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一提起您和何占豪的名字,永远是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联系在一起的。《梁祝》应该与钢琴协奏曲《黄河》一样,是国内外演出最多的中国音乐作品吧?
陈钢:《梁祝》恐怕比《黄河》还多。《梁祝》是1959年问世的,到1960年就出国了,到前苏联,之后又到了很多国家。最有标志性的一些演出,像前些天在北京就是一场,由杜梅演奏,我们现在不评论他的演奏,就是说他是一个世界级的小提琴大师,他能去演这个作品,还有沙汉姆、斯特恩,这些都是世界级的演奏家。还有西崎崇子。
记者:我相信还有,除了这些人。
陈钢:我就讲最顶级的世界大师,中国音乐家演奏的就不计其数了。而且这个作品像蝴蝶一样越飞越高,波及面越来越广。“TheButterflyLovers”,蝴蝶情侣,这个英文名字可以说是《梁祝》的画龙点睛之笔。第一个拉这部作品的外国人是一个苏联人,第二个就是西崎崇子,这个“TheButterflyLovers”就是他丈夫给起的,她的丈夫海尔曼是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德国人,西崎崇子就是因为拉这个出名的,而且她特别爱这个作品,灌过五六张唱片。我1981年从美国回来经过香港,正好赶上她的《梁祝》获得香港的古典音乐金唱片奖。古典音乐包括什么,贝多芬,莫扎特,在香港,《梁祝》是第一个古典音乐的金唱片。西崎崇子的《梁祝》唱片大概加起来发行几百万张。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上海是中国最早的城市文化的发源地,它的特点就是海纳百川、中西交融。我举个我父亲陈歌辛的例子。他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调子是中国的曲调,但是里面用的节奏却是爵士的,西化的。音乐一定要用世界语言来对话,但是必须有中国元素。片面地提“民族化”的口号是不对的,有的时候民族的不一定就是世界的,可能没有共同的通道。比如说日本的能乐,它是非常民族的,是他们的国宝,我们理解起来就比较难,还是有很多民族的、心理的、文化的隔阂。《梁祝》的基调是越剧的音乐,故事是民族的。但是现在要跳过去,跨越地域,转化为共同音乐语言。作为交响乐,俞丽拿可以拉,杜梅也可以拉。现在这部作品故事是中国的,音乐是西方形式的。最主要的是它的中国神韵、气息、审美。
记者:现在如果外国的小提琴独奏家想要选一部中国作品,可能首选就是《梁祝》吧?
陈钢:好像唯一的选择就是《梁祝》。去年六月份我到英国去,在伊顿公学听音乐会。英国王子也在那里读书。他们每年都有毕业班音乐会,其中有中国学生,老师问他们演什么,他们选择的是《梁祝》,而没有选择柴科夫斯基、门德尔松,他们认为中国人就应该拉中国作品。音乐会很隆重,去的人很多都是英国贵族,他们很多人听《梁祝》的时候连这个故事都不知道,但是很奇怪,演完以后,全场反应特别热烈,还把我请上去了。一个记者跟我说,下面很多老外都哭了。音乐,它可以越过语言、越过地域、越过民族,达到人的心灵。这里边表现了爱,这是人类最大的命题。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梁祝》产生在狂热的年代,当时我们不知何为主旋律,但是我们表现了人类最大的主旋律。就是人性和美。我听说明年嫦娥一号卫星要把《梁祝》带到月球上去。1997年7月2日,好莱坞碗形剧场举办了一场“为中国喝彩”音乐会,吕思清演奏完《梁祝》,掌声一浪接一浪,相当激动人心。就像一位华侨讲的:“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
记者:谈谈您的《红色小提琴》系列。
陈钢:这个音乐会的作品主要是我“文革”的时候写的,《金色的炉台》、《苗岭的草晨》等等都是我33年前写的了。而现在很多参加小提琴比赛的人还是拉这些作品,这就说明这些作品还是活在人们心里。“文革”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阳光、没有早晨、没有金色的年代,但是我写了阳光,写了早晨,也写了金色。红色小提琴的曲目都是由潘寅林首演的。潘寅林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这次也由他来演奏。而《王昭君》是1986年写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饱经坎坷,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写照。经过那么多苦难之后,《王昭君》表现的爱是一种博大的爱。
记者: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这么多年,我们国家也不缺乏好的作曲家和音乐人才,但是为什么好的作品却这么少?也留不下来?
陈钢:我很高兴现在有这么多人还在拉我的作品,但是同时也很遗憾,为什么没有新的作品出来?这要从两方面看,第一方面这是一个时代的造就,它在现世不可能出现,时代不同了嘛,当时我们那是一个纯情的年代,两个纯情的学生,写了这样一个纯情的作品,现在不纯了嘛。但是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种精神。所以为什么是“红色”呢?我理解的“红色”,代表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激情难忘的岁月。另外一方面,虽然我们处在那个黑色的年代,我们的心里却是红色的,有一种追求,一种希望。我想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有这样的作品。而现在呢,物质多了,精神匮乏了。我的学生对我说,我很郁闷,很孤独。现在很多作曲家都是关起门写,没有接受听众检验,这样作品就留不下来了。
记者:听说您这个写了多部小提琴协奏曲的作曲家不会拉小提琴?
陈钢:我不会拉小提琴,人们都不相信。但是有一点,我与演奏家合作得非常好,我写了他拉,拉了不顺就改。作曲一定要经过二度创作,还有听众的反馈,是第三度创作。现在其实有很多作曲家的作品,就是留不下来,首先是演奏家不愿意去演,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演一两次就完了。我们需要实验,但是音乐最终是要给大家听的。
记者:除了您刚才说的精神的东西,情感的东西,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让大众这么喜欢《梁祝》?它的特点是什么?给人听觉上的印象是什么?
陈钢:音乐是不能说谎的,也不能矫情,做出来的是不行的。音乐是要很真诚的,“从心到心”,才能感动听众。音乐不能说谎,应该一下子把人击倒。
记者:除了纯情、真诚,还有什么主要原因?
陈钢:音乐应该是时代的产物,但是又要超越时代。它不是我们现在狭隘理解的主旋律。应时的东西不一定真正代表时代。最大的主旋律就是写人。写人就是要写人的感情。
记者:那我要问了,你说他们不写人么?
陈钢:他们也写人,写他们自己的感情,但他们的感情和我们的感情不一样。我只能这样说。
记者:写自己的感情就达不到打动心灵的程度?
陈钢:首先自己要很真诚的,你要先激动,然后才能影响别人。20世纪是实验的世纪,很多现代派,他们是从理性出发,从数学的序列的计算出发,而不是情感。
记者:现在也有作曲家写一些很感动人的题材,但是他们不想用民族的旋律表现民族的东西,生怕自己被认为落后,不够现代。可写出来的音乐又的确不好听。
陈钢:有很多人误认为现代派就是流行什么手法用什么手法。实际上旋律是造不出来的,我们是要用音乐的语言交流,而语言的变化是很慢的,有恒定性。所谓的现代派,应该是表现现代人的感情。有些人误读现代派,以为现代派就仅仅是一些新的技术,为了技术而技术就不对了。现在有一些被视为新技术的东西,其实已经被淘汰了。相反,在英国,为什么他们对《梁祝》那么欢迎呢?并不是因为猎奇,他们受到感动了,流泪了。巴托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既是现代的,又是匈牙利民族的,又是个人的。
记者:现代人作音乐,我老觉得他们不是跟随着自己心灵的情感来写东西,我也不懂他们的创作状态是什么,但我总觉得他们想要炫耀什么。然而最后出来的作品反而不被听众所欢迎,而且没有个性。
陈钢:现代很多作品的特点是解说多,而音乐是不需要解说的。音乐如果靠文字,靠哲学,靠数学,靠文学来支撑,那一定是不好的音乐。音乐学院现在什么都有,技术很好,但就是没有音乐没有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小提琴比赛,拼到最后是文化的竞赛。傅雷对傅聪说,第一是人,第二是艺术家,第三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傅聪得的是1955年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当年很不容易,他其实得的是文化奖,他连音乐学院都没读过,他的文化是中西方结合。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作曲家、艺术家最缺少的是什么东西?
陈钢:《乐记》中有一句话:“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情”字,在音乐中一定要有真情。不能是矫情,更不是无情,现在很多音乐就缺乏这个。
记者:现在的一些音乐作品,没有旋律,只有各种各样的音响。我想知道,这些作曲家是不是不太看得起旋律?
陈钢:因为他们写不了。我觉得最难写的是旋律,所以我为什么说我父亲是天才。他那些旋律我是写不出来的,那完全是天籁之音。民歌是几千年留下来的,很简单,你写写看看?它都是高度凝炼的,千锤百炼的。现在有的音乐作得虚张声势,太做作,无法感动人。有的人打花拳,真有内功的人不多,自己发功,把别人击倒的不多。你看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刚作的时候跟我们听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那要经过观众的三度创作,好的作品永远都不会定格,观众每次听都有不同感受,每次都是一次三度创作。
我在美国参加一个现代音乐会,发现音响的调色板大大扩展了,五光十色,但我对他们说很少听到人的声音,这在哲学上就是异化。音乐最终要回到人,回到人性,不能关上门自说自话。我曾在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作了个演讲,我说生物同生命有什么区别,生物都是可以制造的,包括人,人都是可以克隆的。但是灵魂在哪里?我们现在的艺术是表现生命,表现灵魂,表现激情的,我们不能光靠电脑来工作。
记者:除了《梁祝》之外,您最喜欢的自己的作品是什么?
陈钢:我比较喜欢《王昭君》,里边有自己的体验,这也是一部单乐章的作品,比较有深度。《梁祝》清纯,像一幅水墨画;而《王昭君》像油画,技术也更成熟了。
记者:《梁祝》从首演到定稿经历了多长时间?
陈钢:三个月,然后一个音没动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比较少。只有完整的东西,没有完美的东西。对民族的东西要深入了解,不能只听唱片,巴托克采集了几万首匈牙利民歌,化到自己的血液里,对自己的文化不了解,就写不出受欢迎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