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陈之岳
张戎及英国丈夫合著《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受到西方史学家史景迁恶评，指把毛写得「一生皆坏」，而许多引证的来源、出处和可信度更大有问题。评论界也认为，写毛传滥用材料，比不写还要糟糕。
希特勒和斯大林是西方社会所认定的二十世纪两大暴君，对毛泽东的看法，则涵盖敬畏与敌视的矛盾情结。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记者斯诺于一九三八年出版《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红星照耀中国》）之后，西方世界对毛泽东的好奇心始终未尝稍歇。
毛领导的解放战争和统一中国，以及在韩战与中苏分裂期间力抗美苏两大超级强国，使毛成为第三世界和西方左翼群众心目中的头号英雄。毛泽东在中共建国后所发动的一连串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重创国家元气与社会民生，却又使西方大感纳闷与震骇，但自由派媒体却鲜少用「暴君」（Tyrant）或「魔王」（Monster）的字眼形容毛，最常见的形容词是「一个无情的革命家」（A Ruthless Revolutionary）。
但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于一九九四年出版回忆录后，西方知识界对毛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李志绥以近距离的观察详述毛的言行，加上李本人对毛的许多主观负面论断，在西方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但亦使李著中英版畅销不衰。
尽管回忆录本身有失实、失误之处，中共官方更出版《真实的历史》并动员一批海内外写手撰文批驳李志绥；但一般而论，李著仍有其相当可信度，至少是研究毛泽东生平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李志绥回忆录出版十一年后，旅英华裔作家张戎和她的丈夫俄国史专家哈利代（Jon Halliday）合写一本百分之百「去毛化」的书《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受到英美书评界高度重视，这本书今年六月初版于英国，美国十月上市，张戎自译的中文版将于明年一月面世。
今年五十二岁的张戎，父亲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惨死于文革，母亲年轻时即加入共产党。属于「老三届」的张戎，曾当过赤脚医生、工人和工农兵大学生，一九七九年留学英国，现定居伦敦，她在九一年出版自传《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轰动全球，有三十余种译本，发行量达一千一百多万册。
新毛传写了十二年
张戎和哈利代夫妇费了十二年的时间撰写八百多页的《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其间曾亲赴中国大陆、台湾、俄罗斯、阿尔巴尼亚和英美等地收集资料，并访问了一百多名与毛接触过的人士。作者认为最难得的是他们在俄国和阿尔巴尼亚看到新近开放的机密档案，张戎并称其著作主要来源是文献资料。
在西方高级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纽约书评》（NYRB）杂志、《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时代周刊》均在十月份刊出书评，其中最具份量的当推耶鲁大学中国近现代史讲座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纽约书评》所撰写的长篇书评。十一月初偕同在耶鲁任教的华裔史学家妻子金安平访问亚洲的史景迁，著作等身，学术声望崇隆，对中国近现代人物有专精研究，现正撰写汪精卫传。一九九九年史氏曾应《企鹅人物丛书》之邀撰写《毛泽东略传》（一八八页）。
史景迁的妻子金安平家学渊源，其祖父为著名东北史学家金毓黻（一九六二年病逝北京）。金安平一九五零年生于台湾，十二岁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近著英文《合肥四姊妹》（中译本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颇获好评，四姊妹之一张兆和即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史景迁的著作如《康熙》、《利玛窦》、《洪秀全》、《天安门》和《追寻现代中国》等均脍炙人口，他的书评亦同具影响力。张戎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一再强调其新著绝大部分根据文献资料，但史景迁却点出《毛》书的最大败笔是文献不足征！也就是说书中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几乎都无法证明是有根据的，而作者所征引的所谓「文献」，其来源、出处和可信度更是大有问题。
叶群通奸之谜
如书中提到林彪的妻子叶群和总参谋长黄永胜通奸，有这回事吗？并引用叶群和黄永胜的电话对话，字字不漏（叶群在对话中还隐隐提及避孕一事），犹如电信局的通联纪录。张戎是根据济南出版社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超级审判》（两册）中的内容，这本书可信吗？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界生气蓬勃，但伪书和乱七八糟的所谓秘闻、秘事充斥坊间，写历史的人绝不可抱持「捡到篮里就是菜」的心态，不作充份求证查考就贸然引用，结果碰到的不是垃圾就是地雷。
史景迁即指出《超级审判》引述的叶黄对话纪录，完全没有指出来源。文献不足征的现象不只是史景迁一个人所提出，即连大捧《毛》书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曾任《纽约时报》驻北京特派员），亦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该周刊列为封面故事）中表示，作者可能不太愿意承认厘清材料真假的困难度，纪思道说他担心有些材料可能是伪造的。
撰写人物传记，尤其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作者必须谨慎下笔，古人所说的「不隐恶」（不要隐匿罪恶）和「不虚美」（不要过度赞美），至少是写传的基本态度。可叹的是，张戎和哈利代撰写这本书的出发点，却是存心要搞臭毛泽东，要彻底贬抑毛泽东，他们认为毛只有过，没有功，是个百分之百的坏东西，而且从小就坏，一直坏到死。
以如此偏颇的出发点来写毛传，怎么会写出一部令人信服的传记呢！史景迁也说，张戎和哈利代把毛写得「一生皆坏」，连空间都不留，人不会是这样长大的，环境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但在张、哈的笔下，毛就是坏透了。《纽约时报》首席书评家日裔的角谷美智子也认为这本书是有「偏见的」（Tendentious），而采用粗略概括（Gross Generalization），又无从加以证明，只有使这本书更糟。
在严重的偏见和一面倒的打毛心态下，张戎和哈利代把许多大有问题的资料当史料，把流传于中国大陆民间的乡野奇谈、村姑里妇的闻言闲语、「负鼓盲翁」的瞎编故事、村佬佬的信口开河都当做写书素材，不分青红皂白，愈耸动愈好。于是，大批大批无从征信的街谈巷议出笼了。
诸如∶书中写毛泽东不是中共创党元老、蒋介石蓄意放红军进四川而使红军能顺利到华北、红军未打泸定桥战役（否定毛诗「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说法）、张治中是老共谍（斯大林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吸收蒋介石爱将张治中为共谍）、长征时毛躺在担架上由人抬、毛设计皖南事变以消减新四军、毛陷害亲弟弟毛泽民、毛在承平时代害死七千多万人，居二十世纪暴君之冠……
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犯了不少大错，其一生可受批判之处亦所在多有，要写毛传，必须让真正的史料来说话，「笔则笔，削则削」，有好的就说，有坏的就批，而不能心存「一棍子打死」的立场和滥用材料的方式写毛，这样写出来的毛泽东比不写还糟糕。张戎自《鸿》一书所获的名声，也许会随着《毛》书的出版而烟消云散！
□ 《亚洲周刊》二○○五年第四十八期
德林1238
2005-11-23 17:11
呜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事求是！难矣！
VSHU
2005-11-24 21:27
张戎：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是怎样写成的
（转自 “德国之声”）
旅居英国的华裔女作家张戎同丈夫、史学家何黎岱沥尽12年心血，完成卷帙浩繁的毛泽东传记：“毛 - 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这本书的德文版出版之际，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张戎女士。张戎女士谈了写书的过程和其中一些要点，并希望引起史学家们的争论。 以下是记者就这部书对张戎进行的电话采访。
采访实录
1996年，张戎在布拉格
德国之声：您花了12年写“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这12年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张戎：我发现了很多使我自己也非常吃惊的事。例如中国人都比较知道的长征，整个长征过程中间，蒋介石完全是有意放走中共。长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飞夺泸定桥。那时候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被史达林扣在苏联做人质。蒋为了要回儿子，就用中共的生存换回儿子。最后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史达林要放蒋介石，要让蒋介石见周恩来，蒋介石坚持不肯见周恩来。史达林带话来说，同意放他的儿子，他才见了周恩来。
德国之声：那么这些材料您是在俄罗斯发现的？
张戎：有很多很的管道了。俄罗斯档案馆是一个宝藏，里边有非常多的东西。我的先生会说俄文，他在俄罗斯档案馆进行了多年大量的工作。同时还有蒋介石本人的日记，还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材料来源太多了。在我们的书后面有100多页的注释。这些注释里面详细记载了什么内容是从什么史料得来的。
德国之声：您开始搜集资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新发现呢？
张戎：没有。简直没有想到。例如长征中遵义会议上并没有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耍手腕，才得到张闻天的幕后操纵人这么一个地位的。遵义会议完了以后，毛泽东坚持不肯进四川，去跟张国焘会师。他怕会师以后张国焘会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共党魁。为了躲避跟张国焘会师，毛就带上中央红军绕了一个大圈，多走了三分之一的路。
“毛”把红军从突破湘江时候的4万拖到剩下筋疲力竭的不到1万，跟张国焘会师以后，因为红四方面军还是比他强，毛又尽力地破坏红四方面军，而且独霸打通苏联的道路。毛整个的战略设想主要想的就是要靠苏联，他在1923年就说，共产主义要在中国胜利，非得苏联红军从北边打进来不可。
所以整个的长征吧，他们也就是为了到北边去靠近苏联，打通苏联，接受武器援助。毛泽东为了把张国焘甩在他后边，也耍了很多手腕，对 红四方面军做了极大的破坏。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到俄罗斯档案馆。不过我们的听众都看不到您书后的资讯来源。您能否说一下，您最重要的资讯来源是什么？
张戎：刚才说到的俄罗斯档案馆是最重要的资讯来源。当然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史料发掘。比如我们书里面用了杨开慧的手稿。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毛泽东把杨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抛弃了。1930年，在杨开慧被国民党抓去以前，他完全可能救杨开慧的，可是他没有。
这些手稿是杨开慧在被捕以前写的，这些手稿里她表达了对毛泽东的爱，对毛泽东抛弃她和三个儿子的怨，而且最重要的还有她对共产主义的失望，共产主义的信仰带来很多暴力，杀戮，她对这些的失望。她要重新寻找一个新的信仰。
德国之声：杨开慧的这个手稿您是在哪个档案馆看到的呢？
张戎：中国的开放使中国在80年代90年代实际上公布了很多档案。比如中央档案馆，或者湖南档案馆，或者四川档案馆，这些史料选编里面就有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当时来往的电报，包括国民党军队追堵红军长征史料选编，这些来往的电报就是我们得出蒋介石放走中共的结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飞夺泸定桥，您是说那里没有人把守的，是这样的吗？
张戎；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证明，那里根本没有打仗。最先过桥的是22个人。象斯诺写的那样，打得很激烈。可是实际上这22个人一根毫毛也没有伤。我们从当时红军办的报纸叫战士报上可以看出，这22个人都还活得很鲜，他们还有个小小的仪式，每人还发了一双碗筷，有很多具体的细节。
德国之声：那么您认为，为什么共产党要编造这样一个长征的神话呢？
张戎：红军长征是去北上抗日这样一个神话，给这个整个过程一个英雄的彩环。实 际上完全不是这样。说到抗日战争。中共的绝大部分人确实是很想抗日。如果他们当时真的去抗日了，那么很可能他们已经被消灭光，或者大伤元气，不可能在中国夺权的了。毛泽东是非常精明的，他坚决不肯打日本。
不光是要保存中共的实力，而且在敌后扩大根据地，他自己在日本人对他道歉的时候对日本人说：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没有你们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我们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根据地，我们也不可能到北京来听京戏，也不可能进城。
德国之声：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书已不少，是什么动机促使您为世人再增添一部毛泽东的传记呢？
张戎：我觉得，那些写的关于毛泽东的东西不能够说服我。例如抗日时毛泽东保存实力有什么用呢？如果日本人打垮了蒋介石，日本是不可能放过中共的。那么毛泽东的打算就是一心想把苏联拉进来。他的战略就是，在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以后，在这个关头，史达林就会出兵中国，和日本瓜分中国，就象史达林和德国瓜分波兰一样。波兰模式就是毛泽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间的战略基点。
德国之声：毛泽东现在仍然是中国的一个核心人物，比如说现在还有他的纪念堂，还有他的像等等。共产党也还是常常引用他的话。您认为未来中国会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吗？
张戎：我没有办法预言。希望他们能够跟毛泽东划清界线，能够坚决摒弃毛和毛的一切遗产。世界上的人民不会对中共放心，毛泽东造成了7000多万中国人的死亡，他还说，为了他的那些项目上马，中国人可以死一半。而且毛泽东一心要的是称霸世界。如果中共还继续说他们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你说全世界人民能放心吗？
德国之声：您现在是一位毛泽东专家了。我想请您用三到五个形容词来概括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戎：这非常难。我想其中一个一定是极度的自私，和随心所欲。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导致7000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比方说在大饥荒3800万人死了以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搞大跃进，实际上就是出口粮食，出口到苏联去买核武器，核工业，核军事工业，来使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军事强国，使毛泽东本人可以称霸世界。
张戎简介
张戎1952出生于中国四川宜宾，她当过红卫兵，农民，钢铁工人，赤脚医生。后来在四川大学学习英语专业，并留校当助教。1978年她就离开中国前往英国，成为新时代获得英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 （转自 “德国之声”）
（转自 “德国之声”）
旅居英国的华裔女作家张戎同丈夫、史学家何黎岱沥尽12年心血，完成卷帙浩繁的毛泽东传记：“毛 - 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这本书的德文版出版之际，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张戎女士。张戎女士谈了写书的过程和其中一些要点，并希望引起史学家们的争论。 以下是记者就这部书对张戎进行的电话采访。
采访实录
1996年，张戎在布拉格
德国之声：您花了12年写“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这12年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张戎：我发现了很多使我自己也非常吃惊的事。例如中国人都比较知道的长征，整个长征过程中间，蒋介石完全是有意放走中共。长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飞夺泸定桥。那时候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被史达林扣在苏联做人质。蒋为了要回儿子，就用中共的生存换回儿子。最后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史达林要放蒋介石，要让蒋介石见周恩来，蒋介石坚持不肯见周恩来。史达林带话来说，同意放他的儿子，他才见了周恩来。
德国之声：那么这些材料您是在俄罗斯发现的？
张戎：有很多很的管道了。俄罗斯档案馆是一个宝藏，里边有非常多的东西。我的先生会说俄文，他在俄罗斯档案馆进行了多年大量的工作。同时还有蒋介石本人的日记，还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材料来源太多了。在我们的书后面有100多页的注释。这些注释里面详细记载了什么内容是从什么史料得来的。
德国之声：您开始搜集资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新发现呢？
张戎：没有。简直没有想到。例如长征中遵义会议上并没有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耍手腕，才得到张闻天的幕后操纵人这么一个地位的。遵义会议完了以后，毛泽东坚持不肯进四川，去跟张国焘会师。他怕会师以后张国焘会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共党魁。为了躲避跟张国焘会师，毛就带上中央红军绕了一个大圈，多走了三分之一的路。
“毛”把红军从突破湘江时候的4万拖到剩下筋疲力竭的不到1万，跟张国焘会师以后，因为红四方面军还是比他强，毛又尽力地破坏红四方面军，而且独霸打通苏联的道路。毛整个的战略设想主要想的就是要靠苏联，他在1923年就说，共产主义要在中国胜利，非得苏联红军从北边打进来不可。
所以整个的长征吧，他们也就是为了到北边去靠近苏联，打通苏联，接受武器援助。毛泽东为了把张国焘甩在他后边，也耍了很多手腕，对 红四方面军做了极大的破坏。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到俄罗斯档案馆。不过我们的听众都看不到您书后的资讯来源。您能否说一下，您最重要的资讯来源是什么？
张戎：刚才说到的俄罗斯档案馆是最重要的资讯来源。当然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史料发掘。比如我们书里面用了杨开慧的手稿。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毛泽东把杨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抛弃了。1930年，在杨开慧被国民党抓去以前，他完全可能救杨开慧的，可是他没有。
这些手稿是杨开慧在被捕以前写的，这些手稿里她表达了对毛泽东的爱，对毛泽东抛弃她和三个儿子的怨，而且最重要的还有她对共产主义的失望，共产主义的信仰带来很多暴力，杀戮，她对这些的失望。她要重新寻找一个新的信仰。
德国之声：杨开慧的这个手稿您是在哪个档案馆看到的呢？
张戎：中国的开放使中国在80年代90年代实际上公布了很多档案。比如中央档案馆，或者湖南档案馆，或者四川档案馆，这些史料选编里面就有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当时来往的电报，包括国民党军队追堵红军长征史料选编，这些来往的电报就是我们得出蒋介石放走中共的结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飞夺泸定桥，您是说那里没有人把守的，是这样的吗？
张戎；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证明，那里根本没有打仗。最先过桥的是22个人。象斯诺写的那样，打得很激烈。可是实际上这22个人一根毫毛也没有伤。我们从当时红军办的报纸叫战士报上可以看出，这22个人都还活得很鲜，他们还有个小小的仪式，每人还发了一双碗筷，有很多具体的细节。
德国之声：那么您认为，为什么共产党要编造这样一个长征的神话呢？
张戎：红军长征是去北上抗日这样一个神话，给这个整个过程一个英雄的彩环。实 际上完全不是这样。说到抗日战争。中共的绝大部分人确实是很想抗日。如果他们当时真的去抗日了，那么很可能他们已经被消灭光，或者大伤元气，不可能在中国夺权的了。毛泽东是非常精明的，他坚决不肯打日本。
不光是要保存中共的实力，而且在敌后扩大根据地，他自己在日本人对他道歉的时候对日本人说：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没有你们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我们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根据地，我们也不可能到北京来听京戏，也不可能进城。
德国之声：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书已不少，是什么动机促使您为世人再增添一部毛泽东的传记呢？
张戎：我觉得，那些写的关于毛泽东的东西不能够说服我。例如抗日时毛泽东保存实力有什么用呢？如果日本人打垮了蒋介石，日本是不可能放过中共的。那么毛泽东的打算就是一心想把苏联拉进来。他的战略就是，在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以后，在这个关头，史达林就会出兵中国，和日本瓜分中国，就象史达林和德国瓜分波兰一样。波兰模式就是毛泽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间的战略基点。
德国之声：毛泽东现在仍然是中国的一个核心人物，比如说现在还有他的纪念堂，还有他的像等等。共产党也还是常常引用他的话。您认为未来中国会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吗？
张戎：我没有办法预言。希望他们能够跟毛泽东划清界线，能够坚决摒弃毛和毛的一切遗产。世界上的人民不会对中共放心，毛泽东造成了7000多万中国人的死亡，他还说，为了他的那些项目上马，中国人可以死一半。而且毛泽东一心要的是称霸世界。如果中共还继续说他们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你说全世界人民能放心吗？
德国之声：您现在是一位毛泽东专家了。我想请您用三到五个形容词来概括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戎：这非常难。我想其中一个一定是极度的自私，和随心所欲。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导致7000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比方说在大饥荒3800万人死了以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搞大跃进，实际上就是出口粮食，出口到苏联去买核武器，核工业，核军事工业，来使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军事强国，使毛泽东本人可以称霸世界。
张戎简介
张戎1952出生于中国四川宜宾，她当过红卫兵，农民，钢铁工人，赤脚医生。后来在四川大学学习英语专业，并留校当助教。1978年她就离开中国前往英国，成为新时代获得英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 （转自 “德国之声”）
VSHU
2005-11-24 21:30
金小丁: 评张戎／哈利德所著“毛，不为人知的故事”(一)
前言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对毛的评价并非客观。因而可以理解张／哈一书在西方受到的热烈欢迎。然而，指控某人为恶魔，” 像希特勒一样，或更坏“，和批评其极大错误不一样。该书并非“让每个理智的人”“毫无任何疑问”“完全信服”，而是同官方宣传一样夸张，只不过朝相反的方向罢了。后者美化毛超过现实，而前者扭曲历史事实将其丑化得离谱。了解一位多面人物如毛和复杂历史如中国是重要而困难的。如果公众被误导而搞混了历史事实和主观臆断，这与中国人被政府愚弄同样可悲。
为了让开明之士有公正之见，本文对”毛“书提出质疑。该书据称十年钻研之成果，以各国秘密档案和数百知情者采访为依据。可惜，在其惊人之语和浩瀚资料之间存在着鸿沟。更有甚者，二者时常向左。此文将指出这些被读者们忽略的自相矛盾之处。为了便于读者验证本文的论点或发现其错误，文中所用的材料基本限于初级水平，主要依赖于书中所提供的信息，读者可轻易核实考证。
为揭示该书的整体水平，本文将讨论其中１７个主要论点，大体均匀分布于毛的一生。非但挑其弱点和枝节，本文着重于那些对毛人品攻击最力和被西方媒体评价最高，认为证明最充分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１７个小节里分别讨论：
１）瑞金肃反，
２）蒋放走红军进四川，
３）蒋放走红军救儿子，
４）泸定桥，
５）被抬著长征，
６）不打日本，
７）陷害新四军，
８）牺牲胞弟，
９）整风，
１０）卖鸦片，
１１）镇反杀人三百万，
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万，
１３）超级大国工程，
１４）饿死三千八百万，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万，
１６）文革目的，
１７）与希特勒相比。
这些小节基本上独立成章，读者可选择任何部分去检验书中某一论点能否经得起分析。希望该书的支持者至少能找出一个这样的论点。
进入正提之前，让我们提一件小事，或许反映“毛”书作者的水平。中国人的名字不是随便起的，常常反映父母愿望，甚至影响孩子的志向。没听说过中国传记作家曲解主人公之名的。可张戎如此。在书的开头，她写到：” 毛被取名‘泽东’ “，而泽 “表示‘光照’ ，。。。他的全名意为‘光照东方’ 。他弟弟们被取名‘泽民’ 与‘泽潭’ ”。“这些名字反映了中国农民的长久愿望，盼其儿子们过好日子”（４－５页）。其实泽字在此表示” 施恩惠于“，毛的名字意为” 施惠于东方“，其弟之名意为” 施惠于人民” 。泽字用于人名并非罕见。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即与毛之弟同名。其语出自三字经，“上致君，下泽民” 。它的确反映了历代中国人的“长久愿望” ，即使卑微小民如毛之父也有，但不是张戎所想像的“过好日子” ，而是“做好事”。类似常识性错误在书中很多，譬如把“一石谷”中“石”字的发音写成shi（２８３页），把别人的照片当成毛的放在书里（２４０和２４１页之间），等等。限于篇幅本文后面不再提起这类琐事。下面言规正传。
１）瑞金肃反
张戎对毛第一个主要指控是在瑞金根据地害死至少３５万人，占人口总数１０％。她先从１９３１－３５江西苏区人口减少５０万按人口比例推出瑞金根据地总人口减少数７０万，再从江西２３８,８４４位“革命烈士，即死于战场和党内清洗者” （１１４页）按人口比例推出根据地烈士总数（大约３３.４万），最后用人口减少数扣除烈士数，剩下的都算成“作为‘阶级敌人’被谋杀的，累死的，自杀的，或被毛政权以其他方式害死的” （１１３－４页）。张戎的算法太不专业了，因为她完全忽略了因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和移民。
在此期间蒋介石发动了５次围剿，其中一次出动５０万大军（１２５页），根据地从５万平方公里缩小至几十平方公里（１０３－４页）。蒋军并非以善待老百姓著称，早在红色政权出现之前的１９２７年，已有“数万共产党人及被怀疑者遭屠杀” （４７页）。在如此长期反复的战争里，平民因误伤，疾病，冻饿，经济困难等致死数目经常超过军队战场上的死亡。
另外，瑞金地区连年战乱，很可能造成人口外移。尤其照张戎的说法，毛在瑞金的政策”是没收最后一件东西“（１１１页），”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恐怖统治如同监狱“（１１３页）。那么，大批民众必定趁蒋大元帅５次拯救之机逃离毛匪地狱。
假如平民死亡和移民的总数与烈士数相当，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作为‘阶级敌人’被谋杀的，累死的，自杀的，或被毛政权以其他方式害死的”了。这类死者只剩下３万２千人（７０万－２×３３.４万），少于张戎数字的十分之一。
２）蒋放走红军进四川
张戎的第二个重大发现是否定毛在长征中拯救红军的贡献。她说“不容置疑，蒋介石放走了中共领导和红军主力“。他想将红军赶入四川来吓唬当地军阀，迫其允许国民党军队随之进入其地盘剿共（１３７页）。
她的资料只能证明蒋确把借追剿红军之机进入四川当作额外收获，但无法证明蒋为此放走红军。有趣的是，１９３２秋张国焘就已“进入四川建立了根据地，并将其部队扩充至八万人”。张戎称“国焘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共产党人” （１４７－８页）。当毛到达四川时，张的八万红军“兵强马壮，有机枪迫击炮，弹药充足训练有素”。而毛的部队”仅剩一万来人，残兵弱旅处于崩溃的边缘“（１６３页）。
那么，为什么“最成功的共产党人”张国焘和他的八万精兵强将在四川待了三年，仍没把四川军阀吓得允许蒋军入川？而非要毛的万把残兵来当此大任不可？这个问题不解释，人们怎能对张戎的惊人发现“不容置疑”呢？
３）蒋放走红军救儿子
为了进一步否定毛对红军的贡献，张戎为蒋介石放走红军提出另一个“更秘密而且纯属个人的理由” （１３８页）：把他儿子从苏联救回来。可她的证据只说明蒋想要他儿子蒋经国回来，而无资料证明蒋放走红军，连这种想法的证据都没有。
相反，据张戎说，当“苏俄特务”宋庆龄代表苏联向蒋介石提出以蒋经国交换在上海被捕的” 两个头等苏联特务“时，却被蒋拒绝（１３９－４０页）。蒋为他儿子连释放两个特务都不干，怎么会甘心放跑了他称为心腹大患的几万红军呢？什么样的特务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德一伙还重要？张戎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提，尽管她在书中介绍了其他十几位苏联特务的大名。这“两个头等苏联特务” 其实是默默无闻的中国夫妇牛兰和他太太）。也许张戎的沉默有“更秘密而且纯属个人的理由” 。
４）泸定桥
张戎对泸定桥战斗的否定被西方媒体广为宣扬，被称为对红军传奇的致命打击。据她讲，泸定桥战斗“是完全的编造。在大渡桥并无战斗。红军到达时那里根本没有国民党军队” （１５９页）。否定泸定桥之战的主要证据来自对一位９３岁妇女的采访。“她记得共产党‘阴一下，阳一下’ 地打炮－中国话意为时断时续。她根本不记得她这边河岸被射击” （１５９页）。
张戎没说清楚她指的“国民党军队”是否包括不属于国民党正规军的四川军阀部队。从其资料来源看好像并不包括。若如此她的推论显然不成立。
况且她承认红军“在泸定桥朝对岸打炮射击” （１５９页），“城内起火了，很可能是红军炮击所致” （１６０页）。弹药匮乏的红军不可能拿炮当焰火放。仅一个月后，未经大仗，他们已“失去了所有重武器，只剩步枪，平均每枝５发子弹”（１６３页）。他们最后的重兵器应当用在了最紧要的关头。怎么会在泸定桥放空炮呢？侦查失误？不太可能。既然张戎否定桥上木板被撤，派个人过桥看看恐怕比建个炮兵阵地还容易。而且若是侦查失误，伪造战斗故事的八成是前线指挥员以掩盖浪费弹药之责，毛应是被骗对象，不是骗人者。
剩下的唯一可能是红军打炮就是为了造假，张戎似乎持此看法。但红军造假也没必要打炮，除非他们有录像机。而且他们不会画蛇添足使其谎言更容易被揭穿。可他们却“马上开庆祝会” ，给２２位假英雄每人发“一件列宁装，一枝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１６０页）。红军当时性命都难保，可能浪费宝贵弹药和找这么多麻烦来造假吗？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国民党不揭穿这个谎言？即便蒋介石想放红军一马，这也是他的个人秘密，其宣传机器怎么也让红军丑闻成为“不为人知的故事”？
最后，谁会因这个谎言受惠呢？据张戎说红军被毛领着走了“２０００公里冤枉道” （１６２页），“对毛深深不满”，“所有人都对毛愤恨” （１５５页）。如果毛能让红军一枪不放而过大渡河，对其巩固刚篡夺的领导地位帮助最大。编造战斗故事只能减少其功劳，被迫与２２位假英雄分享。如今张戎发现了历史真相，迫使我们还给毛本应独享的荣耀，毛在天之灵一定谢谢她了。
５）被抬著长征
张戎的又一个惊人之语是毛在整个长征中被担架抬着。可是她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最接近的“证据”来自毛的自述，而且发表在最权威和严格控制的中共官方杂志上。
按张戎的说法，毛和洛甫，王稼祥“三人帮行军时粘在一块，通常躺在担架上”，“整个长征途中，包括最难走的路程，他们大都是被抬着的” （１４４页）。
奇怪的是，对这样的严厉指控张戎没给出任何支持材料，留下很多疑问。首先，毛的三人帮是否有这么大特权。“洛甫，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成员” ，说“我感觉自己毫无权力” （１４４页）。毛就更遭了，“他很孤立，处境很可怜” （１３２页）。长征前他很担心自己被遗弃，窜到每一个他以为红军会经过之处，盼望部队通过时把站在路旁的他带上（１２８页）。在此情况下，毛的担架恐怕不是因为他的淫威，而是“开拔几天前，他因疟疾而发烧４１度，陷入昏迷” （１３２页）吧。
另一个问题是毛是否愿意被抬。照张戎的说法，毛的三人帮正酝酿篡夺红军指挥权，他们理应争取军心。而“对特权的厌恶在红军里特别强烈，很多人本是出于对平等的追求而参军的，这是党的主要吸引力” （７７页）。既然如此，毛能躺在担架上成功抢夺领导权吗？为什么他的对手不对此抨击呢？除非他们也被担架抬着。那红军怎能团结一致忍受如张戎所描述的过草地等千辛万苦（１６７－９页）呢？
张戎关于毛一直被抬着的最直接证据是：“毛自己几十年后对其下属说：长征中我躺在担架上。干什么呢？我就看书，看了很多” （１４４页）。毛的话并不一定意味他总是被抬着，让我们看看张戎的解读是否合理。毛的话出现在其生活秘书叶子龙的回忆录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出版。张戎总责怪中国政府封锁有关毛的史实，可她的关键证据却来源于最权威和严格控制的官方公开出版物！即使我们相信叶子龙背叛了毛，相信中共已抢在张戎之前几年揭露了毛的恶行，但怎么可能这样的公开揭发在中国竟无人知道，还是“不为人知的故事“？
张戎最后一个证据是有人指控“毛和其他领导在整个长征中一直‘坐轿子’” （１６５页）。张戎这句话的根据是张国焘的书，可其中直接引语只是没有主语的半截话“坐轿子”。而张是毛的死对头，写书时早已从红军叛逃到国民党一方多年。张与毛在长征中相会于１９３５年６月末，分手于８月初，其间开会多行军少（１６６页）。如张戎书中地图所示，俩人的共同行军路线只有很短一段，张国焘所说的“整个长征中” 能有多少可信度呢？(待续)
前言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对毛的评价并非客观。因而可以理解张／哈一书在西方受到的热烈欢迎。然而，指控某人为恶魔，” 像希特勒一样，或更坏“，和批评其极大错误不一样。该书并非“让每个理智的人”“毫无任何疑问”“完全信服”，而是同官方宣传一样夸张，只不过朝相反的方向罢了。后者美化毛超过现实，而前者扭曲历史事实将其丑化得离谱。了解一位多面人物如毛和复杂历史如中国是重要而困难的。如果公众被误导而搞混了历史事实和主观臆断，这与中国人被政府愚弄同样可悲。
为了让开明之士有公正之见，本文对”毛“书提出质疑。该书据称十年钻研之成果，以各国秘密档案和数百知情者采访为依据。可惜，在其惊人之语和浩瀚资料之间存在着鸿沟。更有甚者，二者时常向左。此文将指出这些被读者们忽略的自相矛盾之处。为了便于读者验证本文的论点或发现其错误，文中所用的材料基本限于初级水平，主要依赖于书中所提供的信息，读者可轻易核实考证。
为揭示该书的整体水平，本文将讨论其中１７个主要论点，大体均匀分布于毛的一生。非但挑其弱点和枝节，本文着重于那些对毛人品攻击最力和被西方媒体评价最高，认为证明最充分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１７个小节里分别讨论：
１）瑞金肃反，
２）蒋放走红军进四川，
３）蒋放走红军救儿子，
４）泸定桥，
５）被抬著长征，
６）不打日本，
７）陷害新四军，
８）牺牲胞弟，
９）整风，
１０）卖鸦片，
１１）镇反杀人三百万，
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万，
１３）超级大国工程，
１４）饿死三千八百万，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万，
１６）文革目的，
１７）与希特勒相比。
这些小节基本上独立成章，读者可选择任何部分去检验书中某一论点能否经得起分析。希望该书的支持者至少能找出一个这样的论点。
进入正提之前，让我们提一件小事，或许反映“毛”书作者的水平。中国人的名字不是随便起的，常常反映父母愿望，甚至影响孩子的志向。没听说过中国传记作家曲解主人公之名的。可张戎如此。在书的开头，她写到：” 毛被取名‘泽东’ “，而泽 “表示‘光照’ ，。。。他的全名意为‘光照东方’ 。他弟弟们被取名‘泽民’ 与‘泽潭’ ”。“这些名字反映了中国农民的长久愿望，盼其儿子们过好日子”（４－５页）。其实泽字在此表示” 施恩惠于“，毛的名字意为” 施惠于东方“，其弟之名意为” 施惠于人民” 。泽字用于人名并非罕见。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即与毛之弟同名。其语出自三字经，“上致君，下泽民” 。它的确反映了历代中国人的“长久愿望” ，即使卑微小民如毛之父也有，但不是张戎所想像的“过好日子” ，而是“做好事”。类似常识性错误在书中很多，譬如把“一石谷”中“石”字的发音写成shi（２８３页），把别人的照片当成毛的放在书里（２４０和２４１页之间），等等。限于篇幅本文后面不再提起这类琐事。下面言规正传。
１）瑞金肃反
张戎对毛第一个主要指控是在瑞金根据地害死至少３５万人，占人口总数１０％。她先从１９３１－３５江西苏区人口减少５０万按人口比例推出瑞金根据地总人口减少数７０万，再从江西２３８,８４４位“革命烈士，即死于战场和党内清洗者” （１１４页）按人口比例推出根据地烈士总数（大约３３.４万），最后用人口减少数扣除烈士数，剩下的都算成“作为‘阶级敌人’被谋杀的，累死的，自杀的，或被毛政权以其他方式害死的” （１１３－４页）。张戎的算法太不专业了，因为她完全忽略了因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和移民。
在此期间蒋介石发动了５次围剿，其中一次出动５０万大军（１２５页），根据地从５万平方公里缩小至几十平方公里（１０３－４页）。蒋军并非以善待老百姓著称，早在红色政权出现之前的１９２７年，已有“数万共产党人及被怀疑者遭屠杀” （４７页）。在如此长期反复的战争里，平民因误伤，疾病，冻饿，经济困难等致死数目经常超过军队战场上的死亡。
另外，瑞金地区连年战乱，很可能造成人口外移。尤其照张戎的说法，毛在瑞金的政策”是没收最后一件东西“（１１１页），”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恐怖统治如同监狱“（１１３页）。那么，大批民众必定趁蒋大元帅５次拯救之机逃离毛匪地狱。
假如平民死亡和移民的总数与烈士数相当，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作为‘阶级敌人’被谋杀的，累死的，自杀的，或被毛政权以其他方式害死的”了。这类死者只剩下３万２千人（７０万－２×３３.４万），少于张戎数字的十分之一。
２）蒋放走红军进四川
张戎的第二个重大发现是否定毛在长征中拯救红军的贡献。她说“不容置疑，蒋介石放走了中共领导和红军主力“。他想将红军赶入四川来吓唬当地军阀，迫其允许国民党军队随之进入其地盘剿共（１３７页）。
她的资料只能证明蒋确把借追剿红军之机进入四川当作额外收获，但无法证明蒋为此放走红军。有趣的是，１９３２秋张国焘就已“进入四川建立了根据地，并将其部队扩充至八万人”。张戎称“国焘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共产党人” （１４７－８页）。当毛到达四川时，张的八万红军“兵强马壮，有机枪迫击炮，弹药充足训练有素”。而毛的部队”仅剩一万来人，残兵弱旅处于崩溃的边缘“（１６３页）。
那么，为什么“最成功的共产党人”张国焘和他的八万精兵强将在四川待了三年，仍没把四川军阀吓得允许蒋军入川？而非要毛的万把残兵来当此大任不可？这个问题不解释，人们怎能对张戎的惊人发现“不容置疑”呢？
３）蒋放走红军救儿子
为了进一步否定毛对红军的贡献，张戎为蒋介石放走红军提出另一个“更秘密而且纯属个人的理由” （１３８页）：把他儿子从苏联救回来。可她的证据只说明蒋想要他儿子蒋经国回来，而无资料证明蒋放走红军，连这种想法的证据都没有。
相反，据张戎说，当“苏俄特务”宋庆龄代表苏联向蒋介石提出以蒋经国交换在上海被捕的” 两个头等苏联特务“时，却被蒋拒绝（１３９－４０页）。蒋为他儿子连释放两个特务都不干，怎么会甘心放跑了他称为心腹大患的几万红军呢？什么样的特务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德一伙还重要？张戎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提，尽管她在书中介绍了其他十几位苏联特务的大名。这“两个头等苏联特务” 其实是默默无闻的中国夫妇牛兰和他太太）。也许张戎的沉默有“更秘密而且纯属个人的理由” 。
４）泸定桥
张戎对泸定桥战斗的否定被西方媒体广为宣扬，被称为对红军传奇的致命打击。据她讲，泸定桥战斗“是完全的编造。在大渡桥并无战斗。红军到达时那里根本没有国民党军队” （１５９页）。否定泸定桥之战的主要证据来自对一位９３岁妇女的采访。“她记得共产党‘阴一下，阳一下’ 地打炮－中国话意为时断时续。她根本不记得她这边河岸被射击” （１５９页）。
张戎没说清楚她指的“国民党军队”是否包括不属于国民党正规军的四川军阀部队。从其资料来源看好像并不包括。若如此她的推论显然不成立。
况且她承认红军“在泸定桥朝对岸打炮射击” （１５９页），“城内起火了，很可能是红军炮击所致” （１６０页）。弹药匮乏的红军不可能拿炮当焰火放。仅一个月后，未经大仗，他们已“失去了所有重武器，只剩步枪，平均每枝５发子弹”（１６３页）。他们最后的重兵器应当用在了最紧要的关头。怎么会在泸定桥放空炮呢？侦查失误？不太可能。既然张戎否定桥上木板被撤，派个人过桥看看恐怕比建个炮兵阵地还容易。而且若是侦查失误，伪造战斗故事的八成是前线指挥员以掩盖浪费弹药之责，毛应是被骗对象，不是骗人者。
剩下的唯一可能是红军打炮就是为了造假，张戎似乎持此看法。但红军造假也没必要打炮，除非他们有录像机。而且他们不会画蛇添足使其谎言更容易被揭穿。可他们却“马上开庆祝会” ，给２２位假英雄每人发“一件列宁装，一枝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１６０页）。红军当时性命都难保，可能浪费宝贵弹药和找这么多麻烦来造假吗？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国民党不揭穿这个谎言？即便蒋介石想放红军一马，这也是他的个人秘密，其宣传机器怎么也让红军丑闻成为“不为人知的故事”？
最后，谁会因这个谎言受惠呢？据张戎说红军被毛领着走了“２０００公里冤枉道” （１６２页），“对毛深深不满”，“所有人都对毛愤恨” （１５５页）。如果毛能让红军一枪不放而过大渡河，对其巩固刚篡夺的领导地位帮助最大。编造战斗故事只能减少其功劳，被迫与２２位假英雄分享。如今张戎发现了历史真相，迫使我们还给毛本应独享的荣耀，毛在天之灵一定谢谢她了。
５）被抬著长征
张戎的又一个惊人之语是毛在整个长征中被担架抬着。可是她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最接近的“证据”来自毛的自述，而且发表在最权威和严格控制的中共官方杂志上。
按张戎的说法，毛和洛甫，王稼祥“三人帮行军时粘在一块，通常躺在担架上”，“整个长征途中，包括最难走的路程，他们大都是被抬着的” （１４４页）。
奇怪的是，对这样的严厉指控张戎没给出任何支持材料，留下很多疑问。首先，毛的三人帮是否有这么大特权。“洛甫，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成员” ，说“我感觉自己毫无权力” （１４４页）。毛就更遭了，“他很孤立，处境很可怜” （１３２页）。长征前他很担心自己被遗弃，窜到每一个他以为红军会经过之处，盼望部队通过时把站在路旁的他带上（１２８页）。在此情况下，毛的担架恐怕不是因为他的淫威，而是“开拔几天前，他因疟疾而发烧４１度，陷入昏迷” （１３２页）吧。
另一个问题是毛是否愿意被抬。照张戎的说法，毛的三人帮正酝酿篡夺红军指挥权，他们理应争取军心。而“对特权的厌恶在红军里特别强烈，很多人本是出于对平等的追求而参军的，这是党的主要吸引力” （７７页）。既然如此，毛能躺在担架上成功抢夺领导权吗？为什么他的对手不对此抨击呢？除非他们也被担架抬着。那红军怎能团结一致忍受如张戎所描述的过草地等千辛万苦（１６７－９页）呢？
张戎关于毛一直被抬着的最直接证据是：“毛自己几十年后对其下属说：长征中我躺在担架上。干什么呢？我就看书，看了很多” （１４４页）。毛的话并不一定意味他总是被抬着，让我们看看张戎的解读是否合理。毛的话出现在其生活秘书叶子龙的回忆录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出版。张戎总责怪中国政府封锁有关毛的史实，可她的关键证据却来源于最权威和严格控制的官方公开出版物！即使我们相信叶子龙背叛了毛，相信中共已抢在张戎之前几年揭露了毛的恶行，但怎么可能这样的公开揭发在中国竟无人知道，还是“不为人知的故事“？
张戎最后一个证据是有人指控“毛和其他领导在整个长征中一直‘坐轿子’” （１６５页）。张戎这句话的根据是张国焘的书，可其中直接引语只是没有主语的半截话“坐轿子”。而张是毛的死对头，写书时早已从红军叛逃到国民党一方多年。张与毛在长征中相会于１９３５年６月末，分手于８月初，其间开会多行军少（１６６页）。如张戎书中地图所示，俩人的共同行军路线只有很短一段，张国焘所说的“整个长征中” 能有多少可信度呢？(待续)
VSHU
2005-11-24 21:32
金小丁: 评张戎／哈利德所著《毛，不为人知的故事》(二)
６）不打日本
张戎说毛对打日本没兴趣，只想发动反蒋内战。可是她的证据却表明与日本正面交锋很难取胜，而毛的战略才是长期抗战的有效方式。
在题为“清党反蒋－不抗日” 一章里，张戎写到：“毛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策略” （２１１页）。“ 他不断给部下发电报，要他们‘注重创建根据地，而非打仗’ ，从头到尾毛督促他们别打日本，专心抢地盘” （２１２－３页）。
照张戎的观点，共产党应该跟日本人正面交锋。若如此结果将怎样？１９３７年８月，中日在上海开战。“中国１７０个师的７３个－最强的三分之一－超过４０万人投了进去，全部报销。. . . 日本方面损失轻多了，虽然也不少，死伤约４万” （２０９页）。日中战绩十比一。
“此时红军有６万正规部队” （２１１页）。假设他们的战斗力跟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相同，尽管其装备给养和训练都差得远。如果他们与日军正面作战，最多能给日方造成６千人的伤亡，自己就 “全部报销”了。这还不到蒋介石上海战绩的六分之一，对整个抗战影响甚微。而日本后方稳固以后，蒋先生也就难持久了。
幸亏红军听了毛的主意。结果：“到（１９３７）１１月中，中共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人口一千二百万” （２１３页）。“至１９４０年一月朱德彭德怀的八路军已增长到２４万（从战争开始的４万６千）。在上海南京附近由刘少奇领导的新四军增加３倍达到３万人。十几个根据地在敌后建立。光是离北京仅８０公里的晋察冀就控制了２千４百万人口” （２２５页）。张戎摆出这样的事，能让人相信“毛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策略”吗？
７）陷害新四军
按张戎的说法，皖南事变是毛设计的。目的是让新四军军部９千人被蒋介石歼灭，以促使斯大林支持他发动内战。可她的材料显示毛即无动机又无能力这样做。
１９４０年７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撤出长江地区” 。１２月“毛设计要借国民党军队消灭项英所部，以此说服斯大林允许他发动对蒋介石的内战” （２３６页）。“毛在抗日战争烽火最炽之时要求莫斯科支持他开始全面内战” （２３４页）。
据张戎讲，毛让新四军走一条被蒋介石否决的路线，但不告诉蒋。“国民党大部队不知道新四军只是路过，以为是进攻他们。从而双方开战，. . . 在战斗最激烈的４天里，１月６－９日，毛声称没收到任何信息” （２３７）。因此，蒋介石没收到新四军要求国民党部队解除包围的请求，导致新四军总部９千人被歼。
让我们看看毛是否有能力打内战。当时毛的２４万八路军主力在“离北京仅８０公里的晋察冀”，而３万人的新四军“在上海南京附近”，皆在敌后。蒋介石在哪？“迁都到了深入内地的重庆”（２２３页）。毛即使得到斯大林批准“开始全面内战”，也得跳过日本人占领区才能碰到蒋大元帅。他的武器也比不了国民党。抗战刚开始蒋光从苏联就获得了“１０００架飞机，还有坦克和大炮” （２０９页），而壮大到抗战快结束“八路军也才只有１５３门大炮” （２９５页）。
其次，“毛声称没收到任何信息”也不足以导致皖南事变。有点军事素养的人都不难分辨一支９千人的队伍是在行军还是在进攻。即使国民党军官无此素养，他们总可以在开火前，或在四天激战中向新四军讯问一下，那样毛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即使他们懒得问，总该在消灭抗日友军前请示一下大元帅吧。既然蒋刚否决过新四军的行军路线，没有毛的通知他也该马上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蒋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在抗战之中爆发全面内战” （２４０页），他应不至于下令剿灭新四军，这样毛的诡计还会失败的。
按照张戎的推论，毛在陷害新四军时连国民党司令们的糊涂和蒋大元帅的疏忽都安排好了。太悬了吧。
８）牺牲胞弟
希特勒都没杀过自己的亲人，按张戎的说法，而毛却连这种事也干。
“为了在中共党内煽动反蒋情绪，毛又给国民党设计了另一个‘大屠杀’ 。. . . 这次的牺牲品包括他唯一活著的弟弟泽民。. . . １９４３年初，泽民和１４０位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在新疆）被捕”。中共领导集体（以书记处名义）让中共联络人周恩来要求将他们释放。两天后（二月）１２日毛给周又发了一封电报，释放新疆被捕者的事不在上面。周就没提出释放要求。９月２７日泽民和另两位中共干部以图谋颠覆罪被处决。可死的太少，仅三个，毛无法指控‘大屠杀’。他也没对处决提出谴责，因为那样会使人怀疑中共确实犯有被指控之罪”（２５９－６０页）。
这个指控滑稽得让人不好意思严肃对待。下面让我们想象一段虚拟的法庭对话。
张律师：法官大人，我发现姓毛的设计了“大屠杀” 并把亲弟弟泽民害死了呀。
法官： 他的动机是什么？
张律师：他想煽动人们反对蒋先生呀。
法官： 毛干了什么？
张律师：他没让姓周的要求蒋先生释放泽民呀。
法官： 可他两天前刚告诉过周，为什么没重复发指示就害死了泽民呢？
张律师：这样姓周的就知道毛想叫泽民死呀，他就没要求蒋先生释放他呀。
法官： 我不懂周为什么这么理解。毛有没有谴责泽民被杀呢？
张律师：没有呀，因为他怕暴露泽民确实有罪呀。
法官： 如果这样，他怎么能利用泽民之死来煽动人们反对蒋先生呢？
张律师：他原来期待蒋先生会杀的很多的呀。
法官： 可蒋先生只杀了３个人，我看不出毛为何指望他杀很多人。
张律师：因为其他１４０个共产党都犯了图谋颠覆罪的呀。
法官： 你的意思是蒋先生不仅杀泽民合理合法，他还有权杀更多？
张律师：是这样的呀，大人。
法官： 要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毛再给周发个指示泽民就能得救的呀？
张律师：呀！
这样的对话肯定“会使人怀疑”毛“确实犯有被指控之罪” 的呀。(待续)
６）不打日本
张戎说毛对打日本没兴趣，只想发动反蒋内战。可是她的证据却表明与日本正面交锋很难取胜，而毛的战略才是长期抗战的有效方式。
在题为“清党反蒋－不抗日” 一章里，张戎写到：“毛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策略” （２１１页）。“ 他不断给部下发电报，要他们‘注重创建根据地，而非打仗’ ，从头到尾毛督促他们别打日本，专心抢地盘” （２１２－３页）。
照张戎的观点，共产党应该跟日本人正面交锋。若如此结果将怎样？１９３７年８月，中日在上海开战。“中国１７０个师的７３个－最强的三分之一－超过４０万人投了进去，全部报销。. . . 日本方面损失轻多了，虽然也不少，死伤约４万” （２０９页）。日中战绩十比一。
“此时红军有６万正规部队” （２１１页）。假设他们的战斗力跟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相同，尽管其装备给养和训练都差得远。如果他们与日军正面作战，最多能给日方造成６千人的伤亡，自己就 “全部报销”了。这还不到蒋介石上海战绩的六分之一，对整个抗战影响甚微。而日本后方稳固以后，蒋先生也就难持久了。
幸亏红军听了毛的主意。结果：“到（１９３７）１１月中，中共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人口一千二百万” （２１３页）。“至１９４０年一月朱德彭德怀的八路军已增长到２４万（从战争开始的４万６千）。在上海南京附近由刘少奇领导的新四军增加３倍达到３万人。十几个根据地在敌后建立。光是离北京仅８０公里的晋察冀就控制了２千４百万人口” （２２５页）。张戎摆出这样的事，能让人相信“毛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策略”吗？
７）陷害新四军
按张戎的说法，皖南事变是毛设计的。目的是让新四军军部９千人被蒋介石歼灭，以促使斯大林支持他发动内战。可她的材料显示毛即无动机又无能力这样做。
１９４０年７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撤出长江地区” 。１２月“毛设计要借国民党军队消灭项英所部，以此说服斯大林允许他发动对蒋介石的内战” （２３６页）。“毛在抗日战争烽火最炽之时要求莫斯科支持他开始全面内战” （２３４页）。
据张戎讲，毛让新四军走一条被蒋介石否决的路线，但不告诉蒋。“国民党大部队不知道新四军只是路过，以为是进攻他们。从而双方开战，. . . 在战斗最激烈的４天里，１月６－９日，毛声称没收到任何信息” （２３７）。因此，蒋介石没收到新四军要求国民党部队解除包围的请求，导致新四军总部９千人被歼。
让我们看看毛是否有能力打内战。当时毛的２４万八路军主力在“离北京仅８０公里的晋察冀”，而３万人的新四军“在上海南京附近”，皆在敌后。蒋介石在哪？“迁都到了深入内地的重庆”（２２３页）。毛即使得到斯大林批准“开始全面内战”，也得跳过日本人占领区才能碰到蒋大元帅。他的武器也比不了国民党。抗战刚开始蒋光从苏联就获得了“１０００架飞机，还有坦克和大炮” （２０９页），而壮大到抗战快结束“八路军也才只有１５３门大炮” （２９５页）。
其次，“毛声称没收到任何信息”也不足以导致皖南事变。有点军事素养的人都不难分辨一支９千人的队伍是在行军还是在进攻。即使国民党军官无此素养，他们总可以在开火前，或在四天激战中向新四军讯问一下，那样毛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即使他们懒得问，总该在消灭抗日友军前请示一下大元帅吧。既然蒋刚否决过新四军的行军路线，没有毛的通知他也该马上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蒋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在抗战之中爆发全面内战” （２４０页），他应不至于下令剿灭新四军，这样毛的诡计还会失败的。
按照张戎的推论，毛在陷害新四军时连国民党司令们的糊涂和蒋大元帅的疏忽都安排好了。太悬了吧。
８）牺牲胞弟
希特勒都没杀过自己的亲人，按张戎的说法，而毛却连这种事也干。
“为了在中共党内煽动反蒋情绪，毛又给国民党设计了另一个‘大屠杀’ 。. . . 这次的牺牲品包括他唯一活著的弟弟泽民。. . . １９４３年初，泽民和１４０位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在新疆）被捕”。中共领导集体（以书记处名义）让中共联络人周恩来要求将他们释放。两天后（二月）１２日毛给周又发了一封电报，释放新疆被捕者的事不在上面。周就没提出释放要求。９月２７日泽民和另两位中共干部以图谋颠覆罪被处决。可死的太少，仅三个，毛无法指控‘大屠杀’。他也没对处决提出谴责，因为那样会使人怀疑中共确实犯有被指控之罪”（２５９－６０页）。
这个指控滑稽得让人不好意思严肃对待。下面让我们想象一段虚拟的法庭对话。
张律师：法官大人，我发现姓毛的设计了“大屠杀” 并把亲弟弟泽民害死了呀。
法官： 他的动机是什么？
张律师：他想煽动人们反对蒋先生呀。
法官： 毛干了什么？
张律师：他没让姓周的要求蒋先生释放泽民呀。
法官： 可他两天前刚告诉过周，为什么没重复发指示就害死了泽民呢？
张律师：这样姓周的就知道毛想叫泽民死呀，他就没要求蒋先生释放他呀。
法官： 我不懂周为什么这么理解。毛有没有谴责泽民被杀呢？
张律师：没有呀，因为他怕暴露泽民确实有罪呀。
法官： 如果这样，他怎么能利用泽民之死来煽动人们反对蒋先生呢？
张律师：他原来期待蒋先生会杀的很多的呀。
法官： 可蒋先生只杀了３个人，我看不出毛为何指望他杀很多人。
张律师：因为其他１４０个共产党都犯了图谋颠覆罪的呀。
法官： 你的意思是蒋先生不仅杀泽民合理合法，他还有权杀更多？
张律师：是这样的呀，大人。
法官： 要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毛再给周发个指示泽民就能得救的呀？
张律师：呀！
这样的对话肯定“会使人怀疑”毛“确实犯有被指控之罪” 的呀。(待续)
VSHU
2005-11-24 21:38
金小丁:评张戎／哈利德所著《毛，不为人知的故事》(三)
９）整风
张戎断言在１９４２－４３年的延安整风期间，“至少有几千人死亡” （２５７页）。她没给出任何证明材料支持这种说法。
让我们看看张戎重点描述的受害者，“青年志愿者的领头人” 王实味的命运。毛读了王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把报纸摔在桌上生气地质问：谁在这里当家？王实味还是马克思主义？” 看到“实味深得人心毛立刻说：‘我现在有了靶子’。他之后愤恨地说：‘很多人大老远跑来看他的文章，却没人想看我的！’ ‘王实味成了帝王主宰，. . . 他控制了延安，. . . 我们败在了他的手下’ 。他（毛）指责他为托派分子，. . . 他（王）曾说托洛茨基是‘天才’ ，而斯大林是‘不讨人喜欢的人’ ，‘干了数不清的坏事’ ” （２５０－２页）。
很难想象有谁会比王实味面临更严重的死亡威胁。可他直到整风结束后的第四年还活着。在胡宗南迫使中共撤离延安的４７年，王实味因为成了军队转移中的累赘而被杀害（２５２页），但不是毛的旨意。只靠张戎详细介绍的这个典型案例，没有任何其他证明，人们怎么相信整风造成“至少有几千人死亡” 呢？
１０）卖鸦片
“１９４３年苏联人估计毛的鸦片销量达到４４７６０公斤，价值为天文数字的２４亿法币（按当年兑换率约合６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６亿４千万美元）。. . . 而同年延安积累了价值２亿５千万法币的储蓄，. . . 这个数字是１９４２年延安地区官方预算的６倍” （２８７页）。
如果这样，１９４３年的鸦片销量就应为延安１９４２年预算的５８倍（６×２４亿／２.５亿）。而税收不会高于预算多少，所以鸦片销量约为税收的５８倍。
张戎又说，毛对延安老百姓征收重说，“有时‘几乎等于全年的收成’，对许多人来说‘交了税就没剩下任何粮食了’ ”（２８４页）。因此延安税收几乎是人民维持基本生存以外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毛怎么得到相当于延安人民全部可支配收入５８倍的鸦片收入呢？不是从延安，因为“染上烟瘾的农民对他是没用的”（２９０页）。只能从周围地区。如果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收入水平与延安相仿，即使用所有可支配收入来买毛的鸦片，毛的鸦片市场也必须覆盖５８个延安的广大区域。而延安的面积“大体与法国相等”（２８４页）。５８个法国的面积超过３个中国！
若如此，延安早就成为中国著名的金三角了，怎么可能这事至今还“不为人知”呢？
１１）镇反杀人三百万
在书的开头，张戎宣告：“毛泽东要为和平时期超过７千万人民的死亡负责” （３页）。她这７千万人的第一笔帐，是１９５０－５１年镇反中“３百万人死于枪决，非法暴力和自杀”。她的解释是，７０万人被枪决，“被殴打或刑罚致死的至少也有这么多。根据几个地方的调查，自杀的人很可能与因以上原因致死的大体相等” （３３７页）。所以，７０万×２×２＝２８０万 ≈ ３００万。
张戎没提供任何资料支持被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与被枪决数相等的说法。至于为什么自杀数等于前两项之和，她的“几个地方的调查”的具体细节也完全省略了。如果她调查现在的中国，自杀总数和比率仍然很高，难道也是搞镇反弄的吗？
即使她真有几个调查案例，把他们推广到全国范围也是很不专业的做法。哪怕是根据大样本外推，都是不可靠的。比如，我们把当时全国５亿５千万人口中７０万被枪决作为比例，应用到“毛的主要目标－罗马天主教”。既然“中国有大约３３０万天主教徒” （３４０页），其中被枪决的至少应有７０万×３３０万／５亿５千万＝４２００人。可张戎告诉我们只有“几百位中国天主教徒被枪决”（３４０页）。
即使在镇反中杀掉的７０万人，也并不都能恰当地称为和平时期的死亡。当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一半领土还没解放，国共战争和清匪反霸持续到１９５０年，某些地区甚至延续到１９５１年。“镇反和在居住著全国３分之２人口的新解放区所进行的土改”（３３７页），在很大程度上与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紧密相连。许多人被镇压是与其在战争中的军事或暴力行为有关的。
另外，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号召大陆匪区人民造反迎接美军解放，不少人响应，参与了颠覆组织，宣传，谍报，纵火，爆炸，放毒，谋杀甚至武装暴动。这些人今天叫做“恐怖主义者”，这部分镇反可以叫做“反恐战争”。
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万
这是张戎记在毛名下的７千万冤魂的第二个群体。她说在毛２７年统治下“死在监狱和劳改场的可达２千７百万”。证明：“在毛统治下的任何一年，中国在监狱和劳改场的人数大约一千万。囚犯们对其生活的描述表明死亡率很高，可能每年１０％” （３３８页）。所以，１千万×１０％×２７＝２千７百万。
每年一千万囚犯的数字怎么来的，没解释。哪里的囚犯描述的哪个年代的生活状况所得出的１０％死亡率，也没解释。为什么毛要为所有这些囚犯之死负责，更没解释。显然张戎把所有不幸死亡的中国人都算在毛的帐上。照这个公式，若把１９７８－８９年算作邓小平的统治期，他应为一千二百万人之死负责。要是这样对他不公平，也可以把前头的一百万推给华国锋，中间的８百万划给胡耀邦，最后３百万留给赵紫阳。反正无论谁当中国领导人，每天都得摊上两三千条人命。(待续)
９）整风
张戎断言在１９４２－４３年的延安整风期间，“至少有几千人死亡” （２５７页）。她没给出任何证明材料支持这种说法。
让我们看看张戎重点描述的受害者，“青年志愿者的领头人” 王实味的命运。毛读了王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把报纸摔在桌上生气地质问：谁在这里当家？王实味还是马克思主义？” 看到“实味深得人心毛立刻说：‘我现在有了靶子’。他之后愤恨地说：‘很多人大老远跑来看他的文章，却没人想看我的！’ ‘王实味成了帝王主宰，. . . 他控制了延安，. . . 我们败在了他的手下’ 。他（毛）指责他为托派分子，. . . 他（王）曾说托洛茨基是‘天才’ ，而斯大林是‘不讨人喜欢的人’ ，‘干了数不清的坏事’ ” （２５０－２页）。
很难想象有谁会比王实味面临更严重的死亡威胁。可他直到整风结束后的第四年还活着。在胡宗南迫使中共撤离延安的４７年，王实味因为成了军队转移中的累赘而被杀害（２５２页），但不是毛的旨意。只靠张戎详细介绍的这个典型案例，没有任何其他证明，人们怎么相信整风造成“至少有几千人死亡” 呢？
１０）卖鸦片
“１９４３年苏联人估计毛的鸦片销量达到４４７６０公斤，价值为天文数字的２４亿法币（按当年兑换率约合６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６亿４千万美元）。. . . 而同年延安积累了价值２亿５千万法币的储蓄，. . . 这个数字是１９４２年延安地区官方预算的６倍” （２８７页）。
如果这样，１９４３年的鸦片销量就应为延安１９４２年预算的５８倍（６×２４亿／２.５亿）。而税收不会高于预算多少，所以鸦片销量约为税收的５８倍。
张戎又说，毛对延安老百姓征收重说，“有时‘几乎等于全年的收成’，对许多人来说‘交了税就没剩下任何粮食了’ ”（２８４页）。因此延安税收几乎是人民维持基本生存以外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毛怎么得到相当于延安人民全部可支配收入５８倍的鸦片收入呢？不是从延安，因为“染上烟瘾的农民对他是没用的”（２９０页）。只能从周围地区。如果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收入水平与延安相仿，即使用所有可支配收入来买毛的鸦片，毛的鸦片市场也必须覆盖５８个延安的广大区域。而延安的面积“大体与法国相等”（２８４页）。５８个法国的面积超过３个中国！
若如此，延安早就成为中国著名的金三角了，怎么可能这事至今还“不为人知”呢？
１１）镇反杀人三百万
在书的开头，张戎宣告：“毛泽东要为和平时期超过７千万人民的死亡负责” （３页）。她这７千万人的第一笔帐，是１９５０－５１年镇反中“３百万人死于枪决，非法暴力和自杀”。她的解释是，７０万人被枪决，“被殴打或刑罚致死的至少也有这么多。根据几个地方的调查，自杀的人很可能与因以上原因致死的大体相等” （３３７页）。所以，７０万×２×２＝２８０万 ≈ ３００万。
张戎没提供任何资料支持被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与被枪决数相等的说法。至于为什么自杀数等于前两项之和，她的“几个地方的调查”的具体细节也完全省略了。如果她调查现在的中国，自杀总数和比率仍然很高，难道也是搞镇反弄的吗？
即使她真有几个调查案例，把他们推广到全国范围也是很不专业的做法。哪怕是根据大样本外推，都是不可靠的。比如，我们把当时全国５亿５千万人口中７０万被枪决作为比例，应用到“毛的主要目标－罗马天主教”。既然“中国有大约３３０万天主教徒” （３４０页），其中被枪决的至少应有７０万×３３０万／５亿５千万＝４２００人。可张戎告诉我们只有“几百位中国天主教徒被枪决”（３４０页）。
即使在镇反中杀掉的７０万人，也并不都能恰当地称为和平时期的死亡。当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一半领土还没解放，国共战争和清匪反霸持续到１９５０年，某些地区甚至延续到１９５１年。“镇反和在居住著全国３分之２人口的新解放区所进行的土改”（３３７页），在很大程度上与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紧密相连。许多人被镇压是与其在战争中的军事或暴力行为有关的。
另外，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号召大陆匪区人民造反迎接美军解放，不少人响应，参与了颠覆组织，宣传，谍报，纵火，爆炸，放毒，谋杀甚至武装暴动。这些人今天叫做“恐怖主义者”，这部分镇反可以叫做“反恐战争”。
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万
这是张戎记在毛名下的７千万冤魂的第二个群体。她说在毛２７年统治下“死在监狱和劳改场的可达２千７百万”。证明：“在毛统治下的任何一年，中国在监狱和劳改场的人数大约一千万。囚犯们对其生活的描述表明死亡率很高，可能每年１０％” （３３８页）。所以，１千万×１０％×２７＝２千７百万。
每年一千万囚犯的数字怎么来的，没解释。哪里的囚犯描述的哪个年代的生活状况所得出的１０％死亡率，也没解释。为什么毛要为所有这些囚犯之死负责，更没解释。显然张戎把所有不幸死亡的中国人都算在毛的帐上。照这个公式，若把１９７８－８９年算作邓小平的统治期，他应为一千二百万人之死负责。要是这样对他不公平，也可以把前头的一百万推给华国锋，中间的８百万划给胡耀邦，最后３百万留给赵紫阳。反正无论谁当中国领导人，每天都得摊上两三千条人命。(待续)
VSHU
2005-11-24 21:40
金小丁:评张戎／哈利德所著《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四)
１３）超级大国工程／计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张戎宣告毛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就一直醉心于称霸世界的梦想，并实行著一个秘密的超级大国工程／计划。可她没拿出一点有关这个工程／计划的证据。
书中一章的标题是“启动秘密的超级大国工程” 。张戎在其中写道“１９５３年５月，斯大林在克林姆陵宫的继任者同意卖给中国９１个大型工业企业。. . . 这实际上是毛的超级大国工程。其完全的军事性质被掩盖了，而且至今在中国也几乎无人知晓” （３９６页）。此后，毛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 并“命令城市工商业实行国营，以便把每一点资源都用于超级大国工程”（４１２页）。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毛发现他能提供给埃及的只是“步枪等轻武器”，因而“更加急不可耐地要加速他的超级大国工程” （４２５页）。他通过反右消灭了不同意见，接着发动大跃进来“推动他的超级大国工程” （４４４页）。尽管大饥荒令其计划受挫， “成为超级大国仍然是毛的最大梦想。这也是他搞文革大清洗的部分原因－换上那些能跟上他步调的新的政策贯彻者。这个一搞完，他就开始加速超级大国工程” （５７３页）。甚至向西方世界，“毛开始寻求与美国拉关系，以求为他的超级大国工程获取西方的技术” （６０１页）。
毛即使有超级大国的野心，也不等于有一个超级大国工程／计划（Programme）。按照Webster 新世界英语辞典的解释，Programme的意思是指明确写下来，宣布出来，或陈述出来的有关具体活动的方案和程序。它并非仅存在于某人脑袋里的，从未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出来的想法。
在整本书里我们看不到毛或其同事提到超级大国工程的任何记录。这个名字就挺怪。毛一直声称中国属于第三世界（６５０页），决不当超级大国（由邓小平１９７４年在联合国宣布）。即使他暗地里搞，也不太可能用这个名字。事实上“超级大国” 这个词到７０年代才在中文里出现，毛怎么可能在１９５３年就“首次规划出他的超级大国工程” （４３２页）呢？
如果毛用了别的什么名字，或某个代号，究竟是什么？“那东西” ？“那玩艺儿” ？如果连个名字甚至代号都没有，毛和他的同伙怎么讨论这个工程呢？更别提实施了。如果连这个也不知道，张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恐怕连天也不知吧？
虽然没有存在的证据，张戎还是列出了毛的超级大国工程的两项内容。一个是１９５３年苏联卖给中国的９１个工业项目。可她一点也没解释什么样的“军事性质被掩盖” 在这些水电站，拖拉机厂，矿山，钢铁厂，汽车厂，炼油厂，机械制造厂之类的企业里。也许在她看来中国人吃饭穿衣都是“完全的军事性质” 。
张戎例举的第二个超级大国工程项目是原子弹。好几个国家在中国之前或之后发展了原子弹。张戎没讲为什么中国搞原子弹就是要当超级大国。可她没忘了告诉我们：“１９５５年３月，美国表示它会在某种条件下使用核武器。１６日爱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非常明确地说他找不出任何理由不能‘象使用一般子弹或其他东西那样使用’它们。. . . 中国看来真有遭受美国核打击的可能” （４１４页）。
她没提到的是，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曾要求向中国二十几个城市投掷原子弹。该计划只是在经过多次激烈辩论之后被杜鲁门总统否决。还有１９６３年“肯尼迪总统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英国《独立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７日）。
张戎至少知道中国受到核威胁只是因为向其领土内“国民党占据的岛屿打炮” 而已（４１４页）。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没有受到过比中国更严重的核威胁？按张戎的观点，是否他们都搞了超级大国工程？
１４）饿死三千八百万
张戎说，１９５８－６１四年间，“近３千８百万人在大跃进和饥荒中饿死或累死。. . . 毛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或累死” （４５６－７页）。
她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证明“毛明明知道” 大批人频临饿死而没采取措施拯救。她最有力的论据是：“在１９５８－５９年关键的两年里，光粮食出口就几乎７百万吨，这些粮食可以给３千８百万人提供每天８４０卡路里，足以造成生死之别” （４５７页）。
５８年大饥荒还没出现，毛不可能“明明知道” 粮食出口会导致大量饿死人。５９年的粮食出口合同基本上是根据５８年的粮食估产与国外签约的。而５８年的虚报产量造成毛错误地“宣告５８年的产量是５７年的两倍” （４６１页）。如张戎所述，当时浮夸盛行，《人民日报》曾报道过单产达到“正常水平一百倍“的新闻（４４６页）。看来毛对增产一倍的估计自己是确实相信的。毫无疑问他要为产生这种浮夸的政治风气负责，也要为５９年未能及时发现饥荒并迅速取消粮食出口合同负责。但这跟“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 是两回事。
要客观地判断毛是否“明明知道”，我们不应低估当时获取可靠信息的难度。一个现成的例子就与张戎有关。张戎在其自转《鸿》中介绍，她父亲是当时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不过她为自己父母所在单位创造了一个专用词，“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部” 。据她说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农村访贫问苦。有关中国当时人口第一的重灾省四川的饥荒没人比他更应该“明明知道”了。从饥荒到他去世的十年里，很难想象他没把这些告诉也是“公共事务部” 官员的妻子，更难想象他妻子会在此后３０年里对张戎隐瞒。张戎自己在饥荒８年后就去四川农村插队，也应当有一些亲身经历。可无论在《鸿》还是在这本书里，我们都找不到有关四川饥荒的任何信息。如果一省之内专管“公共事务” 的首席官员都没有“明明知道”的话，远在北京的毛怎么就一定“明明知道”呢？
其实对张戎来说，证明毛“明明知道”应当轻而易举。她只须拿出证据，表明四川省委曾向北京汇报过大批农民频临饿死的情况并呼求紧急救济，而北京没有马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如果张戎把找不出这样证据的原因归咎于毛的残酷打压，她应该举出一个证据，表明毛曾制裁过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济粮的干部。她书里讲到的彭德怀不是恰当的例子，因为他干了许多别的事情，比如张戎认为他“考虑过某种类似军事政变的活动” （４６４页），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当众质问为什么他不能“操”毛（２７３页，片断引语）。
为什么张戎提不出毛“明明知道”的证据呢？大概与四川省委成功地掩盖了四川的饥荒有关。其他严重饿死人的省的第一书记当时都被撤职，如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的李井泉，反被提拔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李所以能瞒天过海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对四川媒体的严密封锁，而控制这些媒体的顶头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即张戎父亲的“公共事务部” 。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另外提一下，张戎的３千８百万饿死人数颇有争议。这跟１９３７－４５年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死亡数字基本相等了。为了让读者信服，张戎把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作为支持这一结论的参考资料。可是，无论死亡率还是总人口数，她的数字都与该统计年鉴不同。她没有告诉读者这些差异，只是提到“官方１９８３年发表的统计数据有问题，因为地方公安局低报了１９５９－６１年的死亡数” （４５７页）。假如中国统计学家有起码的专业素养，这些低报现象应当已经被考虑进去了，除非有人能证明并非如此。张戎没有解释她的改正数字是怎么来的。差别可是不小，如６０年的官方死亡率是２. ５４％，她的是４. ３４％。仅这一项就多“生” 出１千２百万饿死鬼。
最后，按照张戎所解释的算法（４５６－７页），不论具体数字准确与否，那些人数应属“非正常死亡” ，并不等于饿死累死。比如受营养不良影响但主要因为其他疾病死亡的，受医疗护理条件影响本可多活几年却“提早”去世的老年人。这些人的死亡可能在事后的统计资料上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当时却不被看成饥荒的牺牲品，因而没有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重视。正因为如此，今天在中国找不到张戎宣称的那种世纪大灾难所应伴随的普遍案例。
如果我们把张戎的逻辑用到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人口数据上，非正常死亡率比中国饥荒时期还高。按苏共老党员的观点，叶利钦该判种族灭绝罪了，张戎知道这是不公平的吧。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万
张戎所说的７千万毛氏牺牲品中的最后一批，是死于文革的３百万。“从毛发动大清洗到他１９７６年死去的十年里，至少３百万人因暴力死亡。. . . 而这些屠杀是政府支持的” （５６９页）。
她的３百万数字的主要参考文献，是《中国之春》，很难说是中立和客观的杂志。
文革时中国有２９个省市。张戎列出的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广西，“１０万人被杀” （５６６页）。要凑齐全国３百万的总数，其他各省死人数也得达到广西的水平才行。可张戎的第二和第三名，云南有“１万７千人被枪决，打死或被逼自杀”，内蒙有“１６２２２人死亡”（５６７页）。让我们假设广西以外的各省死亡数都是２万，加上广西的１０万，总共６６万。张戎宣称的３百万里剩下的２３４万，又成了她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毛对死人应负的责任。张戎说死人最多的广西为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实例” （５６５页）。在那里两派武斗是由于其中的“一方拒绝承认毛任命的（韦）国清将军的领导” （５６５页）。那么毛对两派武斗是什么态度呢？据张戎说，文革一开始，“毛让周恩来在（１９６６）８月３１日天安门红卫兵大会上宣布：‘要文斗不要武斗’”（５４０页）。“１９６８年尽管北京不断下令，各地武斗屡禁不止。其中特别不听话的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曾用他来折磨刘少奇夫妇。蒯这时已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左派’ ，决心要制服他在校内的反对者。他对上面多次指示置之不理，. . . 毛不得不亲自出面让他服从，同时把他当成例子来警告全国，武斗必须停止” （５６４－５页）。
既然毛阻止他身边最器重的造反派武斗，怎么会支持广西云南内蒙那些边远省份的武斗分子呢？张戎自己也承认：“毛掀起的风暴冲击了他自己的权力。他不得不放弃区分左派与保守派的念头，号召各派大联合。可他的命令无人理睬” （５６４页）。按她这个说法，显然毛有发动文革之错，并无支持武斗之罪嘛。(待续)
１３）超级大国工程／计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张戎宣告毛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就一直醉心于称霸世界的梦想，并实行著一个秘密的超级大国工程／计划。可她没拿出一点有关这个工程／计划的证据。
书中一章的标题是“启动秘密的超级大国工程” 。张戎在其中写道“１９５３年５月，斯大林在克林姆陵宫的继任者同意卖给中国９１个大型工业企业。. . . 这实际上是毛的超级大国工程。其完全的军事性质被掩盖了，而且至今在中国也几乎无人知晓” （３９６页）。此后，毛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 并“命令城市工商业实行国营，以便把每一点资源都用于超级大国工程”（４１２页）。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毛发现他能提供给埃及的只是“步枪等轻武器”，因而“更加急不可耐地要加速他的超级大国工程” （４２５页）。他通过反右消灭了不同意见，接着发动大跃进来“推动他的超级大国工程” （４４４页）。尽管大饥荒令其计划受挫， “成为超级大国仍然是毛的最大梦想。这也是他搞文革大清洗的部分原因－换上那些能跟上他步调的新的政策贯彻者。这个一搞完，他就开始加速超级大国工程” （５７３页）。甚至向西方世界，“毛开始寻求与美国拉关系，以求为他的超级大国工程获取西方的技术” （６０１页）。
毛即使有超级大国的野心，也不等于有一个超级大国工程／计划（Programme）。按照Webster 新世界英语辞典的解释，Programme的意思是指明确写下来，宣布出来，或陈述出来的有关具体活动的方案和程序。它并非仅存在于某人脑袋里的，从未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出来的想法。
在整本书里我们看不到毛或其同事提到超级大国工程的任何记录。这个名字就挺怪。毛一直声称中国属于第三世界（６５０页），决不当超级大国（由邓小平１９７４年在联合国宣布）。即使他暗地里搞，也不太可能用这个名字。事实上“超级大国” 这个词到７０年代才在中文里出现，毛怎么可能在１９５３年就“首次规划出他的超级大国工程” （４３２页）呢？
如果毛用了别的什么名字，或某个代号，究竟是什么？“那东西” ？“那玩艺儿” ？如果连个名字甚至代号都没有，毛和他的同伙怎么讨论这个工程呢？更别提实施了。如果连这个也不知道，张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恐怕连天也不知吧？
虽然没有存在的证据，张戎还是列出了毛的超级大国工程的两项内容。一个是１９５３年苏联卖给中国的９１个工业项目。可她一点也没解释什么样的“军事性质被掩盖” 在这些水电站，拖拉机厂，矿山，钢铁厂，汽车厂，炼油厂，机械制造厂之类的企业里。也许在她看来中国人吃饭穿衣都是“完全的军事性质” 。
张戎例举的第二个超级大国工程项目是原子弹。好几个国家在中国之前或之后发展了原子弹。张戎没讲为什么中国搞原子弹就是要当超级大国。可她没忘了告诉我们：“１９５５年３月，美国表示它会在某种条件下使用核武器。１６日爱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非常明确地说他找不出任何理由不能‘象使用一般子弹或其他东西那样使用’它们。. . . 中国看来真有遭受美国核打击的可能” （４１４页）。
她没提到的是，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曾要求向中国二十几个城市投掷原子弹。该计划只是在经过多次激烈辩论之后被杜鲁门总统否决。还有１９６３年“肯尼迪总统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英国《独立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７日）。
张戎至少知道中国受到核威胁只是因为向其领土内“国民党占据的岛屿打炮” 而已（４１４页）。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没有受到过比中国更严重的核威胁？按张戎的观点，是否他们都搞了超级大国工程？
１４）饿死三千八百万
张戎说，１９５８－６１四年间，“近３千８百万人在大跃进和饥荒中饿死或累死。. . . 毛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或累死” （４５６－７页）。
她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证明“毛明明知道” 大批人频临饿死而没采取措施拯救。她最有力的论据是：“在１９５８－５９年关键的两年里，光粮食出口就几乎７百万吨，这些粮食可以给３千８百万人提供每天８４０卡路里，足以造成生死之别” （４５７页）。
５８年大饥荒还没出现，毛不可能“明明知道” 粮食出口会导致大量饿死人。５９年的粮食出口合同基本上是根据５８年的粮食估产与国外签约的。而５８年的虚报产量造成毛错误地“宣告５８年的产量是５７年的两倍” （４６１页）。如张戎所述，当时浮夸盛行，《人民日报》曾报道过单产达到“正常水平一百倍“的新闻（４４６页）。看来毛对增产一倍的估计自己是确实相信的。毫无疑问他要为产生这种浮夸的政治风气负责，也要为５９年未能及时发现饥荒并迅速取消粮食出口合同负责。但这跟“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 是两回事。
要客观地判断毛是否“明明知道”，我们不应低估当时获取可靠信息的难度。一个现成的例子就与张戎有关。张戎在其自转《鸿》中介绍，她父亲是当时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不过她为自己父母所在单位创造了一个专用词，“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部” 。据她说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农村访贫问苦。有关中国当时人口第一的重灾省四川的饥荒没人比他更应该“明明知道”了。从饥荒到他去世的十年里，很难想象他没把这些告诉也是“公共事务部” 官员的妻子，更难想象他妻子会在此后３０年里对张戎隐瞒。张戎自己在饥荒８年后就去四川农村插队，也应当有一些亲身经历。可无论在《鸿》还是在这本书里，我们都找不到有关四川饥荒的任何信息。如果一省之内专管“公共事务” 的首席官员都没有“明明知道”的话，远在北京的毛怎么就一定“明明知道”呢？
其实对张戎来说，证明毛“明明知道”应当轻而易举。她只须拿出证据，表明四川省委曾向北京汇报过大批农民频临饿死的情况并呼求紧急救济，而北京没有马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如果张戎把找不出这样证据的原因归咎于毛的残酷打压，她应该举出一个证据，表明毛曾制裁过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济粮的干部。她书里讲到的彭德怀不是恰当的例子，因为他干了许多别的事情，比如张戎认为他“考虑过某种类似军事政变的活动” （４６４页），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当众质问为什么他不能“操”毛（２７３页，片断引语）。
为什么张戎提不出毛“明明知道”的证据呢？大概与四川省委成功地掩盖了四川的饥荒有关。其他严重饿死人的省的第一书记当时都被撤职，如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的李井泉，反被提拔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李所以能瞒天过海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对四川媒体的严密封锁，而控制这些媒体的顶头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即张戎父亲的“公共事务部” 。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另外提一下，张戎的３千８百万饿死人数颇有争议。这跟１９３７－４５年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死亡数字基本相等了。为了让读者信服，张戎把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作为支持这一结论的参考资料。可是，无论死亡率还是总人口数，她的数字都与该统计年鉴不同。她没有告诉读者这些差异，只是提到“官方１９８３年发表的统计数据有问题，因为地方公安局低报了１９５９－６１年的死亡数” （４５７页）。假如中国统计学家有起码的专业素养，这些低报现象应当已经被考虑进去了，除非有人能证明并非如此。张戎没有解释她的改正数字是怎么来的。差别可是不小，如６０年的官方死亡率是２. ５４％，她的是４. ３４％。仅这一项就多“生” 出１千２百万饿死鬼。
最后，按照张戎所解释的算法（４５６－７页），不论具体数字准确与否，那些人数应属“非正常死亡” ，并不等于饿死累死。比如受营养不良影响但主要因为其他疾病死亡的，受医疗护理条件影响本可多活几年却“提早”去世的老年人。这些人的死亡可能在事后的统计资料上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当时却不被看成饥荒的牺牲品，因而没有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重视。正因为如此，今天在中国找不到张戎宣称的那种世纪大灾难所应伴随的普遍案例。
如果我们把张戎的逻辑用到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人口数据上，非正常死亡率比中国饥荒时期还高。按苏共老党员的观点，叶利钦该判种族灭绝罪了，张戎知道这是不公平的吧。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万
张戎所说的７千万毛氏牺牲品中的最后一批，是死于文革的３百万。“从毛发动大清洗到他１９７６年死去的十年里，至少３百万人因暴力死亡。. . . 而这些屠杀是政府支持的” （５６９页）。
她的３百万数字的主要参考文献，是《中国之春》，很难说是中立和客观的杂志。
文革时中国有２９个省市。张戎列出的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广西，“１０万人被杀” （５６６页）。要凑齐全国３百万的总数，其他各省死人数也得达到广西的水平才行。可张戎的第二和第三名，云南有“１万７千人被枪决，打死或被逼自杀”，内蒙有“１６２２２人死亡”（５６７页）。让我们假设广西以外的各省死亡数都是２万，加上广西的１０万，总共６６万。张戎宣称的３百万里剩下的２３４万，又成了她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毛对死人应负的责任。张戎说死人最多的广西为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实例” （５６５页）。在那里两派武斗是由于其中的“一方拒绝承认毛任命的（韦）国清将军的领导” （５６５页）。那么毛对两派武斗是什么态度呢？据张戎说，文革一开始，“毛让周恩来在（１９６６）８月３１日天安门红卫兵大会上宣布：‘要文斗不要武斗’”（５４０页）。“１９６８年尽管北京不断下令，各地武斗屡禁不止。其中特别不听话的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曾用他来折磨刘少奇夫妇。蒯这时已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左派’ ，决心要制服他在校内的反对者。他对上面多次指示置之不理，. . . 毛不得不亲自出面让他服从，同时把他当成例子来警告全国，武斗必须停止” （５６４－５页）。
既然毛阻止他身边最器重的造反派武斗，怎么会支持广西云南内蒙那些边远省份的武斗分子呢？张戎自己也承认：“毛掀起的风暴冲击了他自己的权力。他不得不放弃区分左派与保守派的念头，号召各派大联合。可他的命令无人理睬” （５６４页）。按她这个说法，显然毛有发动文革之错，并无支持武斗之罪嘛。(待续)
VSHU
2005-11-25 01:57
江岩声：飞夺泸定桥的神话与张戎女士的逻辑错误
江岩声（比利时）
据介绍，张戎女士在其新书《ＭＡＯ？：Ｔｈｅ Ｕｎｋｎｏｗ Ｓｔｏｒｙ》里披露，红军飞夺泸定桥纯属子虚乌有。这个看法，在国外媒体上赢得众多喝彩，认为对于消解毛泽东神话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我以为，事情不是这样简单。如果张戎女士真的以为否定了泸定桥之战，就否定了毛泽东神话，那么，她就犯了逻辑错误。实际上，她恰恰做了相反的事情：助长了毛泽东神话。
为什么？因为编造夺桥激战的神话，并不符合策划夺桥者的利益。除非傻瓜，天下哪一项计划的策划者，不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其计划呢？如果红军真的没费一枪一弹，平平安安，消消停停地就走过了泸定桥，从而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逃脱了当石达开第二的命运，那岂不更有利于证明，作为策划夺桥者之一的毛泽东乃神机妙算，英明果断吗？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在其小说《无个性的人》中说过，明知是死地，还硬把士兵往里驱赶的，这样的将军与屠夫无异。如果毛泽东等人在策划夺取泸定桥时，就知道士兵将要于惊涛骇浪之上，冒着枪林弹雨，演杂技，走钢丝，那么，按照罗伯特·穆齐尔的观点，毛泽东等人也与屠夫无异。说老实话，几年前，我在看电视剧《长征》里演的“飞夺泸定桥”时，心里就在想，“红军战士是英勇无畏，可是那些把他们陷于这般死地的毛泽东等领导人难道不是在作孽吗？！”
现在好了，可以松口气了。按照张戎女士的说法，泸定桥上当年根本就没发生过战斗，没有枪林弹雨，没有演杂技，红军是平安走过去的，于是，我们可以放下心来：毛泽东等人没有作孽，至少在夺取泸定桥这件事情上没有作孽。没有作孽，那么他们就是英明的，仁慈的，胜过诸葛亮的：他们怎么就能算到，兵力雄厚的国民党反动派竟然愚蠢到在泸定桥上不设防？！
所以，研究泸定桥之战，我以为，最好还是不要上纲上线到神话不神话的问题。历史就是历史，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是历史学家立身之根本，而不是古为今用。
撇开神话问题，张戎女士否定泸定桥之战，究竟有没有一点道理呢？这个问题比较有趣，因为我对泸定桥之战也是一直心存疑问的。三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评论在电视剧《长征》里看到的这场战斗（《莱茵通信》２００２年６月）。我是这样写的：
“红四团接到毛泽东下的死命令，二昼夜强行军二百四十华里，赶到泸定桥边，冒着枪林弹雨，攀缘光溜溜的铁索，强攻对岸桥头川军守敌，经数小时激战后克之，统计伤亡，仅三人尔。这真是天下奇迹。川军架设在桥头的那数挺重机枪，不知是在往哪里打。”
若以重机枪射速每分钟５００发计算，川军枪手的设计命中率到不了千分之一。也就是说，打一千发子弹，还打不到一个人。与这样的军队作战，那战斗如何能激烈得起来？我没打过仗，更没参加过长征，所以只能作为军事题材的爱好者，对泸定桥之战存此疑问。我觉得，一般而论，对历史存疑总有必要。然而，现在，同样既没打过仗也没参加过长征的张戎女士忽然跑出来，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泸定桥之战根本就不存在，这便让我觉得顿失思考历史之谜的美感，因而要给她泼点儿冷水，提几个问题。
红四团当时的团长是杨成武，１９５５年得授上将军衔，其战功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夺取泸定桥。假如泸定桥之战不存在，那么他就是谎报战事，其他同样身经百战，却没有封到上将的数以百计的老军头们能服气吗？
红四团有上千人，就算杨成武对上级谎报战事，他又怎能封得住全团一千张嘴？而且一封就是七十年？即使在杨成武将军于２００４年２月去世以后，也未见有知情人出来揭发？
战争年代不比和平时期，谎报战事在任何军队里都是要受军法审判的。解放以后，中共地方干部的确有谎报粮食产量，亩产多少万斤的劣迹，但由此并不能推出共产党的军头们有谎报战事的爱好。以前读《毛选》，读到老毛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那些电文里向各个解放区分配每月务必歼敌多少个旅时，我就在想，假如有人像后来虚报粮食产量那样虚报歼敌数量，后果会如何？但这个后果，我一直没看到。在中共军史里，我从未看到谎报战事的例子。这说明，在中共军队里，谎报战事不能说没有，但肯定不成风气。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不知跨过多少桥梁，涉过多少河流，历经大小战斗数以百计，几乎无日没有流血牺牲。如果泸定桥当时什么战事都没发生，那么毛泽东在字斟句酌的《七律·长征》里，为什么不写损兵数万的湘江血战，不提饥寒交迫的草地，却单单写一座长仅百余米，平安走过的桥？并把它和十八勇士强渡金沙江相提并论？１９４１年２月２日，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在当天日记里从一份华侨日报上抄写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泊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红军过后尽开颜。”胡适抄写的这个版本，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有所不同，但是，“大渡桥横铁索寒”却无一字改动，那的确是１９４１年前的毛泽东对当时危急形势的真实感受，而不像后来的《毛选》那样，历经御用文人的粉饰，因了不同的忌讳，而有不同的版本。顺便说一句，诗文功底深厚，曾是毛泽东老师的一代文豪胡适在日记里抄了《七律·长征》后，写下“可看”二字。这或许可以消解某些人质疑这首诗的文学价值。
那么，七十年前，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９日的那天下午，泸定桥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以为，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可用平均值去接近，即把各家学说加起来，除以学说的总数。限于资料，我们现在只有两家学说：张戎女士的无战说；中共军史里的激战说。前者的论据主要是对文献史料的推测和对一个９３岁老太太的采访。论据的确单薄了一些，但也可算是一家之言吧。关于后者，可取我们大陆中国人都学过的中小学课本里的如下描述：
“总攻在下午４点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１２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泸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
如此惊心动魄的战斗，伤亡仅三人，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而且这篇文章的文学色彩太重，模糊了事实筋骨，损害了真实性，让人生疑。譬如，隔着一百米，又吹号又打枪的，再加上急流涛声，生死关头，那英雄们怎么就能听得清内容那么复杂的喊声，从而得到勇气、决心和力量？
这种神话文笔，自然不能全信。但如把张戎女士的无战说和中共军史里的激战说加起来，再除以二，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知泸定桥之战的平均值：
杨成武指挥的红四团发起夺桥战斗后，两天前已经在安顺场乘船渡过大渡河的刘伯承、聂荣臻所部二千多人也赶到了泸定城外，并发起了进攻。守桥的川军本来就不善战，现又腹背受敌，面对攀着铁索往前爬的勇猛红军，惊慌失措，吓破了胆——很少打仗的他们何曾见过这样不怕死的敌人？于是，乱打一阵枪后，就放火逃跑了，红四团遂大致顺利地夺取了泸定桥。
就伤亡仅三人来说，泸定桥之战当然算不上是激战，但可算是奇袭。奇袭的关键在于谋划。对于我们今天的老百姓来说，七十年前的泸定桥之战，意义不在于其战况是否激烈，甚至也不在于其有无，而在于其谋划。其哲学实质就是能不能毅然放弃鸡肋，拿身家性命去豪赌一场，以求更大的发展。
设想一下，当年红军主力二万多人在安顺场等着渡河，船少人多，即使昼夜摆渡，也需时一周。而追尾敌军薛岳部正向安顺场合围。泸定桥还远在二百里以外，红军没有飞机，不可能实施空中侦察；时间紧迫，也不可能派人去侦查，然后再作决定。于是，在既不知道泸定桥是否已被破坏，也不知道守敌人数，武器配备，战斗力如何等情况下，毛泽东等人派红四团长途奔袭，与此同时，率领红军主力，在根本无法预期红四团战斗结果的情况下放弃安顺场渡口，日夜兼程，冒着瓢泼大雨，往泸定桥转移。那真是一场盲目的豪赌：安顺场虽然是根鸡肋，但留在那里，不管怎样，总还能渡过一些人去，而取道泸定桥，如果夺桥失利，或者敌人早已把桥炸掉，则可能全军覆没。红军虽然在泸定桥大获成功，但其实完全是侥幸。因为侥幸，所以后怕，所以才有毛泽东的诗句，“大渡桥横铁索寒”。
江岩声（比利时）
据介绍，张戎女士在其新书《ＭＡＯ？：Ｔｈｅ Ｕｎｋｎｏｗ Ｓｔｏｒｙ》里披露，红军飞夺泸定桥纯属子虚乌有。这个看法，在国外媒体上赢得众多喝彩，认为对于消解毛泽东神话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我以为，事情不是这样简单。如果张戎女士真的以为否定了泸定桥之战，就否定了毛泽东神话，那么，她就犯了逻辑错误。实际上，她恰恰做了相反的事情：助长了毛泽东神话。
为什么？因为编造夺桥激战的神话，并不符合策划夺桥者的利益。除非傻瓜，天下哪一项计划的策划者，不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其计划呢？如果红军真的没费一枪一弹，平平安安，消消停停地就走过了泸定桥，从而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逃脱了当石达开第二的命运，那岂不更有利于证明，作为策划夺桥者之一的毛泽东乃神机妙算，英明果断吗？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在其小说《无个性的人》中说过，明知是死地，还硬把士兵往里驱赶的，这样的将军与屠夫无异。如果毛泽东等人在策划夺取泸定桥时，就知道士兵将要于惊涛骇浪之上，冒着枪林弹雨，演杂技，走钢丝，那么，按照罗伯特·穆齐尔的观点，毛泽东等人也与屠夫无异。说老实话，几年前，我在看电视剧《长征》里演的“飞夺泸定桥”时，心里就在想，“红军战士是英勇无畏，可是那些把他们陷于这般死地的毛泽东等领导人难道不是在作孽吗？！”
现在好了，可以松口气了。按照张戎女士的说法，泸定桥上当年根本就没发生过战斗，没有枪林弹雨，没有演杂技，红军是平安走过去的，于是，我们可以放下心来：毛泽东等人没有作孽，至少在夺取泸定桥这件事情上没有作孽。没有作孽，那么他们就是英明的，仁慈的，胜过诸葛亮的：他们怎么就能算到，兵力雄厚的国民党反动派竟然愚蠢到在泸定桥上不设防？！
所以，研究泸定桥之战，我以为，最好还是不要上纲上线到神话不神话的问题。历史就是历史，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是历史学家立身之根本，而不是古为今用。
撇开神话问题，张戎女士否定泸定桥之战，究竟有没有一点道理呢？这个问题比较有趣，因为我对泸定桥之战也是一直心存疑问的。三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评论在电视剧《长征》里看到的这场战斗（《莱茵通信》２００２年６月）。我是这样写的：
“红四团接到毛泽东下的死命令，二昼夜强行军二百四十华里，赶到泸定桥边，冒着枪林弹雨，攀缘光溜溜的铁索，强攻对岸桥头川军守敌，经数小时激战后克之，统计伤亡，仅三人尔。这真是天下奇迹。川军架设在桥头的那数挺重机枪，不知是在往哪里打。”
若以重机枪射速每分钟５００发计算，川军枪手的设计命中率到不了千分之一。也就是说，打一千发子弹，还打不到一个人。与这样的军队作战，那战斗如何能激烈得起来？我没打过仗，更没参加过长征，所以只能作为军事题材的爱好者，对泸定桥之战存此疑问。我觉得，一般而论，对历史存疑总有必要。然而，现在，同样既没打过仗也没参加过长征的张戎女士忽然跑出来，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泸定桥之战根本就不存在，这便让我觉得顿失思考历史之谜的美感，因而要给她泼点儿冷水，提几个问题。
红四团当时的团长是杨成武，１９５５年得授上将军衔，其战功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夺取泸定桥。假如泸定桥之战不存在，那么他就是谎报战事，其他同样身经百战，却没有封到上将的数以百计的老军头们能服气吗？
红四团有上千人，就算杨成武对上级谎报战事，他又怎能封得住全团一千张嘴？而且一封就是七十年？即使在杨成武将军于２００４年２月去世以后，也未见有知情人出来揭发？
战争年代不比和平时期，谎报战事在任何军队里都是要受军法审判的。解放以后，中共地方干部的确有谎报粮食产量，亩产多少万斤的劣迹，但由此并不能推出共产党的军头们有谎报战事的爱好。以前读《毛选》，读到老毛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那些电文里向各个解放区分配每月务必歼敌多少个旅时，我就在想，假如有人像后来虚报粮食产量那样虚报歼敌数量，后果会如何？但这个后果，我一直没看到。在中共军史里，我从未看到谎报战事的例子。这说明，在中共军队里，谎报战事不能说没有，但肯定不成风气。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不知跨过多少桥梁，涉过多少河流，历经大小战斗数以百计，几乎无日没有流血牺牲。如果泸定桥当时什么战事都没发生，那么毛泽东在字斟句酌的《七律·长征》里，为什么不写损兵数万的湘江血战，不提饥寒交迫的草地，却单单写一座长仅百余米，平安走过的桥？并把它和十八勇士强渡金沙江相提并论？１９４１年２月２日，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在当天日记里从一份华侨日报上抄写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泊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红军过后尽开颜。”胡适抄写的这个版本，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有所不同，但是，“大渡桥横铁索寒”却无一字改动，那的确是１９４１年前的毛泽东对当时危急形势的真实感受，而不像后来的《毛选》那样，历经御用文人的粉饰，因了不同的忌讳，而有不同的版本。顺便说一句，诗文功底深厚，曾是毛泽东老师的一代文豪胡适在日记里抄了《七律·长征》后，写下“可看”二字。这或许可以消解某些人质疑这首诗的文学价值。
那么，七十年前，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９日的那天下午，泸定桥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以为，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可用平均值去接近，即把各家学说加起来，除以学说的总数。限于资料，我们现在只有两家学说：张戎女士的无战说；中共军史里的激战说。前者的论据主要是对文献史料的推测和对一个９３岁老太太的采访。论据的确单薄了一些，但也可算是一家之言吧。关于后者，可取我们大陆中国人都学过的中小学课本里的如下描述：
“总攻在下午４点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１２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泸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
如此惊心动魄的战斗，伤亡仅三人，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而且这篇文章的文学色彩太重，模糊了事实筋骨，损害了真实性，让人生疑。譬如，隔着一百米，又吹号又打枪的，再加上急流涛声，生死关头，那英雄们怎么就能听得清内容那么复杂的喊声，从而得到勇气、决心和力量？
这种神话文笔，自然不能全信。但如把张戎女士的无战说和中共军史里的激战说加起来，再除以二，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知泸定桥之战的平均值：
杨成武指挥的红四团发起夺桥战斗后，两天前已经在安顺场乘船渡过大渡河的刘伯承、聂荣臻所部二千多人也赶到了泸定城外，并发起了进攻。守桥的川军本来就不善战，现又腹背受敌，面对攀着铁索往前爬的勇猛红军，惊慌失措，吓破了胆——很少打仗的他们何曾见过这样不怕死的敌人？于是，乱打一阵枪后，就放火逃跑了，红四团遂大致顺利地夺取了泸定桥。
就伤亡仅三人来说，泸定桥之战当然算不上是激战，但可算是奇袭。奇袭的关键在于谋划。对于我们今天的老百姓来说，七十年前的泸定桥之战，意义不在于其战况是否激烈，甚至也不在于其有无，而在于其谋划。其哲学实质就是能不能毅然放弃鸡肋，拿身家性命去豪赌一场，以求更大的发展。
设想一下，当年红军主力二万多人在安顺场等着渡河，船少人多，即使昼夜摆渡，也需时一周。而追尾敌军薛岳部正向安顺场合围。泸定桥还远在二百里以外，红军没有飞机，不可能实施空中侦察；时间紧迫，也不可能派人去侦查，然后再作决定。于是，在既不知道泸定桥是否已被破坏，也不知道守敌人数，武器配备，战斗力如何等情况下，毛泽东等人派红四团长途奔袭，与此同时，率领红军主力，在根本无法预期红四团战斗结果的情况下放弃安顺场渡口，日夜兼程，冒着瓢泼大雨，往泸定桥转移。那真是一场盲目的豪赌：安顺场虽然是根鸡肋，但留在那里，不管怎样，总还能渡过一些人去，而取道泸定桥，如果夺桥失利，或者敌人早已把桥炸掉，则可能全军覆没。红军虽然在泸定桥大获成功，但其实完全是侥幸。因为侥幸，所以后怕，所以才有毛泽东的诗句，“大渡桥横铁索寒”。
VSHU
2005-12-23 19:46
金小丁:评张戎／哈利德所著《毛，不为人知的故事》(五)
(全文完)
１６）文革目的
评毛功过必谈文革，因为他自己把文革作为一生两件大事之一。张戎认为毛“搞这场大清洗是为了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来推行他的超级大国工程（５５８页）。他的真正目标”是对毛的极端政策不满者。毛要把他们整个干掉” （５４３页）。可是她的证据不仅跟她的说法矛盾，而且还支持了毛自己宣称的文革目标：“从中国清除苏联修正主义”（５７０页）。
（１）张戎的证据表明毛并不需要文革来“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因为文革前在党内并不存在著毛与“对毛的极端政策不满者”之间的尖锐矛盾。１９６４年毛开始了大跃进以后的最大项目，三线工程。“它的成本达到２千亿元的天文数字，在其高峰期它吸收了全国至少三分之二的投资。它所造成的浪费超过了整个大跃进时的物质损失”（５０３页）。
尽管如此，“刘少奇和毛的其他同事对如此的愚蠢行为并没抵抗。. . . 只要毛不驱使人民大量死亡或搞政治迫害，看来就是他的同事们最好的指望了－并且足以使他们感到心甘情愿继续顺从下去” （５０４页）。这样看来毛根本没必要“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２）如果毛的目的是用“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来换下对“极端政策不满者”，他应当在文革中提拔前者打击后者。可张戎描述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张戎先举了一个例子，反文革的一员干将是“毛的老跟班谭震林，他在大饥荒时主管农业（可见他为追随毛能走多远）” （５４６页）。接下来她甚至说得更明确：“毛并不区分心怀不满的干部和那些彻底效忠于他哪怕在饥荒时期也没动摇过的人。事实上，他也分不出谁是谁，所以他决定先一锅端了，然后再让他的新政策贯彻者去调查区分” （５４３页）。
这可不象是挑选“无情的政策贯彻者”的好办法。假如毛经过对其部下的多年考查，还“分不出谁是谁” 的话，他能相信那些刚从党外突然冒出来的造反派替他挑选“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吗？实际上，“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在文革中更可能被他们统治下受苦多年的造反派最先打倒。比如四川第一书记李井泉和他的同僚（包括“公共事务部”的），当年合伙躲过了大饥荒的责任，这次就没跑掉。用文革的方式来选拔“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真好似缘木求鱼。
（３）张戎的文革理论更难解释毛发动民众捣毁党政系统的做法。 如果毛的目的是用“无情的政策贯彻者”贯彻他的“极端政策”，他最忌讳的应当是破坏贯彻任何政策都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政府权威。没有这个什么样的贯彻者也无法贯彻任何政策，不论他们多么无情。挽救张戎理论的唯一可能是证明毛必须靠发动民众打倒政敌。可惜这个可能性也被张戎彻底排除了。
张戎的证据表明毛无须民众帮忙就能打倒对手。比如，在打倒被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大清洗的第一批受害者” 时，“毛都不屑出席” ，会议“其实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他知道他正在干的事最后将导致他自身的毁灭”。“刘要求所有赞成的人举手，所有的人都举了，包括彭真和刘少奇”（５３１页）。
在刘少奇被打倒的过程中，红卫兵确实有些参与，但张戎证明他们的作用只是象征性的。在引用了蒯大富的一段话后，她写到：“这是红卫兵实际上怎样运作的很好的自我坦白；他们只是工具，胆小鬼，而且自己也清楚这点” （５５０页）。正式打倒刘的时候，“毛让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刘停止见外宾或公开露面，除非接到指示。那天毛写了一篇指控刘的文章，两天后在中央委员会上宣读，公布了刘的倒台” （５４８页）。红卫兵根本没起任何作用。
再看看毛与其他文革反对派的斗争。“在他剩下的最高领导层里，只有一次抗争。１９６７年２月，几个没倒台的政治局委员发表异议，对党内同僚的遭遇表示愤怒” （５４６页）。“但这些高层的幸存者或是毛长年的追随者，或是已经被他制服了的。在他的淫威面前，这些人退缩了。. . . 这个小型反叛被轻易压了下去” （５４７页）。在包括几位元帅的集体挑战面前，毛仍没用红卫兵帮忙。
（４）现在看看张戎怎样用她的证据支持毛的说法，即文革的目的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她相信文革前在中共党内存在著亲苏势力，并可能以政变方式夺权。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赫鲁晓夫被宫廷政变赶下台。. . . 几天后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Chervonneko毛‘热切希望’改善关系。周希望受邀请参加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纪念活动” （５１０页）。“在１１月７日克里姆陵宫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周说：‘我们不想再让毛或者赫鲁晓夫阻碍我们发展关系’ 。. . . 马林诺夫斯基接着又对中国的代理国防部长贺龙元帅讲：‘我们赶走了我们的笨旦赫鲁晓夫，现在轮到你们赶走你们的笨旦毛了” （５１１页）。
张戎接着谈到到中共党内的秘密活动。１９６６年“２月北京市长彭真在刘少奇支持下提出‘指导全国的提纲’ 禁止用政治批判摧残文化和对文化的维护。更进一步，他事实上压制了毛想发动政治迫害的指令。. . . 等提纲一颁布，彭市长就飞到四川，名义上是视察那里山区的国防工业。在那他做了件真正让人震惊的事。他秘密地会见了彭德怀元帅。. . . 考虑到这个特殊的时间，他在未得允许的情况下秘密会见毛的主要对手所冒的巨大风险，很有可能他们讨论了用武力阻止毛的可行性。. . . 贺龙元帅，就是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劝其‘赶走毛’ 的那位，不久也去了四川，名义上也是视察国防工业。. . . 还有更多的迹象令毛不安。彭市长似乎考虑与苏联人接触，而且可能想求苏联的帮助来避免毛的清洗” （５２８页）。
看了张戎的推论，人们很难怀疑毛的文革目的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从中国请除苏联修正主义” 。
（５）与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紧密相连，毛宣称的文革目还包括“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５４１页）。这些目的不仅跟张戎的证据相符合，而且也可以解释张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为什么毛要发动群众打倒大批老干部。因为按照毛所信奉的理论，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不满意的是老百姓，得益的是掌权的。所以要防止资本主义就要靠老百姓造反来对抗党和政府。
毛对资本主义的担心至少与中国今日的现实相符。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资本主义，起码对老百姓的生活而言。而且关键的转型正巧是在文革时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领导下完成的。
我们可以不赞成毛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但无法否认他对其可能到来的预期是合理的。毛反对资本主义是肯定无疑的，对资本主义的预期也被证明是准确的，连带领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主要领导人都算准了，那么他试图用文革来阻止资本主义的到来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１７）毛与希特勒相比
最后，讨论一下张戎全书的主题：毛至少跟希特勒一样坏。我们从三个方面比较：对外国，对自己治下的人民和对政敌所造成的客观伤害及主观动机。
（１）对外战争：希特勒侵略了大半个欧洲，导致五千万人死亡。
毛的记录：５０年代毛受北朝鲜政府邀请出兵朝鲜。６０年代毛受北越政府邀请秘密出兵北越。两次出兵中国均在家门口与不远万里来保卫自由世界的国家作战，并在交战对方离开之前先期撤回中国。１９６２年毛出兵印度，因为“中国不承认英国人在殖民地时期所划定的边界” （４８６页）。速胜后几天之内，毛命令部队单方面全部撤回原边界线内。１９６９年中苏之间爆发冲突，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 . 中国军队的伏击造成３２名苏军阵亡” ，而“苏方对该岛的主权是根据不足的” （５７０页）。在其整个统治期内，毛没有把一块土地纳入中国版图。
（２）百姓生死簿：希特勒下令处死数百万犹太人，共产党和左翼人士，耶合华见证人，同性恋者和其他“不适宜生存的人”。
毛的记录：镇反杀７０万，但相当大部分被杀者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军事和暴力行为有关（参见１１节）。毛统治下监狱和劳改场犯人死亡可能数目不小，但这主要由于社会历史大环境造成，尚无任何证据表明毛负有个人责任（参见１２节）。大饥荒可能造成了近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并非饿死），毛应对导致饥荒的重要条件，即左倾浮夸的政治风气负责，但无证据显示毛知道灾情而见死不救（参见１４节）。毛发动文革大约致死一百万，有证据表明这是毛的失误，无证据显示这是他的本意（参见１５节）。
（３）迫害政敌：这应是最有意义的比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两个独裁者的个人责任皆无法推卸。可惜从希特勒那几乎找不到什么例子来比较，因为基本上没人有机会成为他的政敌。不过我们知道他下令枪杀了早期的纳粹党同伙劳恩，罪名据说是同性恋。他还迫使最优秀的德国将军隆美尔自杀，因为他被怀疑牵涉进一场未遂政变。当然，希特勒还杀了策划暗杀他的斯道芬伯格和他的同党。没有一个希特勒的政敌在纳粹德国寿终正寝的例子。
毛的记录：根据张戎所述，毛当权后的第一个政敌张国焘，１９３８年叛逃到国民党方面去了（２２０－１页）。第二位王明被毛搞垮后曾留在党内，１９７４年死在苏联（３５７页）。第三位高岗１９５４年自杀（４０５页）。第四位硬汉彭德怀”１９５９年挨批后“被软禁” （４７０页），１９７４年死于直肠癌（５５７页）。第五位刘少奇１９６９年在迫害中病死，几乎无人护理（５５６页）。第六位林彪１９７１年在外逃中死于飞机坠毁（５８２页）。对最后一位邓小平，“毛只能妥协，让他与亲人住在舒服的家里” （６４９－５０页）直到毛自己去世。
以上所有政敌里，没有一位被处死。也没有任何人因与毛的政敌牵连而被处死。即使是最你死我活的林彪一案，“包括策划暗杀毛本人这样的事都发生了，可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竟然也没有处决一个人” （５８６页）。
让我们看看毛是怎样“迫害他最恨的人”（５４８页）刘少奇的。“毛的奴仆周恩来向中央作的报告把刘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并建议判处死刑。但毛反对，正如他否决了刘夫人的死刑。他要的是慢慢地折磨致死” （５５５－６页）。
可是，刘的罪名是在６９年４月的九大上宣布的，而刘“死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 （５５６页）。死得并不怎么慢 。而刘夫人王光美“慢慢地折磨致死” 过程不仅在毛统治下时持续了１０年，而且直到今天还没结束，快４０年了。这也太慢了点。如果毛真想让她死，不管什么死法，１０年牢狱后的健康状况也不会允许她享此长寿吧。
再让我们看看毛是怎么给刘少奇按罪名的。张戎提到毛要把刘打成特务。“专案组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之中，捏造证据与搞不出证据同样危险。有一次，专案组宣称刘在１９４６年希望美军入侵中国，还为此打算与杜鲁门总统见面。毛说：‘提出这种说法，是把我们当成傻子。让美军大规模入侵？连国民党也不会同意’ ” （５５５页）。结果，刘的特务罪名最终没能成立。
张戎没有提出刘的哪个罪名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按上去的，也没有提到刘的专案组用刑讯逼供过任何证人。根据她的材料，尚无法证明毛是故意诬陷。
这一节的讨论足以否定张戎把毛与希特勒做的比较。实际上，对张戎书里的其他独创观点都可以轻易地找出类似以上各节的反驳。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就行。我们把剩下的拨乱反正工作留给感兴趣的读者们，作为消遣。 (全文完)
(全文完)
１６）文革目的
评毛功过必谈文革，因为他自己把文革作为一生两件大事之一。张戎认为毛“搞这场大清洗是为了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来推行他的超级大国工程（５５８页）。他的真正目标”是对毛的极端政策不满者。毛要把他们整个干掉” （５４３页）。可是她的证据不仅跟她的说法矛盾，而且还支持了毛自己宣称的文革目标：“从中国清除苏联修正主义”（５７０页）。
（１）张戎的证据表明毛并不需要文革来“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因为文革前在党内并不存在著毛与“对毛的极端政策不满者”之间的尖锐矛盾。１９６４年毛开始了大跃进以后的最大项目，三线工程。“它的成本达到２千亿元的天文数字，在其高峰期它吸收了全国至少三分之二的投资。它所造成的浪费超过了整个大跃进时的物质损失”（５０３页）。
尽管如此，“刘少奇和毛的其他同事对如此的愚蠢行为并没抵抗。. . . 只要毛不驱使人民大量死亡或搞政治迫害，看来就是他的同事们最好的指望了－并且足以使他们感到心甘情愿继续顺从下去” （５０４页）。这样看来毛根本没必要“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２）如果毛的目的是用“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来换下对“极端政策不满者”，他应当在文革中提拔前者打击后者。可张戎描述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张戎先举了一个例子，反文革的一员干将是“毛的老跟班谭震林，他在大饥荒时主管农业（可见他为追随毛能走多远）” （５４６页）。接下来她甚至说得更明确：“毛并不区分心怀不满的干部和那些彻底效忠于他哪怕在饥荒时期也没动摇过的人。事实上，他也分不出谁是谁，所以他决定先一锅端了，然后再让他的新政策贯彻者去调查区分” （５４３页）。
这可不象是挑选“无情的政策贯彻者”的好办法。假如毛经过对其部下的多年考查，还“分不出谁是谁” 的话，他能相信那些刚从党外突然冒出来的造反派替他挑选“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吗？实际上，“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在文革中更可能被他们统治下受苦多年的造反派最先打倒。比如四川第一书记李井泉和他的同僚（包括“公共事务部”的），当年合伙躲过了大饥荒的责任，这次就没跑掉。用文革的方式来选拔“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真好似缘木求鱼。
（３）张戎的文革理论更难解释毛发动民众捣毁党政系统的做法。 如果毛的目的是用“无情的政策贯彻者”贯彻他的“极端政策”，他最忌讳的应当是破坏贯彻任何政策都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政府权威。没有这个什么样的贯彻者也无法贯彻任何政策，不论他们多么无情。挽救张戎理论的唯一可能是证明毛必须靠发动民众打倒政敌。可惜这个可能性也被张戎彻底排除了。
张戎的证据表明毛无须民众帮忙就能打倒对手。比如，在打倒被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大清洗的第一批受害者” 时，“毛都不屑出席” ，会议“其实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他知道他正在干的事最后将导致他自身的毁灭”。“刘要求所有赞成的人举手，所有的人都举了，包括彭真和刘少奇”（５３１页）。
在刘少奇被打倒的过程中，红卫兵确实有些参与，但张戎证明他们的作用只是象征性的。在引用了蒯大富的一段话后，她写到：“这是红卫兵实际上怎样运作的很好的自我坦白；他们只是工具，胆小鬼，而且自己也清楚这点” （５５０页）。正式打倒刘的时候，“毛让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刘停止见外宾或公开露面，除非接到指示。那天毛写了一篇指控刘的文章，两天后在中央委员会上宣读，公布了刘的倒台” （５４８页）。红卫兵根本没起任何作用。
再看看毛与其他文革反对派的斗争。“在他剩下的最高领导层里，只有一次抗争。１９６７年２月，几个没倒台的政治局委员发表异议，对党内同僚的遭遇表示愤怒” （５４６页）。“但这些高层的幸存者或是毛长年的追随者，或是已经被他制服了的。在他的淫威面前，这些人退缩了。. . . 这个小型反叛被轻易压了下去” （５４７页）。在包括几位元帅的集体挑战面前，毛仍没用红卫兵帮忙。
（４）现在看看张戎怎样用她的证据支持毛的说法，即文革的目的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她相信文革前在中共党内存在著亲苏势力，并可能以政变方式夺权。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赫鲁晓夫被宫廷政变赶下台。. . . 几天后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Chervonneko毛‘热切希望’改善关系。周希望受邀请参加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纪念活动” （５１０页）。“在１１月７日克里姆陵宫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周说：‘我们不想再让毛或者赫鲁晓夫阻碍我们发展关系’ 。. . . 马林诺夫斯基接着又对中国的代理国防部长贺龙元帅讲：‘我们赶走了我们的笨旦赫鲁晓夫，现在轮到你们赶走你们的笨旦毛了” （５１１页）。
张戎接着谈到到中共党内的秘密活动。１９６６年“２月北京市长彭真在刘少奇支持下提出‘指导全国的提纲’ 禁止用政治批判摧残文化和对文化的维护。更进一步，他事实上压制了毛想发动政治迫害的指令。. . . 等提纲一颁布，彭市长就飞到四川，名义上是视察那里山区的国防工业。在那他做了件真正让人震惊的事。他秘密地会见了彭德怀元帅。. . . 考虑到这个特殊的时间，他在未得允许的情况下秘密会见毛的主要对手所冒的巨大风险，很有可能他们讨论了用武力阻止毛的可行性。. . . 贺龙元帅，就是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劝其‘赶走毛’ 的那位，不久也去了四川，名义上也是视察国防工业。. . . 还有更多的迹象令毛不安。彭市长似乎考虑与苏联人接触，而且可能想求苏联的帮助来避免毛的清洗” （５２８页）。
看了张戎的推论，人们很难怀疑毛的文革目的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从中国请除苏联修正主义” 。
（５）与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紧密相连，毛宣称的文革目还包括“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５４１页）。这些目的不仅跟张戎的证据相符合，而且也可以解释张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为什么毛要发动群众打倒大批老干部。因为按照毛所信奉的理论，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不满意的是老百姓，得益的是掌权的。所以要防止资本主义就要靠老百姓造反来对抗党和政府。
毛对资本主义的担心至少与中国今日的现实相符。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资本主义，起码对老百姓的生活而言。而且关键的转型正巧是在文革时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领导下完成的。
我们可以不赞成毛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但无法否认他对其可能到来的预期是合理的。毛反对资本主义是肯定无疑的，对资本主义的预期也被证明是准确的，连带领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主要领导人都算准了，那么他试图用文革来阻止资本主义的到来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１７）毛与希特勒相比
最后，讨论一下张戎全书的主题：毛至少跟希特勒一样坏。我们从三个方面比较：对外国，对自己治下的人民和对政敌所造成的客观伤害及主观动机。
（１）对外战争：希特勒侵略了大半个欧洲，导致五千万人死亡。
毛的记录：５０年代毛受北朝鲜政府邀请出兵朝鲜。６０年代毛受北越政府邀请秘密出兵北越。两次出兵中国均在家门口与不远万里来保卫自由世界的国家作战，并在交战对方离开之前先期撤回中国。１９６２年毛出兵印度，因为“中国不承认英国人在殖民地时期所划定的边界” （４８６页）。速胜后几天之内，毛命令部队单方面全部撤回原边界线内。１９６９年中苏之间爆发冲突，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 . 中国军队的伏击造成３２名苏军阵亡” ，而“苏方对该岛的主权是根据不足的” （５７０页）。在其整个统治期内，毛没有把一块土地纳入中国版图。
（２）百姓生死簿：希特勒下令处死数百万犹太人，共产党和左翼人士，耶合华见证人，同性恋者和其他“不适宜生存的人”。
毛的记录：镇反杀７０万，但相当大部分被杀者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军事和暴力行为有关（参见１１节）。毛统治下监狱和劳改场犯人死亡可能数目不小，但这主要由于社会历史大环境造成，尚无任何证据表明毛负有个人责任（参见１２节）。大饥荒可能造成了近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并非饿死），毛应对导致饥荒的重要条件，即左倾浮夸的政治风气负责，但无证据显示毛知道灾情而见死不救（参见１４节）。毛发动文革大约致死一百万，有证据表明这是毛的失误，无证据显示这是他的本意（参见１５节）。
（３）迫害政敌：这应是最有意义的比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两个独裁者的个人责任皆无法推卸。可惜从希特勒那几乎找不到什么例子来比较，因为基本上没人有机会成为他的政敌。不过我们知道他下令枪杀了早期的纳粹党同伙劳恩，罪名据说是同性恋。他还迫使最优秀的德国将军隆美尔自杀，因为他被怀疑牵涉进一场未遂政变。当然，希特勒还杀了策划暗杀他的斯道芬伯格和他的同党。没有一个希特勒的政敌在纳粹德国寿终正寝的例子。
毛的记录：根据张戎所述，毛当权后的第一个政敌张国焘，１９３８年叛逃到国民党方面去了（２２０－１页）。第二位王明被毛搞垮后曾留在党内，１９７４年死在苏联（３５７页）。第三位高岗１９５４年自杀（４０５页）。第四位硬汉彭德怀”１９５９年挨批后“被软禁” （４７０页），１９７４年死于直肠癌（５５７页）。第五位刘少奇１９６９年在迫害中病死，几乎无人护理（５５６页）。第六位林彪１９７１年在外逃中死于飞机坠毁（５８２页）。对最后一位邓小平，“毛只能妥协，让他与亲人住在舒服的家里” （６４９－５０页）直到毛自己去世。
以上所有政敌里，没有一位被处死。也没有任何人因与毛的政敌牵连而被处死。即使是最你死我活的林彪一案，“包括策划暗杀毛本人这样的事都发生了，可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竟然也没有处决一个人” （５８６页）。
让我们看看毛是怎样“迫害他最恨的人”（５４８页）刘少奇的。“毛的奴仆周恩来向中央作的报告把刘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并建议判处死刑。但毛反对，正如他否决了刘夫人的死刑。他要的是慢慢地折磨致死” （５５５－６页）。
可是，刘的罪名是在６９年４月的九大上宣布的，而刘“死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 （５５６页）。死得并不怎么慢 。而刘夫人王光美“慢慢地折磨致死” 过程不仅在毛统治下时持续了１０年，而且直到今天还没结束，快４０年了。这也太慢了点。如果毛真想让她死，不管什么死法，１０年牢狱后的健康状况也不会允许她享此长寿吧。
再让我们看看毛是怎么给刘少奇按罪名的。张戎提到毛要把刘打成特务。“专案组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之中，捏造证据与搞不出证据同样危险。有一次，专案组宣称刘在１９４６年希望美军入侵中国，还为此打算与杜鲁门总统见面。毛说：‘提出这种说法，是把我们当成傻子。让美军大规模入侵？连国民党也不会同意’ ” （５５５页）。结果，刘的特务罪名最终没能成立。
张戎没有提出刘的哪个罪名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按上去的，也没有提到刘的专案组用刑讯逼供过任何证人。根据她的材料，尚无法证明毛是故意诬陷。
这一节的讨论足以否定张戎把毛与希特勒做的比较。实际上，对张戎书里的其他独创观点都可以轻易地找出类似以上各节的反驳。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就行。我们把剩下的拨乱反正工作留给感兴趣的读者们，作为消遣。 (全文完)
VSHU
2005-12-27 03:36
1949年，时间开始了
（为纪念毛泽东诞生112周年而作，气死人不负责）
小小小因
1840年开始，那个马可波罗笔下辉煌的帝国，膝盖残废了，常常跪在西方强权面前哆嗦。1949年10月1日，一个伟大的身躯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的向世界宣告，这个跪了109年的帝国，从此重新站立起来了，并将有尊严的永远站立下去。
“时间开始了”！才子胡风不知如何能写出如此不朽的诗句，羡煞共和国的不知多少同样豪情满怀的知识分子。那天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的李慎之先生，50年之后，还因为这神来之笔是由胡风，而不是自己写出，沧桑之心，再添几分愁绪。
那天，半个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盘踞之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穷寇续追，在中南，西南，两地，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蒋介石最后两支精锐主力，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基本肃清，彻底击碎蒋介石试图依靠四川与共产党继续对峙的美梦。随后西藏也获得和平解放。
时间在毛泽东洪亮的湖南口音中、在5万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在人民解放军消灭蒋介石残匪的炮火声中，开始了。那些不相信时间从此开始的懦夫们、短视者、嫉妒狂、旧王朝的卫道士们试图挑战时间。他们在上海搞金融破坏，狙击人民币，企图用经济金融的办法阻挡共产党接管政权，以为共产党真的是他们嘲笑的“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然而他们一切试图阻挡时间前进的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瓦解他们的方法是他们奉为至宝的纯经济的。因此，即便当时为上海工商界要人，后来官拜邓小平的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大老板，事后也不得不臣服于新开始的“时间”，跟上时代的脚步。
在内部的敌人和看客们怀疑“时间开始了”的时候，那些习惯了中国人跪着听其呵斥的鸦片贩子、战争狂徒、浑水摸鱼者，更在新中国的大门口，以联合国和保卫自由的名义，发起了一场威胁我主权与安全的朝鲜战争。相应的“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战争，但其所带来的好处却是万代千秋的。那些假人道主义者、伪善家，以为不出兵、保全了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就是人道、就是上善、中国必然也得安全，而毛泽东牺牲了几十万生命，是首恶、是个人野心。这些成天哼哼唧唧的苍蝇们，只知道自己的营营，是“时间”最美丽的赞美诗，全然不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法则。抗美援朝的“二次战役”之后，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做了邓小平的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两朝元老、时代的亲历者、参与者、缔造者之一，尚且有如此言论，营营者们，复有何言？
那些在蒋介石的中国享尽了荣华富贵的体面人物们，以为复辟的机会来临，以为失去的江山可在麦克阿瑟的烟斗喷出的烟云中还回来，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暗杀和对新中国的破坏。毛泽东在人民的要求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向这些暗藏的气焰嚣张的敌人发起了镇反运动。那些营营者，对数万共产党人鲜活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同情，却对被镇压的杀人者的死耿耿于怀，暴露出他们彻头彻尾的假仁假义和对民族崛起的仇恨。他们把仇恨泼向死后的毛泽东。那个写了毛泽东xx故事的张某人，不就是一个军阀的后代么！以她为代表的一群恨毛泽东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享受着毛泽东的福荫的人们，怎么也营营着呢？
延安窑洞里曾传出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律）”的对话。伟人曾以坚定无可置疑的口气告诉这位民主人士，共产党找到了走出周期率的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当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不顾毛泽东西柏坡时的警告，学起刘宗勉，搞起腐败的时候，毛泽东果断了打响了挑战周期律的第一枪。虽然劳苦功高的刘青山、张子善，人头落了地，但共产党的队伍，从此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纯洁，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飘扬的更高。以纯洁党内为目标的党内“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党外发起了一个旨在纯洁社会经济生活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毛泽东，以睿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党和她领导下的中国，总是那么准确的抓住要害，及时出击。“三反五反”，居然也被后来许多的人们指责，但那终归也不过是苍蝇们的营营而已。
“反右”是苍蝇们营营了半个世纪的共和国的一件大事。感谢苍蝇们的营营，今天的人们，在这营营中，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那场运动。那些被毛泽东信任和重用过的党内党外的人士们，下到普通者，上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领导人，曾辜负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和国的希望。他们制造了事端，哭喊着要复辟失去的天堂，当毛泽东迫于党内压力，给他们包藏着可怜的虚伪和自尊的精神果壳，轻轻一击的时候，他们就土崩瓦解，作鸟兽散，躲到暗角里哭嚎，一直哭到今天，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哭。更有甚者，居然不承认自己曾经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各党轮流执政，不承认自己曾鼓动学生上街，要求共产党从工厂、学校、医院滚走。这些人就像强奸了少女的小流氓，提起裤子就不认账，还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而那些该为扩大化负实际责任的领导者们，先在不负责任的加害中（必须承认这样的加害也是存在的）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又在后来更加不负责任的“历史评价”中，把一切责任推给了毛泽东，骗取了善良的人们的信任，攫取了更高的权力。如果说，明知道那些被他们迫害的人士，的确并非冰清玉洁，却别有用心将他们奉为神圣，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尚可理解，那么，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毛泽东的脸上，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该千刀万剐。好在历史无穷的嘲笑了这些没有一点智慧的纯粹的投机政客。
对“大跃进”的恶毒攻击，是营营者们又一个偏爱。历史的看，“大跃进”是前7-8年社会高速发展的惯性之使然，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头脑发热。它的客观物质基础是，1949年立国、三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三大改造”意外以极短的时间和极优秀的效果完成、战后国家经济迅速全面恢复，并高速增长以及生产力在短时间里的全面提升，对生产关系提出了一个现实的要求，即改变农业的个体分散经营的状况，改变工业生产结构和形式，向更高级的生产关系转变。其主观的基础是，共产党7-8年的所为，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进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信心，党内虽然有陈云这样的冷静者，但大气候已经决定了这样的一次“大跃进”的尝试不可避免。真实的“大跃进”其实是一个在农业领域粮食高指标和工业领域钢产量高指标（制定中就被毛泽东怀疑和压缩过）为基本标志的局部经济领域的大跃进，并非一次社会所有层面的大跃进，且利弊兼有、其不良后果很快就被发现并纠正。但是在后来别有用心的历史解说中，“大跃进”成了毛泽东个人头脑发热导致的一场全国性、全民性的大灾难，并直接与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相连接，把共产党人主观上所作的自我批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作了客观事实，并一直这样误导无知却处于好奇渴望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如果我们在“大跃进”中，违反的只是经济规律，那么我们别有用心歪曲那段历史，则是违背了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基本良知。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