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动摇不定，在南京要投降。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作者 : 冯玉祥

第三篇 动摇不定

第20章 “七七”抗战

　　 那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是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廿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决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拼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到了九日，日本的军队更增加了。十二日，日本人就占了天津车站。廿六日，日本军队占领廊坊。日本人香月向宋哲元提了最后通牒，宋哲元拒绝日方要求，北平四郊发生激战。

　　 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都是蒋介石预先有命令“不要抵抗”，不然的话，这两位高级将领，就是死也应当打死好些日本人，绝不会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一首哭佟、赵诗。

　　 北平城里，因为宋哲元的军队撤走了，留下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后来也走了。他有一个旅长要留在北平，张自忠的一个团长（刘汝珍）说：“我们要向日本鬼拼死命，为什么留在这里等死。”马上带着他的一团人出了德胜门向北走了，很有意思的是另一团人也跟着刘汝珍走了十分之九。日本军队在后面追着打，他们还是很勇敢地退到南口以北同刘汝明军联合起来。由此可见他们的旅长虽想要苟且偷安；但一般的官兵能够很勇敢地不听他的乱命。这就是他们的军队，平素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教育。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更能认出来，什么是治命，什么是乱命。

　　 到了七月十九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共产党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允许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才算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要停止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当时我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我说，以后他愿意更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我说：“应当如此，我要恭贺你。”

　　 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卫在南京广播，题目是最后关头。那天汪说的完全是宣传民族失败主义。

　　由此可见，的作用，汪、蒋两个人是一致。

　　蒋介石刚刚有了千分之一的团结内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马上这个卖国贼汪精卫又在那里胡说起来，又加上蒋介石的心腹刘峙，从平汉路一直向后跑，弄得大局只看见坏，看不见好。他们因此好宣传：你们看抗日不能成功吧？为了用种种方法，证明不能抗日，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我问过蒋：“为什么不准备呢？”蒋说：“若一准备，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一向我们进攻，那还不亡国么？”他没想到他没准备，日本就不向他进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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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八·一三”
“八·一三”(1)

　　 就在这几天里，蒋介石找程潜先生征求我的同意，来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的是在上海方面对日本作战。我的回答是：“只要是对日本作战，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担任。”到了八月十四日就发表了我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当天在陵园的无梁殿，开国民党的中央常务会议。

　　因为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我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两位副委员长都有了战事的责任，蒋介石的心腹姓戴的就提议把副委员长取消，汪精卫首先赞成。

　　他们这种诡计多端，谁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副委员长的名义是全体代表大会决议的，为什么在这里会通过呢，内股子里就是蒋介石发动的。

　　蒋觉得抗日与他没有利益，不论与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只要与他自己不方便，他总是不痛快，有副委员长二位总是他觉得不方便；可是政府亦不明令发表。

　　 八月十五日，我到了苏州附近的山上一个大庙里。第二天午前十时，到了苏州城外张治中将军的司令部，看见张的参谋长，知道上海附近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我对张的参谋长说：“你们这司令部应当挪一挪，以免被炸。”我离开苏州向上海前进，出来不过三里，日本的飞机廿八架就把张治中的司令部内外全炸平了。这一次，他们得了很大的教训，至少他们知道日本人早已知道他们的司令部在哪里了。至于他们的军队和弹药库在什么地方，不用说日本人更知道得很清楚。

　　 我的汽车刚到昆山火车站，知道那里汽车通不过去，又转回来。离车站不到二里路，车站上停着三列兵车，都没下车。敌人廿八架飞机来了，一阵猛烈的轰炸，官兵死伤很多。熊斌是我临时参谋长，他离轰炸的地方不到半里路。幸而熊蹲在稻田的水中，只露出一个头来，没有受伤。死的那些官兵真是冤枉透了。

　　后方开来的队伍到哪里停止，军队全不知道，蒋介石都是发命令给后方勤务司令部，火车一到，军队就上车。沿路各车站都说前头什么都有，一站复一站，实在说起来，到了前方车站，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军队调上前方来，司令长官全都莫名其妙。

　　我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的前方司令部，看见了张治中、张发奎、杨虎几位总司令，商议了一会，如何进攻日本鬼子的军队。正在这时候，张一麟先生、李根源先生、江问渔先生，还有许多朋友，来到前方慰劳军队，我们大家照了一张相。当时有几十架日本的飞机就在头上飞来飞去。我对张治中说，你这司令部当赶紧移开，这里不大妥当。

　　张一麟先生等走了，张发奎司令对我说，归他指挥的军队，向来彼此都不认识，他确实知道的只有一排人，是他认识的。张问我能不能替他想办法，我说可以，我去向蒋介石说明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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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2)

　　到了十八日，张发奎问我，前头一连炮队不知哪里去了，是不是我把他们调开了。我说：“不知道。”查来查去才知道蒋介石把那一连炮队调到旁边去了。一个委员长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这叫什么统帅法？真是太无知识了。

　　 前方打仗的军队，全靠着用大锅做大米饭吃。烧火是用稻草，白天点火，一冒烟，日本的飞机就来轰炸；夜间点火，一见红光，日机又来了。上海附近雨水很多，稻草一湿点不着火，就没有法子做饭。做饭的地方，距离前线远了，饭没法子送；靠得前线近了，一轰炸做饭的地方，前线的人就吃了亏。最困难的，做饭的炊爨兵没有军事训练，用他们去送饭，就没有人做饭，不用他们送饭又叫谁去送？因此前线的官兵，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一天两天还可以，要一连三天，谁也不能打仗，谁也没法子打仗。与其说日本军队能打仗，还不如说我们是因为饿的缘故，不能持久而失败。这是谁应当负的责任呢？完全是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不打算真正抗日得到的结果；处处都没有准备，完全是去送命的。

　　 上海附近的阵地，造得太坏了，钱却花得不少。因为那是姓黄的找了一个商家，把阵地包给他们造的。像机关枪阵地，不但里面有三尺多深的水，并且是机关枪进不去。这种东西若偷工减料，与别的东西不同，结果是不能作战；何况里面有三尺深的水，兵不能在里面久蹲，无论什么样的官兵，若在水里泡三天，那也是不成的。况且又不只三天？蒋介石为什么找这个姓黄的造这样的阵地，谁也摸不清。三百几十个机关枪阵地，能用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可惜不可惜！

　　 前方的伤兵没有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受伤了怎么办？用谁来抬？离开了前线的伤兵，多半是自己爬出来，死了的无人葬埋。最坏的一件事，死了的官兵身上没有号码，名姓都没法子查考。受了重伤的，运到医院，伤口上长了蛆，全部臭了。这样，不应当死的死了，不应当残废的，也残废了。

　　 还有绅商学界团体和妇女团体，到医院慰劳官兵，蒋介石派的特务，不许进去，不准同受伤的官兵谈话。这种防备人民的办法，使一切慰劳品被这些特务们偷的偷了，拿的拿了，既见不着面，更提不到鼓舞士气，安慰伤兵的心了。

　　有几个受重伤的连长，从上海附近爬出来上了火车，一直到南京下关车站，六天六夜没换药。到了车站，伤兵们看见有人来，他们说：“我们打仗死了可以，想不到六天六夜连口水都喝不着，你们把我们枪决了，比这样活着还好。”说着说着，一面大声骂着蒋介石，他们主要地说：“蒋介石若不是卖国贼，绝不会这样的待遇我们这些受伤的官兵。”

　　 司令长官对于前方的敌情一点也不知道，想着派几个侦探出去，蒋介石是一文钱也不发，他好像是说：“你要抗战，你派侦探，为什么向我姓蒋的要钱。”这是当时的实在的情形。我真不知决心抗日的人们，有了什么罪过，必要遭受蒋介石这种待遇。

　　常说的话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今天看蒋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如何不打败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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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调我到第六战区
调我到第六战区(1)

　　 过了不久的时间，北方平津一失，就紧急得很了。蒋介石找白崇禧将军征求我的同意，找我到北方去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我说无论哪一方面都好，只要和日本作战，我没有不乐意的。我经过南京见蒋，我说王士珍和段祺瑞是朋友，对于国务总理之缺，彼此不直接接任；何况宋哲元是跟我多年的人，若替他指挥些时间可以，若使他带的军队归我带，那是不可的。蒋说很好，一定这样办。

　　 我过济南对韩复榘说：“只有抗日活着光荣，死了也是无上光荣。”韩说：“张自忠自北平来见你，张请你给蒋介石寄一封信，替他辩白，辩白他在北平、天津的事。”我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张自忠将军，内容是说：“张自忠将军很有良心，有血性，只要叫张带着队伍打日本，张一定尽本分；”又说到饶恕人能有“七十个七次”就更好了，我引的是基督教圣经上的话。信写完了，我对韩、张两个人说：“你们能以真心抗日，无论叫我帮什么忙，我都愿意。”

　　 我坐的火车到了桑园，知道前方的情形很紧急。不久的工夫，冯治安、萧振瀛、陈继淹来看我，萧振瀛张口就说：“政府这个不好，政府那个不好。”我对他们三个人说：“萧说的这些话都不用再提，政府已经决心抗日，无论什么坏话，都不要讲。我们要看准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前方正在打仗，我们再说些闲话，就是减少抗日力量，讨日本鬼子的喜欢，这是不对的。”萧振瀛听了我的话，马上他的脸变成红布似的，他已经觉出来他在北方做的卖国事情我都知道。

　　 我在沧州看见宋哲元，把十万元的慰劳费给宋，我马上又回到桑园。当时冯治安的军队和刘振三的军队都在马厂附近跟日本人打得非常激烈。那天晚上，有三位德国顾问从蒋介石那里来看我，他们问问日本的情形和我们军队的情形，住了半天就走了。谁都知道日本和德国希特勒勾得非常紧密，报上都嚷着说，日德要订攻守同盟。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派德国顾问到前方来，蒋到底是什么心肠，谁也不明白。

　　 东北军万福麟等军人划归第六战区指挥，司令长官部用电报、电话，无论怎样找，也找不到他的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后来知道他们是用避开命令的办法。说实在的话，真不能怪他，连年以来东北军的官兵就吃不饱，穿不暖；从“双十二”以后，蒋介石就拿他们当敌人看待，他们心里不平安怎么会有精神抗战呢？就有一个东北军姓刘的军长，把军队开来到桑园，我亲自对他们大家讲了一次话，他是个青年，看那样子还有点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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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我到第六战区(2)

　　 这时候是连阴多日，大雨成灾，河北一带平地里就有二尺深的水，官兵们都在战沟里被水泡着。我打电话给何应钦，请他给蒋介石说：“官兵的腿和脚都被水泡肿了，请你赶紧买十万双鞋和袜子送到前方来。”何应钦说：“已和蒋介石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的章程没有这笔钱，这也不合乎军队的章程。”我对何应钦说，你翻开那章程看，有没有官兵在水里泡三天五天？你说的是平时，我说是战时。就在电话上吵了有十分钟，结果是一个兵一块钱，叫他们自己去买，官长不管。中国带兵的格言总是说：“带兵如带子弟一般。”蒋、何两个人的办法，简直拿着爱国军人当为路人一样的看待。

　　 前方的队伍退到沧州，又挖了很好的坚固阵地，我找副司令官鹿钟麟带着我的命令到前方找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分四路由右翼绕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那一次若按着我的命令去执行，一定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过了两三天后，鹿钟麟有一个报告说：“只有一路把日本人打了一下，其余的都没达到任务。原因是李文田和黄维纲带着军队只走五六里路。”李文田说：“不能再走！”黄维纲问：“为什么呢？”李文田说：“冯长官的命令，不能不听，咱们出来敷衍敷衍老长官的面子就够了。”黄维纲军长说：“你是副总司令，一个是你应当确实服从命令，一个是公开反对命令，你怎么说敷衍敷衍呢？”李文田说：“我是副总司令，我知道得比你的多，蒋总司令是不主张抗日的，我们打胜了，他也不喜欢；冯长官是主张抗日的，我们不出来敷衍敷衍，他是不愿意我们的。”因此黄维纲和李文田大吵特吵。鹿钟麟就回来报告这件事，我把这实在情形打电报给蒋介石，到底没有回来消息。

　　 过了不到五六天，白崇禧将军给我打电话，说蒋介石为了不叫张自忠回军队，想派李文田当军长，问我同意不同意？当时我将李文田敷衍命令的事情对白崇禧将军说了一遍，我说：“最好还是张自忠回来当军长，李文田这个人万不可用。”过了两个钟头白崇禧将军来电话说：“蒋介石答应了，张自忠马上就回军队去就任军长。”后来知道萧振瀛、李文田、何应钦三个人勾结起来破坏抗战，造了很多谣言。

　　 我从德州奉命到河北邯郸县，整理刘汝明的军队。知道刘汝明在张家口和日本鬼子打仗，师长李金田受伤，还有几个团长阵亡。刘田和张振武都是最好的团长，也是在张家口阵亡的。刘汝明军长诚实勇敢，不会应酬，不会巴结，弄得报馆造他的谣言，硬说刘汝明怕日本人不敢打仗。

　　有一次我和蒋介石报告刘汝明的师长受伤，几个团长阵亡的事，蒋说：“刘的军队就没有打仗，哪里会有阵亡和受伤的事！”我说：“实在的事情，你不知道，你竟被坏小子欺骗。”当时好像他很醒悟的样子；过去了，他还是被他那一班坏小子蒙蔽他，愈蒙蔽他，看他愈高兴，因为他心里是不喜欢真正主张抗日的人指挥作战的。

　　这时候第一战区程潜将军也在平汉路上，第六战区同第一战区在一起很不方便，结果把第六战区取消，我就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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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在南京要投降

　　 蒋介石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后来知道蒋找的人没有我，那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提出的调停和议。蒋介石就沟通了曹汝霖、王克敏、李思浩、梁鸿志、吴光新，这一些都云集在上海沧州饭店、哈同花园，忙个不了。

　　蒋介石派的人是姓吴的和姓翁的和他们接洽，提的条件：

　　一、实际承认满洲国；
　　二、恢复“八·一三”的现状；
　　三、山东事件；
　　四、共同防共；
　　五、华北中日双方均不驻兵；
　　六、经济提携。

　　这是们提出来的灭亡中国的勾当。

　　陶德曼提出来的议和条件，据甘介侯致国民参政会的电报说：德大使第一次调停之条件为：

　　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
　　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驻兵；
　　三、扩大淞沪停战协定，非武装区以国际警察代替中国保安队；
　　四、中日经济合作；
　　五、中日共同防共；
　　六、根绝反日运动。

　　德大使第二次调停之条件为：

　　一、中国政府应抛弃联共政策和反日反满政策，并与日满共同反共。　　二、在必要区域内设立非武装区并成立特殊政权。
　　三、日、满、中缔结密切经济合作之协定。
　　四、中国对日本作必要之赔偿。

　　以上这些事是徐谟外交次长报告的。

　　徐说：“在南京是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时，在座者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长（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

　　蒋介石叫徐谟对大家报告德大使提的条件之后，有人就问有没有别的条件？有没有限制我国的军备？

　　徐说：“据德大使所说除了这些条件，并没有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

　　蒋介石就问唐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白健生有何意见，白谓：“是如此条件，为什么打仗？”蒋介石又问徐次长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又问唐孟潇，也称赞同各人意见。

　　蒋介石委员长遂表示：

　　（一）德国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
　　（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蒋介石找军人开会商讨事情，他为什么不找我？我也用不着说，明眼人都清楚。因为我绝对不答应他投降；他不抗日，我一定要抗日到底的。

　　 有一天晚上九点钟，在铁道部开最高国防会议。蒋介石是这个会议的主席，汪精卫是这个会议的副主席，那天到的有二十位。

　　会议刚开，林森主席就来了，林说，他要上兵舰到重庆去，白天日本飞机轰炸得厉害，兵舰是没法子走，现在向大家告辞，十点半钟就可以开船。

　　林刚说到这里，蒋介石说：“主席走吧，这是没办法的事。”蒋把双手向左右一伸，大声嚷着，双手抖着说：“他们要抗战，硬把国家弄到这个样子！”一连嚷了十几声，并且愈嚷声音愈大，有十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

　　后来秘书张群说：“大家都不要难过了，好在这不是上别的地方去，乃是上重庆去，重庆就是重复回来庆祝的意思。”经张群这一说，有的人们就笑起来了，这样林主席才走了。

　　那天开会时蒋介石涨红了脸，脖子的筋都涨起很高，那真是把他良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他要投降的情形已表现出来很多。

　　 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紧急，上海方面因为军队吃不饱，没法再打下去。

　　从南京到上海的交通，有铁路一条，汽车路一条，还有一道苏州河。一个是汽车路太窄，再加上管理不善，军纪太坏，许多伤官伤兵无人闻问。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疯狂似的从早到晚在南京、苏州一带乱炸，许多火车装了逃难的人民，一列车一列车被日本飞机全都炸毁，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如此，蒋找我先到汉口去。我在浦口上火车的时候，看见下关江南岸上，有几十万同胞都在那里等着上船。前几天上海来的船是在江心中停着，用小民船把岸上的人驳到船上，现在已经满得不能再加了，岸上的老少男女哭声喊声十里八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那真是哭声震天，铁人下泪的光景。

　　 蒋介石叫唐孟潇守南京。军队从上海退出来的时候，在苏州河要用民船，看见那些民船上的人全都满了，都不愿意靠岸，军队就开枪打船上的人，一连打伤几个，船不能不靠岸。蒋介石的军队把老百姓都轰下来，军队都上了船。沿这一条河出的事情太多了，民众对蒋介石说些什么呢？看见军队杀戮人民比日本人还厉害，他们对于军官们真是看得同强盗一样。

　　唐孟潇守南京也没有办法，因为军队不听他的命令，更因为蒋把军心全都失掉了。为什么失掉的呢？就是吃不饱，受了伤没人问，泡在水中也没有人管，这就是那最大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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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撤出南京跑到武汉
撤出南京跑到武汉(1)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离着南京近了，唐生智首先将南京城外的许多房子烧掉了，为了免得被敌人利用。结果敌人来了，队伍全都垮了，有的军队投降日本。不到三天，日本鬼子把中国投降的军人枪决了七万多人，那就不要说各界的人民了！受日本的奸杀淫掠，无所不为。无论什么人看见，都是咬牙切齿地痛恨日本鬼子这种兽行，这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的。

　　 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武汉，住在一个地洞的旁边。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对蒋介石说：“对待伤兵应当优待，不应当用宪兵开枪把他们打死。武昌街上，宪兵打死了好几个伤兵，若是这样办，军心怎么维持呢？”

　　正说着话，孔祥熙进来了，蒋介石问他：“有什么事？”孔说：“有一个电报。”蒋说：“什么电报？”孔说：“王克敏到北平组织政府。”蒋介石装听不懂，说：“王什么？”孔说：“王克敏。”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子一样，说：“万不会，万不会。”右手的食指，指着孔祥熙说：“你知道王克敏是咱们的人，最可靠了，何况王同我的关系最深，王怎么能做这个事呢？这完全是谣言，你不可相信，这是离间我们。”

　　我听蒋介石这一段自己骗自己的话，我站起来说：“你们有事可以谈，我先走。”蒋问：“您有什么话说？”我答说：“我同你看的不同。据我所知道的，一百分中有九十九分，王克敏一定会当卖国贼，请你留心看着吧！”

　　果然没有三天，王克敏在北平组织了政府。蒋介石的眼睛同瞎了差不多，他拿着好人当坏人，拿着坏人当好人，什么事情不糟糕呢？真是有眼无珠的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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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出南京跑到武汉(2)

　　 许多中央委员都退到武汉来了，每个星期有两次谈话会都是在汉口开。这一天开谈话会的时候，是午后两点，讨论的题目是民众运动。

　　头一个说话的，是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叫李敬齐。他说：“要什么民众运动，民众运动有什么意思？我们对于民众运动最好是用国民党的老办法，就是包而不办，我们不办，也不许别人办。这个办法比什么办法都好。”李刚说完，就有位姓刘的，贵州省的刘建群也是蒋介石的心腹说：“对付民众运动，最好是用打狗棒主义。什么是打狗棒主义呢？就是由宣传部里多订条款、规则，谁要发起民众运动，就叫他先立案，说他某处不合格，一推两推一年就下去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么？假如我们不用这个办法，这个也来民众运动，那个也来民众运动，那就如同把打狗棒放下了，狗来咬你，还受得了么？”一面好像津津有味的样子。

　　他们两个刚说完，邵力子站起来说：“我们这里的谈话，我向来没有说过话；今天听见这两位同志说的太不像话了，我不能不说几句话。像说国民党的‘包而不办主义’，在哪一本书上有这个话？这不但是乱说话，而且是污辱国民党。

　　另一位同志说‘打狗棒主义’！你说的这狗是不是人民呀？那样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兄弟，不都是人民大众么？简直地说，这话太伤众了。”经邵力子先生这一度教训，那两位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一句也不说了。

　　过了没有两个星期，中央在珞珈山开会，就把邵力子的宣传部长免掉了。从此可以知道，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是什么情形了。也可以看到党是为谁家的了，党对人民怎样看法了。

　　 李烈钧将军由江西武宁赶了来，他见了蒋介石，蒋问他：“有什么话没有？”李说：“我来就是为说话的，不过我深知道，我说的话，你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说好。”站起来就走。蒋介石一把手抓住他，请李坐下说出来。

　　这样闹了三次，李才痛快地说：

　　“一、抗日主张万不可改变，只要你坚决到底，失败也是成功，成功更是成功。　　
　　二、既然决心抗日到底，就不要用这些投降派在你的左右，赶紧把他们赶走。
　　三、你自己要飞到莫斯科去，亲自和斯大林商量，他一定会帮中国人的忙。
　　四、时时刻刻要替老百姓着想，万万不可只顾目前的小利而忘掉人民。
　　最后，我告你说，不是我们想把你骗走，我们来得你的地位。你的左右要知道，他们都靠着你吃饭，他们以为你一去不回来了，没有地方吃饭了，请你不要同你的左右商量。”

　　蒋介石满口地说：“好极了，好极了。”李将军来到黄土坡我住的地方，马上把他对蒋说的话，又亲自写出来给蒋介石送去。

　　拿这件事情看，就知道李烈钧将军对于国家真是忠肝义胆。可惜的是，蒋听了之后，全当了耳边风，一点也不去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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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出南京跑到武汉(3)

　　 汪精卫在汉口召集一个最高国防会议，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在汉口中央银行。出席的人：于右任、孔祥熙、居正、何应钦；列席的是：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主席是汪精卫，秘书长是张群，秘书主任是曾仲鸣。

　　由徐谟次长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廿八日接到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廿九日下午又见王部长，据称：“敝人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同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如欲结束，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

　　一、内蒙自治。
　　二、华北驻兵区域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不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领袖。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华北维新政权成立，应任其存在。
　　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如何扩大，日方未提及。
　　四、对于排日问题须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越所表示之态度去做。
　　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有好办法。
　　六、关税改善问题。
　　七、中国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

　　陶大使见孔、王二部长之后，希望能见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复电，请陶大使前往一谈。陶大使又引希特勒之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说，在希特勒看，日本要之条件并不苛刻。

　　拿这段事情看，蒋介石找汪精卫召集的会议没有找我，为什么？他们是为秘密。为什么秘密呢？他恐怕我反对他们这种出卖抗日的辱国行为。

　　 蒋介石在武汉办一个军官训练团，负责任的姓万，他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讲了一次话，有两个半钟头。我听见姓万的说，蒋介石在这里刚讲了三个钟头走的。

　　午后我在汉口看到于右任先生，我对于说：“今天在军官训练班听说，蒋介石在那里讲三个钟头的话。”于先生说：“他一次讲六个钟头八个钟头也没用，他现在不是讲话的人；他要用讲话的人，比他讲得好的人有的是。他这种白费力的办法，费力愈大事情愈坏。”我觉得于先生的话很对，真是识大体，明大义，顾大局的话。

　　 就在这几天，珞珈山开中央会议，向来的习惯一开会就先推举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我对蒋介石说：“这一次开会可不可先推举一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蒋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每次推举了宣言起草委员会，他们一二十位先生集在一起，总是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千年万世，‘以不变应万变’的臭而且长的文章写出来，总而言之是什么好就说什么，实在考查半点都没有做。很多人都说，国民党把好话都说完了，把坏事做尽了；这一次我们来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我们就是要注重实行，实践实作，不说一句空话。”蒋笑了说：“好极了，好极了。”当时我就觉得一定是白说了，因为蒋的脸上的细纹都表现出来：绝对不赞成我说的这些话，后来果然没有消息了，可叹不可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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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长江交通

　　蒋介石找我到鄂东一带查看阵地，并到九江以下查看马当堵塞长江的办法。我先到了鄂东田家镇附近，看见那里把海军的炮从兵舰上搬下来，造的有坚固的炮垒。我到炮垒附近看了一遍，我问炮兵的指挥官：“你这炮打多么远？”他说：“打五千五百公尺。”我说：“日本海军炮打多么远？”他说：“七千公尺。”我说：“这可坏透了。你这炮位设在小山头上，敌人离着七八千公尺就看见你了，那不是只许他打你，不许你打他吗？你为什么不在这山顶的后面切一块下来？你的炮口从山头的右边露出来，使敌人的炮不到四千和五千公尺他看不见你，那样你打他不是很方便么？”炮兵指挥官回答说：“这是德国顾问叫这样办的。”我说：“你还能改做不能改做呢？”他说：“都是洋灰铁筋做的，没法子改造。”我说：“你们要知道德国顾问是德国的希特勒派来的，希特勒是和日本勾结一致的。他有什么意见对你说，万不可全听他的。”过了不大的工夫，炮兵的指挥官小声问我：“德国顾问是真坏，他就希望我们打败仗。可是蒋为什么还用他们当顾问呢？”我说：“一定有原因。”

　　 我到了马当附近，在长江右岸的山顶，看他们用很多的轮船装上石头沉到江心里去。有的人说这个办法一点用也没有，也有人说有用。我觉得事前要有准备的话，这些轮船上都可以放些小炮、机关枪，就在长江里来回游动，很能打击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用的汽划子很小，到处乱窜。就让敌人的炮舰把我们的船打沉了，那种阻塞不很好吗？只是缺少准备。那天我们在山顶上，有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吃我们自己带的饭，喝我们自己带的水。九江的文武官吏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吃东西，我对他们说：“不论走到哪里，我不主张吃人家的饭，喝人家的水。若是奉公出差，到处骚扰人，那是一种最坏的风气，我是反对的。”

　　 就在这几天，张自忠将军在山东的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真勇敢！正从日军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紧接着就是孙连仲的军队，池峰城在台儿庄苦战十几天，结果把敌人打死的很多，并且把敌人打退了。

　　论说张、孙这两部军队至少也应当扩充到每一部十五万人或者是廿万人，因为他们不怕死，敢找着敌人打仗。实在怎么样呢？张自忠称为卅三集团军的总司令，一个兵、一杆枪、一门炮全没给补充过，就给他一个总司令的空名义；孙连仲的军队不但没有扩充，他指挥的马安邦军长在豫西被日本飞机炸死后，就被蒋介石把他这一军的番号取消了。为什么这样办呢？就因为他们打日本打得太厉害，这是什么道理？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嫡系的军队枪炮是最好的，人数是充足的，饷项是一点不缺的，都秘密地调到陕西北部归胡宗南指挥着包围共产党去了。在哪一方面都看得出来，蒋介石说的话，总是说精诚团结，实际上宁自打内战，不愿意打日本。一些朋友看见蒋介石的这种行为和他的言论，一点都不一致，就说：“蒋介石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人。”从此可知全中国人对蒋是什么情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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