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四人帮”——毛远新不主动交钥匙和手枪

逮捕“四人帮”——毛远新不主动交钥匙和手枪
作者 : 王凡

　　笔者在帮助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撰写回忆录时，因为也涉及到１０月６日的逮捕“四人帮”一事，曾参考了张耀祠写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

　　在张耀祠的回忆录中，他说对江青实施拘禁审查的任务时，是他和当时的中央警卫团副政委武健华一起去的。因为有关这段史实，几个人的追溯却有些差异，故而有加以廓清的必要，我们暂且将张耀祠回忆的原文摘录如下：

　　“时间到了，我同武健华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十几个干部出发了。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２０１号楼，这个地方我过去经常去，每个角落我都很熟悉。晚上８时，我们先到毛远新住所，进到他的办公室，他们正在看电视。毛远新见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立即站起来，关了电视机。

　　“我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文件和材料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收。你的生活、安全由李连庆指导员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送中央。’

　　“我宣布完后，毛远新骄横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没有再说了。他不主动交钥匙和手枪，我们一位干部上去缴了他的手枪、钥匙。

　　“江青离毛远新住地很近，我和武健华同志在２０点３０分来到她的住所……”

　　然而，在邬吉成回忆对“四人帮”采取拘捕行动时，却告诉笔者，武健华是在怀仁堂这边参加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拘捕行动的。因为邬吉成当时就在怀仁堂外面，负责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的随行人员的安置。一方面，他亲眼看见武健华进了怀仁堂；另一方面，当怀仁堂内的行动结束后，武健华从怀仁堂出来，还要邬吉成给张耀祠打电话，问江青那边的行动结束了没有，接着他俩一同到王、张、姚等随行人员的休息处，向他们宣布了有关情况。

　　在张耀祠的回忆中，只说是武健华和他一起执行了对江青的拘禁审查任务，但在行动中武健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没有细节的交待。而在邬吉成的回忆中，则许多细节都有叙述，而且一些事情是他和武健华两人一起做的，在做的过程中还有对话交谈。

　　笔者在看了张耀祠的回忆录又听了邬吉成的叙述后，最初的推测是：如果张耀祠、邬吉成两人追忆的主要事实都是比较准确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武健华参加了两边的行动，因此两边的行动应该不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但这其中又有一个矛盾之处，即如果武健华参加了拘禁江青的行动，就没有必要让邬吉成给张耀祠打电话，询问江青那边的行动是否结束。而在怀仁堂这边行动之后，武健华要邬吉成打电话问张耀祠那边行动是否结束，又恰恰说明两边的行动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

　　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回忆，必有一人出现了偏差。但究竟是谁记忆错了呢？就当时张耀祠、邬吉成两人的地位而言，张耀祠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邬吉成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同时兼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应该是拘禁“四人帮”具体行动的领导者之一，邬吉成则只是整个行动某局部的负责人。按说应该是张耀祠掌握的情况更全面、他说的似乎更权威一些，故而笔者当时对他俩的说法究竟该采信哪一种，曾经很费斟酌。最后，只是在邬吉成的回忆录中，采用了邬吉成自己的说法，而未对两种说法作如何取舍的分析判断。

　　大约是２００３年初夏，《中华儿女》杂志发表了武健华亲身经历粉碎“四人帮”行动的回忆文章。他本人的回忆，证实了他参加的是在怀仁堂这边的行动，并披露还是由他本人向姚文元宣布的中央有关决定。而且他还追忆了在怀仁堂内的行动完毕后，他出来和邬吉成一起向王、张、姚等随行人员传达有关事项的情节。

　　可是在武健华的回忆文章里，虽然他没有讲他自己参加了拘禁江青的行动，却也用了和张耀祠差不多的笔墨，叙述了拘禁江青的过程。因此又让人感觉他对江青这边的行动也相当知情。

　　因此，当笔者在听了马晓先对那天晚上的行动追溯后，随即向她求证武健华究竟有没有参加江青这边的拘禁行动？马晓先说：“我清楚地记得，武健华当时并没有到江青这儿来，当时在现场的领导只有张耀祠。”

　　“那怎么我在不久前看到武健华的回忆文章，其中还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拘禁江青这边的行动？他怎么会了解得那么清楚呢？”笔者问道。“哦，在武健华写回忆文章期间，曾向有关的人员询问过我们这边行动的情况，他还向我询问了相关的问题，如果他当时在场的话，就没有必要向我询问这些了。”马晓先回答。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