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匪患湘西 ２.湘西著名土匪 ３.湘西“土匪”入朝作战 (图)

品味湘西>>匪患湘西

一。匪患湘西

　　凡是来到湘西的，只要肯用一点时间先认识湘西，了解湘西，对于湘西的一切，就会作另外看法，不至于先入为主感觉可怕了。一般隔靴搔痒者惟以湘西为匪区，作匪又认为苗人最多，最残忍，这即或不是一种有意诬蔑，还是一种误解。殊不知一省政治若领导得人，当权者稍有知识和良心，不至于过分勒索苛刻这类山中平民，他们大多数在现在中国人中，实在还是一种最勤苦、俭朴，能生产而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
　　湘西人充过兵役的，被贪官污吏坏保甲逼到无可奈何时，容易入山作匪，并非乐于为匪。一种开明的贤人政治，正人君子政治，专家政治，如能实现，治理湘西，应当比治理任何地方还容易。

　　湘西地方固然另外还有一种以匪为职业的游民，这种分子来源复杂，不尽是湘西人，尤其不是安土重迁的善良的苗民。大多数是边境上的四川人、贵州人、湖北人，以及少数湘西人。这可说是几十年来中国内战的产物。这些土匪寄身四省边界上，来去无定。这种土匪使湘西既受糜烂，且更负一个“匪区”名分。解决这问题，还是应当从根本上着手，使湘西成为中国的湘西，来开发，来教育。统治者不以“征服者”自居，不以“被征服者”对待苗民，一切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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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湘西著名土匪——四则

１。湘西著名土匪之一——张平

时间： 2003-05-06 11:01　　来源：湘西生活在线　　作者：

　　张平，又名张大治，古丈李家洞张家坨人，因家境丰裕，从小物化玩劣，去私塾念书时，先生的戒尺惩罚不了他，反而为他所执。先生批评他是时，他居然抓起墨砚砸向先生。先生向其祖父告状，反为其祖父骂得狗血淋头。张平辍学之后，在家玩弄刀棍，寻事挑衅，成了李家洞小有名气的恶少。

　　16岁那年，他弄了一支汉阳枪杠着，成天出入乡里，狩猎山林，乡民见了唯恐避之不及。

　　一次，因为田产纠纷，张平谋杀了他当乡长的叔父，于是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操起了土匪生涯。

　　为匪之初，张平便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甚至连自己的婶娘也不放过，乡邻张廷富劝他不要乱了天伦，他怀恨在心。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张平带几个匪徒摸进张廷富家，见了人就杀，一口气竞将张廷富全家七口统统杀死。

　　为扩张匪势，张平看准了鸦片能赚钱，便强令乡民种植罂粟，规定每年每户缴纳四至几斤烟土，他即用这些烟土换取枪支。不到两年，张匪人枪倍增，凶焰愈盛，经常窜扰到周围的村镇洗劫。

　　老鸦浦一户农民交不出大烟税，张平便将他的婴儿用刺刀挑起，钉在墙上观赏婴儿四肢颤动，狂笑取乐。

　　张平嗜食猪舌，周围的人杀了猪必以猪舌相献。邻县沅陵相木溪一姓向的农民，春节杀猪忘记给张平留着猪舌，被张平抓到李家洞问罪。张一刺刀戳进向的嘴巴，取人舌以代之，续后又一刀刺向大腿，使向姓农民痛得惨号经日......

　　据有关资料统计:张平为匪以来，其部杀害的群众达3000之多，为其奸污者不计其数。

　　张平的悖德狂实际也是其反社会性病态人格的表露，他既无内在的约束，也无外在约束，肆意杀人，攻击没有防范的弱者，通过强奸、杀人来发泄自己的毁灭欲望。

　　张平的反社会性病态人格的张扬，反映出他已丧失了人类的良知和理智；当他需要发泄时，他便不顾任何后果地去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广为人知的那首民谣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水见张平，浑浊不清；人见张平，九死一生。

　　张平靠当土匪发家，到1949年，家中已有田1960亩，田地契约装了满满一大皮箱。此外还有烟桐、茶山几千亩，每年收桐、茶油上万斤。

　　张平在李家洞和古丈县城内分别修了富丽堂皇的楼院，且在金华山修筑了别墅式碉堡。其在李家洞的房屋，是一栋四合院式的楼房，上下共有三十间。楼下的房间，间间相通。屋前的大楼门装饰得十分气派，四周是高围墙。屋院两头修了两个炮楼，炮楼分上、中、下三层，可以控制通往房子的各条通路。院子中间的空坪皆以块石铺就，且修有花坛。

　　张平住的正房窗户用的绿色玻璃，外面看不见里面，而里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外面的一切。家中养了106个枪兵，其中有专门为张平保镖的手枪队；有专门搞情报的特务队。此外，还养有12条大狼狗，4只守门大鹅。这鹅也刁馋可恶，经常追着生人咬。

　　张平家里的金银财宝更是不计其数。他自己说：“我这个家是怎么发的？我无兄无弟，无人缘无背景。我发这个财，是靠抵抗政府种鸦片，靠抽税得的一点钱。不是我抵抗政府，哪个敢种鸦片？鱼要水，水要鱼，我抽一点税，农民都愿意嘛！”

　　张平的确靠鸦片渔利，但他劫持而来的财产更是不少。

　　张平被宋希濂收编之后，领得了军装，便给其部下换了装，很有点正规军的气派了。但部队匪气难改，依然四处打家劫舍。

　　沅陵“三、二”事变后，张平赶走了古丈县县长，便取而代之。

　　1950年2月底，47军422团、416团和军直共六个营的兵力合击张平。张率2800余匪固守李家洞老巢，3月3日被一举攻破，张化装逃脱，在3月4日至20日连续16天的追击中，张平匪部被全部击溃。张只身逃出与保靖，龙山匪首联系未获帮助。在部队和群众日夜清剿下，7月10日饿极的张平被击毙于杨家岭水田中。随后被搜捕者割下首级，拿到县城悬挂示众，两天后送至沅陵城，悬于中南门数日后，才被人扔到沅江里喂鱼去了。张平果然得了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２。湘西名匪之二——彭玉清

时间： 2003-05-06 11:06　　来源：湘西生活在线　　作者：

　　彭玉清，外号灵鸡公，是芷江公坪桐树溪毛栗坡人。其父外号叫彭鱼脑壳，是桐树溪的一大地痞，因深为族人所恨，不久即被彭氏家族的人所杀，彭玉清只好随母亲去芷江城给人洗衣帮工为生。

　　也许，彭玉清嗜杀成性的"种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播下的。

　　一天，他帮母亲去河边涮衣，见一宪兵连长下河洗澡，把手枪用衣服包了放在岸上，便起了反心，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绕到放枪处，他当时才十二三岁，长相更小，那宪兵连长也不在意。

　　谁知灵鸡公脑瓜子"灵"得很，故意大声嚷：“河那边有个小孩洗澡不见了，怕是溺水了！”于是好心者便纷纷下水去救。这时分散了宪兵连长的注意，灵鸡公乘机偷走了手枪，等宪兵连长洗完澡上岸穿衣服时，才发现手枪丢了。

　　于是，宪兵连长赶紧向上级报了案。而灵机公得了手枪，径直跑回家乡。十几年后，灵鸡公长到二十五六岁了，便邀了同村的彭凤达，上山当起土匪来。

　　匪业稍稍有了起色，灵鸡公便想到要报杀父之仇。

　　他设计邀几位杀其父亲的族人打牌，牌局之中，灵鸡公趁其不备，抽出枪当场打死二人，在另二人额上刻上一刀，以作永久性“纪念”。

　　抗战以后，灵鸡公受招安回家后，当上了罗坪乡的“剿匪队长”，从此，便“名正言顺”地四处派粮派款，并强夺殷氏、唐氏、梁氏三女为妾，终日嫖赌逍遥，鱼肉乡里。

　　1947年，他又招兵买马，弃“官”为匪，上山当他的草头王。

　　1949年3月，他带百余匪徒，参与洗劫黔城，奸杀烧无恶不作。灵鸡公杀人放火、胆大妄为，却被杨永清看作是敢作敢为，对其十分赏识，封他为“长沙绥靖公署清剿第3纵队”第3支队副支队长兼大队长，直接掌握着240多人枪，成为杨永清纵队中最有实力的一支嫡系。

　　尽管如此，会同军分区仍然派遣420团侦察排长刘玉飞先后两次到彭玉清的老巢高庄对其申明政策，劝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彭玉清信誓旦旦，叫嚣说：“我彭玉清决不向解放军投降，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宁可自己留下一颗子弹把自己打死，也不死在共产党手里。”

　　此后，他变本加厉，公然与解放军对抗，多次带领匪众，在高庄的枫坡、牛坡、黔城坡等地对剿匪小部队进行伏击。

　　为了打击彭匪的气焰，彻底歼灭这股邪恶的土匪势力，1950年5月、中共47军140师419团主力对彭匪实施清剿。

　　5月2日，部队进驻彭匪盘踞之地桐树溪、高庄、通溪、公坪一带。

　　大军压阵，使灵鸡公处境十分困难，便灵机一动，想出一条诡计，即令各路土匪分散潜伏，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品“坚壁清野”，隐藏到悬崖峭壁的岩洞里，以待时机再起。

　　一天深夜，彭玉清带着他的随从偷偷摸摸到匪霸彭有文家里，密商藏枪的事。

　　谁知他们的谈话被邻居王玉梅听见。

　　王玉梅是童养媳出身，也目睹过土匪的暴行，便将这情况报告给当地驻军。

　　在王玉梅引领下，剿匪部队撒开了大网搜查可疑的山洞，均未得到土匪藏的武器。

　　正在大家觉得奇观时，发现一个大石头上有泥脚印，说明洞内有人活动过，便继续向前搜索，脚印越来越多，打着火把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彭玉清埋藏的枪支弹药和军需品，其中有8挺机枪、40支步枪、万多发子弹，还有生活用品等物资。

　　后备军火库被端，使彭玉清十分恼火，知道这消息是隔壁王妹崽即王玉梅泄露的，便千方百计要杀王妹崽。

　　灵鸡公放风说要杀王玉梅的消息，传到玉梅耳朵里，王玉梅并不害怕：“只要为人民除了害，我死也值得。”

　　部队为了玉梅的安全，于6月13日，将王玉梅送回了家。

　　就在玉梅回家的当晚，因驻军主力已外出剿匪，彭玉清的耳目把这一情况告知彭时，彭连夜派其亲信匪中队长彭风铁带领二十个匪徒，全副武装，从四印坡出发到料码头，渡过无水河，偷偷摸到相树溪，将王玉梅家包围了。

　　几名匪徒冲进正屋，一脚踢开王玉梅的房门。王玉梅从梦中惊醒，还来不及起身，就被两名匪徒将其卡住，口里塞进帕子，不让她喊叫。

　　王玉梅无力挣脱。到天亮时，几十个土匪把王玉梅拖进深山里，土匪们兽性大发，将她糟蹋得死去活来。

　　王玉梅嘴里还在骂：“你们这畜牲，解放军总有一天会来收拾你们的！”

　　14日傍晚，匪徒们便将王玉梅拖上渡船，向四印坡的彭玉清邀功请赏。

　　在渡船上，土匪们扯出塞在王玉梅嘴里的手帕，审问她：“我们彭队长藏枪的地方是你报的信给解放军么？”

　　众匪狂吼：“快说，快说，老子枪毙了你。”

　　“你为什么要报？”

　　“我不报，你们这帮畜牲今后还要残害百姓，今天，杀了我王玉梅，们们这伙强盗一个也逃脱不了。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会为我报仇！”

　　这时，船到江心，洪水汹汹，土匪们把王玉梅狠力地推下了大河。

　　6月，秧都已插过，剿匪部队得知彭玉清又企图重组兵力进行顽抗时，建派三个连队进驻彭匪老巢桐树溪一带，对其实施重点清剿。

　　6月21日，彭玉清和他的中队长向岩洛，率六十多名土匪在四印坡一带集结，剿匪部队问讯，立即组织一个排的兵力，在驻怀化的清剿部队配合下，对这股土匪进行突袭。

　　四印坡地处芷江，怀化交界处，地形险要，仅一条小路通往坡顶。灵鸡公凭借这有利地形，躲在四印坡老寨瓜棚子里，倚仗土墙进行返抗。一到天黑，就从寨后密林中逃出。

　　7月下旬，剿匪部队抓住这一青黄不接、给难以筹措的有利时机，又对彭玉清进行严密的拉网搜剿。部队带着炊具、粮食，一连数日露宿于山林，四处设伏，以图全歼彭玉清匪部。在军事进剿的同时，也不放弃政治攻势。战士们在大树上、山崖上到处写上标语，给土匪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彭玉清一个机枪射手叫张华，过去听信谣言“谁要投降解放军，有死没活”，不想也不敢投降。

　　当他看到山神庙门口上的标语：“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时，才恍然大悟，找了个机会，带着一挺机枪投诚了。

　　没过多久，彭玉清的另一个小头目周刚和也带一挺机枪投了降。

　　剿匪部队连续几个月向彭玉清发动猛烈的攻击和搜剿，使得彭玉清没一点休息的机会他感到无法在桐树溪一带立足，想和匪首向岩洛等率领残部逃到牛牯坪去，然后从那儿越出县境，窜到麻阳，然后逃往贵州大山里隐匿。

　　8月中旬的一天，天气好得很。

　　当地两个农民正在劳动，突然发现彭匪和向岩洛带着二十个残匪，往牛牯坪泥田方向逃窜。他俩立即跑到罗旧，向解放军驻军部队和区中队报告了情况，驻军部队和区中队立即组织一个排的兵力前往合击。

　　当解放军突然将其包围时，彭玉清惊慌失措，连忙组织匪兵拚命反抗。

　　剿匪部队在枪战中，打死了向岩洛的老婆，其他匪徒吓得四下逃窜。

　　彭玉清见势不妙，慌忙带了老婆罗氏和两个儿子，在十余名亲信匪兵的掩护下，仓皇逃命。一天夜里，他潜至瓦溪铺彭家院子，原以为亲族们会收留他，没料到谁都在捉他。

　　剿匪部队拉网搜剿的包围圈也在越来越小，越小越紧。

　　周围一些单家独户都被迁往山下，这拼寨联庄的一着，使得土匪们失去了食物的来源。

　　灵鸡公感到了日暮途穷，只得投降。

　　9月19日夜，彭玉清终于同他的亲信匪中队长“呱呱叫”带着9名残匪，1挺机枪，7支步枪，向剿匪部队419团驻当地部队投降。

３。湘西名匪之三——曾庆元

时间： 2003-05-06 11:08　　来源：湘西生活在线　　作者：

　　曾庆元系怀化中方县人，19岁时，他凭借圈子的势力，混进怀化中方媒矿。并当了护矿队的一个头目。

　　曾庆元平时横蛮成性，在矿上自然是劣迹累累，最后呆不住了，便将保护队部分人枪拉出去，上山当了“山大王”。从此，他便开始了他的土匪生涯。

　　1949年3月，曾庆元被“楚汉宫”的双龙头“老佛爷”杨永清委任为“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3纵队”第1支队第3大队大队长。这以后，曾庆元又组织“国民党人民自卫救国军9路军”，自称“9路军”15旅旅长。不久，又自称“芷怀黔十二游击区总指挥部”指挥长，下辖四个中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匪众达400元人，300多支枪。

　　曾庆元占有三县交界处的有利地形，又有杨永清撑腰，加上他和当地劣绅、乡保人员相勾结，故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知道他的人都不敢得罪他。

　　人民解放军进军湘西后，曾庆元又公然采取对抗态度。多次率领匪徒在黔阳以北， 怀化以南，芷江以东，黄岩以西之三县交界地带及公路沿线，大肆骚扰破坏，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为保障安江纱厂开工用媒，解放军派了一个排驻在中方媒矿内，以后还加派两个班的护卫队。1950年元月7日，曾庆元率土匪300余人突然打进矿区，烧、杀、淫、掠好几小时，打死工人四十多人，15名战士除班长负重伤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烧掉一百多间房屋，仓库洗劫一空，同时还掳去11名矿工女眷。

　　1950年4月下旬，也就是47军主力完成入川作战任务返湘西之后，420团一营奉命进驻曾庆元股匪盘踞的三角地带，进行包干清剿。

　　1营在进入这片山高林密的三角地带后，首先集中了三个连的兵力，有重点、有目的地进行多路包围合击，拉网清剿。同时发动民兵配合作战，以图将曾庆元股匪的指挥系统彻底打乱。

　　剿匪部队在 短短的20天中，先后出击四十多次，俘匪百余人。5月，又陆续几次围住曾庆元的匪部，大量地杀伤了他的有生力量。

　　曾庆元所部受到重创以后，无法再集中兵力迎战，只好化成若干小股，三五成群，分散潜伏在附件的深山丛林之中，采取“抓一把就走”的战术，抢到一点又上山躲几天，行踪不定，难以捉摸。

　　“敌变我变”，根据匪情的变化，420团也采取以分散对分散的办法，以连排为单位展开全面搜剿。

　　首先，部队曾庆元主要据点中方、华背山、四印坡、长溪等地全部控制起来，使曾庆元匪众没有活动的余地，然后以小分队进行搜索。

　　6月初，420团侦察排同419团4连一个排，在梁山、慈惠安点，彻底打破了曾匪妄图利用舞水河兜圈子的战略，把所有的渡口、桥梁渡船都掌握在可靠人手里，并放暗哨，监视土匪行动，一有风吹草动，便以牛角为号，召集附件民兵、部队予以围歼。

　　于是，各小股土匪便暂时潜伏、隐蔽起来，进入了“冬眠期”。

　　但土匪毕竟不是“蛇”，还得有食物充肚子，免不了要下山进村弄点粮食。

　　根据这一情况，剿匪部队组织便衣队，化装成老百姓，埋伏于土匪必经之关卡、要道予以伏击。同时，发扬人民战争的长处，组织民兵、群众拉网踩山，捕捉散匪。

　　在清剿部队和民兵的严密势剿下，分散土匪不仅白天不敢露面，晚上也无藏身之地，弹药得不到补充，粮食也弄不到手，于是，山林野果被采摘，葛根蕨菜被挖掘的痕迹，又成了搜索队追踪土匪的重要线索。

　　6月中旬，剿匪部队将包围圈越缩越小，曾庆元匪部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这时，部队又采取了以政治攻势为主，结合军事清剿的办法，对曾匪展开猛烈的攻心战。

　　部队发动群众，还召开伪甲长会、匪属会和投诚人员会，通过向土匪喊话，宣讲剿匪政策，提出了“三不两要”和“两劝一报”的要求，即采取不通匪、窝匪、资匪，不给土匪饭吃、水喝，不给土匪筹粮集款；“要登记本保甲匪首、匪属，要登记本保甲匪枪、民枪”；“劝匪首带匪众自首；每天报告一次匪情”等措施，使得曾庆元匪众的压力越来越大。

　　6月底，曾庆元所辖第1中队长曾宪臣，第2中队长潘昌明，第4中队长潘昌远，特务中队长曾西毛崽，都先后携枪向部队投诚。

　　不久，中队长以下的土匪头目曾金元、曾和尚、夏云宣等相继下山向解放军投降。
头目们一投降，散匪们自然成了无头羊，凝聚力顿时瓦解。于是，一个一个也带枪械走出了密林，下山来进行了自首登记。

　　众叛亲离，几乎成人孤家寡人的曾庆元也深感中方一带无法藏匿下去，便带着几个贴身随从，偷偷逃到黔阳县茅乡，躲在羊坡林后的深山里，每天由亲戚偷着送点饭，苟延残喘。

　　在这种度日如年的状况下，加上剿匪部队的政治攻势，动员降匪分别去劝说曾庆元投诚，在武力威逼和政治攻势双重压力下，曾匪感已穷途未路，除了投降，别无选择。于是，在7月24日，曾庆元带着曾再兴等6名亲信匪兵，步枪5支，手枪2支，卡宾枪2支，向420团驻中方清剿部队投诚。

　　曾庆元投降之后，被送沅陵学习，镇反时被处决。“文革”后又平反。定为投诚人员。

４。湘西名匪之四——姚大膀

时间： 2003-05-06 11:13　　来源：湘西生活在线　　作者：

　　姚大膀，字必卯，号占彪，清光绪壬辰年出生于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的牯牛溪，幼年上过私塾，后毕业于贵州铜仁讲武学堂。

　　少年的姚大膀浓眉大眼，体格茁壮，特别是两只膀子又粗又蝇圆，故父母称之为“大榜”，“膀”，“榜”谐音，故由此得其名。

　　姚父德钦，为人忠厚，务农为本，其母杨氏也是良家女子，生性敦厚慈祥。姚大膀幼年因哥哥早早夭，且三个姐姐都留家吃斋当老姑娘，他以独子身份享其娇惯。

　　十几岁，姚大膀便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什么都沾，读几天私塾认得几个字，却把那些打家劫舍的草莽绿林记在心中，常常宣称自己要当“强人”，其父一气之下，疯了，不久即辞世。

　　当时姚大才16岁，父死后，失去家教，更是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一次乡邻蔡建狗偷了他家的牛，姚大膀得知后，一气之下，顿生杀人之念，找来一支土夹板枪打死了蔡，之后与邻近的姚国安、姚本富合伙，投奔晃县大土匪唐大王、唐青云，开始了为匪生涯。

　　为匪之初，姚大膀自感羽翼未丰，不敢在乡里行劫，便跑到邻近的贵州掳抢，得到一笔横财后才返归故乡，之后便把家搬迁到湘黔两省交界的方家屯扎下来，并在当地置地买田、修屋扩院。这一时期，姚大膀匪业日盛，手下已发展到200人枪，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了地下兵工厂，以扩充实力。

　　1918年姚匪势力渐强，龙溪口商号为笼络他，委其担任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趁机营私舞弊，壮大队伍，然后把人枪拉走，与玉屏土匪曹云周合股，驻扎进玉屏县城。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只得对其招安，封姚为湘黔边区晃、玉、万联防办事处大队长，主持三县治安联防，队伍得以扩大，武器准备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匪业。

　　1926年，北伐军第10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膀便率匪兵投奔，封为陆军新编第10师1团1营营长，在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

　　1934年，蒋介石为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部实行招抚，委其为“晃县铲共总队副总队长”。次年7月，姚再次拖枪上了山，当他的山大王。

　　在湘西土匪中，姚大膀实实在在是土生土长，又很少见过外地的世面，他终年在山里转悠，以山为依托，以山民为“衣食父母”，以打猎为乐事。故时时离不开大山，到外面招安厮混一阵，总觉得“还不如我们的山里快活”，又回来当山魁。国民党政府多次招安，屡招屡叛，最后，准备把其匪部进行改编，而他服招不服调，始终不愿离开他的“大山”，真乃野性难驯。1940年8月，国民当政府派陆军独立第1旅3团对其实施清剿，但姚大膀尤如狡猾的狐狸，致使清剿接连失败。

　　1950年12月25日，姚大膀率残部500余人枪和吴可观、姚芳菲等匪股，从新寨过负溪、窜到中寨，被中共419团3营9连、7连发现后紧追不舍。就在姚大膀准备带人枪过河前逃贵州六龙山之际，因姚部下二匪在向当地老百性找饭吃之时，被我军民给抓了个活的，这样姚匪众过河逃窜一事被我解放军得知后，便立即提前组织埋伏于过河点。午夜时分，姚匪过河之际被我剿匪部队打得个措手不及，姚大膀也因在河中不会游泳而被淹死，这样结束了他的50年的为匪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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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西“土匪”血洒在异国的土地上

时间： 2003-04-17 11:50　　来源：湘西生活在线　　作者：

　　时至1951年元月15日止，除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土匪外，湘西还关押着30000名土匪特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其余约60000人经集训教育后遣返农村，依靠觉悟好的农民群众共同监督劳动，解决好生活问题，使其安心生产，不再为非作歹。经过一段时间的管制，由农会评议，摘掉其“土匪”的帽子，还其农民的本份。

　　志愿军赴朝作战时，还先后带走10000余名出身好，罪行轻，并有悔过表现的土匪，有的直接补入部队，有的参加担架队和运队。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大多都有很好的表现，许多人还立了战功，当了干部,沅陵寺溪口的土匪姜长禄，进入朝鲜后，作战勇敢无畏，屡立战功，在著名的上甘岭战斗中，他的一个连坚守阵地半个月，打死敌人近2000人，姜长禄四次负伤，荣立三等功；桑植县当过土匪的张福祥，入朝作战后，表现十分突出。在老头山战斗中，坚守阵地的4个战士，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仍坚持战斗，打退敌人多次反扑，立了大功；泸溪苗族汉子符胜虎在朝鲜战场上英勇作战，先后立了大功一次，小功三次，并提升为志愿军连长。在著名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写到的十分惨烈的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就有近一半是湘西去的“土匪”。

　　原47军139师政委袁福生曾说过，：这些湘西“土匪”特别能打仗，在部队减员较大的情况下，还专门到湘西招了一批“上过山”的“土匪”入朝补充到正规部队中去，使这些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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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湘西剿匪纪念塔碑文

时间： 2003-05-06 11:15　　来源：湘西生活在线　　作者：

　　我湘西与鄂、川、黔、桂四省毗邻，武陵、雪峰两大山脉，横贯全境，交通不便，地脊民贫，封建势力极为雄厚。恶霸、地主、匪特，三位一体，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以武力、地租和大烟，对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残酷的压迫与血腥的统治，造成了湘西历史上数百年来的严重匪患。加之在蒋匪的纵匪害民政策下，更助长了匪特恶霸之凶焰，杀人放火，奸淫掳抢，无所不用其极，使我湘西广大人民饱受灾难，苦不堪言。当全国人民庆贺大陆解放之际，而国民当匪帮，仍企图以湘西之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作为其反共“游击基地”，派遣和组织匪特，大肆活动，妄想三次世界大战，待机复辟，欲陷我湘西人民于万劫不复之境地。

　　随着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发展，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经苦战东北，转战华北、济南，继又入川作战，解放重庆，历尽千辛万苦，复于1949年冬，奉命进人湘西，执行毛主席关于“战斗队和工作队”的指示，担任肃清湘西土匪、发动群众的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为拯救我湘西三百五十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全体指战员在党和上级与湘西区党委及湘西军区的正确指导下，以自我牺牲的英勇行动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积极剿匪，无山不上，无村不搜，雨淋日晒，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日以继夜，忍饥挨饿，习以为常。经年余艰苦剿匪，全歼土匪八万有余，解放湘西二十二个县，创造了湘西历史上未有的奇迹，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一年多来，全军上下，无论在任何艰苦环境中，更高度地发扬了拥政爱民的精神，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助民劳动，生产救灾，减种反霸，实行土改，建立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使我湘西人民，获得彻底翻身，从此奠定人民的新湘西万年根基。”

　　"当我湘西人民热烈庆祝剿匪胜利之今日，饮水思源，为对剿匪有功的47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深切的感谢和纪念在剿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特建此剿匪胜利纪念塔，以流芳百世， 永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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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随军进入大湘西

时间： 2003-04-17 11:48　　来源：湘西生活在线　　作者：

　　1949年7月常德市刚解放时，国民党不甘心失败，连续派飞机轰炸，我家已经疏散下乡，唯独我没有走开，15岁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我很高兴，这里官兵平等、团结友爱，尤其是当官的平易近人，当时教导队大队长、教导员看到我年纪小，常叫我“小嘎子”，还问我为什么要参军?我回答很干脆：“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们听了哈哈大笑。

　　在常德东门教堂集训不久，就动员我们去湘西，这时父母犹豫了，说湘西土匪多，还是不去为好。但我还是去了。出发的时候兵分两路，一路是每人发一枝枪跟解放军步行；另一路是女同志和小同志随首长坐军车，我自然是在后一路。果真湘西土匪多，汽车开到官庄一带，土匪就在山上大喊大叫：“解放军放下武器，缴枪不杀!”他们喊得凶，但不敢下山。解放军 的机枪就架在汽车头上，只要他们下山就开火消灭。我们在沅陵太常村湘西军政干校学习，同样常有土匪来捣乱。1949年底大部队已去解放西南，与沅陵交界的古丈土匪头子张平多次带信扬言要横扫沅陵城。有一天我和区队长一起值班，半夜听到邻近寨子炮火响起，等摸过去一打听，原来是死了人放鞭炮。当时区队长的机枪子弹都上了膛。这年底沅陵开万人大会公审枪决大　土匪头子杨清璋，看到这个阵势，古丈张平再也不敢嚣张了。1950年春，141师422团遵命合围张平匪部，前后歼匪三千多名，并将匪首张平击毙在李家洞小里溪。

　　1950年3月我们学习结业，一千多名学员被分配到湘西22个县。我被分配到乾城(吉首)县三区工作，当时的任务就是剿匪、反霸、征粮，首要的是剿匪。有一次部队临时被调去集中围剿匪首梁光湘，当地土匪知道这一情况后又扬言要“拜访工作队”，我们工作队男女6位同志感到人少力量小，于是决定天黑就转移，当晚从山下转到山上又转到杨田附近的时候，深夜发现桥下小溪沟里有人，那人手里拿的长把子好像是步枪。组长老谢走在前面第一个喊话：“什么人!”稍等没有回音，老谢的枪响了，我们的子弹也上了膛，跟着卧倒匍匐前进。忽听见桥下发出了妇女的哭声，原来她是捞鱼虾的，准备第二天去马颈坳赶场。后来我们赶去看她，幸好没有打中，我们又问她为什么不答话，她这才说出心里话，她误以为我们是路过的土匪。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与部队同志多次研究了剿匪对策：第一要充分发动群众，解除顾虑，揭发检举土匪的活动情况；第二是政策攻心，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第三是主动围剿土匪，狠狠打击其弱点。我们的三条对策很见效，土匪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分崩离析。

　　湘西各地剿匪同样势如破竹，1950年1月大部队从四川返回以后，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基本上肃清了“百年匪患”。

·创办《团结报》·

　　在乡下参加剿匪不到5个月时间，1950年7月份区委就把我调到县里筹办县广播站去了。

　　县领导批给我一万(旧币)块钱，派我去长沙学习，坐汽车行驶4天才到。经过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短期培训，我回到县里办起了广播站。解放初期的交通极不方便，经常看不到新近的报纸，所以我的工作特别引人注目。全县召开万人大会，我把广播一架，响彻四面八方，歌声嘹亮，威力无比，一人讲话，5万人都听得到，山里人觉得很新奇。平时，我每天晚上抄收中央台、省台的新闻，加上本地新闻，白天就刻写方块字，办起一张张油印广播报，并紧紧配合党的中心进行宣传，这样一来连县主要领导也经常来过问我的工作情况。

　　1952年我参加了筹备成立湘西苗族自治区的工作，当时的环境很艰苦，连代表大会的会场都是临时搭的棚子。中央代表团团长带领中南歌舞团前来热烈祝贺，筹备大会的总负责人是周小舟，大会的一些主要材料，包括新闻报道，都要经过他亲自过目审查修改。大会结束以后我就被调去筹办地委机关报《团结报》，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才从《湘西日报》调来大队人马。那时，我看到报社一无所有，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县里的美制收音机和用具也搬到报社去了，对此县领导有意见，地区宣传部的领导就给我一顿批评，其实是做样子的，东西又未退回去，弄得我好想不通。我以为当时虽不懂规矩，却为开办《团结报》立下了汗马功劳。

　　党培养我，我更应为党争气分忧。1961年为从正面反映困难时期党的调整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新的转机，由总编辑带队，我和另一位记者在短时间内各采写系列通讯《酉北澧西见闻》7篇，得到了州主要领导和群众的赞扬。80年代省里专家看了《酉北澧西见闻》评价很高，专家批语：“这在当时的宣传中还是很难得的。通讯坚持用事实说话，选材也比较得体，有突出的事例介绍，也有综合面的情况概括，增强了通讯的可读性和说服力。同时，为适应报纸面向农村的需要，作者还很注意文字的通俗朴实，注意使用群众熟知的俗语、谚语和口头语，显示出一种朴素的语言风格。作者作为记者具有较强的新闻采访能力，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

　　我扎根湘西，尽管也有过几次调动，也遇到过一些外来骚扰，但由于自己行得正，也就顶过来了，没有大起大落。我转来转去还是战斗在新闻与宣传战线上，并始终热衷于具体的工作，也算得上专业化职业化了。现在哪怕离休了我仍然握着笔杆子，挎着自己的“135”照相机。我很欣慰，在旧社会我没有可能拿到一张大学文凭，而在新中国我从长期实践中却获得了一张“中华全国老新闻工作者”的荣誉证书和一个列入“中国摄影家大辞典”的“中国摄影家”的光荣称号，这些对于拿钱买“实惠”的人，也许算不得什么，对于“唯学历者”也无法理解，然而在我的眼里却始终是最宝贵的“财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没有虚假的东西才是实在的、有价值的，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离休以后又有不少文章和摄影作品在中央和省级州级报刊上发表，这些常常使我乐在其中，继续着意耕耘。

·扎根湘西无怨无悔·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也有过一些其它的经历：50年代参加了审干；国家困难时期被下放劳动锻炼；文革期间两次被派去基层兼职和蹲点。那时，我作为一个要求进步的30多岁的青年，组织上的信任远远胜过任何金钱和物质上的奖励。我从基层兼任公社党委书记回到机关工作不久，1973年秋天领导又要我去吉首光明大队蹲点，并明确宣布具体由我负责。当时我感到高兴，又感到压力大，因为这里是州县主要领导的点，原先基础就比较好，我去给领导当参谋，那就只能搞得更好才行。我不能顾虑重重，而要像指战员打仗一样，先与群众一道树立起必胜的信心。

　　1974年开春，光明大队的农业生产搞得轰轰烈烈，稻田秧苗长得十分可爱，全州10个县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天天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声。不过也有明白人向我提出过问题：你们光明大队农业生产搞得好，但实行责任制好像带有“三自一包”的性质?我作为办点的负责人没有明确回答这一疑问。的确我们当时是搞了从大队到生产队的责任制度，并规定了奖罚的办法，但又最怕涉及到“包”字，若上纲上线到“三自一包”那就更是骇人听闻了。尽管别人提得有道理，我们也得采取回避的态度，因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何况当时从上到下批判“三自一包”很厉害，那时候有一句口头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看问题是很荒唐很矛盾的，难道“包”就姓“资”吗?难道“草”就比“苗”好吗?不过当时不回答是对的，免得惹上麻烦。反正我们坚守了一条原则，光明大队要年年增产，要年年多给国家作贡献，现在看来这一着棋走得好走得妙，对国家对农民群众可谓“两全其美”。记得1974年光明大队就多给国家卖了10多万斤粮食。蹲点，对我思想理论水平上的提高那就更不消说了。

　　我扎根湘西，只有收获，只有感激，只有欣慰，没有悔恨，即使有一时的悔恨也变成了聪明。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当我上乾州赶场的时候，骑自行车漫游在湘黔公路上，实在很兴奋，小溪桥那小山头上十多台推土机在轰鸣!想当初，这不是1950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乾城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吗!那时候我们县委会就住在南门的一座破庙里，连召开全县百人扩干会，县委书记也只得在菩萨前面作报告……再说，那时候吉首、鸦溪、乾州这一带没有公路，走一条小道还得带上武器提防土匪抢劫。如今吉首与乾州长达7公里竟连成一条大街，两边座座高楼林立，每天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市人民政府又准备重返乾州，这意味着新世纪吉首地区又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