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罗瑞卿秘书回忆：文革中我怎样离开公安部的

原罗瑞卿秘书回忆：文革中我怎样离开公安部的
作者：王仲方（作者为原罗瑞卿秘书，青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晴天霹雳

　　1965年的春天，带来一片晴朗和喜悦。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国人民经过两年多奋斗，从三年困难阴影中走出来。农业两年丰收，经济经过调整，市场开始复苏，生活有所改善。人们心情开朗，充满了希望。青海省形势也有明显好转，克服了历年靠国家调拨粮食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畜牧业得到恢复，全省农牧民日子好过了。青海省委工
作受到人民的称赞和中央的表扬。我也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当时我在青海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报中央批准，调我到西北局任办公厅主任。青海省委要挽留我任西宁市委书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认为我是公安部借调去青海工作的，应该仍回公安部。正好我有病，在上海医院治疗，工作何去何从，只得待病治好了再定。

　　当时我患的是浮肿病。1961年春季随周恩来、谢富治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做农村调查。我在成安公社小堤西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正赶上三年灾难中最严重时刻，在农村一个月，就得了浮肿病。周恩来在伯延公社，谢富治在成安公社，同样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有一次汇报会后午餐，炒了一小盘鸡蛋。周恩来用刀划成四份，周与邓颖超、谢富治和我各分一小片，此情此景，留下深刻印象。此行虽苦，但是通过农民群众无记名投票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与肯定。我与大家同感不虚此行。调查结束，我到了青海，常在农村、牧区蹲点，顾不上治疗休息，浮肿，特别是下肢肿得更厉害，神经功能和代谢功能紊乱。经领导安排，在上海广慈医院请专家邝安昆教授治疗。这一段，我日子过得很平静。

　　在一片晴朗和喜悦中，天边逐渐升起乌云。在1962年夏季，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大讲阶级斗争，提到很高的高度，这往往是发动党内斗争的信号，却被人们所忽略。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起草农村“四清”文件，毛泽东公开表示对刘少奇的不满，引起了刘澜涛等人为毛刘关系的忧心，而刘少奇仍未引起警觉。这个期间，林彪、江青暗地里声东击西，兴风作浪，直到1965年11月，江青组织姚文元抛出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使乌云更加密布，终于在“上海会议”上爆发出晴天霹雳。

　　1965年11月26日，罗瑞卿到上海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他的秘书来看过我，不久罗即离开上海去云南省考察。12月6日，谢富治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问他开什么会？他说清晨周总理通知他一起到上海，毛主席要召开中央会议，至于讨论什么问题，连周都不知道。我有些纳闷。过了两天，谢的秘书来说，这次会上秘书很轻松，文件由中央机要处处长直接交到与会者手中，不让秘书参与。什么事情这样保密？我有些疑惑。接着我看到与会者住房名单，党政军领导人都有，惟独没有罗瑞卿。我有些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12月12日，我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云南省委书记周兴约我到他那里休养。我推测这封信是罗瑞卿的秘书从云南带来的，他为什么不来看我？我估计罗瑞卿已到上海，一种神秘的气氛，使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会议结束后，大约在12月15日前后，上海市委副书记向我传达：罗瑞卿犯了严重错误，反对林彪、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中央已批准他辞去军队一切职务，深刻检讨，接受批判。这不仅对罗瑞卿是一次突发事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是一次突发事件。

　　根据我多年的了解，毛泽东与罗瑞卿的关系是深厚的、密切的，毛对罗应该是非常信任的。毛泽东从红军时代开始，亲手培养提拔罗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罗有成绩，毛泽东就加以肯定和表扬。罗有缺点，毛泽东当面给予批评教育。听到别人对罗有意见，毛泽东就给罗打招呼，让罗加以注意。毛泽东对罗瑞卿可以说是信任有加，爱护备至。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从红一军团到抗大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两家往来也是密切的。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绝对不会反对林彪、反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的。

　　这样大的事情，事先毛泽东不同政治局常委商量，如此急促地背着罗瑞卿大搞突然袭击，一定是到了非“挥泪斩马谡”不可的地步。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大了，罗的问题就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可能还会发展下去，甚至会株连不少与他有过联系的人。

　　我在公安部当过罗十年政治秘书，同罗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这次会不会连累到我？即使我已经离开六年，恐怕还是难以幸免的吧？我为自己的前景设想了多种可能：最好的可能是到西北局当我的办公厅主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工作和读书。再一种可能是把我挂起来，西北局不敢要我，只有回青海停职闲居。最坏的可能是把我打入罗的圈子里受审查，被隔离，如果被这个阴影笼罩，我的一切正常生活都将受到破坏。

　　此时已近年关，是在上海过年还是回北京过年？我知道公安部肯定会受到“上海会议”的冲击。罗瑞卿离开公安部已经六年了，他的问题又主要出在军队，照常理公安部不会有过分的反应。

　　但是党内斗争的经历使我预感到公安部会要同罗瑞卿“划清界限”，以至清除他在公安部工作十年留下的“影响”。这样就必然会牵连到我的头上。我还是应该回去看看，同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同全家老小在风暴前夕一起过个年，也许是最后一个团聚年。我就是怀着忐忑不安、充满忧虑的心情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家里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

　　离开上海前，胡耀邦同志从北京到上海治病，我向他谈了心中的忧虑。胡宽慰我说：罗在军队职务虽免，但还保留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罗同毛主席的关系，事态不会坏到哪里去的。可是一到北京，我就感觉到空气显得异乎寻常地紧张和神秘。

　　所有熟悉的同志，过去一听说我回来，就会赶来看望，这次一个人都不来了。熟人遇见了，也都尽量躲避。面对面无法躲避时，竟然两眼瞪着，满脸憋得通红，有话不能说。有一位熟识的同志是无锡人，见我时笑了笑，我请她到家里吃她喜欢的面筋烧肉，她答应了。第二天，却又告诉我说她不能来了。过去回家，电话不断，这次也无人来电话了。家中显得极为冷清，我也不出门，在家中陪我老父亲拉拉家常。

　　我父亲王肖山是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一直赞成和支持共产党，是一位为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教育家，他担任新中国教育部参事多年，是懂得政治的老人。我却无法向他说清楚当前发生的事，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觉得遇到了一股特大的寒流，把一切都冻结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冻结了，人和周围的联系也冻结了。太阳不再温暖，照在身上也是冷冰冰的。我所生活的这艘巨轮好像碰上了冰山，正在渐渐地沉没。

　　我给罗的秘书郭树元打电话，说去看他们，他连忙说你千万别来，我也不便来你家。我们只能像做地下工作那样约好在什刹海碰头。我到约定地点，见他推着自行车过来，他对别人托词说是出来治牙。

　　郭树元同我边散步边谈话。他告诉我，罗在云南考察边防，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不知道，在飞机上罗像往常一样看文件，处理公务。

　　下了飞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来接，路上一句话也不说，罗很诧异，问陈丕显开什么会，陈只回答说到了住处，周总理、邓小平会同你谈。果然，一进门，周、邓在楼下会客室等他，同罗谈了“上海会议”的情况。

　　罗在突然袭击面前极度震惊，接受不了，要求面见毛主席。周恩来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还批评罗太天真了。秘书们一到住处，按惯例要接通多种电话，这次被告知，所有电话已被切断。罗的夫人郝治平由邓小平夫人卓琳陪同上楼，两人抱头大哭。

　　“上海会议”结束，罗就随周恩来回到北京。与外界联系也切断了，只有与彭真还能通电话。罗整天在家中，沉默不语，考虑怎样写检讨。郝治平也是闷声不响。郭树元是公安部研究室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是我介绍他入了党。如今他满脸疑惑地说：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该怎么办？翻了几遍《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劝我还是早些离开北京这块是非之地为好。

　　我的妻子史洛明，当时是公安部政治部干部训练部副部长，历来列席公安部党组会。她告诉我最近党组开会不叫她参加了，换了同她一起工作的另一位同志出席。这位同志开会回来，什么也不跟她说。她也觉得气候骤变，但还是每天去上班。

　　春节来了。除夕之夜，中南海怀仁堂有晚会。政治部主任尹肇之(真是一位好同志)给史洛明两张票，让她陪我去看戏，舒舒心。

　　当我们跨进怀仁堂大门，正巧遇见了公安部一位平时很熟悉的副部长也带着孩子来看戏，见到我们，他的表情一反常态，冷若冰霜。在会场上还看到了罗瑞卿的几个孩子，我同他们招手示意。这场晚会是空军文工团排演的，表现抗美斗争的戏，当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周恩来看戏，我的座位恰好离周很近。

　　会后第二天，洛明下班回来说，公安部那位副部长很生气，责问是谁给王仲方送票，还同周总理离得很近。我知道在公安部宿舍大院不能久呆了。

　　正在这个时候，史洛明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去沈阳出差。我明白，公安部是要赶我走了。于是我们全家团聚，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告别了老父亲，同洛明一起上火车站，她去沈阳，我去西安。北京正遇沙尘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我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都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凄凉地离开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