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最后岁月——组织办事原则——传位给儿子,私相授受. (图)

摘要：
　　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一心要把权力传给儿子蒋经国，特别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愿望愈是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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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最后岁月——组织和办事原则——传位给儿子，私相授受。
作者 : 范小方 李永铭

　　1949年12月31日，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天。

　　在台湾中部秀丽的日月潭畔，葱茏的树木中，掩映着一幢古色古香的楼宇，因在青山之下、碧水之旁，所以名叫涵碧楼。此刻，刚从大陆败逃来台的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正在登楼眺望。

　　苍茫的暮色中，日月潭波澜不惊，如镜的水面倒映着似血的残阳，周围青山环绕，树影重叠，颜色如黛，幽深莫测。面对这如画的景色，蒋介石半晌提不起兴致。他默然无语，怅然若失，望着谜一样的潭水出神。古人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此时的蒋介石无意于山水之间，而是在思考到台湾后，怎样收拾残局，怎样应付即将来临的严峻形势，采取怎样的对策。

　　台湾孤岛目前的形势，蒋介石是十分清楚的。他败退台岛后，曾希望美国能伸出手来，给予援助，但现在这种希望已经破灭。中共军队将随时进攻台湾，而他手中所能掌握的军队已是七零八落的散兵游勇，怎能抵御中共大军的进攻呢？台湾岛内，经济秩序已被搞乱，生产失调，商品奇缺，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几百万人口的生计面临危机，如不尽快改善，将重蹈大陆时代之覆辙。他必须采取强硬措施，才能维持这最后一块领地。

　　这天，蒋介石父子在涵碧楼呆到很晚才回，蒋介石心中已经有了一套统治台湾的计划。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

　　他自1949年2月辞去总统职务后，仅是国民党总裁，到台湾后，李宗仁远在美国，他成为台湾事实上的独裁者。但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他自行宣布恢复“总统”职务，当然得加上所谓“顺应群情”之类的话。这不过是他经常玩弄的政治把戏而已。

　　蒋介石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安定内部，为此，必须进行新的人事安排。在新的人事安排中，蒋介石确立了一条原则，那就是确保蒋经国的地位稳固、顺利迁升。

　　依照这一原则，蒋介石任命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三军高级领导人也同时易人，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周至柔为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为海军总司令。

　　一切任命完毕后，蒋介石给蒋经国留下的位置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这一官衔虽然不高，但他交给儿子的权力却超越三军统帅，即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派遣和指挥”。

　　蒋介石觉得这还不够，便又在“总统府”里设了一个“机要室资料组”，也让蒋经国负责，“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统归其管辖、指挥”。

　　这样一来，逃到台湾的一大批国民党元老如何应钦、阎锡山、陈果夫、陈立夫、顾祝同、白崇禧等纷纷遭到贬逐，台湾又成了蒋家的天下。

　　新的人事安排大体就绪后，蒋介石就腾出手来，整顿社会秩序。

　　为了防止共党的渗透，他提出“保密防谍”的口号。在此口号下，出动大批警察、宪兵、特务、军队，开始了大逮捕、大屠杀。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

　　位于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过去南京市郊雨花台的地位，大批的危险分子在这里遭杀害，屠杀“革命者”的枪声，不断从这里传出。

　　台北市青岛东路的军人监狱和台东绿岛监狱，成为最大的两个集中营，有“通匪嫌疑”者，一律送往这两个监狱。整个台湾岛上，一片腥风血雨。

　　在经济方面，蒋介石为了海岛上不再发生中共在大陆掀起的土地革命，开始实行“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

　　本来，在大革命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促使和希望国民党政府实施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但都遭到蒋介石的坚决拒绝，如今亡命台湾，为了这最后一块生存栖息之地，蒋介石忍痛实行了。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这等于割断了台湾的手足。解放军的下一步，必将是渡海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

　　还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的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就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海南、舟山等岛屿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积极做好各种准备，以利在适当的时机进攻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又一次陷入混乱。

　　5月16日，蒋介石为了给部下鼓气，发表了一篇题为《军人魂》的演讲，这篇演讲重弹“革命军人”“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声言台湾一旦陷落，他决定以身“殉国”，表面上慷慨激昂、气壮如牛，实质上色厉内荏、胆小如鼠，让人一听就觉得可笑。

　　在蒋介石的带动下，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了宣誓仪式，“宣誓效死，确保台湾”。于是，各级党部也纷纷效尤，进行“宣誓”，发誓“以死保卫台湾”。

　　5月27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台湾是进入战时了！”指出“我们国家实在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因此，要求“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保卫大台湾”。

　　为了“保卫大台湾”，蒋介石下令，沿海加建碉堡防御工事，组织防空演习，组织训练民众。他还指使蒋经国效法日本法西斯的“神风队”故伎，组织“反共敢死队”，整个台湾岛上，闹得沸沸扬扬，鸡犬不宁。然而，危殆中的台湾，却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降临了转机。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正吃早饭，蒋经国十分欣喜地进来向他报告，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一听，高兴得眼泪直流，这场战争，确实给蒋介石带来了福音。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保护它在亚洲的利益，建立整个东南亚防御体系，便重新把蒋介石拣回来，将台湾纳入其战略防御体系。

　　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同时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蒋介石重新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成为朝鲜战争的受益者。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基于形势的变化，放弃了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蒋介石避免了灭顶之灾，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了危机。



　　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一心要把权力传给儿子蒋经国，特别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愿望愈是迫切。



　　还在1950年时，蒋介石就宣布改组国民党方案，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由16名委员组成，40岁的蒋经国跻身其中，为众所瞩目。

　　但蒋介石知道，蒋经国年纪轻，阅历尚浅，需要在中央决策部门磨炼一段时期，因此，一些重要的部门，仍让一些有能力、可信赖的老一辈人物帮助治理，等告一段落，再让经国取代不迟。

　　他想在这件事上做得冠冕堂皇。

　　但是，对一些不服蒋经国，与蒋经国有隙的人物，蒋介石则坚决除掉。

　　1952年，蒋经国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发生矛盾。因蒋经国操纵特务，常常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任意捕人，甚至连县、市议员也随意捕拿，吴国桢身为省主席不得不出面干预，造成对立情绪。

　　另外，吴国桢对于蒋经国的特务经费开支，往往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这样，矛盾越闹越深。

　　蒋介石知道后，“爱子之心，胜于爱民”。

　　在蒋、吴冲突中，态度十分鲜明，坚决站在儿子一边。

　　他甚至派人将吴国桢小汽车的拧松，蓄意谋杀吴。

　　吴国桢一怒而远走美国，在美国写出《上总统书》，公开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进行批评。

　　结果，蒋介石为太子除掉了一个劲敌。

　　不久，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因反对蒋经国在部队设立政工制度，孙蒋矛盾激化。

　　在冲突中，蒋介石再次偏袒儿子，于1954年6月，先撤掉孙立人陆军总司令之职，再借其部下“兵谏”之事，提出“孙立人兵变案”，将孙立人软禁。

　　这样，为蒋经国扫除了又一个强硬的政敌，为蒋经国的顺利升迁扫清了路。

　　蒋经国的势力一天天膨胀，逐渐控制了岛上各个部门的实际权力。但蒋介石并不急于马上委以重任。行政院长和副总统仍然是陈诚，给外人造成陈诚是蒋介石的接班人的误会。

　　实际上，蒋介石内心自有考虑，他知道陈诚对他是忠心的，不会轻易有非份之想，另外，陈诚的身体不好，肯定只能扮演过场人物的角色，蒋介石看重的，就是陈诚这一身病，他的生命不会有很长时间，因此不会成为蒋经国的障碍。

　　表面上，陈诚是台湾岛上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实际上，“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

　　陈诚也颇“识时务”，他多次向蒋坚辞“行政院长”之职，但蒋介石认为经国当“行政院长”的时机没有成熟，总是以“国难未纾，仔肩益重”为由，不让陈诚辞职。

　　到了1963年，陈诚又一次辞“行政院长”职，而且态度十分坚决，蒋介石考虑良久，才予批准。

　　但蒋仍然认为经国上台的时机不成熟，因此推出财政部长严家淦，让他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选择严家淦，是因为严为人谦和，没有野心，到时，陈诚身体不好，可以“一死让贤”，而严家淦则能“自觉让贤”，这是蒋介石为儿子选的一个新的陪衬人物。

　　在蒋介石的悉心栽培下，蒋经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只等老蒋一死，权力交替便是瓜熟蒂落的事了，对此，蒋介石已十分放心，但经国掌权后，能否稳固呢？这又是他所放心不下的。

　　1968年4月15日，是蒋经国59岁的生日，蒋介石先一天从日月潭给儿子写了一封信来，信中云：“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其‘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

　　蒋介石在信中还讲了他研究程朱与陆王两派哲学的体会和发现，最后，蒋介石教导儿子说：他一生最重视王阳明的学说，认为只要掌握这种学说，“此心存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此以为尔寿也。父示。”

　　蒋介石写此信的目的，就是希望儿子继承他的哲学思想，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使蒋家王朝永远保持下去。

　　“可怜天下父母心”，蒋介石真可谓用心良苦也。

　　蒋介石在一心栽培儿子经国的同时，为了巩固国民党残余政权的统治，搞所谓的“反攻复国”，在台湾发展经济方面也下了些功夫。

　　从1953年开始，连续实行了为期四年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1960年1月，又指示陈诚制定了《加速经济发展十九点计划》、《1961年至1964年的第三期四年计划及长期经济建设纲领》等。在经营台岛的建设计划中，搞了一些令人瞩目的重要工程，如石门水库、台中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南北高速公路、高雄大钢厂等。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蒋介石指示修改有关经济法令和规章制度，调整赋税、鼓励投资、开拓岛外市场、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等，这些都为台湾经济的起飞起到了一定作用。

　　台湾是个海岛，也是一个多灾的地区，对于岛内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蒋介石都十分关注，并亲自主持一些重大的救灾工作。

　　1959年8月，台湾中南部发生了六十多年来未有的大水灾，受灾面积达12万多亩，灾民达30多万人。3月31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紧急处分令》，提出抢救灾害，加速重建步伐的一系列措施。

　　如规定，从9月1日起，各项税课分别附征水灾复兴建设捐，这些收入均由行政院统筹调拨，要求各地支援受灾地区灾民，同时下令动用大批军队深入灾区，抢修和重建各种工程450项等。

　　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灾民和受灾地区的重建工作，使台湾政权度过了因受灾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蒋介石统治的台湾，处于暂时的稳定之中，蒋介石的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这是自1950年以来他少有的舒心的时刻，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历史前进到70年代，台湾上空又开始聚集起重重乌云。刚刚舒口气的蒋介石又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

　　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断交；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导致了后来中美建交；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接着，在数月之中，20多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绝交。蒋介石的驻外使馆纷纷关闭，使馆官员一个个灰溜溜的，纷纷下旗返台，一派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

　　一个个打击接踵而至，一个个坏消息联袂而来，蒋介石比当年丢失大陆还要伤心。

　　他困窘、惶惑、气愤、伤感，各种情感杂处胸中。

　　他吃不安、寝不宁，不由惊呼：“这世道变了！”

　　面对这多事之秋，蒋介石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为了稳定人心，他只是阿Q似地发表一纸文告，硬着头皮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

　　空洞的说教，毫无内容的陈词，除了让人感到蒋介石内心的恐惧与空虚外，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的失败，还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在这孤岛上苟延残喘。

　　这时，政权方面，蒋介石年事已高，经国势力已大，现在交接，已是顺利成章。

　　蒋经国此时已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严家淦有职无权，但毕竟要像神像供着，有时也不宜喧宾夺主。如长此下去，老蒋一旦过世，麻烦就大了。

　　蒋介石考虑到这些，就想乘自己在世时，让儿子名正言顺地当上行政院长，为将来接替总统职位打下基础。

　　严家淦也十分知趣，自觉让贤。

　　1972年5月，第五届“国大”召开，蒋介石当选为“总统”。严家淦即递上辞书，蒋介石当即批准，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说：“行政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长。”

　　老蒋之心，立法院早已洞悉。

　　六天之后，立法院以381票的最高票，将蒋经国顺利地推上了行政院长的宝座，蒋介石忧虑的心才有了一丝宁静。

　　然而，蒋介石对台岛的未来并不乐观，想到将来总有一天要置于共产党的管辖之下，因此，整天忧心忡忡，处于极度苦闷之中。

　　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风云变幻，确实如当头一棒，一下子击倒了这个86岁的老人，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一天不如一天。

　　还在1972年3月，蒋介石就做了前列腺手术，并由此转为慢性前列腺炎。

　　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的第二个月，即1972年7月，蒋介石先患感冒，而后引起肺炎，于是进入荣民总医院，在这里住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从此，蒋介石的健康便一蹶不振。

　　1973年元旦，病中的蒋介石照例发表致同胞文告。10月10日，双十节，他又照例发表“国庆”文告。

　　在这些文告中，仍然表示其反共的态度决不改变，仍然是那些早已听厌的高调：“纵使我们的权利蒙上一层悲痛的面纱，我们的气氛暂时受到安抚逆流的毒化，我们决不会气馁，我们不会迷失方向与道路。”

　　蒋介石发表这些文告的目的，除了表示他反共的决心外，主要为了向外界表示，他没有病，他还是台湾的统治者。

　　蒋介石住院期间，对外高度保密。他本应辞职，以副总统代理其职，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为的是让蒋经国接班有更充分的准备时间。

　　1973年7月，他第四个孙子蒋孝勇结婚时，他还与他们合照，让报纸公开刊载，以向公众证明他的健康状况和并没有暗中引退。

　　1974年夏天，蒋介石的病情一度好转，他每天可以在花园散步，并与家人讨论政治及国际形势，似乎十分轻松与愉快。但到年底，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偶感风寒，再度患感冒而转为肺炎，这次病得十分厉害，身体虚弱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由于蒋介石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期服用抗生素，所以此次肺炎很难治愈。

　　1975年1月9日，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虽经抢救转危为安，但由于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3月29日，蒋介石病情转危，他高烧不退，已不能起床，他自知年事已高，多病并发，不可能治愈了。

　　于是，他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拿来笔和纸。他口授遗嘱，让秦孝仪记录，后由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锦、杨亮功、朱俊贤等签字。遗嘱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光复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蒋中正蒋介石口授完遗嘱，喘了一会气，又说：“我死后，将灵柩暂厝慈湖，那儿风景好，很像我们奉化老家。”说到这里，蒋介石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了。

　　大家知道，此时此刻，蒋介石是在强烈地思念自己的家乡——奉化溪口，那古木参天，危崖耸立的武岭，那流水旋洄、游鱼可数的剡溪，如一幅幅立体画面，在蒋介石眼前出现，老人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4月5日下午，蒋介石病情恶化，他腹部感觉不适，泌尿系统失灵，医疗小组认为心脏功能不佳，可能腹内积尿，便给蒋服用少量利尿剂，不久便排出500cc。下午4时，小睡片刻。

　　晚8时1刻，蒋介石病情进一步恶化，脉搏突然转慢，医生当即施行心脏按摩术和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急救，约一二分钟后，心脏呼吸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便再施行上述方法，然而效果已不佳。此时，呼吸不能恢复，血压也不能测出，只能使用电击，促使心跳。

　　这天夜晚，台北上空，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如此恶劣的天气，更增加人们的焦虑。

　　草山别墅中的蒋介石在狂风暴雨声中已是人命危浅，奄奄待毙。

　　延至晚11时50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医生仍在抢救，注射心脏刺激剂，将电极直接刺入心肌，但已毫无作用了。

　　蒋介石在宋美龄与蒋经国的哭泣声中溘然长逝，终年89岁。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死亡公报，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月为“国丧”期。

　　4月9日，蒋介石遗体停在国父纪念馆，供民众瞻仰遗容。数日内，约有250万人进行了瞻吊。

　　16日8时5分，进行追悼和安厝仪式，蒋介石遗体身着长袍马褂，上面覆盖着青天白日旗。随其遗体入殓者，有蒋介石所得三枚最高勋章：采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国光勋章，还有他经常阅读的四本书：《三民主义》、《唐诗三百首》、《圣经》、《荒漠甘泉》。仪式后，依照蒋生前的嘱咐，其灵柩移厝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慈湖”。

湖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