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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基础理论与指导思想——牛头不对马嘴,自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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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血儿
  中国现在——基础理论与现实指导思想——牛头不对马嘴,自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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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克俭 出处:原创 发布时间:2006-03-12 20:23

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血儿

——答中国改革姓“社”姓“资”问题

——从世界的历史的视角评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薛克俭 政策评估员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触及到了我们党的基本执政理念,需要讨论清楚。这也是一个争论了100多年,至今还没有结论的国际话题。从人类发展角度看,从国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人类的先进思想,也都有缺陷。经过实践检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嫁接是人类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相隔百年先后都接受了这个思想。中国的改革也是“社”与“资”嫁接的结果,经济领域姓“社”,社会领域姓“资”,政治领域姓“和”。为此,中国应该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平反”,为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发达国家“平反”。20世纪马克思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将带动全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社会主义运动 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 马克思主义 中国改革 评估展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建立和发展了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此起彼伏,始终没有停止过。这也是目前国内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派别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谈到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2006年1月20日,徐景安以“中国改革姓‘社’还是姓‘资’”为题,与刘国光展开讨论,认为刘国光捅破了窗户纸,并愿意把讨论进行下去。有人说,徐景安“捅破了天”。我是主张讨论,主张“补天”的,并认为依据十六大的文件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的。下面我提出七个观点,作为大家讨论的引子和靶子,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这里我吸收了国内外许多专家的思想,特别是借鉴了迟福林关于市场经济和公共服务两大体系和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的思想。主要的参考文献我已经列出。但是如果文中存在谬误,则由我个人完全负责。



姓“社”姓“资”关系国体政体,关系人民福祉,应当讨论清楚

——对姓“社”姓“资”这场争论的评估



争论中国市场化改革姓“社”还是姓“资”背后的潜台词是:一方认为,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对应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泾渭分明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资本主义,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化改革。另一方则认为,市场经济不是唯一与资本主义制度对应的,社会主义可以搞计划经济,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面对这场争论,特别是面对中国出现的社会不公的现象,许多群众,许多党员,特别是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迷惑了,动摇了,泄气了。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已经遥遥无期了。面对苏东国家转轨,还有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老百姓再没有指望了。

面对这场争论,一部分国内的理论工作者想逃避争论,淡化争论,并拿出邓小平“不争论”的令箭,深恐争论腰斩了来之不易的改革。另外一部分理论工作者教条主义地坚守马克思主义原著,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拒绝吸收最新的社会科学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有一部分理论工作者以社会存在种种不公问题质疑改革。当然,也有少数部分理论工作者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等等。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主张既搞市场经济,又要社会主义的。他提出了“不争论”的著名观点,他的用意是想用事实说话。现在,经过短短28年的市场化改革,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一工业大国。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无可质疑。而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出现的社会不公等问题,成为中国新的社会焦点。中国出现了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先行发展国家历史上非常类似的问题。

姓“社”姓“资”关系国体政体,关系人民福祉,应当而且可以讨论清楚。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到底姓“社”还是姓“资”,已经是一个不能再回避的问题。如果部分群众,特别是执政党的部分成员对自己的执政理念发生怀疑以至动摇,甚至失去信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和危险的信号。我们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其实,世界上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100多年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结论。当时的问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非常类似,当时的问题是主张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嫁接的社会民主主义到底姓“社”还是姓“资”?关于这个问题,国际上先后出现过三次争论高潮:一是社会民主主义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二是20世纪50年代,中苏之间关于修正主义(焦点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激烈论争;三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后,出现的转轨国家姓“社”姓“资”争论。21世纪伊始,随着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社会不公问题的出现,这种争论出现了新的高潮。这也是目前的我国出现反思改革思潮的国际背景。

马克思是世界公认的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据2005年8月《半月谈》介绍,英国广播公司进行“谁是现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调查,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第二位大卫· 休谟得票率仅为12.6%,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更是望尘莫及,黑格尔甚至没进前20名。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曾于上世纪末在校内征询“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第一学人”。投票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随后,英国广播公司又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
  今天,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已冲破意识形态的樊笼,成为世人手中解析所有复杂的经济、政治现象的宝贵工具。它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也让西方社会重新掀起研究马克思、认识马克思的热潮。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的先进思想应该是引导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应该解答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应该解释经济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应该不断引导世界经济,包括发达国家的经济向前发展。如果经济越发展,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社会的解释力越差,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出了问题,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了问题。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通过了新的党章,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科学的执政观,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科学的规划观和改革观,应该说在进入21世纪后,党的执政意识形态建设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并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建议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意识形态改革和建设纳入党的改革日程,结合国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在新的发展观、执政观和改革观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历史观,形成完整的党的意识形态体系。作为执政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我们已经有条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分析马克思以后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事实,分析马克思原著,分析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而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姓“社”与姓“资”问题。要实实在在地告诉老百姓,社会主义是不是失败了,资本主义是不是复辟了,老百姓的日子还有没有奔头。

检验我们党意识形态改革成功的标准是:老百姓、包括青年学生,特别是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从心底里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能够解释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事实,真正成为指引我国和世界,包括发达国家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思想武器。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人类的先进思想

——对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评估



质问中国市场化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要害是,我们党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通过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先进思想,资本主义是落后以至反动思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的,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绝不能接受资本主义。

讨论任何问题必须首先有一个基础或者标准,也就是讨论中国改革姓“社”与姓“资”所依据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应该是为了创造一个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坑害老百姓的制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富裕,有钱花,产品不断丰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二是讲公平,人人有活干、有饭吃,看病、上学、养老有保障,不能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富裕和公平是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历代有识之士一直在追求的美好的社会理想。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美好理想呢?这是问题的第一个关键点。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人类的先进思想,我们社会主义就可以接受资本主义;如果它不是,我们就继续反对它。

15世纪以来,国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对立的思想体系,但都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先进思想,也都存在缺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满足了人类追求富裕的理想。马克思曾经说:“资产阶级像用魔法一样唤醒了沉睡在社会劳动中的生产力,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出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大、还要多。”但是,在资本主义刚刚诞生的时候,就暴露出对劳动大众不公平的问题。社会主义(马克思)计划经济满足了人类追求公平的理想,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铁饭碗、大锅饭却破坏了激励机制,影响了财富的创造,计划经济物质匮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客观地说,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在社会领域,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制造财富的机器,它是迄今为止生产效率最高的先进的经济制度,它满足了人类追求富裕的理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源头,它是有着严重缺陷的社会制度,它破坏了人类追求公平的理想。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属于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马克思预见了资本主义的没落,列宁则进一步提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资本主义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世界各个阶级普遍承认的,从来没有出现争议。

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而产生的一组主张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思潮和运动。远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社会主义这个词汇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针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就已经出现了,最著名的叫乌托邦思想。社会主义流派众多,异彩纷呈,感情色彩非常浓厚,其中包括消灭、取代资本主义和改良、改善资本主义两大类主张。目前,国内的许多争论都有社会主义众多流派的影子,当然也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子。

马克思主义是操作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科学剖析了资本主义,预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预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主张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取代资本主义,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马克思接受并进一步设计,由列宁和毛泽东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的一个完整的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产品生产体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公平但是物质匮乏的经济制度。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先后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目前,社会主义还没有找到替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更先进的经济制度,或者说社会主义没有找到资本主义形成社会不公的真正根源,社会主义在建立新的经济制度方面至今还没有实质性进展。

欧洲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北欧福利社会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是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些国家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其核心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与“资”嫁接是人类的理性选择

——在评估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承认社会主义(马克思)和资本主义都是人类的先进思想,都有缺陷,并没有解决社会思想如何统一和社会制度如何建设和完善的问题。怎样取长补短,发挥两种思想的优势,克服两种思想的弊端,构造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社会制度,是人类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实际上这里有一系列的需要认真和客观评估问题,如:如何评估社会主义运动,如何评估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分支——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看待修正主义,如何评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修正,如何扬弃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果马克思的个别设想被实践检验是错了,是不是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等。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分裂成社会民主主义(也叫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叫共产主义)两个大的流派。两大流派都承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并为之而奋斗。但是,两大流派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却并不一致。

社会主义坚持主张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取代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实行按劳分配。社会民主主义则修正了马克思通过暴力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议会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取得政权,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长期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并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统一的一个大工厂,由政府通过计划配置各种资源。它要求社会利益同质化,即社会只有单一的一个利益主体,而且政府可以掌握社会的全部信息。激励成本和信息成本是决定计划经济存废和效率的关键因素。计划经济的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利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并把它用到国家指定的用途方面。

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是在经济领域以物为本,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在社会领域以人为本,实行社会主义公共服务,追求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在政治领域以和为本,主张通过议会各个阶级进行合法斗争并互相妥协,主张通过社会契约协调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

从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社会民主主义的聪明和胆识在于,它集中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互相对立的思想的优点,只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实现了两种制度的互补。它创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都开始进入了世界经济政治舞台:社会主义、共产党在部分国家,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在部分欧美国家,主要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有了发言权,有几十个社会民主党先后掌握了政权,实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嫁接,我们应该称这些国家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陆续成为目前的发达国家。虽然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和调整,但是,其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大多数是经济不发达,产品不丰富的国家,在资源不太紧缺,粗放发展有比较大的余地的经济发展初期或者经济恢复时期,在参与战争的紧急时期(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或者面临威胁的战争动员时期,计划经济集中资源在满足基本的私人产品需求,满足恢复原有经济基础需求,满足战争和战争准备需求等方面具有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大的优势。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初期普遍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快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最值得称道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问题普遍解决的比较好,东欧部分国家至今还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摆脱全面短缺之后,计划经济资源浪费,激励不足,效率下降,技术进步慢等问题便暴露出来了。私人产品的严重短缺,使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发行各种实物采购票证,实现配给制,严格限制消费。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探索计划经济的改革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先后迈出实质性步伐,普遍放弃计划经济,接受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1917年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成立算起,到1989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完了70年的生命历程,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走进的人类文明的博物馆。

回过头来,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虽然在社会领域,在分配公共产品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经济领域,在组织私人产品生产方面是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是不成功的和不可持续的。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成功也绝不能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解释,更不是资本主义自我完善的结果。如果马克思之前的资本主义不接受社会民主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的灭亡是早已经发生的事情。资本主义僵而不死,是因为嫁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既挽救了资本主义,也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进入实践,并取得成功。这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之上建立的原理。社会民主主义是经过检验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在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那一刻起,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已经死亡,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必然死亡的预测并没有错,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血儿。社会民主主义吸收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精华,建立了消除两种思想弊端的机制,并逐步有效地消除了这些弊端,它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从苏联解体的那一刻起,已经完成它在几十亿人口范围内进行伟大社会实验的历史任务,退出了历史舞台。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设计的计划经济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不适应目前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但是,马克思设计的计划经济不成功,或者说计划经济实践不成功,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成功。

社会民主主义能够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发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自优势,并成功进行嫁接,这是人类的理性选择。这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伯恩斯坦功不可抹。在恩格斯逝世后,做为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伯恩斯坦以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全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伯恩斯坦的理论对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应该载入史册,是伯恩斯坦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先进却又互相对立的思想实现了互相制约的统一,使人类向富裕公平美好社会方向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应该感谢他。伯恩斯坦使资本主义获得新生,是资本主义的救星,资产阶级要感谢他;伯恩斯坦把马克思主义从空想变成现实,当代社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一天天增长,广大中下阶级真正得到了实惠,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也要感谢他。社会民主主义是第二代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是马克思之后第二位马克思主义伟人,也是值得全世界人民尊重的智者。当然,目前计划经济的终结和肯定伯恩斯坦,并不损害列宁和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地位。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

——对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评估



在评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肯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人类先进思想,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之后,怎样评估和解释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是我们需要回答姓“社”姓“资”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实行或者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也包括美国,他们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国家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思想作用的结果,还是资本主义思想作用的结果?欧洲国家和美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这里需要回答还有:社会主义国家转轨说明什么?社会主义失败了吗?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计划经济终结后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吗?

事实上,正是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当然也包括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从20世纪初以来的积极活动,才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社会的结构,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不夸张地说,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是社会民主主义积极和健康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时期,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和生存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进行改革的时期。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提出后,经过长时间的辩论,逐步被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和部分左翼资本主义政党接受。社会(民主)党国际目前有150多个成员,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组织。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受到无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欢迎,并被资产阶级接受。

20世纪30年以来,有50多个国家社会民主党曾经和正在执政。社会民主党曾经在瑞典执政60年。社会民主党的参政和执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上嫁接了社会主义,逐步建立和形成了社会主义公共服务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改善了所在国的社会环境,缓解了阶级矛盾,提高了劳动力素质,增加了就业,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合法性比较高的主流政党。

接纳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OECD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公共服务形成和快速发展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发展和成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的胜利,主要是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公共服务弥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挽救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垂而不死,再现生机,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了本质或重大改进,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预测错误,而是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适宜的社会条件。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GDP比重、公共服务产出占GDP比重、公共服务就业占社会就业比重、社会再分配占居民消费比重、居民消费差距等数据考察,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成分已经高于资本主义成分,北欧无产阶级的多数已经转变为中产阶级。北欧是世界上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地区。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事实证明,马克思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论断是正确的。而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证明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是比较困难和不可持续的。私人产品生产是公共产品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丰富的私人产品,就没有再分配的物质基础,也就没有公共产品的来源。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不断扩大的空间。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证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关系,在两者之间有一个广泛的共融的过渡地带。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结合,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合是人类追求富裕和公平理想的必然选择、理性选择。

第一世界大战催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世界大战催生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70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成功的社会制度,但不是好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的阵营。中国市场化改革28年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产品生产确实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对市场经济是好于计划经济的经济制度这一论断世界各个阶级已经没有争议。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产品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大部类,社会产品生产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大生产体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适合私人产品生产,但是不适合公共产品的生产,市场经济在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失灵;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适合公共产品生产,但是不适合私人产品生产,计划经济在私人产品生产领域失灵。

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强调和侧重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满足人们吃、穿、住、用等私人产品的消费需求,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开始追求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产品消费的时候,强调和侧重发展社会主义公共服务,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从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看,在单个国家范围内,在私人产品领域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公共产品领域采用社会主义公共服务制度,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中国改革在经济领域姓“资”,在社会领域姓“社”,在政治领域姓“和”

——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评估



在评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100年实践后,我们用世界的历史的视角来评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来讨论中国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就有了比较客观的参照系。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以后,中国改革到底是什么性质?中国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吗?资本主义复辟了吗?中国的老百姓还有没有希望?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学习和引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没有兼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而被共产党推翻。在退守台湾以后,由于加强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推进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实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较快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引进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设想和苏联的实践,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计划经济(社会、文化)体制,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比较好地解决了社会产品公平分配的问题。在社会产品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建立了覆盖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毛泽东坚决反对党内外一切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并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和资本主义兼容,不承认议会道路是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从而坚决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并称之为修正主义。由于没有解决私人产品匮乏问题,毛泽东的实践从反面证明了计划经济在私人产品生产方面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产品非常丰富的基础上的历史规律,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看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生产私人产品方面的突出优势,借鉴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要发展市场经济的观点,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邓小平是中国的“伯恩斯坦”。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其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符合人类追求富裕公平的社会理想。“三个代表”在实质上已经接纳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发展私人产品生产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区区28年,我国就从一个社会产品全面匮乏,依靠配给分配产品的国家,发展成为社会产品极为丰富的世界经济和工业大国。

中国改革在经济领域姓“资”,在社会领域姓“社”,在政治领域姓“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的前提,资产阶级、资本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和社会产品生产体系。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市场经济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目前,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对中国改革姓“资”姓“社”的争论使我们看到了当年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论战的影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含义应该是在经济领域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公共服务。这就是说,为了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的改革既姓“社”,也姓“资”,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应该是“社”与“资”的科学的有机结合。这和邓小平提出的既要市场经济,又要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确实是资本主义“复辟”了。但仅仅是在私人产品生产的经济领域复辟了,更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接受了。社会主义接受资本主义为的是发挥它在私人产品生产方面的优势,为老百姓提高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中国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一样是受的法律的严格制约的,其缺陷是受到严格控制的。我们不接受资本主义给社会带来的不公平。这就是专家说的,我们要“好的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嫁接的市场经济;我们不要“坏的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坏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十六届党中央提出的新的发展观、规划观、改革观都是建立在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都符合中华民族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型。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不能说计划经济失败了。计划经济在恢复中国的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特别是工业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只是在私人产品生产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相比是严重落后了。

另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个原来互相对立的思想的嫁接必然要求与之对应的思想和政治安排。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安排是在政治领域以和为本,主张通过议会各个阶级进行合法斗争并互相妥协,主张通过社会契约协调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建立和谐社会的执政思想,就是以和为本,主张合法斗争并互相妥协,主张通过社会契约协调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这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安排是非常接近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主张政治挂帅,主张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主张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理念。从世界的历史的角度看,这是革命党、在野党为了夺取政权而开展的活动方式,而不是执政党为了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保持政权而开展的活动方式。

党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活动方式的转变。在革命胜利后,胜利的政党,与社会生活常规化相伴随,都有一个如何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问题。革命党的政治活动的核心是“斗”,为了夺权,革命党总是全力扩大和激化经济社会矛盾,大搞群众运动;执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核心是“和”,为了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执政党总是全力缓和和化解经济社会矛盾,坚持依法办事。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安排的区别在于我们实行的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他们实行的是多党制。从世界的历史的视角考察,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先的国家实行多党制是合理的,实行一党制是不稳定的,而且有可能造成灾难。在经济社会后发展国家,在他们目标明确地学习和赶超经济社会先行国家的过程中,实行一党制有可能比多党制有更高的行政效率。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一党制和多党制都是可行的。



我们应该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发达国家“平反”

——对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评估



怎样看待资本主义?怎样看待修正主义?怎样看待发达国家,特别是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这在中国好象是一个禁区,不能讨论。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对这几个问题,一直感到困惑甚至迷糊。这实际上是我们意识形态教条和软弱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为世界发展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世界的社会主义因素有了这么大的发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讲不出呢?

由于对马克思原著的教条主义的坚守,由于革命党斗争哲学的长期影响,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成见,我们不敢承认马克思都承认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私人产品生产方面的积极作用,看不到也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在几十个国家成功的事实,看不到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看不到由于与资本主义结合,社会主义已经在许多国家实现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误解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误解了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由此,改革开放以来,直到目前,在我们党内,特别是在坚持暴力夺权和计划经济思想的、党的中高级干部当中,弥漫着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消极情绪,更有部分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由此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这种情绪也在群众中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由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共产党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时,理不直,气不壮。我们不仅成了孤家寡人,还失去了应该有的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人类各种先进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解释世界最发达经济,引导和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并为大多数人民乐于接受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要不断吸收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成果,不断观察和研究世界经济社会在最新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包括扬弃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思想洗礼,我们已经承认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并且尝到了发展市场经济的甜头。现在还应该勇敢承认马克思关于计划经济的设想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事实。这里,承认马克思计划经济的空想错误,不等于说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错误。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修正马克思原著的部分论断的错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马克思没有看到身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接受和提出错误的设想,就像给没有出生的孩子做的衣服不合身一样,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已经看到计划经济不适合私人产品生产,还偏要坚持以马克思为计划经济辩护,就是不可以原谅的了。

我们已经为市场经济“平反”,现在还需要进一步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平反”。当然,这里有相当大的难度,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以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为己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好不容易才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却要作为他们“平反”,承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与他们握手合作。这在许多老共产党员那里,是很难被接受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凭什么呀?

答案就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的日子,而计划经济在这方面没有市场经济做的好。独立掌握政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完全没有必要谈“资”色变。这里的“平反”需要把握两个基本点,一是大胆承认。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私人产品生产中,要大大方方地承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二是决不放纵。这里的承认,决不等于放纵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虽然承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但是,为克服资本主义的缺陷,弥补市场经济失灵,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是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和限制的,是非常中规中矩的。资产阶级和中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也通过社会协商和社会契约形式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共产党由于没有公开承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没有承认资产阶级与中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把其视为人民内部矛盾,把资产阶级混同于其他阶级,把资本主义混同于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为克服资本主义的缺陷,弥补市场失灵,制定严格约束和限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建立资产阶级和中下阶级之间的协商和协调机制。由此,中国大陆目前是世界上市场经济缺陷和失灵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工资拖欠、矿难、假冒伪劣产品、不讲信用、商业欺诈、官商勾结、腐败等等,都是违法的,有的是要坐牢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治理市场失灵和弥补市场缺陷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要充分借鉴和吸收他们的成功经验。

另外,我们承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合法地位,努力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嫁接资本主义,对于发展香港和澳门经济,增加大陆对香港澳门的凝聚力,对早日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也都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民主主义是非常相近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属于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把社会民主主义推向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应该为社会民主主义“平反”,也就是为修正主义“平反” ,接纳社会民主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为人类一种先进的主流思想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接纳社会民主主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汇入世界先进的主流思想大家庭,成为人类的主流思想,这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增加其合法性,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兄弟党。共产党应该为社会民主党“平反”,接纳社会民主党。从而使共产党自己摆脱比较孤立的处境。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团,我们党承认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马克思主义谱系的政党,汇入世界先进的主流政党的大家庭,对我们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开展积极有效的国际交往,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有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批判发达国家,不承认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发展的事实,而简单地论证第三条道路走不通,论证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在资本主义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实践表明,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还在不断上升,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也有社会主义因素,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更是多于美国,其中,北欧等国家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应该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平反”。这里的“平反”也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承认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母亲是资本主义,父亲是社会主义,是财富与公平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其母亲是社会主义,父亲是资本主义,是公平与财富的结合。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和中国是“基因”非常接近的国家,都是目前最接近人类美好理想社会的国家。汇入世界先进的主流国家大家庭,对我国的下一步发展无疑也是非常有利的。

二是搞清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区别。毫无疑问,这些国家在其国内都实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嫁接。在世界还明确没有建立覆盖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还是以有利于本国政府、本国企业和本国人民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由于国家利益的存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之间,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冲突都是正常的,由于这些国家还存在资本主义和其他(比如自然地理、民族和宗教等)因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张的需要,甚至发生战争也不足为怪。历史上,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在学习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国内社会主义政策,努力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衔接的同时,还要坚决与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各种国家制度下的各种各样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等行为做斗争。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水平,我们还需要认真积极地向这些国家学习。中国通过28年的市场化改革,在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私人产品生产方面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尽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基本上是成功的。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的存在和发展,说明中国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滞后的,在某些领域还是严重滞后的。所以,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思想,而在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就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的内容。

邓小平的历史任务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私人产品生产,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并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胡锦涛的历史任务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制度,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同时为私人产品生产和就业提供新的更大的空间。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方面,已经有70以至100年的经验,中国要虚心向这些国家学习,学习他们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经验。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对世界经济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展望



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解决了在单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其原因一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其高效率的财富积聚效应,造成国家之间财富分配不公问题,使富的愈富,穷的愈穷。二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没有建立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存在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公是规律使然。

解决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需要解决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公共产品,建立覆盖全世界的公共服务体系问题,也就是需要建设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体制。如果说,跨国公司是世界私人产品和可以市场化的部分公共产品生产的主体的话,那么,联合国和许多非政府国际组织,欧盟、阿盟、非统、东盟等地区组织就是国际化公共产品的生产主体,他们在提供跨国和世界性公共产品这方面已经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世界和各个国家经济和金融风险和危机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世界经济和金融风险和危机,解决世界超国家的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等公共需求,急需改革现有的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建立世界统一的货币体系,急需建立世界统一的公共财产和公共服务体系。国际清算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欧元等货币联盟等世界和地区组织,在这方面都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贡献。

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初见端倪。在建立包括世界货币、世界财政和世界储备体系在内的世界公共财产和世界公共服务体系方面,我们已经看到黎明前的曙光。我们对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充满信心。从社会制度层面分析,如果说,社会民主主义由于嫁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有50%的社会主义血统的话;那么,世界社会主义实现社会民主主义与世界公共服务体系之间的嫁接,就将有75%的社会主义成分。

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发展世界公共产品,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各个跨国公司是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公共产品生产的先导性力量。从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处于总体上的买方市场的情况看,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的条件和机会都已经成熟。21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是完全可能的。21世纪由于社会主义因素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增加,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世纪。

(2006年2月18日于海南)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章程(2002年11月14日通过)

2、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3、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

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

5、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5年10月11日)

6、吴敬链“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4年1月第1版)

7、斯坦利L. 布鲁(美)“经济思想史”焦国华 韩 红译(机械工作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8、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9、肖 捷“德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10、秦 宣“历史比较中的‘第三条道路’思潮”(《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

11、杨玲玲“‘人民之家’:瑞典社民党60年成功执政的理念” (《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

12、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政府转型与社会再分配国际论坛论文集”

13、迟福林“‘十一五’时期实现改革攻坚突破性进展的五点建议”(《中国改革论坛网》,2005年10月14日)”

14、迟福林“‘十一五’时期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中国改革论坛网》,2006年2月6日)

15、徐景安“中国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中国改革论坛》,2006年1月20日)

16、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人民网强国论坛》,2005年9月9日)

17、潘 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开放》,2002年)

18、薛克俭“社会产品两类别,社会生产两体系的分析方法”(《经济学家》,2005年11月23日)

19、薛克俭“国外执政党与政府关系三大问题”(《中国网》,2004年12月20日)

20、薛克俭“建立货币储备基金,缓解经济金融问题”(《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27B-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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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梁 于 2006-05-01 发表 [回复此评论]
其实,我本人对中国社会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不过看完薛老师的文章后,的确表现出了赞同的姿态。当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时,才产生了国家,因此,这个国家的制度、法规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与其对立的被统治阶级们必然会受到专政。

事实上,中国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对国家的“姓氏”有过多大的关注,他们似乎对米袋子、菜篮子等生活资料的多少更感兴趣。

还是应了那句老话:不论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说,只要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殷实富足,还讨论姓“资”还是姓“社”到显得有些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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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友林 于 2006-03-22 发表 [回复此评论]
几年前,笨人隔壁住着一对夫妻,男的是老外,女的是中国人。他们生出一对男女混血儿,很漂亮。小家伙经常被人称做“混血儿”,也有的直接叫他们“杂种”。一听见有人叫杂种,小男孩就乐呵呵地笑。因为他老子跟他说“杂种者”——杂交品种也。杂种并不是坏话。“混血儿”比“杂种”好听一点。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儿。当大多数中国人都习惯于听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杂种”,并且大家都非常乐意的时候,中国也许就会发展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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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久旭 于 2006-03-19 发表 [回复此评论]
评估员先生文中多次提到姓资姓社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论所致,其中他谈到很多国家根据自身的现实状况,演变成了封建社会主义或小资社会主义等,这与当前的社会主义研究具有前瞻性的现实意义,就说这么多了…… 如果不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都可以做,而不要考虑利益集团的所谓垄断利润这与国家的稳定有关,这比毫无意义的姓资姓社讨论有意义的多。 价值中国韩久旭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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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克俭

薛 克 俭 简 历


薛克俭,1948年出生,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经济师职称。2003年09月,开始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转轨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万策资本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海口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学习经历:
1977年考入东北大学(东北工学院)有色金属冶金系,1982年1月毕业,获半导体专业学士学位。曾经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系统工程、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曾经参加注册会计师培训。

工作经历:
1982年01月以后,先后在沈阳市计委经济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政府研究室任副处长、处长;在辽宁省计委经济所、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计划学会、资产评估公司、省委政策研究室任处长等职,兼中国管科院现代所副所长。
1998年以后,先后任沈阳市经委副主任、沈阳信用中心主任,全国库存商品交易中心及华夏物行副总裁,中国商品交易中心副总裁,万策资本市场研究所副所长。2006年应聘海口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学术成绩:
1983年开始发表各种经济类文章,先后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报纸,《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探索》、《城市问题》、《社会调查与研究》、《经济研究参考》、《改革》等刊物以及网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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