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回忆录{上}——{上}篇基本与共运史党史无关

郑超麟回忆录{上}

自 序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那一年，我本人恢复了公民权，各地方的政协也恢复了活动。我第一次知道，漳平县也有一个政协，也开展了活动。于是，离家恰好六十年的我，可以堂而皇之，以上海市政协委员身份同故乡父老联系了。

我像中国古时神话中的丁令威化鹤归乡一样，感到“城郭如故人民非”，过去从游的师友差不多没有一个在世了，现在在县内活动的，几乎都是我离乡后才出生的人，其中也有我的师友的后人，他们未见过我的面，只听到人谈我这样一个人，六十年前离家去了。现在我比丁令威的命运好得多，故乡没有人拿弓箭射我，而是欢迎我回家去看看。

漳平县政协也出版《文史资料》期刊，主编者对于解放前后本县发生的事情较熟悉，但对于“光复”前后的事情，则所知甚少，他要我每期写一点当时所见所闻，我答应了。辛亥那年我十一岁(实足年龄只有十岁)，离乡那年，我十九岁(实龄十八岁)，尚是“垂髫”的年龄，不会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毕竟比今人多知道一些，譬如白头宫女话开元天宝遗事，还是有人要听的，于是我就同意了。

我本来打算如实地记载那时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不必加以解释。但写下去渐渐成了“综合的报道”，不但写事实．本身，而且写事实的前因后果；再进一步就写成了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生活了。于是，我就不再写，我不应当利用一县的期刊来写个人的事迹，前年写成《我的中学生活》，并没有拿到县政协的期刊上发表。

故乡父老对于我在《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感到兴趣，主张出一个单行本，也收入《我的中学生活》一篇，我自然不敢推辞，因此赶写《祖父和父亲》一篇文章，完成了原定的写作计划。

我虽然活了九十六岁，但对于人类毫无贡献可言，是不值得后人去研究的。但难免有人要借我做线索来研究我所处的时代，因之要知道我个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正如我已经出版的《回忆录》一样，那么这本书也不妨留作史料，作为《回忆录》的补充，此书的最后一章也恰好可以同《回忆录》的第一章相衔接。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 场 民 变



据说，老年人喜欢回忆，年纪愈老，回忆得愈早。这说法能否成为普遍的规律，适用于一般老年人，我不知道；但就我个人来说，还是适用的。在抗日战争后期，应友人劝勉，写了一本回忆录，系从虚龄十九岁离开家乡以后写起的。当时的回忆只追溯到离家时为止，离家以前的经历和见闻就记不起来了，或者认为那些事情不值得去记，更不值得去写。写那本回忆录时到今年恰好四十年，中遭变故，容易回忆往事，渐渐涉及离家以前的事情，尤其最近几年回忆得更多，更远。与四十年前不同，现在我觉得，这些五四运动以前(我恰好是五四运动那年离家的)的事情仍是值得回忆，值得写下来的。因为那是一个久远的时代(就我个人说)，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同后来的时代有很大区别，既然回忆起来了，而且由于联想的作用将有更多的事情回到意识中来，那么把这些事情回忆清楚后记下来，不会全无意义的。因此，我决定，从现在起，抽出时间，不按先后，不分门类，把涌现到记忆中来的往事分条写出，聊以自娱也好。

以下所记都是出于个人回忆，没有或很少史料可供依据，因此，总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好在我不会把所记当作信史，别人也不会把八旬老人回忆童年见闻视为信史。童年所见，容易记错；童年所闻，除容易记错之外，来源本身也不是完全可靠的。

漳平县第一位“知事”，姓卢，是本省永定县人。我忘其名。

今人不满意于辛亥革命，认为革得不彻底。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不是照样统治着中国?可是现在，七十多年以后，回顾看看，我们不能不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以后彻底的革命，就是从那次不彻底的革命发展下来的。形式上、称谓上的改变，孕育着后来实质上的改变。

例如，“知县”改为“知事”，就是一个改变。明清时，县官的正式称谓是“知某县事”，含有防止滥用职权之意，好像说：皇帝不过派你去搜集某县的“情报”，知道当地的风土人情，以供朝廷施政之用而已，不是叫你骑在老百姓头上。为了简化，“知某县事”便称为“知县”。同样道理，我们也有“知州”、“知府”。日本官制仿自中国，但因日本似乎只有县一级行政单位，没有州、府、省等级，同样是“知某县事”就可以简称为“知事”了。辛亥革命后，为了表示与专制朝代有所区别，便改变官制称谓，“总督”改称为“都督”，“知县”改称为“知事”，而州府二级也撤销了。

又如，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县官，打破了几百年“回避省籍”的禁令，这也是一种改革。当时许多县知事是本省人做的。各县绅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读法政学校的学生纷纷活动出来做官。龙岩县就有好几个人做了官，但漳平落后没有人做官。以前本省人只可以在本省做教官(教谕，训导，俗称“老师”)，但不能做县官。废除“回避省籍”的禁令，比改变县官称谓，更受人注意。

卢知事年纪不大，当时约三十岁，似乎不是永定县大绅士，而是清末在福州学法政的，他显然没有做官的经验。上任不久，人家就向他建议同本县绅士合作，自然不是旧派绅士，而是新派即具有新学知识的绅士。于是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就受他聘任，每日进县衙门办公了。我不记得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是幕宾?是顾问?是秘书?总之，同过去的“老夫子”一样。当时卢知事的许多措施，据说，就是养奇和少泉二先生出的点子。

老百姓起初还是把卢知事看得同以前的“老爹”(县太爷)一样，但渐渐地，辛亥革命那些非实质性的变化发生作用了。

首先，皇帝没有了。这一点，漳平县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皇帝。短时间，真命天子没有出来，群雄割据，争做皇帝，但真命天子终会出来的。正当革命高潮期间，我家书房(今解放南路八十一号)东隔壁一个人家养的老母鸡忽然变成了公鸡，鸡冠变大了，羽毛变红了，天亮前也会高声报晓。这本是生物学上容易解释的事情，但漳平人不能理解，认为是一种灾祸。几天之内，这个人家的大门几乎给人挤倒了，城里的人看了之后乡下的人也跑来看。最后一个测字先生买了去，装在一只木箱内，放在明伦堂前面的大院子，多少钱看一次。老百姓把这件生物变易同当前国家大事联系起来，成了歌谣，满城传唱：“鸡母变鸡翁(ang)，皇帝没头鬃(zong，‘头鬃’辫子也)。”不说没有皇帝，只说皇帝没有辫子，似乎不是因为当时溥仪尚未退位，而是以没有辫子表示没有皇帝之意。老百姓以为人生下来就有辫子的，当城里剪辫子成为一种风气之后，乡下人表示反抗。一次，我在小船上听一个赶集的乡下人说：城里人要强迫剪“头鬃”，我们就不来赶集了。由此可见，乡下农民并不拥护排满兴汉和民主共和。

但“老爹”背后没有皇帝，毕竟减损了威风。以前的人怕“老爹”，不敢滞纳钱粮，不敢反抗苛政，并非害怕衙里几个“亲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要多少兵派多少兵。现在，这个客家人，住家离我们不远，来我们县里做官，又没有皇帝撑腰，我们怕他什么?于是城里的流氓胆子大起来了。中水门西边几处赌场整天开赌，一个北方人叫做张桂，判了流刑来漳平服刑的，娶妻生子，做了流氓头子，便到远郊一个乡村去开“花会”①。过去，有时也有人开“花会”，但那是秘密的，城里影响不大。最后，花会头子多半会被捕判刑。所以流传一句话：开花会穿半边红衣(据说重罪犯人是穿红衣的)。此次张桂“花会”则是公开的。城里也有不少的“桌子”公开收取赌注，以每日张张桂所开“字头”为准。张桂一场兴旺之后，还有李芳场，开设更近，在大菁乡上去一个墓地上，我曾随人去参观。地下围了一班人，中间有一只竹篮，提柄上绳子拴着一个纸卷，几个人收取赌注。半下午开彩，即打开那个纸卷，然后付给中彩人钱。

① 花会，旧社会在很多地区流行过的一种赌博方式。从三十七门中打一门，打中的赢得三十倍的钱。

卢知事在县衙门里也失去威风了。粮房收了钱粮不及时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几遍，才交上去，有时只交一部分。文书房的职员，要求加薪，不遂则罢工。

但最使卢知事头痛的是私盐贩子。中国的盐向来是国家垄断，售价高出成本好几倍，以此作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收入。名为“官盐”，其实是由商人承包，规定每年缴纳多少钱给国库，官厅则保证盐商的正当收入，主要是取缔私盐。贩卖私盐，判刑很重。漳平和宁洋二县属于一个叫做“平宁帮”的盐商集团的地盘。盐商本人很少露面，主持其事的是一些“师爷”，即现在说的经理。漳平县“盐馆”设在今天第一中学的地方，面临九龙江，下游运来的盐在此入库，然后批发给盐店。盐店不是随便可以开的，要走后门，花钱，买执照。盐馆的“师爷”(经理)和“大爷”(职员)多数是福州人，似乎盐商股东多数是福州人。盐馆虽是商办，但一派官气，称谓已是官气了，那些“师爷”又同知县平起平坐，不仅出入衙门，而且时常在馆内宴请知县、幕宾以及当地绅士。盐馆有个后花园，虽不大，却有亭台、池塘、树木花草。盐馆有很多的钱，义和团前后曾遭一伙强盗抢劫，强盗是从下游坐船来的，抢完坐了船回去。

在清朝，私盐还是有的，否则盐馆不需要勾结官府了，但官府办得很严，敢于犯法的人不多。现在，知县换成知事了，而且是本省人来做知事，没有威风，于是许多人从下游贩私盐在城里大街上公开出卖。最盛时，中水门街上两边都是私盐，不用说，官盐没有人买了。于是盐馆给卢知事施加压力，卢知事也想振作起来。一天，杀什么土匪，他亲自去北门外草埔坪(今已建起房屋)监斩，返回城里时就带着杀人余威，跟随几个亲兵和差役，在大街上捉了一部分盐贩子，到衙门里来。在四知堂过堂。刚审问几句，被捉的盐贩子就在堂上闹起来了。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身强力壮的人。我认识此人，家住校场圩，不完全是流氓，但常出入赌场，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姓名。他带着其余的盐贩子向公案冲去，亲兵和差役制止不住。卢知事看见形势不好，便从堂后逃走了。他一个人从四知堂后逃入内宅，再由内宅逃出后门，一直逃到大夫家庙(今已拆建粮油加工厂)附近的养奇先生家里，但养奇先生不在家。恰好一个经常在县里各大家族串门的清客李祖尧，此时也来找养奇先生。他和卢知事认识。他建议带卢知事出东门，去离城五里的东坑躲避，住在陈玉银家。陈玉银是东坑一个大地主的养子，是县立小学甲班第二名毕业生，小学毕业后曾在福州读法政学校，此时在家。玉银是小名，我忘记了他的学名。

城里沸腾起来了，好多人聚集在大街上，只有一部分是盐贩子和流氓，大多数是普通市民。不知道谁传出消息，说卢知事被李祖尧带出城去了，于是一部分群众到北门外去包围李祖尧的家，扬言要放火烧掉李家。这件事终于和平解决了，没有放火，没有死人，也没有伤人。只有盐馆一个职员，人呼“柯大爷”的，被群众从家里绑出来游街，随后也就放掉了。

怎样解决呢?说来滑稽，原来是前朝末任知县，一个姓钟的山东人，出来解决的。钟知县交卸给卢知事之后，尚未回山东去，在中宪第附近租了一个民房居住。不知是他自告奋勇，还是县里绅士请他出面，总之他来到明伦堂门前的大院子，对聚集在那里的群众说几句话，自然是有人翻译的。那天我也挤在群众中间看热闹。我听不清楚这个山东老头子说什么话，只觉得群众还是尊重他。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现任的官，更有权威。我记得身边有个人高声说：“要把盐价定下来，以后不准涨价。”另一个人说：“要在明伦堂门口立石碑，把盐价刻在石碑上。”可见至今还是争论盐价问题，而未提出人民和政府相互对立的问题。群众没有组织，上层阶级没有野心家出来利用民变以达到自利的目的，更谈不上有新的意义的革命家挺身而出把自发的群众运动转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了。

明伦堂门前大会以后，风潮终于平息了。卢知事从东坑回到城里来，仍旧做他的官，好像未曾发生过这个风潮。几日以后，李祖尧去衙门内宅看他，临走时他带李祖尧去签押房，从那里拿了十块银洋给李祖尧。

养奇先生事后评论说：“这个人太脓包了。你镇静坐在公案后，即使流氓冲到你面前，他们敢对你怎样?”

我未曾亲睹公堂上一幕戏，上面所记亲兵差役镇压不住，群众冲向公案，是听人说的。但也有人说，群众一起哄，尚未同差役冲突，卢知事就逃走了。

事后，似乎过了一段时间，厦门一家报纸登载了漳平县发生的这件新闻。我没有看到报纸，养奇先生说，大概是礼拜堂的什么人写的新闻。其实，当时漳平人以及在县城开店的龙岩人时常往返于漳平和厦门之间，他们把这件事情当着故事来传说，为记者所探知，写成新闻的。福建省的档案工作如果做得好，今天仍能找到登载这件新闻的厦门报纸。

以上所记几次提到养奇先生，未曾一次提到少泉先生，我记不起少泉先生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和议论，似乎他那时已不在漳平县了。

　

“匪乱”是农民反抗运动的一种方式

辛亥革命前后几年，漳平县没有“匪乱”。那时习惯上不说“土匪”，只说“贼”。那是传说的称谓。我少时常听大人说“安溪贼”。抢劫盐馆的贼是安溪来的，从华崶上水的货船有时也被拦劫，那也是安溪人干的。感化里(即今溪南)，紧邻安溪，据说也有人去安溪合伙。清朝官厅惩治甚严，时常捕杀。在侦查中发现贼中有一头头竟是漳平城里人，名陈茂芝，家住东门，父亲是有身份的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陈茂丰，同我父亲认识，我见过他几次。家里出了一个“贼”，不仅是一家人的耻辱，连全族人也觉得耻辱。太常陈家恰好是全县最大的最显赫的家族。于是，由他的父亲出面，设法把他骗回家来，缚送县衙，不久就被押去北门外草埔坪杀了头。此事轰动全县。我那时年纪很小，没有去看杀头，但听大人不断地谈论此事，所以至今记得。当时死刑只有杀头，枪毙是辛亥革命以后才有的。不错，在钟知县任上，我还看见“站笼”①，”被执行的四个贼，也是安溪人。

① 站笼，即立枷，是晚清时代发明的一种处死人的刑具。一个方形木笼，一人多高，笼顶是个平枷，圆孔恰好套在犯人的头上，初时，犯人脚下是垫着砖头，口鼻可以呼吸。过了一个时期，砖头就撤去了，于是犯人悬空吊着，无法呼吸，不久死去。那时杀头是要刑部批准的，站笼则不需批准。犯人家属宁愿站笼，可得全尸。

地主阶级是同“贼”对立的，即同农民阶级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斗争方式相对立的。武昌起义，各地响应之后，有远见的地主倒不关心有无皇帝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农民暴动。一天，我听父亲和客人谈话，不知道怎样谈到了太平天国进攻漳平县的故事。我的曾祖父是一个大地主，据说是城里最大的地主，听到风声，便带领全家逃到我们的老家和春乡去了，好多乡人是他的佃户。他们夜间南望县城，看见红了半边天。太平军攻城失败，逃遁走了，全家人平安无事地回到城里来。我的父亲感叹道：“那时的乡民毕竟厚道，今天就不行了。”当时我不理解父亲的感慨。我看见从和春乡来的族亲，对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很恭敬；每年我们去和春祭祖时住在族亲家中，他们也好好款待我们。一旦有事，我们全家逃去和春，住在他们家中，他们难道会换一副面孔么?

不久之后，县里就得到情报，说有个大乡村，农民杀猪会众，商量如何挑空箩筐进城，把富家的东西挑回来。这个情报未必可信，但人心惶惶，大家不是害怕外国人派兵占领我们领土，不是害怕宣统皇帝登宝座，讨伐叛乱，不是害怕北兵南下，骚扰居民，也不是害怕“安溪贼”远来袭击，害怕的是近郊和远郊的农民。城里办起了团练，四门各成立一队，每日操练。有一次在县立小学门前的广场上开大会，养奇先生演说。又有一次在教场练习实弹射击，我们小孩子都跟随着看热闹。经费是县衙门拿出来的，教练是一个外乡人，队员则都是本地人，并非流氓赌棍，但有好多沾染了流氓习气。有枪支，有时发了子弹，但武器如何管理，则我不知道。大约有二百个队员。后来，因农民没有什么举动，城里治安没有什么恶化，以及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这个团练的队伍就无形解散了。

民国四五年，我上中学的时候，漳平县乡村才又紧张起来，但农民不是采取群众进城抢劫富家的方式，而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和睦里(即今新桥)有个农民(或小地主)叫林智山，团结了周围的农民，不知怎样搞到了几条枪，便拒绝交纳钱粮，进而拒绝衙门派来的差役入境，起初只保卫一二个乡村，后来几乎整个和睦里都在县政权统治之外了。那时的知事是湖北黄陂人邓炳，前清秀才，很能干，是福建督军李厚基任命的，穿的虽是长袍马褂，但威风不减于七品知县。他派了两个差役去和睦里办案，被林智山的部下打死了；他请来了一队兵去进剿，自己坐轿子督战，兵打了败仗，自己驻在一个路亭内，几乎被俘。那时我在龙岩中学读书，这些事情是放假回家后才听人说的。还有其他围剿和反围剿。总之，林智山在和睦里站住了脚，而且一度占据了宁洋县城。有人看见他在宁洋县衙门发号施令，一个漳平人谢信友做他的秘书，听他使唤。我认识谢信友，他是我的父亲的同案秀才，家住江对面，山下一座旧房子，我随父亲去过几次。

林智山站住了脚，于是别的人起来仿效。他们都有枪，有队伍。有些是独立的，有些是依附林智山的。奇怪的是这些头头，每个人姓名的第三字都是“山”字。养奇先生爱说笑话，一天对陈寿山说：“你赶紧改一个名字吧，否则人家要把你当作土匪头子!”那时不说“贼”而说“土匪”了。

“匪区”渐渐扩大，从和睦里扩大到感化里，甚至扩大到居仁里(即今城区及附近各乡)离城不远的几个乡村。但我在家时，永福里没有“传染”到。

林智山是否打家劫舍，绑票勒赎，我未听说。但近城乡村的“土匪”则是打家劫舍，绑票勒赎的。漳平北门外有个放高利贷的土财主，家住在观音亭边，屋子粉刷得雪白，一天夜里被人破门进去绑走了，以后不知费了多少钱才赎回来。和春乡有个地主，是陈寿山第三个媳妇的父亲，也是夜里被人破门绑走的。陈寿山打听到这帮土匪的底细，于是设计在约定交付赎款的地方把人救出来，而且捉了土匪头子，但这是例外。这类事情发生多起，连城里的有钱人也恐慌起来了。我家一个族叔也是一个富人，家住小院子，此时特别开辟一个门通到多人聚居的大屋子来，以便半夜听到大门响动时可以溜走。但城里毕竟未曾发生破门绑人的事情。

又是养奇先生说的笑话。当时邓炳知事严禁鸦片烟，常常派亲兵冲人人家把吸鸦片的人带走。街上的人知道是“捉乌烟”，就不管了。一天，养奇先生说，如果土匪扮作官兵二三个人，到同春店门口把见龙先生捉去，只要说“捉乌烟”，就可以大摇大摆走出北门外去了。李见龙是同春南货店大股东，本县商会会长。但那时的土匪毕竟没有这个胆量。

城里的富人也搜集土匪的情报。我知道两件事情。某村姓李的族人请了一个“军师”来家，款待得很好，向军师学习如何进行工作。某村迎接一个贵客，据说是广东“孙仲山”派来的，农民不知道“孙仲山”是什么人。我当然晓得，这不是“孙仲山”，而是孙中山，即孙文，辛亥革命的领袖，此时正在广东活动，反对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由此可见，民国四年以后漳平远郊的土匪活动颇不简单。自然，不一定是孙文直接派人来组织的，多半是一些野心家利用孙文之名在北洋政府统治薄弱的地方组织武装力量，从中获利。

邓炳知事看见武力进剿无效，便采用招抚的办法。我不知道最大的林智山一股是否就抚，但毕竟有几小股是就抚了的。有一股溪南土匪，匪首是当地一个戏班内唱花旦的戏子，招安后住在县城，不知担任什么职务。他的名字叫做“乌骚贝”。一夜，我在中水门街上新开的面店吃面，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也走进店里来吃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这就是乌骚贝。”土匪头子受人注意，唱过花旦的土匪头子更加受人注意。我也接触过另一股受招安的土匪，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们几个中学生要去龙岩上学，但去雁石的路不平安，衙门派几个携枪的兵护送我们。他们都是本地人，自言是新受招安的，其中一个还告诉我们，他进过新学堂，随即唱了当时学生常唱的《湘江三贤》歌。我未曾接触的还有几股。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北宋时的歌谣：“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些小股土匪，招安后“官”虽不大，但似乎也未曾被官方骗去杀死。

我一九一九年离家以后，就不知道林智山及其他几股土匪的下落了。当时让城里的富人寝食不安的林智山，现在的漳平人连姓名都不知道，至少我看到的几篇有关漳平县现代史的材料都未提到林智山姓名。

农民在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中，采取了“股匪”的方式，如果不是迅速发展为广大的群众的运动，那就容易蜕化而为野心家所利用。所以我在家的最后几年看见的几股土匪接受招安，绝不是偶然的现象。那些小匪首并没有做大官，但后来的卢兴邦、陈国辉之流，还不是放大的“乌骚贝”?这些大匪首难道比北洋军阀派来的和黄埔军校出身的带兵头头更能造福于农民大众么?







“拆城，玉鸣兄!”



这里，不仅是八十老人回忆他的童年，而且是一个生活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人回忆另一个社会结构，旧的，过去了的，不会再来的一种社会结构。上面写的“民变”和“匪乱”二事，深深带着旧结构的烙印，在新结构中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也不会表现为那种方式。

我长大了，读历史，读笔记，读戏曲和小说，觉得宋元及以前的社会生活，有好多事情不大理解，但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则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人情小说，如三言二拍，如《醒世姻缘传》，如《儒林外史》，其中所写小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生活和人事关系，几乎像我小时所生活的社会一样，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就在我的眼皮下渐渐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可能在国内落后而偏僻的地方今天还能发现它的遗迹；在漳平县内今天也可能找到若干残存物，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事物残存于老年人的头脑中，但像我离乡时那样年纪的青年人今天是不会理解那样的社会生活的。他们会觉得我写的回忆发生于遥远的古代，好像我少时读汉魏六朝的历史一样，但是今天的新社会结构毕竟是从那个旧社会结构演变出来的。今天的人应当认识那个旧社会结构。

那时，至少与我所接触的漳平县而论，社会基本上分成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财富基本上以土地计算。评价某人的财产，总是说他有多少土地，——漳平人习惯不是说他有多少亩的田地，而是说他每年收多少斗的稻谷。漳平的斗，大小与江浙一带的斗不同。例如，上海一斗大米旧制十六斤六两，比漳平的斗小得多。漳平的斗有两种：一种是量米的斗，一斗米三十市斤；一种是量稻谷的斗，一斗稻谷旧制二十二斤，折合市秤是二十五点八七五斤。不仅私人财产以土地计算，而且所有社会基金，如祠堂、庙宇、团体、事业、学产等等，也都以土地计算。收租谷的和交租谷的，明显分成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客观上这是互相对立的阶级，但主观上有种种现象掩盖着这种对立的形势。

首先是宗族制度。从社会意义上说，地主剥削农民的社会结构，属于封建社会，但保存在漳平县内的那种社会结构应当称为宗族制度下的封建社会。宗族制度其实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的残存。在世界其他地方，社会经过几个阶段发展之后，氏族制度便消灭了，惟有我们中国保存其残余直到现代。氏族制度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形式，使之同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而继续保持其特性。我们在中国古代和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有关宗族制度的材料。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展下去，宗族制度渐渐不能适应了，以致鸦片战争以后惟有像漳平县那样的内地偏僻地方还能保持相当的活力。

即以本县最大的宗族“太常陈”为例。据《漳平文史资料》第五辑一篇文章所说，他们的先人是从吴兴迁来本省永安县，然后由永安县迁来居仁里和平乡(本地人叫做“罗坪”)。他们在和平乡繁衍生息，并以此为基地发展至东坑乡、小菁乡，以及其他的乡村。他们是聚族而居的，似乎和平乡没有或很少杂姓。他们聚居的乡村，地主姓陈，农民也姓陈，他们同登一个祠堂，他们之间是兄弟叔侄的关系，是一家人，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同外族人斗争。如此一来，对抗的关系便淡化了。宗族间的关系掩盖了阶级间的矛盾。

最大的宗族“太常陈”如此，其他的宗族亦然。居仁里，以县城为中心，以二十华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大的宗族有四个：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蓝田陈。丁坂刘以丁坂头为基地；坂尾刘以坂尾为基地；蓝田陈则是后起的，陆续从永福里搬来县城居住的，没有集中的居住区，如果有基地，那是在永福里。太常陈的祠堂在他们聚居的城东区，即有名的“大夫家庙”，不仅是各姓祠堂中规模最大、建筑最好的祠堂，而且是全县最好的房屋。我这话也许夸大了。总之，应当除去公共建筑物如县衙门、孔子庙等等以外，也许还要除去永福里陈家祠堂以外。大夫家庙又是最新的祠堂，陈玉鸣时代建筑的。我不知道，以前太常陈祠堂在什么地方。可能，新祠堂是在旧祠堂地基上新建的。丁坂刘的祠堂和坂尾刘的祠堂都在城南区，在上水门和中水门之间；前者叫做“上刘”，后者叫做“下刘”，相距不远，中间只有一些矮小民房分隔着。蓝田陈在城里没有祠堂，他们去永福里祭祖。陈桂芳中了进士荣归后计划在“上刘”的西边建筑一个蓝田陈的祠堂，没有成功。祠堂之于宗族，类似于西方教堂之于教徒。每年祭祖，聚众议事，自然是本族几个头面人物说了算。以前大概也有临时开祠堂，商议大事，如处理子孙中违反族规的事件。小说中还写了族长惩治不肖子孙的故事，我未听说漳平县祠堂发生了这种故事的。

正式的大祠堂有一定的格式：一个大厅，两帝有正房，降阶而下是一个长方形的中庭，中庭两旁有走廊，中庭尽处是大门，有很大的门厅，门厅两旁可设房间，大门外是一个很大的空场，也是长方形，空场尽处是一个大照壁，照壁背后则是大路，那就不属于祠堂范围了。城南区两个刘家祠堂的建筑格式完全相同。空场常用来搭戏台演戏，看戏的人几乎站满了空场。那是居民集资借空场来演戏的，不是刘家祭祖时演戏。大夫家庙系新建筑，中庭小些，大门外的空场也小得多，不作长方形，没有大照壁，而是一个围墙，隔开大路。

城内还有几个破破烂烂的旧祠堂，格式差不多，规模也很大。一个在城北区，堀儿尾，名太史第，姓朱；一个在城西区，大坪头，姓陈，但非太常陈，亦非蓝田陈，据说是感化里陈姓的；一个在城南区，洪厝坪，也姓陈，蓝田陈，有时永福里来人祭祖，但县城内外的蓝田陈并不以为是他们的祠堂；一个在城西区，名三牧第，姓刘，既非丁坂刘，亦非坂尾刘，从未见祭祖的。这个祠堂规模较小，多年作私塾，也曾办过初等小学(求是小学)。关于这个祠堂，流行一种传说，说它本来是我们郑家的祠堂，明清之交混乱中不知怎样变成刘家的了。因为明朝，我们和春郑家同时出了三个知县，他们来城里合建一个祠堂，叫做“三牧第”，当时刘家没有同时出三个知县的。我这里不过写出“传说”，并非替郑家争这个“产权”。

正式的祠堂是不用来住家的，故正屋之外没有辅屋。以上所说的祠堂都是如此。

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蓝田陈四大宗族之外，还有三个小宗族：丁坂黄、和春郑、北郊李。他们也参加了宗族间的斗争。黄家居住在丁坂尾，出了几个大地主，勾结官府，生活阔绰，连龙岩县的铁石洋也有他们的土地。关于黄家的传说很多。据说，他们盖了好几幢“土楼”(什么叫做“土楼”，我想今天还有人知道)用“赤米春墙，白米抹壁”，“在室女”两臂戴满了金镯子，等等。黄家在城里虽无祠堂，但有一个时期垄断了全县的权力。不幸，一八四二年壬寅的特大洪水把黄家几幢土楼冲毁了，人和财产遭受很大损失，从此衰落下来。

郑家以和春乡为基地，十七世祖才迁入县城，在城西南和西北先后建筑了三座大宅，全族人基本上居住在这三座大宅之中，很少几家住于若干小屋。三座大宅的构造界于祠堂和住宅之间：正屋构造如祠堂，但有辅屋，有的还有外辅屋，正屋也是住家的。郑家在城里没有正式的不住人的祠堂，远逊于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这是表明力量不及这三家雄厚，——也不及蓝田陈家雄厚，蓝田陈家虽然城里没有专用祠堂，而且居住分散，但有永福里大族支持。郑家十八世祖也曾计划在城里建立一个正式祠堂，结果没有实现。

李家聚居于西北郊，我不知道以哪个乡村为基地，城里也没有祠堂，但占有一定的势力。

以上所举四大姓和三小姓以外，并非没有其他的姓，亦非说其他的姓在县内政治斗争中不起作用。我不过说，就我小时所闻的县内政治斗争一般进行于四大姓和三小姓之间而已。

旧中国，至少明清时期的中国，县一级不是官的统治，而是官绅的共同统治。最后的决定权自然在官的方面。官是皇帝派来的，是代表皇帝的，掌握着行政和司法的大权。但没有地方绅士合作，官不能顺利统治。官要回避省籍，不仅本县人不能做本县的官，本省人也不能在省内他县做官。教官不回避省籍，但要回避县籍，即本县人不能在本县做教官。因此，外省的人来做官，即使带幕宾来，也是人生地不熟的，没有本地的头面绅士合作，就做不下去。官绅交恶，往往是官的方面失败。至于官权和绅权所占比分，则随具体情况而变异。

一县之内，够得上做绅士的人并不多，但头面绅士、大绅士，可以进出衙门同县官来往密切的，则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需要经过斗争。一般是在他处做了官(京官或地方官)退归林下的人，最适宜做大绅士；其次是有功名的人，举人或贡生，一般秀才还不够格，秀才有条件做大绅士的，可以用钱捐一个贡生头衔，叫做“附贡”。①大绅士，出入衙门，包揽词讼，管理公产，鱼肉乡里，由此发财，所以竞争很激烈。这种政治斗争宛如唐宋的宰相大臣之间的斗争。但小县的政治斗争，就我所闻来说，则往往归结为宗族之间的斗争。大绅士背后总有宗族支持。几个大宗族相持不下的时候，则小宗族乘虚而入，作为缓冲。

① 附贡即例贡，清代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因为不由考选而由生员援例捐纳，故称例贡，不算正途。

太平天国失败后，漳平县有名的大绅士是李学惠、刘攀龙等人，他们都因办团练防“贼”有功，出去做了县官的。以后，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太常陈崛起垄断了绅权。陈舜明、陈玉鸣兄弟同时中了举人，前者是文举人，后者是武举人，他们做了太常陈的族长，很快积累了财产，成为本县的巨富。历任知县都要巴结他们。特别是陈玉鸣，成了本县的霸王，饮食起居都是官派。他没有亲生儿子，六个儿子都是买来的，过的都是官少爷的生活。大夫家庙，本县最好的建筑物，就是陈玉鸣建成的。我不知道，这是新地建成的，还是在旧祠堂的基础上重建的。环绕着大夫家庙，民间有许多传说。原来，进东门，沿城墙向北走，可以看到一长排的旧屋子，从屋内铺地的长石条石板看来，这是很讲究的建筑物，据说是好久以前一个武官的宅第，主人衰败了，住户都是穷人，外姓人或主人的后裔。门前是池塘，狭而长，对面就是城墙。全城惟有这一段城墙无路可走。大家叫这个池塘做“枪刀池”，形状像一条枪，枪尖直刺着太常陈的祠堂。为了解除这个“威胁”，大夫家庙前面特别挖了一口池塘，挖成关老爷大刀头的形式，刀刃正对枪尖，并取名为“关刀池”。为了积蓄池水，特别在下水门通来的路上，万寿宫附近的道路，用土垫高。使得两旁雨水不会流出下水门，而流入“关刀池”。人家称为“四水归池”，这大概是一句成语，我说不出其他“三水”是哪里。虽然如此，关刀池水常常干涸，枪刀池水终年饱满。城内要由南门走到北门，向来必须经过大夫家庙一条路。大夫家庙每年祭祖，比城区其他祠堂都更丰盛。有一次，我随父亲去参观，夜里灯烛辉煌，大厅里摆满供桌，在祖宗神位面前供两只大肥猪，分别扮成狮和象。大厅内或大厅外有一处专设陈玉鸣的祭案，墙上挂着陈玉鸣的遗像。

陈玉鸣和太常陈全盛时，自然惹起其他宗族的反对。我只知道两次，一次是同陈桂芳的斗争，一次是同丁坂刘的斗争。同陈桂芳一次，我只知道也是整个太常陈和整个蓝田陈相斗的，但不知其详。同丁坂刘一次，则流传很广。我虽未及见，但听好多人传说，现在还记得这些传说的大意。

太常陈人多，家富，但那时文化不及丁坂刘高。太平天国以后，丁坂刘的地主衰落了，但文化仍旧是高的。刘攀龙死后，仍有几个举人，秀才也不少，富于藏书读书，人人不仅努力作八股文，而且学习乾嘉学派的考证。他们同太常陈不知为什么发生了斗争。丁坂刘举人也常常出入衙门，但总不如陈玉鸣那样同知县密切，也没有太常陈那种财力，屡得知县欢心，以致斗争中常常失败。最后，丁坂刘抓到了陈玉鸣的一条“辫子”。

陈家住在“学边”，即文庙西边(或学宫衙门的西边)，陈玉鸣要建新屋，不知怎样选在西城区，三牧第背后，城墙近旁一个地方，那里是很偏僻的。建筑新屋，要去城外取土，但那里离北门和西北都很远，取土费事，于是这个霸王决定拆去工地附近的一段城墙，通过缺口去取土。这自然省事，又节省时间。丁坂刘抓到这条“辫子”，就控告他图谋不轨，皇帝的城墙怎么可以拆去呢?县里告了无效，就告到省里去，省里派委员来查办此案。此时陈玉鸣才慌了手脚。他求救于县太爷幕宾。一个人替他出主意，叫他连夜把拆去的城墙重新砌好，而且用松明烧烟把新砌的墙砖熏黑；一面用钱去收买省里派来的委员。

这段城墙，我少时看得很熟，常在城上经过，更常在城下经过，站在城下看得更清楚；那个烟熏的部分同其他部分对比非常明显，其他的部分没有烟熏的那般黑。

到了正式踏勘那一天，原告来了，被告来了，知县来了，省里委员也来了，自然还有很多看热闹的群众。委员踏勘之后宣布他的结论说：城墙完好，没有拆毁的痕迹。于是陈玉鸣胜诉了。原告刘举人便从怀里取出尖刀奔向陈玉鸣去。自然没有刺着。官司虽然结束，但太常陈和丁坂刘两家结下的冤仇长久没有解开。

此事发生于哪一年，我说不出来。总是在我出世以前。但我少时常常听大人说起此事，在以后好多年，漳平县口语中也留下了此事的痕迹。无论小孩子游戏时或大人间说笑时，每逢其人闯了祸，陷于窘境的时候，旁人就要说：“拆城，玉鸣兄!”在漳平县的口语中，“城”和“兄”两字是谐音的。

此事之后不久，丁坂刘几个举人都死了，几家地主都衰败了。太常陈还是想方设法打击他们，使之不得翻身。

我这里再记叙这场宗族斗争的两件余波。

丁坂刘有个穷秀才刘志和来城里教私塾，学堂就开在自己的祠堂。他教书很有名，学生之中出了一个举人，即坂尾刘万里。但更加引起人注意的，还是他的“道德”。当时，陈玉鸣已死，大儿子陈齐旋(鹤汀)继承他做了本县大绅士。这个“学边陈家”，有钱，有势，生活奢侈，态度骄傲，道德败坏。刘志和恰好同他们相反，态度谦虚，生活俭朴，立身处世遵循程朱道学遗教。陈家和刘家成了两个极端。不满意陈家的人就称赞刘家。有一个知县尊敬刘志和，打算向上级推荐刘志和为“孝廉方正”。①此事被陈齐旋知道了，陈齐旋立即进衙门去，打消知县这个计划。知县只好听这位大绅士的话。直到陈齐旋死后，刘志和才渐渐地由私塾先生做了大绅士。

① 清科举名。自雍正时起，新帝嗣位，由督抚举荐孝廉方正，授以六品顶戴。乾隆以后，由地方官保举，经送吏部考察得任用为州县与教职等官。

丁坂刘另有一个秀才刘云纪也迁居城内。他是一个岁贡②，有学问，受人尊敬。一九一三年选举时，他也是一个代表去漳州投票选国会议员和省议员。当时，刘家已经能够同陈家抗衡了。刘万里和陈齐云竞选国会议员。刘云纪是看不起刘万里的，可能还有别的嫌隙，但他不得不投刘万里的票。他非常痛心。事后，他对人说：“一个字害了他。”这意思是说：“他如不投刘万里的票，陈齐云就会当选了。”

② 岁贡，清朝科举制度中五种贡生之一。其他四种为：恩贡、拔贡、副贡、优贡，统称五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

这就是说，一直到民国初年，漳平县的政治斗争都采取宗族斗争的形式。那时没有什么“个人”，个人不过是宗族的一个成员，以宗族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是好朋友，都是我的父亲的座上客，可是到了政治斗争时，两个人就各站一边了。民国二年，养奇先生组织国民党，少泉先生组织共和党。

民国以后，漳平县的政治斗争终于冲破了宗族斗争的框架，同国内其他比较进步的地方一样了。宗族的封建主义在漳平县保持到民国以后，也是漳平县落后的一个证据。

从历史上看，漳平县的名人并不限于居仁里。曾汝檀是和睦里人，陈六袷（韦合）是感化里人。但居仁里定为县治之后，渐渐地大地主迁移到城里来了。儒学考试都在城里，居仁里遂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睦里和感化里都落后了，惟有永福里勉强跟得上居仁里。永福里土地似乎多于居仁里。但大地主陆续迁居居仁里。而文化也落后于居仁里。政治斗争，充当大绅士，勾结官府等等，必须住在城厢内外才行。永福里的人无此条件。

太常陈是本县第一个宗族，人口最多，土地最富，文化最高（我少时，太常陈的秀才无论绝对数或按人口比率，都是最多的），定居城厢内外也最长久。从“太常陈”、“大夫家庙”、“中宪第”等名称看来，先世是做了大官的。应当研究他们的族谱。

民国以来，这个显赫一时的宗族就衰落了，为什么?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内部矛盾是其中之一。



漳平县的商业资本



我说，我少时所见的本县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宗族”的封建制度。但这是就上层建筑说的。就经济基础说，我们这里早已越过宗族的封建制度阶段了。重要的乡村仍是聚族而居，一个大乡村仍只有一个大姓，但本村大地主已不限于剥削本族农民，本族农民也不限于受本族地主剥削。最大的地主亦非都是本族族长。几个乡村，土地产权交互错杂，基础已经改变了，但由于历史惰性，上层还保持着宗族的性质。全族还以祠堂为中心团结起来，解决族内纠纷和处理族外斗争。这种失去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支持长久的。一般说来，一九一三年选举表现太常陈和丁坂刘的宗族斗争以后，就没有什么严重的表现了。以后的政治斗争就不带着宗族的性质，族内的团结也松弛了。

漳平县剩下来的，还是简单的封建制度。我的意思是说：“社会的阶级划分还是以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为主，财富还是以田地计算的，农民交纳的还是实物地租。”宗族团结多少起了缓和阶级矛盾和遮掩阶级剥削的作用，如今连这个作用也没有了。

我少时常常听到上辈感叹今不如昔，特别是怀念太平天国以前的社会，那时有多少大地主，地主家里如何富庶，如何有家教，他们的子弟又如何知书识礼等等。从各方面看起来，漳平县社会确实是衰败了的。一般人只知道以太平天国来划线，好像一切都是“长毛贼”的罪过。他们不知道应当以鸦片战争来划线，太平天国本身也是鸦片战争的后果。鸦片战争以前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开始逐步破坏中国千百年的封建经济基础了；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起了加速破坏这一基础的作用。鸦片烟及其他洋货一船一船的运进来，白银及其他财物一船一船运出去。封建制度的基础因之加速瓦解。不仅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陷于贫困，连地主阶级也日益衰落。不过，小地方人只联想到太平天国而已。

听说，在太平天国以前，漳平县城和四乡之间的差异没有后来那么大。小菁社作了县城，有皇帝派来的父母官驻扎，有城墙包围，有大小店铺，比起四乡自然热闹得多，但那些大乡村从前也是热闹的。并非所有大地主都往城里搬。例如，丁坂黄家，壬寅年(一八四二年)大水以前，就是全县最富庶的乡村。那里的大地主，连龙岩州的铁石洋也有他们的地产，他们在丁坂建了多座土楼，他们在物质享受之外还发展精神文明，即聘请名师教育他们的子弟。有个名黄起凤的青年以其聪明和学识震动了全县。那时知县反而常去丁坂拜访他们。丁坂黄家不需要在县城里设立根据地，我们和春郑家，虽然在县城里有了根据地，但仍把和春看作自己的家。有个同族的伯父，比我父亲大好几岁，但也不是太平天国以前的人。他几次告诉我们小孩子说：“你们为什么把和春看作乡下，把和春人看作乡下人呢?”他少时并不把和春看作乡下。那时，他说，我的祖父一辈人三日两头骑马往和春跑。可见，太平天国之后不久，城乡差别还是不大的。在我少时，无疑，我们都把和春人看作乡下人。这个变化，无疑同太平天国有关。一八六四年，南京陷落后，太平天国残余力量一部分进入福建省。某日，从永福里来到县城对岸，准备攻城。一个军官从上三公庙旁的小巷骑马冲出来，恰好被守城清军火枪击中，落马而死。听说这人是“二显”，即第二个指挥官，他一死，太平军就撤退了。于是，四乡富人纷纷移居城内，城乡地位差异顿然悬殊。

高高的砖墙，厚厚的城门，就近代的战争来看，它的防御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还能顶事，尤其足以防御“土寇”(即反抗的农民)的攻击。城门每天二更关闭，五更开放，城外的人探亲访友，很不方便。有几处，砖有缺损，可以爬上爬下，但颇危险。城内外演夜戏时，也有人设下长梯以便进出，但须付费。城里的人往往傲视城外的人。近郊的人白天进出城门，同城里人没有区别，他们也傲视“乡下人”，即远乡的人。城里人问近郊人：“你们听得到更鼓么?”县衙门每夜在门楼上打更鼓，城里的人听得到，城外靠近城墙的人也听得到，但稍远就听不到了。漳平县衙门门楼特别高，更鼓特别响，相传是后坂洋一个大地主出钱添置的，以免被人讥诮为听不到更鼓。但城墙和城门的作用主要还在于防御。这类小县城本来不是为了抵制外族侵略而设置的。漳平县的建制和筑城，志书明言，正是为了抵御“土寇”的。

县城除了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外，还是商业中心。我们有一条“大路街”，从县衙门起朝西直到三角坪，都是店铺；两条支街(“南门街”和“中水门街”)也都是店铺。到三角坪后，大街分成两支：朝西北的叫做“江西街”，也都是店铺，朝东北的叫做“下巷”，也有店铺，但不如江西街热闹。江西街尽处是“三公前街”，也有店铺，不热闹。此外，出西门又有一条“打铁街”，除几家铁匠铺外也有商店，尽头处向左转弯到江边就是松明岭，那里沿街也有店铺，直至盐馆为止。不过西门外的街道，“朝圩日”才热闹，“圩后日”很少生意可做。

全县，除县城外，永福、新桥、溪南三处也有商业(“溪仔内”也有商业)，但都不及县城。县城里，有几家布店，有几家南货店，生意比较大；此外，有药店、米店、杂货店、水烟店、豆腐店、纸烛店、裁缝店、棺材店、肉摊、菜摊、剃头店等等。但没有当店，也没有浴室。除一家面店之外没有菜馆、茶楼及一般饮食店。我少时还看到一家鸦片烟店。

这还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商业资本，是封建经济的补充物。中国很早就有了商业资本，我们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时期，商人为“四民”之末由来已久。在中国历史上，商人一般是受轻视的。在我少时，地主阶级，尤其其中的士大夫，仍旧轻视商人。土大夫可以放高利贷，即使人家知道了也无所谓，但不可以经商，至多可以拿钱出来给别人去经商，自己是绝不动手的。

县城的商业，每年营业额有多少，我算不出来，大概不会很少。总之，当时除了土地的剥削之外也有资本的剥削。不过财产还是以土地计算的。漳平本地的商人，赚了钱，往往拿去买田，以为田可靠，银子不可靠。商人赚了钱，还是培养子弟去读书，考秀才，做官，至多叫第二个或第三个儿子去接替自己做生意。我不记得漳平县有什么以商业起家的富翁，有什么商业世家。

这里有个特点必须指出来，即漳平县城的商业一向不是操纵在漳平本地人手里，而是操纵在“外面人”手里。恐怕县城从开始出现商业以来就是外面人操纵商业的。最早的是江西人。我们城里有一条热闹的街道叫做“江西街”可以为证。民间还流传了一些有关江西商人和漳平本地人互相斗争的故事。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少时，全城里没有一家店是江西人开的。江西人走后，县城的商业也不是漳平本地人操纵的。在我出生以前一段长时期，操纵县城商业的是“下面人”，即九龙江下游的人。我少时还看到街上有几家下面人开的店。比较大的有一家南货店开在中水门街，店主据说是石井人(今属华安县)，那时已经亏损濒临倒闭了，不得已向本县北门外一个土名叫“杜鸪捷”的高利贷财主借债维持。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才倒闭。另有一家卖洋货的，开在明伦堂对面，店主姓张，长泰人，家住洪厝坪。他的大儿子张澄清，小学与我同一班毕业，考第一名，不久病死。二儿子在江中游泳溺死，店终于倒闭了。我少时常常听说：“陈太和”，有名的大店，开在江西街来安堂附近，可能就是来安堂旧址。主人是下面人，但已几代在漳平开店，子弟都在漳平读书，而且应考。可是，本地童生群起反对陈太和子弟考秀才，认为“冒籍”。秀才名额是有限定的，漳平县每科十九人。外籍人考得一名秀才，本地人就要失去一个秀才名额。这家人住在江对岸，每日摆渡。我少时，陈太和店早已倒闭了，也没有子弟遗留下来，但关于这个店铺和这一家人，我还是常常听到议论的。

奇怪的是《漳平文史资料》第五辑有一篇文章也提到“陈太和”，说“陈太和”是本县太常陈家的一个支派，就与我所知道的相反。究竟如何，需要查考。

我少时，直到我离开家乡为止，操纵县城商业的已经不是下面人，而是龙岩州人了。据说，龙岩帮代替下面帮操纵县城商业的，其转折点是一九00年庚子近年终时发生的一场大火灾。“大路街”几乎完全烧毁。大概下面帮由此丧失元气而让位于龙岩帮了。

我少时所见，县城所有大店，即本钱较多的店，都是龙岩人开的，其中包含所有的布店和南货店。我想不起有漳平本地人开的布店。大约在我进中学时候，即大约一九一五年以后，坂头顶人李见龙才开了“同春”南货店，其他所有南货店都是龙岩人开的。一切纸烛店都是龙岩人开的。这类店铺，本钱不大，但漳平人没有货源，香、烛、纸、鞭炮是龙岩人的手工业产品。条丝烟也是龙岩人经营的。尚有其他几类店铺也属于龙岩人所有。反之，一切米店、药店、糕饼店、豆腐店、肉摊、菜摊等等，则是漳平人开的。街上大概有二三家是客家人开的店，我不记得他们卖什么货，店不大。

县城的商业为什么操纵在外地人手里，本地人为什么不能赚本地商业的利润呢?这不是偶然的，这也是漳平社会落后的表现。潭平本地商人一般是兼职的，某些地主拿出一部分地租交给别人去经商或自己经商，由此赚来的钱仍旧拿去买田；小本经商的人赚钱不多，如果某年赚了更多的钱，也是用来买田。大家只认为土地才是财富，天火烧不掉，强盗劫不走。大小商人没有一个全心扑在商业上。龙岩人则不然。龙岩有专职的商人。龙岩人是微型的“徽州人”。在明清两代，徽州府属各县的人是以出产专职商人著名的。所谓“无徽不成镇”，就是说：全中国，凡是城镇即有商业的地方，都有徽州人。这话自然有点夸大。漳平县城从明代起就有商业了，但我未听说有徽州人开的店。但这话一般说，还是符合事实的：全国大的和中等的城市确实都有徽州人立足。明清小说中常常写到徽州商人。已经有人说出了物质的原因，即是徽州府各县山多田少，人口增加了无法存活，非出外谋生不可。由此产生了专职的商人，积累了经商的经验，建立了全国的关系网等等。这个特质的原因也可以借用来说明龙岩的商人。龙岩也是山区，虽不能说龙岩的田比漳平少，但龙岩的人确实比漳平多，所受的人口压力比漳平大，多余的人口也不得不出外谋生。所以福建省内许多城镇都有龙岩人经商，他们的足迹甚至越出省外很远的地方去。我认识一个龙岩人，他的家在湖北云梦县开店卖水烟丝。大革命时代，我在汉口遇着省立九中一个老同学，他请我去一个店里吃饭，这个店相当大，是龙岩人开的，但那时的店主人已经不能说龙岩话，只说一口汉口话了。

山多田少，自然只是产生专职商人的一个原因，并非凡山多田少，人口压力大的地区，都会产生像徽州人、龙岩人等专职商人。我们漳平县便是没有产生这样的人。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漳平没有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资本，足以同地主经济相抗衡的，更谈不上由商业资本发展为工业资本了。那些龙岩人、“下面人”以及好久以前的江西人，他们在漳平经商赚了钱，就把钱送回自己的家乡去，不拿或只拿一小部分钱在漳平扩大营业。

漳平本地商人只开米店、药店、糕饼店、豆腐店、肉摊、菜摊，以及小手工业。县城没有一家书店。私塾学生用的四书五经以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昔时贤文等书，都是向纸烛店买来的，那里也卖笔墨纸砚，而纸烛店是龙岩人开的。城里直至五四运动那年都买不到一本新书。四书五经以外的古书以及木刻的或石印的旧小说，则有行商，定期地挑着担子，到街上卖。有时也挑到几家私塾里面去卖，或借用某家铺面摆出来卖。我总是围着这些书担团团转，把那些小字石印的旧小说当作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祖父和父亲舍不得出钱给我买“闲书”看。县里的新书则是几个在福州读书的学生带回来的。没有《新民丛报》《民报》《甲寅》《新青年》一类的东西，但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我看了一本梁启超的书。那是袁世凯死后出版的几篇他潜赴西南进行反袁活动的日记和文章。

民国初年，县城也成立“商会”。这是漳平县第一个“群众团体”，由官厅示意组织，经过官厅批准的。没有“工会”，没有“农会”，也没有“士会”，即使地主阶级也没有合法的组织。手工业工人有“行会”，木匠、泥匠、船夫等等，都有组织，供奉各行的祖师，快过旧历年的时候要“做牙”，即各自烧香，拜祖师，聚餐，放鞭炮。但这是民间工匠自己的组织，未经官厅承认的。商人组织商会是一种权利，就全国来说，是当时新兴的商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向封建政府争取来的。但就漳平县来说，则不用争取，而由官厅示意去组织的。凡是商人，无论大的小的，无论本地的外地的，都可以参加商会。商会设在考棚前面西边一所两进的屋子。那是旧时学官的衙门，官厅拨给商会使用的。商会的秘书是县立小学教员林有声，他是本地人，一切事务性的工作都归他主持。当时的同春店主李见龙是商会会长，也是本地人。他当会长颇奇怪，论资本，同春没有龙岩人开的几个南货店那样大，更没有全属龙岩资本的几个布店那样大，可是商会会长不是龙岩人。据说这是龙岩商人有意让给本地人的。但商会议事，龙岩商人的意见还是占上风的。

商会会长地位很高。一九一九年夏初，陈炯明带领粤军攻入闽南快到漳平县时，北洋军阀放的知事邓炳逃走了，县政权便由商会会长李见龙执掌，粤军当夜进城后才交给陈炯明放的姓熊的知事。

应该承认，漳平并非没有专职商人，也不是没有商业资本，不过其中比较有能力的，资本比较多的，并不在县城活动，而在外地，即漳州附近的浦南活动。浦南有几家漳平人开的店——不是零售的店，而是一种栈房，接待本县山乡运到九龙江下游来的土产，而代替那些乡民备办海货和洋货的。总之，漳平商人在浦南经营的就是这一类业务。我是外行，说不清楚。他们都赚了钱。我只记得三家：陈献丹、李熙顺、陈麻标，钱赚得最多的是陈献丹。他是陈桂芳的堂弟。县城内外头面人物路过浦南多数住在他的栈房。这些“浦南客”也积累了商业资本。

我离家前，县城已经有人议论办工厂了，即要由商业资本过渡到工业资本。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的，据考证，是上海一家米店装备了来自外国的碾米机器。漳平县第一家机器工厂也是碾米厂，设立在下水门内一幢房子，发动机燃烧火油，皮带传动，响声很大，我去看过。厂长或经理就是陈玉鸣的儿子陈子丹。资本显然不是陈子丹的，那时他的家私已经败光了，不过别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声名而已。开业不久就维持不下去，盘给了李见龙。李见龙就是李熙顺的父亲，结果这个工厂还是浦南客开的。另一个浦南客陈献丹，一九一九年也在筹备开一个制笋的罐头厂，利用山乡多竹的资源。这个工厂是否建成，我不知道。

县城，除了龙岩人、客家人、“下面人”活动之外，还有一类外县人活动，这就是永春人。人数可不少，但他们不是靠经商，而是靠做工谋生的。县城所有的剃头店都是永春人开的，所有棺材店也都是永春人开的。剃头店分散于城内各地，租赁偏僻的店面营业；棺材店则集中在江边，城墙下。从上水门外稍西直至天主堂，越过天主堂，在礼拜堂前面，还有一二家。本地人称为“永春店”。剃头店和棺材店，从店主直至学徒，都是永春人。所谓“永春人”大概不是指永春一县的人，而是指永春直隶州所属永春、德化、大田三县的人。他们不包含在“下面人”之内，因为他们不是从九龙江下游上来的，而是从漳平县背后走路来的。当时，剃头被视为贱役，而做棺材也是不祥的事情，所以本地人看永春人有几分像上海人看“江北人”一样。其实那几家棺材店也兼做其他的木工，如桌、椅、柜、床之类，后来还为新学堂制造黑板、课桌、讲台；我还见过他们替乡村农民雕刻佛像，制造佛亭，油漆得很好看。

有特别的一家永春人，则简直是艺术家。他们不住在“永春店”，而单独租赁中水门街一座小祠堂。他们是多才多艺的。他们能雕木版、印木版，大地主家里死了人，要发讣告，就找他们雕印。他们能在红罗缎上贴金字，有个知县任满去职，地方父老送“万民伞”，就找他们贴金字。他们正月间“迎佛”时拿出戏衣把一些穷孩子扮成戏文里的角色，坐在木板上，几个壮汉抬着走在队伍中间，——漳平人叫做“戏坪儿”。他们秋天做“祈禳”时布置道场，用五颜六色的纸把古老祠堂的破房间装饰得富丽堂皇等等。我在少时，他们之中老一辈已经死了，只有一个中年人当家。有如许本事，却未发财，亦未受到本地人的特别尊敬，人家还是把他们看作“永春人”。

其实，永春人同其他的外面人不一样。同样是开店的，其他的外面人是来赚钱，赚了钱送回老家去，永春人则是为了糊口，以手艺替漳平人服务，他们的贡献超过于他们的微薄收入。与其说他们是商人，宁可说他们是手工业者，是工人。在他们当中是积累不出商业资本的。

旧时城镇还有几种行业，漳平县城都没有，或早已衰落了。没有当店。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当店，开在北门外，新天主堂附近，是一个大地主开的，被天火烧毁了。没有酒菜馆，只有一家面店，开在孔子庙边门对面。有人在另一地方再开一个面店，但不久就关门了。有几家居民承办酒席，但须预先约好，届时到你家或你指定的地方现炒。其中有一家人一九一八年在下巷开了一个菜馆，但没有生意，不久就关门了。有一家打制金银首饰的，开在江西街上，但后来倒闭了。有一家裱书的和一家刻图章的，开在“下巷儿”，没有生意，终于倒闭。

县城商业最大的主顾，还是四乡的农民。这里顺便谈谈县城的集市。

集市，漳平话叫做“圩场”，赶集叫“朝圩”。这是最古老的商品交换方式。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交易，不通过中间商人。漳平建县以前，大概小菁社就有了圩场，附近各乡都来此朝圩，以致居民点更加扩大，才会被选为县城。最早的圩场不知设在哪里，但建城之后显然就设在西门外一片高地上了。漳平人叫做“校场圩”。这片高地相当大，本是官地，没有私人房屋，供给官兵操练之用的。旧时，每个县城，城外都有一大片空地，以为练兵、阅兵、集会之用，一般称为“校场”。考试武秀才，也在这个地方。漳平的校场那片土地比周围高出二三尺，大概是人工填高的。校场西部，我少时还看见一个圆形的壕沟，相当深，人家说是以前的兵骑马持弓箭在沟内奔驰，向靶子射箭的。民国初年办团练，也曾在这里操练和实弹射击。校场东边，盐馆背后的空地上，则是圩场，所以叫做“较场圩”。

县城的圩场是每五日举行一次。旧历的初二、初七、十二、十七、二十二、二十七为“朝圩日”，其余称“圩后日”。旧历逢小月，则由二十七至初二只有四日。这个时间，不知何人所定，何时所定，但得到人人遵守。本县，除县城外，尚有四个圩场，即蓝田圩、新桥圩、溪南圩、拱桥圩。各场圩日不相重复，却都是五日一次。来县城朝圩的并不限于附近的乡村，也不限于本县的人，有从安溪县远来朝圩的；反之，县城的人也常去别地朝圩，特别是去蓝田圩和拱桥圩。

圩场内一片嘈杂，声闻数里。场上卖的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有禽蛋，有蔬菜，有笋，有柴，有炭，有田螺和石螺，有竹竿和竹编，有木桶和各种木制品，有杂粮和茶叶，有鱼和其他水产品，有各种小动物，等等。一般说来，是乡下人送物资到圩场来卖给城里人，但在圩场上乡下人也是互相买卖的。例如，一个人烧了一担木炭，挑到圩场卖，得了钱买二顶箬笠带回家去。城里人也有拿自己生产的物品去圩场卖的。但乡下人卖去自己带的产品之后，并不能完全在圩场上买到自己需要的物品。他们在圩场上买不到布匹、海货、铁制农具，以及其他来自外地的物品。这与上海的龙华寺庙会和静安寺庙会不同。在上海庙会上，许多店铺设了摊，把农民需要的工业品摆在那里叫卖。我不记得漳平商店曾在圩场设摊卖货。即使有，也是例外的。乡下人朝圩日照例是要进城买外来商品的，除非松明岭一带的店铺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要买铁制农具，也需到西门外打铁街上来。

县城那些店铺，朝圩日的生意比平时好得多了。可以说，商店的最大主顾就是这些五日一次来朝圩的乡下人。城里人的购买力还是有限的。

叫做“校场”的那一大片高地，本来是完全空的，官有的，私人不能在上面建筑房屋。操练兵卒，考校武生，机会本来不多，东部一部分作为圩场也不过每隔五日热闹一次。渐渐地，出现了一些建筑物。不知何时，西部靠北造了一个关帝庙，靠南造了一个郭圣王庙。寺庙占用官地，不发生主权问题。造庙之后，西部还是空阔的，不妨碍操练、检校之用。东部，圩场南边，后来也造了一个盐馆，占地相当多，“平宁帮”盐商是私人资本，但得到官厅特许，具有半官方性质，占用官地建筑房屋，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盐馆背后，这块官地的东缘，竟有几家私人住宅，不知怎样会得到许可的。

圩场上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自产自销的，这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生产。小生产是不会直接产生资本主义的，它可以产生专业的商人，再由商人产生资本家。圩场上的商品是自产自销的，但不能排除其中有少数人，向小生产者买来产品，然后拿到圩场去卖。





教育与文化



在县城内外，街上走走，很容易从行人中判别哪些是读书人，哪些不是读书人。从他们的服装、言谈、举止，就可以看得出来。言谈和举止，须多观察；服装则一眼可以判别的。读书人穿长衫，非读书人则穿短衫。这种有形的或无形的规定，到我少时已不十分严格了，但一般还是遵守的。夏天，穿长衫出门，出了汗就把长衫脱下，挂在左手弯上。出门前，天已很热了，怎么办?漳平的读书人比较随便，不穿长衫出门，但他的短衫也可显示与别人不一样。龙岩的读书人，甚至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则连热天出门也要把长衫挂在左手弯上。

那种社会有两种分化：富人与穷人的分化，读书人与非读书人的分化。这两种分化，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读书人一般是富人家庭出身的，但财富和文化不一定形成正比，也有目不识丁的富人，又有家无隔宿之粮的寒士。这是规律之下的例外，而例外也可以用规律来解释的。

偶然也有贫农勤俭发家成了富农，富农再靠剥削和放债，成了地主。但他的财产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了就保存不住，许多方面的人都要向他伸手，敲诈勒索，他无法保存他的财产。但若他有个儿子，读了书，进了学，即考取了秀才，形势就不同了。他的家一下子跻身于斯文的家庭，同案的秀才，以及一般的秀才，都会来保护他。所以富人必须培养子弟读书，不是为了子弟能知书识礼，主要的是为了保护财产。

穷人是不会培养子弟去读书的，至多送去私塾读一二年书，识得几个字，便出来种田或作其他的劳动。穷人也不会培养子弟去应考，因为没有什么财产值得保护。所谓“寒士”、穷秀才，一般都是地主世家的破落子弟，他们的先世曾是富人。

“读书人”，就是有“功名”的，至少是一名秀才。可能有例外，例如，“老童生”，考到老仍不能青一衿，只好在乡村教几个蒙童，聊以糊口。这种人没有“功名”，但不能否认他是“读书人”，他出门在家也都可以穿长衫。不第秀才，或根本不去应考的读书人，历史上的处士或隐士，书读得好，读的比那些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更多，是常常有的。但漳平县没有。我未见过一个这样的人。本县建制以来是否出过这样的读书人，我也未曾听说。

读书，就是进私塾就学于塾师。最原始的形式是“家塾”，即地主聘请塾师到家里来教育子弟，有时附带教育邻居子弟。地主大宅一般都附有书齐，供给塾师居住和教书。塾师同时也是东家的秘书，替东家办理各种文墨。这种形式的私塾，我少时还见过，不在县城内外，也不在大乡村，而在小乡村。大乡村则办“村塾”，一村的人合聘一个塾师，在本村的祠堂里教书，费用由各家分摊。塾师或自炊自濯，或各自轮流供饭。县城内外则采取学生交纳束修的形式。“学堂开，束修在”，哪怕你家的子弟只读一天书，你仍要交纳全年的束修。束修之外，每年还有几次“节敬”，三大节以及清明、重九、冬至，都要送红包给塾师。每个较大的乡村都有一个私塾，设有圩场的大乡村，则不止一个私塾。最多的是县城内外的私塾，四门都有一个或几个，后坂洋、坂头顶、坂尾都有一个。

普通的私塾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读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以后顺次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进一步就要读《诗经》《尚书》《易经》？《礼记》《左传》了。那些送子弟进学堂，只为识几个字的人，子弟读完《孟子》之后，就不再读了。普通的私塾也只教小孩子识字，而不教做文章。做文章则是另一种私塾的事。地主子弟读书不仅为了识字，而且为了“进学”，即考秀才。商人、工匠，以及足够衣食的家庭，也有要子弟考秀才的，那就要进另一种私塾了。以前称为“大学堂”，那里的学生称为“大学生”。乡村，读了私塾的人，如果要考秀才，就须到城里来进大学堂，住在大学堂里，自己烧饭吃。也有小学堂的塾师兼教“大学生”的，但那是例外。大学堂的塾师必须是秀才，而且是比较有名的秀才。县城内外的小学堂，偶然也有非秀才做塾师的。所有塾师都是贫寒之士，所谓“十条黄狗九条雄，十个先生九个穷”是也。

“大学生”一般都要住宿在“大学堂”里，白天晚上都要读书，早晨要练字。他们不仅要熟读四书白文，而且要熟读四书朱注，要能按照朱注解释白文的意义。除塾师讲解外还可参考一部大书，我忘记书名，内容是每段白文和朱注之后都有长篇的解释，塾师的讲解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时，塾师教学生“做文章”。那时所谓“文章”，就是八股文。塾师先教“破题”，学生会做之后再顺次教其他七股。子弟进“大学堂”之后，亲戚朋友见面就问：破题会做了么?全篇会做了么?八股文之外还要学做试帖诗，即五言律诗。会做全篇八股文和试帖诗，就可以去考“童生”了。“宗师”(朝廷派来的提学使，亦称学政，俗称“学院”)案临府城(或直隶州城)那一年(三年一次)，知县就要把治下的“大学生”预考一次，及格的称为“童生”，第一名“童生”称为“案首”。富人可以贿赂知县或幕宾给子弟买得“案首”，院试时“案首”一般都能录取的。漳平县童生要去龙岩直隶州院试，每榜取中十九名秀才。举行院试的这一年，不仅童生要去州城考试，而且全县所有的秀才都要去州城复试，文章做得不好的还要受罚，轻则训斥，重则开革，即取消秀才资格。所以秀才们到这一年大都提心吊胆。不赴考是不行的。生病也要其他的秀才具结、担保。考童生也要秀才担保，保证家世清白；那些操贱役的人家是不能赴考的。做担保的，不是一般的秀才，而是地位较高的秀才，即廪膳生员，每县也有定额，由宗师复试时选择文章做得较好的生员递补。

漳平县每榜只取十九名秀才的规定，是否从开县时定的还是以后定的，我不知道。因录取名额少而竞争非常激烈。有些外籍人久居漳平县，他们的子弟也要求参加考试，童生们不答应，便群起攻击“冒籍”，这种风潮常有发生。

考取秀才，进了学，便超人一等了。劳动人民的子弟，从此跻身于统治阶级；同时富家子弟，进了学与不进学的人，地位也是两样的。秀才娘子，公婆要另眼相看。大的宗族、祠堂都有学田(本地人叫做“书香”)，每年租谷要给秀才一份。秀才有自己的制服，一件无领的长衫，一顶红缨帽，祭祖、参加庆典或参拜官吏时就穿起来。犯了罪，是不会在公堂上打屁股的，除非事先通过学官，革去生员功名。

每县都有学官，正的称“教谕”，副的称“训导”，各有衙门。漳平县孔子庙背后，考棚前面，左右两个学官衙门，各分前后两进，后进供“老师”及其家人居住之用，前进用来办公。辛亥革命以后，学官废除了，两边的衙门后来做了本县商会会所；东边的衙门一度办“去毒社”，即禁烟机关，挂了“奉旨禁烟”招牌，找几个鸦片烟鬼住在那里，不久就解散了。

学官，被秀才称为“老师”，考得秀才称为“进学”，秀才相互间称为“学中人”。——好像有一个“学校”供给全县秀才学习，而由学官教课的。事实上没有这回事。学官，事实上不是教秀才学习，而是管秀才的。秀才行为不检时，学官可以差遣“门斗”(即学官衙门的差役)召来训斥，可以打手心，可以革除。秀才还是害怕他的。

那时，私塾以外确实另有学校，供给秀才和童生集体学习，却不归学官管辖。这就是书院。书院本来是民间的组织，不是政府机关，可是到了晚期，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事实上也成为官办的了。所谓“山长”，不过是退休的大官或者著名的文人，他们挂名，领干薪，很少给学生上课。漳平县也有书院，但早已名存实亡了，我少时从未听人说起书院事情，只知道而且看过北门外佛儿架下的“菁城书院”和东山上朱文公庙背后的“东山书院”。前者房屋尚完好，但无人看管；后者则大部分倒塌了。东门内还有个“紫云书院”，那是太常陈家的私产，民国初年曾在这里办小学，只一年就停办，但仍有人看管。

由此可见，那时漳平县的教育就是私塾的教育，教的是四书五经，学生做的是八股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秀才。县城内外私塾甚多，最著名的是城南上刘祠堂办的私塾，塾师是丁坂的一个贫寒秀才刘志和。他道德端方，生活俭朴，管教严肃。他的学生中出了一个举人，即刘万里；出了一个拔贡，即他的大儿子刘子瞻。受了当时潮流的影响，他也组织学生和邀集秀才研究西学，如数学、力学之类，自然是很浅的。我少时，他好像还在那里教书，但以后作了绅士，渐渐地成为大绅士，就不教书了。上刘祠堂换了一个塾师，也姓刘，名晃，字日光，秀才，他只教学生识字。上刘祠堂之外，著名的私塾是城西的三牧第，塾师是温赞尧。那时他还是个秀才，年轻，有学问，教学严格，学生都怕他，家长则尊敬他。己酉年恩科他赴考，得到优贡(我少时知道他是优贡，但现在人家说他是拔贡，他自己也说是拔贡)，就不再教书了。其他教八股文的私塾也还有几个，但我说不出来。此时科举已经废了，考试也不做八股文了。

幸而我少时未曾学做八股文，连“破题”也不会。并非因为我未出世，就已废除科举和八股文了。当时那些书香世家，大多数以为科举终会恢复，朝廷终会以八股取士的。我的一个从堂兄，不过比我大二三岁，他的秀才父亲仍旧教他做八股文，他也能成篇做出了。我的父亲的朋友有时也谈论八股文，说得非常深奥。我长大了，为了猎奇，也曾在名人文集中读过几篇八股文。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一辈的秀才居然会做出这样困难的文章，运用这样复杂的四书白文和朱注，而且全篇文章是首尾一贯的。这该耗费多少精神劳动!因此，我能够原谅他们的无知，原谅他们除了四书五经，朱注，几部《学案》等等，总之与做八股文有关的学问以外，缺乏其他常识，连古学的常识也缺乏。我离家后才读《儒林外史》，其中写八股先生范进，做了乡试主考，还不知道苏轼是什么朝代的人!我觉得吴敬梓写的简直就是我少时所见的秀才。

但我这话不能理解得太绝对了。我说的是一般的秀才，并非所有的秀才。漳平县的秀才中还有少数人以学问渊博著称的。在我少时，漳平全县只有一个举人，即刘万里，但全县最有学问的并不是刘万里，即使以做八股文，以熟读经书而论，也不能推刘万里；以新学而论，更不能推他。己酉科两个贡生，温赞尧和刘子瞻，都比刘万里强，即以老一辈而论，刘云纪、陈华、谢步瀛，都比刘万里更受人尊敬。这些人，除经书和《学案》之外，也精通古文辞，熟悉历代史事。

读书人家里，除了经书和八股文书以外，一般都有《纲鉴易知录》或袁王合注《纲鉴》，也都有一部古文。最常见的是林云铭评选的《古文析义》。我学古文时，塾师就是从《古文析义》选出文章给我们读的。但并非家藏《古文析义》的人都读过《古文析义》。我遇着一个老童生，他告诉我，他有一部《古文析义》，读得很熟。

论文化，漳平远远不如龙岩。这是客观造成的，也是历史造成的。龙岩是直隶州，耕地比漳平多，人口比漳平多，历史比漳平长久，秀才定额也高于漳平好多。即以古文而论，我去龙岩上中学时，教师是从《古文辞类纂》选出文章给我们读的，龙岩同学好多人都有《古文辞类纂》，漳平同学不仅没有此书，而且没有听说过此书。漳平那些老先生也不知道有此书。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桐城振古文”，他们学的是唐宋八大家。我记得，我们一批漳平同学初至龙岩中学时，不知“古文辞类纂”五个字怎么读，有一个同学读成了“古文，辞类纂”。

住在县城内外的秀才还有一个光荣的任务，即祭孔。春秋两次祭孔之日，天未亮，所有的秀才都来到孔庙了。大多数是彻夜不眠的。五更开始仪式。主祭是知县，陪祭是学官、典史及其他官员。他们有人引导，先到大成殿祭孔子、四配、十哲，再去两庑祭七十二贤人以及历代名儒。古代学者得人文庙受祭是不容易的，须经朝臣评议，再由皇帝宣布，各地孔庙才能在两庑设立木主。每一个祭坛前面都站立两个秀才接送祭物，赞礼。在大成殿内侍候的则是资格较老的秀才或廪生。祭毕，分胙肉。每个秀才分得一张纸条，凭条次日可以到孔庙前面“大路街”旁的肉摊上领到一定分量的肉。祭孔之次日，不限于秀才，任何人都可以到孔庙门口买到牛肉。杀牛是犯罪的，漳平城里人要吃牛肉只能在冬天托人去乡下偷买。漳平惟有每年两次祭孔之日可以公开买到牛肉。先一日，孔庙杀牛，我们小孩子每次都去看热闹。杀牛和杀猪不同。孔庙泮池边，空地上一群杀牛的人都准备好了，然后有人牵来了一只牛(都是水牛，我在家未见过黄牛)。牛站定后，一个人拿着大锤对着牛头打下去，牛立刻倒地，一群人立刻涌上来，用尖刀剖开牛的胸膛。有时牛挣扎起来，近旁的人吓得奔逃，站在外围的小孩子往往被人挤倒。牛只杀一只，但次日在门口卖出的牛肉决不止一只。那是暗中有人杀别的牛，混在这里出卖的，即使被人告发，此时也不会办罪。老太婆知道杀牛，就要念一声“阿弥陀佛”，连称“罪过”；但祭孔杀牛，老太婆就不敢反对了。

秀才进入孔庙赞礼，一般市民视为荣耀。辛亥革命以前，没有人敢作非分之想。辛亥革命之后有几年停止祭孔。邓炳来作知事，才恢复祭孔。那时学官没有了，县立小学校长刘志和主持其事。秀才人数虽然减少，小学毕业生可以填补上去。一九一五年春季祭孔，我也列了名，但睡过了头，没有去参加。次日，我的弟弟去县立小学领胙肉，刘校长还是给了我纸条，但对我的弟弟教训了几句。有些老秀才也不去参加，我的父亲就没有去。

那时，一般市民还是把祭孔看作荣耀的。有一个人姓陈，太常陈，住在堀儿尾附近，平时常在街上东串西聊，爱发议论。不知道为了什么，他那几年特别卖力鼓吹祭孔荣耀论，好像一个人能入庙祭孔，家中鸡犬也得升天。这话传遍了全城。人家怂恿他：“不久之后又要祭孔了，你何不活动一下?现在没有‘老师’，谁能去祭，谁不能去祭，只凭‘扬官’一句话，你备一份厚礼去求‘扬官’罢。”刘志和校长，人称殿膺先生，但一般的市民称其小名为“刘扬”。我那时尚未毕业，亲见这个人手里捧着一只大月饼及其他节礼，穿过我们的课堂进入校长室去，过了一段时间校长送他出来，自然不会派他去祭孔的。

但那时，漳平确实有人沾着这个荣耀。我的同班同学刘奎光的父亲刘捷登是个读书人，但未考得秀才。他在本县衙门做“传供”，即口头翻译，——县官审案时，他站在公案旁边，戴着没有顶的红缨帽，把县官的话翻译给跪在地下的诉讼当事人听，又把当事人的漳平话翻译给县官听。这是一个肥缺，诉讼双方都要塞钱给他，但上层社会的人是看他不起的。他没有资格进入孔庙赞礼。可是，在邓炳任上，他被委任为本县典狱官，管监狱和看守所，一年祭孔时候，邓炳做主祭，他做了陪祭，比赞礼的秀才更加荣耀了。

秀才高人一等。但富家子弟考不到秀才，仍有补救办法，即出钱捐一个“监生”，所谓“纳粟人监”是也。监生，本是在京师国子监毕业的学生，又称“太学生”，但后来名不副实了。朝廷要钱，只要交上钱去(美其名曰“纳粟”)，便可以给你执照，承认你为“监生”，哪怕你从未去国子监读一日书，哪怕你目不识丁，哪怕你只是五六岁的小男孩。起初只有巨富之家才能捐纳监生，据说每人要交上一百零八两纹银；以后价格渐渐降低下来了，小康之家也能捐监生了：到辛亥革命前几年，捐一个监生只须出十几个大洋。监生照样可以戴红缨帽，照样不会给县官打屁股，但不能参加祭孔，似乎只是因为他不是本县生员，而是国子监生员。

秀才可以去省城乡试，即考举人(似乎监生也可以乡试)。考得举人，就不参加祭孔了。“出贡”之后也不参加祭孔。所谓“出贡”，就是学政从各县秀才中挑选几个较有学问的，推荐给国子监，犹如地方官把本地良产向朝廷进贡一样，故称“贡生”。一般有“五贡”，据我少时所知，就是：优贡、拔贡、恩贡、岁贡、附贡。前四贡都须经过考试，附贡，则是富家秀才援例纳粟取得贡生资格的。乡试时，有些人成绩够不上列入正榜做举人，但可列入“副榜”称“副举人”，待遇同贡生一样，亦可称为“副贡”。漳平，凡贡生(附贡除外)都可以在祠堂门外竖立一根石旗杆。优贡温赞尧就曾在他住家的门外竖立一根石旗杆。竖立那天，他夫妇还设香案跪拜天地祖宗。刘子瞻没有竖立旗杆。

我以上所记就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由此制度产生的知识分子，以及这些知识分子达到的文化高度。

但我所记的时代，帝国主义已经侵入中国，改变了沿海城市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就动摇了上层建筑。新的思想向经书八股文所载的孔孟之道进行挑战。旧时的教育，传统的文化，已经面临非改革不可的局势了。百日维新废除了科举；至于八股文，则科举废除以前就已废除而改为策论了。最后一科乡试，主要试题是《汉唐宋开国用人论》。

在漳平，绝大多数的人是抵制这种改革的。但因为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是朝廷要的，不能不一面照办，一面不以为然。

就在我进入私塾读四书五经那几年，漳平县开办了第一个“官立小学堂”。



新 学 堂



似乎在庚子乱后，慈禧太后不得不接受百日维新的部分改革的时候，省里依照朝廷的指示决定在各县开办新学堂。办法是：挑选几个年龄较轻的秀才去省城学习如何开办新学堂，如何教授新功课。漳平县派了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三个人去，都是公费的。另有几个秀才以后也去省城学习，似乎是自费的。我只记得三个人：陈莪宾、陈玉芝、陈禹言，都是太常陈。陈祖光也是太常陈。林有声是太常陈的女婿或外甥，学习回来后还乘坐四人大轿拜客，据说是太常陈布置的，为显示他是太常陈家的人。漳平话叫做“装猴”。惟有刘子瞻是丁坂刘家的人，可见那时两个宗族的敌对仍然明显存在。但养奇先生(陈祖光)和少泉先生(刘子瞻)两人的交谊还是很好的。那些自费的学生，据说去以前是互相保密的，到了福州见面互相问道：“你也来了。”永福里似乎也有人去省城，我知道邓国桢是其中一个。

官费去省城学习回来，全县的人把他们当作新科举人来议论。知县要县里绅士同他们一起筹备新学堂，地址设在“考棚”。漳平的考棚是太平天国以后才建立的。据说李学蕙去河南某县做知县，给某县建了一个考棚。以后此县的一个人来漳平做知县也给漳平建了一个考棚。漳平的考棚，后面两进，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两边排列几十排长桌、长凳，每排以千字文的文字为名，再分号码。童生就是在这里考试的。改成新学堂之后，这些长桌、长凳都没有用处了，惟有最后两进的大厅可以作课堂，只能容纳两班学生上课。因此高等小学堂，只招收高等小学生。

甲班学生都是科举未废以前的童生。如果不废科举，则下次宗师案临时可能考得秀才的。其中多数是县城内外的人，也有几个是永福里人。永福里人居住在学堂内。学堂后进，大厅两旁延伸出去，有几个房间可供住宿。高等小学堂似是学两年毕业。课程有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操、国语(即官话)，最重要的还是汉文，当时没设英文课。我不知道这些功课是谁教的。但除了汉文以外，只能由那几个从福州学习回来的秀才去教。我只记得静居先生(林有声)教体操和国语。陈禹言曾教算术，这个秀才一向是以善打算盘著名的。一次，我去学堂看我的父亲，他当会计兼庶务。他叫我去课堂旁听禹言先生教授阿拉伯数字。我以前没有见过阿拉伯数字。教汉文的是一个老先生，姓陈，我忘其名，家住在浮桥头。

甲班毕业了，似乎只有十一人。我记得，一天，姓钟的知县坐在衙门大堂上，毕业生身穿公服，头戴红缨帽，列队经过公案面前，分别从知县手中领取毕业文凭。

漳平官立高等小学堂甲班学生，我还记得几个姓名。第一名是李志勋(我记得是“勋”，而不是“埙”)，他是李学蕙之孙。其他的是陈玉银、林舜居(我忘记此两人的学名)、郑宗选、刘时雍、陈维馨、陈螽诜以及几个永福人。

这第一批漳平县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从此便同旧日的秀才一起参加祭孔典礼了。那时宣传说：小学毕业生就是秀才，中学毕业生就是举人，大学毕业生就是进士，外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就是翰林。

可是，漳平县的上层社会是反对洋学堂的。他们根本反对废止科举。认为废科举办学堂，是“逆贼”康有为、梁启超戊戌那年变出的花样，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应当恢复科举，停办学堂了，然而八国联军又迫得慈禧太后实行这项新政。漳平的学堂是八国联军以后才办起来的。不仅守旧派反对洋学堂，连创办洋学堂的人也反对洋学堂，留恋旧科举。己酉年(一九0九年)为庆贺新皇帝登基，举行一次考试，不是考试秀才，而是选拔秀才，从各县秀才中选取优贡和拔贡。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三人都去福州赴考了，刘子瞻就在此科考得拔贡。这些创办新学堂的人，不过办理知县交办的差使而已，能够替知县办差又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求之不得的。

我的祖父是当时的红绅士，学堂办成后他挂了一名“董事”(其他几个头面人物也挂名“董事”)，我的父亲则担任学堂的会计兼庶务，管理学产。我家应当是属于新派的人物了，可是祖父和父亲宁可叫我们兄弟进私塾读书，不愿让我们进新学堂。

大家都把新学堂看作官样文章，官办的事业，虎头蛇尾的，大家期待着不久恢复科举。

所以甲班毕业以后，县立高等小学堂便无形停顿了。名称还在，房子还在，大门外仍旧挂着那两面“虎头牌”，牌上都画着虎头，下部一面写着“学堂重地”，一面写着“闲人勿进”，——但既无人在那里读书，也无人居住，那些永福学生都搬走了。我忘记了究竟是辛亥革命造成学堂停顿的局面，还是学堂先停顿再发生辛亥革命的。一直到几年之后邓炳来做县知事，这具死尸才还魂，以后才有丙班和丁班毕业。关于丙班和丁班，我还能够说些情况。关于乙班，则我毫无所知，是否有乙班，我也说不出来，不仅现在说不出来，当时我就不知道，不知道哪些人是乙班毕业的。但在叙说民国初年的高等小学堂以前，我要回头说说县城的初等小学堂。

设在考棚的，是漳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不仅县城只有这一个，而且全县四里也只有这一个。按照规定，学生先读完初等小学堂，才能升人高等小学堂的。但当时不能先办初等小学堂，候学生毕业之后再办高等小学堂。漳平县是先把高等小学堂办起来，招收当时准备去考秀才的一批童生为第一班学生，然后去办四个初等小学堂。居仁里只办四个，似乎永福里也开始办，和睦里和感化里似乎辛亥革命以后才办。居仁里四个初等小学堂都办在县城是虚构的。大姓的学生多几个，小姓的学生少几个，县里有的姓一般都照顾到了。例如，戊班学生中留下两个姓郑的位置，一个叫做“郑绍康”，一个叫做“郑绍兰”。

邓知事和刘校长商定学校恢复的办法如下：办好丙班学生的毕业手续，丙班学生不上课了，两个课堂给丁班学生和新招的戊班学生上课。

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此时多数在三牧第，就教于岑仲先生。少泉先生那时尚未去北京应文官考试，每日过足鸦片烟瘾之后也到三牧第来，主要是办理丙班毕业的手续。

这手续很别致。这班毕业生既不上课，也不考试，只在三牧第，在少泉先生指导下，填毕业表格。表格只有一张样张，必须照式画若干张，每个学生一份；上面有姓名、年龄、家长、籍贯，又有每学期考试成绩以及毕业考试成绩，分数都是少泉先生定出来的，叫各人抄录在表格上。少泉先生熟悉每个待毕业的学生的水平，所定分数大致适合，总之没有人表示异议。画表格、填表格很费事，忙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可是，完成后，少泉先生发现表格填错了，全部作废，又要重新画表、填表，为什么填好了的不能用呢?我过去知道，今天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