送请康生审批，被康生压着，直到１９４６年才随“抢救运动”中拘捕的大批被冤屈人员一同释放。这期间还有两个较大的案件值得一提：一、王遵及案，二、钱唯人案。这两个案件发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初期，是康生直接办理或直接参与领导的案件，经常成为他讲课时所举的成功案例，后来证明两个都是冤假错案。

　　王遵及案，即所谓“中国的川岛芳子日本女间谍案”。王肄业於北平春明女中，是抗战初期经过地下学联的关系从敌区北平到冀中投奔革命的进步女学生，因为她是大王克敏的侄女，聪明漂亮，应对有度，举止不凡，记忆超常，而怀疑她受过特务训练。前方战争环境无法审查，冀中军区把她送到延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责成边区保安处审查。当时规定不许刑讯，审讯人员反覆讯问，问不出结果，便恶作剧，把一条蛇放在王住的窑洞里，吓得她魂飞魄散，大哭大叫。没有办法，王被迫顺着审讯人员的意图，假供自己是日本间谍，按看过的间谍小说编了一套如何盗窃情报，如何进行特务活动的虚假故事。

　　康生对突破王遵及案，颇为得意，在中央大礼堂开报告会介绍“案情”，在《共产党人》杂誌登文章，号召全党提高“警惕”。许多人信以为真，传扬出去，说捉了一个“中国的川岛芳子”。后来我去边区保安处帮助工作，住在审讯科旁边，犯人放风时，科长曹光清把她指给我看，女孩身材修长，面目娇好，虽然愁云惨淡，掩盖不住娴静、清纯的气质，谁看了也不会相信是个女特务。后来康生还说她和复兴社有关系，要保安处严加审讯，又逼她承认是复兴社成员。

　　钱唯人是共产党员，原任边区政府交通局长，因为联系修筑公路的事，和国民党有关方面时常来往而引起怀疑。保安部门使用特殊侦察手段获得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将钱唯人逮捕。在康生召开大会、亲自追逼下，钱被迫承认是国民党特务。

　　王、钱两人曾被长期关押，直到１９４６年经过认真甄别才得以平反。

　　康生从苏联回来不久，延安许多同志不知他是何许人，这两个案子传出去后，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使他声威大振，都知道康生是从第三国际回来的领导人，是个神秘人物，抓特务有办法，是个很厉害的、了不起的特别工作部门首脑。在保卫部门曾有年轻同志，幼稚无知，缺少经验，出於主观主义和对敌人的仇恨，使用了逼供的办法，误将好人打成特务的事例。但是康生不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他不属於上述情况。有的老同志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刚刚回国，是政治局委员，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两个显赫、重要部门的首脑，特务不是什么时候想抓就有的，他新官上任，是否急於展示自己的手段和本领，故意制造假案，一鸣惊人，虚构政绩，以抬高他的身价和威信呢？根据他一贯的思想作风看，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能完全排除康生“有意而为”的可能。

　　两个秘书的遭遇

　　匡亚明１９４１年曾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通报组组长，后担任康生的秘书。他１９２６年在上海大学和康生同学并同时入党。

　　１９３２年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担任共青团南汇区区委书记，因为上海党组织大破坏，许多同志被国民党逮捕或枪杀，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时地下党组织得到情报说是匡亚明叛变告密造成的。为了确保党组织的安全、消除隐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组织研究决定对匡采取果断措施，由做保卫工作的同志暗地向他开了枪。后来证明这个情报是不正确的。

　　匡亚明身负重伤，敌人在外滩将他逮捕，认为是共产党内讧事件，便以“共产党残酷无情、六亲不认”为由，进行挑拨离间，竭力劝他“悔过自新，回头向善”。匡亚明对敌人的阴谋嗤之以鼻，高声痛斥敌人的无耻伎俩，他说：“这完全是我们党内的事，你们无权过问。发生这种误会，完全是国民党背叛大革命、疯狂反共的政策造成的。今天既然被捕，是杀是剐，悉听尊便，不必废话。”

　　虽经多次严刑拷打，匡一直大义凛然，坚强不屈，还在法庭上不断揭发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罪行。抗战爆发后，他才从反省院被营救出来。匡亚明曾这样对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生涯中并不都是阳光灿烂、一帆风顺的，不但事业有成败，在党内有时也会受到很大冤枉。能否以坦荡胸怀正确对待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有的同志在对敌斗争中不愧是英雄好汉，但在党内斗争中受到委屈时就伤感备至，甚至消极悲观，政治动摇，也是有过的。”匡亚明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好榜样。

　　匡亚明任康生的秘书，感到他有时批评人太苛刻。康生有一次征求意见时，匡便掬诚相告，没想到康生因此对他怀恨在心。康生在西北公学讲课时曾对匡评价很高，在枣园，还特别为他写了一首诗：“故人不能忘，相见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以表示对他的赞扬和他俩的友情非同一般。匡给他提了意见之后，就反目成仇了。

　　全国解放后，匡任南京大学校长，“文革”刚开始，康生便把匡亚明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说明康生胸怀狭窄到如此程度。他感情用事，一点也听不进不同意见，最后沦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决不是偶然的。

　　康生的另一个秘书沙韬的遭遇更惨，而且由沙韬案引起了轩然大波，牵连了不少人。沙韬原来是中央社会部干部科科员，１９４８年中央社会部随中央机关从晋绥迁到河北平山县。康生在山东任华东中央局副书记，致电李克农要中央社会部为他选个秘书。当时我任干部科科长，经和副部长陈刚商议，提名派干部科的沙韬去。李克农对康生很尊敬，他说康生要人一定要选好干部去。李问我沙韬怎么样，我说沙政治可靠，处事细致、稳重，文笔通顺，字也写得好，完全能胜任。这样便同意派沙韬去了。

　　全国解放后，机关进了北京。１９５０年康生忽然把沙韬送回中央办公厅，说他是特务。这时中央社会部已经改为军委联络部，部长是邹大鹏，仍归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管。杨尚昆要我部把沙收回。回来后，沙分配到某局做干部工作。

　　１９５４年，康生听说沙韬仍在我部做干部工作，非常不满。李克农不得已，命干部局对沙进行审查，干部局指定科长吕造林办。吕深感为难。我当时任干部局副局长，管审干。吕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只能实事求是，以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按原则办事。审查结果，沙历史、政治都没有问题。

　　因为涉及康生，事关重大，李克农找了几个权威单位的领导：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中央公安部罗瑞卿、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及本部邹大鹏和几位副部长共同研究，一致同意，并将结论报刘少奇审批，李克农为表示对此事负责，还把商量的经过郑重地写在日记里。刘少奇在结论上写了很长的批语，大意是说：康生当时在病中，他说沙韬有政治问题是不可信的，要告诉沙安心工作。

　　结论退李克农阅后转到干部局，原件有中央同志亲笔批语，要求尽快退中央办公厅保存。因为关系到我部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需要留个凭证，我亲笔将结论连批语照抄了一份，送各位部领导传看、圈阅后放入我的保密包，保密包还加盖了密封印泥，锁在干部局的保险柜里。李克农为保护干部，要沙韬改名为张韬，与中组部商议把他调到边远地区，任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该结论抄件因为内容牵涉较多，仍保存在我处。

　　“文革”开始，康生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位高权重，很快找到沙韬，把他投入监牢，成立专案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任组长，对沙进行迫害性的审查。专案组特别向我调查沙韬的情况，实际是试探我对沙韬的看法。我据实以告，说沙韬是好同志，经我们认真审查过，没有政治问题。这一下惹恼了康生、曹轶欧。我部造反派夺权，打开干部局的保险柜，在我的保密包里又发现了我亲笔抄写的、有刘少奇批语的沙韬结论，康、曹认为这是件大事。李克农已经过世，从部办公厅又查出李克农关於此事的日记，都送给了康生。康、曹如获至宝，认为这些都是李克农勾结刘少奇、杨尚昆、罗瑞卿、安子文陷害康生的铁证。这时单位早已改为中央调查部，马上召开全部大会，对我进行揪斗追查。

　　１９６７年８月３１日，康生、曹轶欧特别为此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调查部几个有关人员和造反派代表，追查李克农如何与杨尚昆等人串通，阴谋派沙韬去“陷害”他的内幕。他们气势汹汹地追问我：为什么现在还说沙韬是好人？我只好说我警惕性不高，没有发现他有反革命活动。问我为什么亲自在保险柜里窝藏刘少奇的“黑批示”，我说重要政治文件我都放在保险柜里。康生、曹轶欧听了大发雷霆，对已故的李克农和我们几个相关的同志连批带训，追问、申斥达六个钟头，骂了个狗血喷头。

　　会后他们还单独找造反派代表说：康生１９５０年住北京医院，王珺也住北京医院；曹轶欧１９５６年入中央党校，王珺也入中央党校，肯定是李克农派来监视他们的特务，要严加追查。我一回机关，便看到中心广场已经贴出字有斗大的、惊心动魄的大标语：“陷害康老的大特务王珺罪该万死！”造反派认为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点了名的、最严重的“反革命”，立即召开全部大会，对我进行批斗、游街、抄家、戴高帽子，靠边站了１１年，并牵连到我老伴杨戡，她也受到曹轶欧极恶毒的诬陷，多次被批斗。

　　最倒霉的还是沙韬，后来才知道只是因为沙韬误拆了曹轶欧给康生的一封信，便被认为是勾结饶濑石进行暗害活动的特务，被无辜关押七年，身心受到很大摧残。因为康生对沙韬恨之入骨，在此案中广事株连，把中央调查部和有关方面闹得乌烟瘴气。

　　李克农首当其冲，被康生多次诬陷和攻击，并告到毛主席那里，说李勾结刘少奇和彭、罗、陆、杨要害他，毛主席没有信。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在关押中，也都曾以“包庇坏人、迫害康老”的罪名，受到反复审讯和批斗。邹大鹏和已经到四川任省委书记的陈刚被康生及其追随者迫害致死，曾任该部副部长的刘少文、毛诚，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和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凌云都因受此案牵连，而被关入监狱七八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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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在中央社会部 王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