箫笛的博客
在音乐之海中遨游
·都人·
【国际风云】 目录 夫先生大作《美中军事交流之走向》，于有关时事获益匪浅。但关于中亚政治局势，平文似大抵不出美国政界的“官样文章”，尤其关于一些敏感的地缘政治问题，所论颇有未谛之处。笔者不揣冒昧，特就其中某些政治背景略述己见，求教于大方。
一．关于伊朗与中、俄的关系
依笔者浅见，平文的主要不足是未能指出中、俄、伊朗三国接近的一个重要原
因：美国在苏联解体以後非常积极的中亚政策。换言之，这个隐隐约约的三国“轴心”是对美国中亚政策的被动反应。平文引述“美国的俄、中问题专家”所谓“伊朗与前苏联，尤其是中亚五国的回教势力构成联盟的可能性”，坦率地讲是官方的 烟幕，知道当地实际文化、宗教和政治历史的都会知道这个“联盟的可能性”的虚 假。这种颠倒主动、被动关系的“舆论误导”是国际政治标准手段，此处不论。在1980-81年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以後，美国官方和媒介的长期宣传显然替伊朗树立了一种“积极输出革命”的激进形象，而在许多人心目中，由犹太—基 督教（Judeo-Christian）文明支配的当今“世界秩序”受到的最大“威胁”显然也是现由伊朗执牛耳、高举《古兰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在笔者看来，这个“主流”政治共识极大地夸张了伊朗的实力、地位和影响，也是对中亚实际地缘政治和文化、宗教历史颇有用心的“误导”。经过与美国极力扶植的伊拉克的一场旷日持久、伤亡惨重的领土战争，伊朗国力大损，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能力更有不可逾越的宗教和文化障碍：两伊战争中叙利亚以外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同仇敌忾”充分显示什叶派的伊朗在穆斯林世界中的有限影响；在文化上，伊朗“输出革命”的努力在基本“突厥化”的中亚常收“对牛弹琴”之效。可以说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伊朗今天的地缘政治地位十分虚弱，而其远景更为不妙。这才是中、俄、伊三国接近的一个基本因素。 具体讲来，迫使中、俄、伊朗三国“休戚与共”的关键之一便是自苏联解体以後在欧亚大陆“徘徊的幽灵”——泛突厥主义。
为了有所区分，笔者将Turkey及Turkish译为“土耳其”，该词“学术上”一般仅指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及其主要民族成分（即所谓Osmanli，包括土耳其境外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前奥斯曼帝国的大量“遗民”），而以“突厥”译Turkic，作为土耳其语所属语族及其使用者的总称。
泛突厥主义常被译作泛土耳其主义，其目标一言以蔽之，便是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统。早期文献中亦常称土耳其主义（勿与凯末尔主义的另称混淆）。比较准确的英文名词是Pan-Turkism。 另一颇具“诗意”的别名是（狭义）图兰主义Turanism，出自古伊朗词Tura（首见典籍《Avesta》）和地理名称 Turan/Turania。在泛突厥主义“大师”Ziya Goekalp（1876-1924）的名诗《图兰》中有如下总结：
谁为突厥人之家园兮？
或谓此土耳其兮？抑云彼突厥斯坦？我心知其皆非兮，
我宗邦乃靡疆而斥远，永宝其图兰!
突厥语族属于阿尔泰语系。“原始阿尔泰语”是否存在不论，突厥语族似乎确有单一起源。就泛突厥主义而言，突厥语两大历史特点便是其区域的扩张和突厥语的历史及地理稳定性。近两千年来，突厥语自长城内外和蒙古高原浩荡西进，所向披靡，大片原属印度—伊朗、高加索、闪族、希腊等语言的地理区域被一一吞没，以至有“一旦突厥化便永远突厥”之说（保加利亚的“斯拉夫化”算是近代之前少见的例外）。其中的政治、文化和种族演变错综复杂，此处无法深究，但其现实结果，借用故土耳其总统Ozal的名言，便是创造了今天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的“土耳其利益区”（Turkey's zone of interest）.
泛突厥主义的另一个导机是宗教因素：由于历史原因（甚至不如说巧合），上 述“土耳其利益区”中的绝大部分突厥族人都先後成为回教徒（哈萨克人的伊斯兰化要等到帝俄时代才算基本完成，对各种“清规戒律”仍多有不遵）。这不仅为“一统”提供了必要条件，也是当今美国地缘政治考虑的重要出发点。
三．苏联解体前後的发展
泛突厥主义因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和帝俄属下中亚突厥族人的政治觉醒而兴起，一次大战中直接导致亚美尼亚大屠杀，然後在凯末尔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初期“韬晦”二十余年，直至二战後卷土重来，过程颇为复杂。为了着重时事，笔者另将泛突厥主义简史作一附录供有兴趣者参阅。
二战後土耳其加盟西方，结束凯末尔主义的“睦苏”国策，泛突厥主义雨过天晴，回到政治主流，并在塞浦路斯岛上初露锋芒，旗开得胜。此事因美国希裔利益集团有力游说，导致美、土关系十五年的低潮。此间土耳其自身地位却持续改善，尤其是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後，其力量明显上升。与此对比，阿富汗冒险惨败後，苏联对中亚和阿塞拜疆突厥族各国的控制受到致命打击；伊朗革命则使美国丧失重要盟友，被迫全面调整区域战略，特别是在两伊战争中西方对伊拉克的支持必须经过土耳其之手。这一系列发展使得土耳其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前夕处于“最佳竞技状态”。这期间的土耳其总统Turghut Ozal和总理Suleyman Demirel又都是极具政治眼光和决断力的出色人物，例如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土耳其断然切断有重大经济利益的伊拉克输油管，又一次正确押宝。
与此同时是美国对土耳其政策的重大改变：面对伊朗的激进伊斯兰革命，受凯末尔主义几十年陶冶的欧化、世俗（secular）然而信回教的土耳其便成了对美国利益极具吸引力的“另择”（alternative）。 美国国务院、CIA等机构的政治战略专家当然精通有关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土耳其暨图兰主义在高加索、中亚突厥语区的号召力，更重要的是支持土耳其向中亚“扩展影响”对美国的地缘战略有一石数鸟之利：牵制俄、中之外，更有置伊朗于“死地”的前景（详见後文）。
一反十五年之久的袒希（腊）压土（耳其）政策，美、土关系出现下列发展： 海湾战争中土耳其与美国全面结盟，境内的空军基地成为盟军轰炸伊拉克的主要出发点。
战後西方继续利用这些基地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而同一独立运动在土耳其本国却大受镇压，土军甚至大规模越境，对库尔德族组织进行“三光”式扫荡。美国却一再强调“土军越境有理”，任由西欧（尤其德国）饱尝由此造成的族间（库、土移民之间以及两者与当地白人种族主义分子之间）骚乱苦果。
土耳其总统Ozal和新任克林顿总统作“非正式”会面，打破美国新总统首先会见小兄弟加拿大总理的惯例。
联合国干预索马里期间，土耳其将军接任当地联军总司令。更有甚者，不管美国右翼的强烈反对，该将军可对所属美军发号施令，世界上如此国家除土耳其外至今无二。
不顾北约成员希腊的强烈反对（以及国会内传统希裔势力），美国让有直接利害关系（见後）的土耳其参与北约对波斯尼亚的军事干预。希腊因此拒绝让土耳其空军飞机过境，造成北约内部巨大分歧。
美国在波斯尼亚危机中奉行偏袒土耳其，对塞尔维亚—希腊—俄国“东正教轴心”不利的政策（见後文）。
与此同时，美国官方和“学术界”不断放出支持土耳其扩大对高加索和中亚以至新疆各突厥族“影响”，成为“区域领袖”的风声（几年前CND Book and Journal便转载过某民族问题“专家”相当露骨的评论，也可参见前 CIA“长期战略专家”、Rand公司高级研究员G.E.Fuller的言论）。
如此种种，包括“伊朗与前苏联中亚回教国家结盟”的“狼来了”宣传，美国的中亚地缘战略一目了然。
再看近年来土耳其的活动：
苏联的解体为一度无望的泛突厥主义提供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土耳其的领袖们也见机而作，当仁不让，故总统和继任总统均公开宣布土国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的“利益区”。土耳其得到了用军用运输机对前苏联中亚传送救济物资的独家权力。（想象如果伊朗也想得到这样的独家权力救济操伊朗语的塔吉克共和国，或南韩得到类似权力救济被苏联从中朝苏边境附近强行迁往中亚的二十五万朝鲜族人。）除获得这种“独家救济权”外，Ozal鞠躬尽瘁，猝死前对中亚进行旋风式访问，在各突厥国受到盛大欢迎。土耳其关于“亚洲安全问题”的声明公开显示它利益范围的扩大。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积极活动，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军事冲突中的角色，以及国内铁杆图兰组织“灰狼党”（国家劳工党；狼是突厥族传统图腾）发展中亚上层人士等等屡见报端。
选摘几条土耳其上层人士的言论：
“三个重要区域——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东——在土耳其面前展开。”——故总统Ozal，1992年。
“你们从不孤立无援：我们一起共命运。”——Demirel总理1992年2月对克里米亚鞑靼族领袖如是说。
“从2010年起土耳其可能成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土耳其“国务卿”K.Innan， 1992年3月。
“在大突厥共同体的青史中你们芳名永垂。”——Demirel 1992年4月在哈萨克对突厥人的演讲。
“一个新突厥世界已经展现；……一幅新地图正在形成。”——Demirel，1992年5月。
“土耳其的影响能够一直伸展到黄河。”——著名作家A.Ilhan， 1992年12月。如此豪言壮语不一而足，最醒目的自然是1993年Ozal死後美国Newsweek杂志引用的故总统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
颇说明大势并充分显示伊朗政治impotence的是土耳其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大胜利：苏联崩溃後，伊朗和土耳其在中亚进行了一场激烈但鲜为人知的“文化战”：两国向中亚各国免费赠送大量打字机——只不过土耳其的机器用拉丁字母而伊朗则是阿拉伯文，此外土耳其更向中亚突厥国提供大量“奖学金”名额。结局是阿塞拜疆、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五共和国的代表于1993年三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致同意废除前苏联强加于它们几十年的西里尔字母，而采纳以现行土耳其文为基础的统一新拉丁字母（与土耳其最近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在1992年就引进了这种字母）。
中国人应该最能领略这个“书同文”计划对于“亚得里亚海至长城”的政治涵义和潜在影响。
四．波斯尼亚、伊朗及其他
在今天一笔烂账的波斯尼亚大有泛突厥主义的影子：简言之，波斯尼亚曾是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当地的穆斯林便是帝国的“遗民”，直到二战前夕，塞拉 热窝的穆斯林“父老”还在使用奥斯曼土耳其语。今天在塞尔维亚人的围攻之下，“未沾王化百有余年矣”的“遗民”难免东望“王师”。而土耳其朝野对“遗民”更是一片“手足之情”，在波斯尼亚“成仁”的土耳其“烈士”迭有所闻，“从亚得里亚海到长城”的“利益区”当然包括巴尔干在内。
土耳其对前属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及其他东正教地区的进取姿态自然引起“世仇”希腊的反应：从奥斯曼帝国到凯末尔专政几百年的“旧恨”加塞浦路斯“新仇”之外，希腊还有一个心腹之疾：原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独立，此处无法细论。总之，希腊对于在“神圣”自决原则下拆散南斯拉夫的惨剧绝无附和之心。联合国针对塞尔维亚的禁运效果不彰，便是由于希腊（和其他同情塞尔维亚的国家）明里暗里拆台。
奥斯曼的老对手俄国因此也不得不卷入这场新国际“大游戏”（Great Game）。俄国是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加斯拉夫“手足”，上一世纪便派“志愿军”为塞尔维亚“独立”作战，後来又为此卷入一次大战（俄国今日对巴尔干斯拉夫兄弟欲助乏力，欲弃不能的困境与当年奥国储君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下最後通牒的时刻何其相似）。土耳其在美国鼓励下对前苏联高加索、中亚突厥区的“关注”更迫使俄国为保护其“国家利益”和大量中亚“侨民”作出对抗性反应，车臣的腥风血雨怕只是更大场面的前奏而已。
还有伊朗。突厥语区两千年扩张的最大牺牲品便是曾从两河流域一直延展到原俄属及中国“突厥斯坦”区域的古伊朗文化，包括历史各期“西域”之大部，如塞种（Saka, 古城莎车语源同）、粟特、贵霜、花剌子模等，这个过程持续到近代，乌兹别克人的主要成分之一便是突厥化的塔吉克人（塔吉克即“大食”的语源，是中亚突厥化大洪流中硕果仅存的伊朗语大族）。同样原因，所谓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朗其实是个“多民族”国家，大部分人口有这样那样的突厥族关系，或者干脆就是突厥族後代（萨珊王朝之後的大多数伊朗朝代有突厥族背景，包括许多突厥族政权）。
伊朗的Achilles脚跟：如果泛突厥主义大行其道，则伊朗十分可能面临国将不国的危机。简言之，伊朗约有三分之一人口属突厥语，其中绝大多数为阿塞拜疆族，人口约为原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两倍。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异教”的沙俄和斯大林威胁利诱之下，他们对伊朗始终不渝。但是苏联解体以後，中亚地缘政治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一旦回教的“大土耳其联邦”出现，原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必在其内，而地理上伊朗对这个“大联邦”也如骨鲠在喉，因此伊朗国内阿塞拜疆族人不免饱受内外诱惑压力，就算不步後尘，所居地区亦势成乱邦。阿塞拜疆族人难起，伊朗其岌岌乎？美国地缘战略一石数鸟之妙由此可见。
在图兰狂热分子 Elcibey统治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一年内（1992年6月—1993年7月），伊朗已饱尝各种滋味： Elcibey宣称“土耳其是中亚穆斯林和突厥人的希望之光”，直接任命土耳其公民为其政府官员，并公开号召推翻伊朗政权，阿塞拜疆共和国与伊朗的阿塞拜疆区合并。Ozal为之唱和，宣布土耳其是 Elcibey的第二国家，而阿塞拜疆则是“我们的第二祖国”。直到属于旧苏联体系的Aliyev推翻 Elcibey上台，伊朗才算松了口气。至于俄、伊两国在极富戏剧性的阿塞拜疆政变中有过什么交易，局外人只能臆测了。
所以尽管在国际上咄咄逼人，伊朗实在大有难言的苦衷，其激进姿态也只是它在土耳其“同文同种”文化攻势和美国今年五月实施对伊全面禁运、伊朗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的经济攻势下所余唯一“意识形态”武器。不管人家逊尼派多数领情与否，也不管“五伊玛目什叶派”和“七伊玛目什叶派”的微妙反应，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伊朗处处插手为穆斯林兄弟替天行道，“反抗美帝”，颇有点奥斯曼末期迫于内政鼓吹“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回音。在此背景下中、俄、伊“同舟共济”新现象揭示了伊朗的外强中干和中亚的地缘政治大改组。
五．泛突厥主义和中国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和突厥族的渊源世界第一，从中世纪起和突厥／土耳其一直纠缠不休的拜占庭／希腊对此也望尘莫及。
灭商而代之的周族是否如某些喜标新立异的史家所称含“原始突厥”成分姑且不论，对周武王击纣所用的“轻吕”（《逸周书·克殷解》），夏德（F. Hirth）认定即匈奴的“径路刀”和土耳其语的 kingrak，代表可考的“最古老突厥词汇”。从考古结果看，此事颇有几分证据。匈奴部落联盟含原始突厥成分也不容置疑。尽管匈奴“领导阶级”看来并非突厥，现代土耳其人（包括大师 Goekalp）仍喜以匈奴“传人”自居，一代雄主冒顿单于则被奉为“炎、黄”。
突厥因西魏／北周宇文集团之助崛起金山之前，华北政治舞台上的突厥语族人物及其影响已历历可考，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敕勒歌》及其作者（或集成者）斛律金家族即为一例。更有甚者，对中国历史具有无可比拟的关键影响、其语言在唐初尚被奉为“国语”的拓跋鲜卑，古突厥语权威 Sir Gerard Clauson便认定属于所谓l/r突厥语支。作为拓跋传人的李唐与突厥（以及突厥语族回纥）的恩怨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拓跋“国语”不论，李唐家族中也颇有能说突厥语的，李世民父子即为显例。唐以後的例子亦比比皆是，就连创立“纯粹汉人”朝代的宋太祖兄弟也是靠老爹赵弘殷作沙陀突厥後唐政权的禁军“飞捷指挥使”起家。总之，龙的传人和狼的传人自有其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
这种关系也导致中国对早期突厥文化的巨大影响，以致古突厥语中“书写，书籍”的词根便是汉语“笔”的译音（蒙文、满文至今仍然，例如尽人皆知的“笔贴式”），甲乙丙丁、十二生肖、都督刺史等也一并输入。反映这种密切政治、文化关系的妙例：泛突厥主义大师 Goekalp认作“妻子”的古突厥词赫然是汉语“公主”的译音。这样的渊源导致今天突厥族人，尤其是“重新发现”其亚洲祖根的土耳其人对他们古老东方邻居的复杂情感。李先念访土时安卡拉万人空巷的场面便是这种情感的表现，然而包含维吾尔、哈萨克诸族，“从亚得里亚海到长城”的“利益区”则决定了关系的另一面。
一次大战之前，奥斯曼帝国“图兰思想宣传队”的足迹便远及新疆。1944—49年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固然由斯大林导演（苏共党员、“教育部长”赛福鼎Sayf-ud-Din 'Aziz乃是其中真正实力人物），但泛突厥主义的“幽灵”也时隐时现。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 Emin Bugra）事败後便终老土耳其。
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突厥斯坦”问题沉渣泛起：苏联驻新疆领事大发护照，十月革命以後陆续逃离“共产迫害”的大量突厥族人又发现苏联国籍的吃香，“几十万中国公民”因此被苏联“诱骗”。
如今苏联不再，中亚各突厥国纷纷独立，文化、经济各方面唯土耳其马首是瞻。让我们看一下土耳其与中共自1949年来的恩恩怨怨：
韩战中土耳其出兵加入联合国军，尽管“众虽一旅……人唯八千”（《哀江南赋序》），但土族被长期压抑的“英武”终得一泄，成为联军最出色的一部，其“英雄事迹”传播遐迩，而中共也首次认识到一旦沙场相遇，土耳其将是“[京力]（读作情）敌”。六十年代初，由原“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部队改编的第五军在中共文件突然变成“前五军”，所部祖龙太也夫（Zulun Tahir，关于曾在中亚以至新疆流行一时的俄式姓氏，笔者以後另有专文述评）少将，1958年元月还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六十年代却在安卡拉公开露面——从“解放军高级将领”变成图兰主义者，可谓脱胎换骨。此事也是土耳其对新疆的态度从凯末尔的少管闲事逐渐向右翼泛突厥主义演化的实例之一。
七十年代初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访华受到几乎破格的欢迎，同时中共私下表明对塞岛分治方案不感兴趣，如此种种显然不为土耳其视为友好姿态，在新疆等问题上双方亦无达成任何谅解的迹象，不过安卡拉和北京还是正式建交。土耳其1974年出兵扶植的（北）塞浦路斯土族傀儡“共和国”，中共始终未予承认。
八十年代中期驻安卡拉的一名中共突厥族外交官“叛国”，土耳其一反其“暂转第三国”的例行外交公事而直接接纳，後来又同样处理据说来自新疆的某著名游泳运动员“避难”。两案的处理都基于当事者的突厥族身分——泛突厥主义情感终于在土中外交关系上占了主导地位。
在邓小平行将就木，新疆“民族矛盾”据传有增无减之际，土耳其“从亚得里亚海到长城”的“利益区”值得国人注目。举例来说，近期内的要点之一便是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两共和国的政治稳定与否。
六．结语
由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等“业绩”，泛突厥主义的国际“口碑”颇恶。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土耳其联邦”更会引起对奥斯曼帝国“德政”记忆犹新的巴尔干、高加索基督教诸国和俄、中、伊朗的强烈反应。种种顾忌使得今天“大突厥共同体”推动者小心翼翼，手段之一便是强调经济和文化，少提“政治合作”，甚至有“泛突厥主义是欧人的发明，土耳其／突厥政治史中实无其事”的妙论，全不顾近年还有阿塞拜疆内政部长因与“灰狼党”关系密切成为政治包袱而被迫辞职的丑闻。
尽管心仪奥斯曼当年荣耀，但土耳其数十年局促小亚细亚一隅，“区域领袖”地位岂能一蹴而就？“独家救济权”对中亚“苏维埃经济”也是杯水车薪，土国近来颇感力不从心，几年前的豪情壮志也略有所敛。另一面，俄国经济固然一团烂污，然数百年帝国之余，在国际政治上乃是百足之虫，虽给小小的车臣弄得焦头烂额，对付高加索和中亚突厥诸国的亲土耳其势力却颇有斩获。俄国在南斯拉夫危机中的出色表演以及和中国、伊朗“合作”无不大显其地缘政治手段，切切不可等闲视之。“突厥共同体”在中亚这个“火药桶”里会引起其它什么後果也无法逆料，已有“专家”预言哈萨克——（外）蒙古的传统矛盾全面爆发，看来中、俄、伊朗“轴心”尚有扩展余地。
美国当前的政策显然仍是大力鼓励土耳其这样的“温和”“亲西方”的世俗回教势力，它在波斯尼亚危机中与欧洲“盟邦”的矛盾与此政策不无相关（新任波斯尼亚外长据 CNN报导便是美国公民）。但大国无恒友，土耳其现在在美国地缘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大致不外1971至1991年间之中共（当年这个美—中—巴基斯坦“轴心”的最出色成果是在阿富汗，因而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能持续多久自然取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演变（参见美国二十年来对中、越政策的沧桑）。
在波斯尼亚，美国极力鼓吹解除对穆斯林军火禁运，除了笼络土耳其，未尝没有“隔大西洋观火”的幸灾乐祸，尤其在西欧行将统一而成为美国有力政治、经济对手之际，“军火解禁”之议颇怀可诛之心。欧共体调停南斯拉夫危机的Lord Owen就多次挖苦美国与欧洲“盟国”各怀鬼胎又大唱道德高调的嘴脸，法国近日更公开指责美国意图扩大波斯尼亚战争。假如不幸言中，巴尔干战火蔓延，土美“合作”会持续多久亦属疑问。
应该看到，如果世界银行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预测正确，而“後邓期”得以和平渡过，则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必须抑制中国的地缘战略在近年不会大变，李登辉的“私访”便充分显示这一战略的出色运用。在此前提下，新疆的“民族矛盾”和中、俄、伊朗的“合作”大概还将继续。
（作者保留版权。原文的附录“泛突厥主义简史”暂且略去－－编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