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间倡导和解的意义
张三一言
[一]、暴力与非暴力争论回顾
为甚麽我要对和解作出种种质疑呢？因为和解在中国现实政治中没有可操作性，没有可见的现实效果，但是有些人却硬要把它置於现实中操作，要取得即时的现实成效。这样一来和解的命运注定与“告别革命”、“改良”、“非暴力”等同属一命运。这里先给近年来相关非暴力与暴力、和解与对抗、革命与改良争论的粗綫条式回顾。
大争论是由反革命派的“告别革命”肇始，引发革命与反革命、革命与改良争论。理论上相方各不相让，政治理论是要面对政治现实的东西，你在告别革命、鼓吹改良，但是，现实政治是革命意识日益漫延和高涨，革命和暴力事件日益增多规模日益增大；改良始终无踪无影。事实比理论强，形势比人强，反革命不得不沉寂下去。因为中共国经济高速发展、民间自由空间略有增长，於是改良派以中共“有进步”为据，一直坚持改良主张。只是无奈於共产党不领情，不但没有应改良鼓吹派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还朝着改良派期待的反方向疾走，变本加厉实行高压统治并加上对国产民财的疯狂掠夺，使得民间改良鼓吹派後继无力，也消沉了。在这种形势下，反革命派、改良派转换议题，以“非暴力”为号召继续其未竟之业。於是有了近来还在僵持的暴力与非暴力争论。与非暴力相呼应，又比非暴力积极进取的是“和解”论；於是和解与对抗、暴力与非暴力争论并行。由於翁安杨佳等事件，尤其是因杨佳特立独行惊天动地的效果，再次引发有关非暴力与暴力、和解与对抗的争论高潮。争论的深广度好像也是空前的；且已经把中国知识界大体上分成了两群。一群可以以《特赦杨佳公民建议书》的签名者及其它众多著文表示同情支持杨佳的论者；一群还没有共同行动，但是，著文反对杨者为数也不少，证明这一群体的存在。後一群中，除了独立知识人外，还包括众多受雇或义务御用文人、五毛们──可见，反杨佳者在客观效果上是和共产党利益相一致的。至於中国的民众则是绝大部分同情和支持杨佳的，很少见到民间反杨佳声音。一场广泛的非暴力与暴力、和解与对抗的争论；争论正在继续中。
非暴力与和解遇上反革命与改良派相同的命运。非暴力派遇着共产党坚持一贯使用的暴力，而且不断升级、加大力度；另一方面要面对民众因无和平之路可走而被迫以暴力反抗暴力局面，同样民间暴力也在加速增长中。和解遇到的是既无和解传统与意识也绝无和解意愿，目前更无和解诱因或足够压力因而也是无和解需要的共产党；另一方面则遇到欲和解而无门或决意对抗的民众。今天的潮流是，对非暴力与和解应者稀，对革命与对抗和者众。在这一政治形势下，非暴力与和解无可避免地和反革命与改良结局相同的命运。
对於和解可能遇到的命运，我在《对和解的质疑》对和解论作了负面的质疑。种种质疑旨在说明，和解在中国现实政治中没有可操作性，没有可见的现实效果。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得出否定民间和解的存在意义呢？绝非如此。上面我只是从操作和可见实效方面着眼谈。事实还有另一面∶民问提倡和解有意义。
但是，这里有一个明确的界綫。只有和解论倡导者指向使用暴力压制民众的统治者条件下才有正面意义；若把它均等地指向统治者和民众，尤其是单向朝着民众要求和解，只有反面意义。因为民众是暴力的受害者，只是在被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偶尔使用小暴力反抗。在这样条件下，你只要民众和解无疑是要民众在受重伤後再给他们加上一大把盐，而且不准叫痛，更不准反抗。
以下是假设民间和解倡导者只向使用暴力压制民众的统治者要求和解，即要求统治者减少甚至废止使用暴力对付民众条件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二]、民问提倡和解的意义
其一。促进中国社会转型和进步是全民的事，全民由民众中的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全光谱组成的。即是说光谱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因此各力量组成部分不可否认或否定对方。民间和解倡导是促进中国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但不应否定，而且应该维护。
其二。不管对某一派说甚麽正或反的道理，即使得出无懈可击的结论，在没有经过实践得出事实和科学结论之前也不能说正确，更不能说是绝对正确。换一句话说就是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判定促进中国社会进步中的其中某些（个）派别、观点是错的，把他们排除出局。依此理，没有人可以说，“和解派”是必定错的、否定之。我认为必须保证所促进社会进步运动或民运各派各观点都能在运动中发挥作用。这样做的重要意义是∶各派中必然有些（至少会有一个）派别是正确的、可行的。若所有派别都参与了就是胜利派必在其中，因之可预期社会进步、民主有望成功。若有人把某些派别或思想观点排除掉了，没有人能保证这被排除出去的恰好就是成功派别，这样可能等於排除了成功。
其三。具体说到民间倡导和解实际意义。
意义之一是给统治者压力或难堪。给专制统治者一个现实的思想与道义压力。道义表现在，你杀民众，民众不冤冤相报，只是要你不再杀人，你再杀人再不和解就在道德上欠失更多。要求统治者和解并没有像要求民众和解那样对民众造成伤害和增加不公义，统治者在理论上反驳无由。所以，要求统治者和解可能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存在的，且是持继的。任何能给共产党予压力的事，我都表示支持。一般地说道德压力对专制统治者，特别是共产党类掌权的独裁者是不起作用的，尤其是不起即时作用的。但是，对统治集团内的不那麽顽固者（有些人冠以温和派），尤其是其中的非掌权群是可能起作用的。事实上现在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失权者尤其是一些有老本可吃的“元老级”人马已经公开亮出了他们倾向自由民主的观点，并且结成了没有形式的派别。之所以出现这些派别，当然有很多因由造成，但是包含了其中的和解、非暴力、和平渐进等思想在内自由民主派的宣传的一份功劳。若社会上出现革命压力，特别是暴力革命压力时，不那麽顽固派就会对掌权派施以实质的压力。
和解的意义之一是分催促统治者内部分化。尚若革命或暴力形势严重，则会进一步造成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这分裂可能是或多或少受到和解理论影响的如上面所说的温和派，也可能是一些政治投机政客或野心家。不管这些分裂派是甚麽人，他们都必定要向民间找支持力量，这时和解论就派上用场了。就是说革命与暴力形势与和解理论作用成正比。可见，和解倡导者反对民间革命和暴力实质上是一种自残行为。
和解的意义之一是长期而言有可能促使统治者向良性发展。和解的作用比较多发生在统治集团换代上面。戈巴契夫、西班牙王子卡洛斯、现今的不丹王应可作为例证。
和解的最积极意义是为将来追寻找真相实行和解准备思想和人材条件。不管你中国民主进程是经历革命还是和平演变取得的，民主後，清算报复、平反赔偿、追寻真相、妥协和解等等都是申张正义的选项。从一些国家民主化的过程来看，用寻找真相实现和解方法来申张公义是较佳的选项。到那时候，现今看似无的放矢，无所作为的和解理论就有实用价值了，一些和解倡导者及理论家就可以派上用场。
这些（当然还有更多）都是和解论者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是作用。和解论者有必要保持信心，持之以恒。但是，我更期得和解论者不会误入反民间暴力的歧途。
以上各点都是以倡导者指向统治者而不指向民众为前提，若和解倡导者指向民众要求和解，其本身已经丧失了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性质，成了阻碍进步的拌脚石。只有负面作用，没有任何正面价值。
（和解探析之二．原载《议报》）
张三一言
[一]、暴力与非暴力争论回顾
为甚麽我要对和解作出种种质疑呢？因为和解在中国现实政治中没有可操作性，没有可见的现实效果，但是有些人却硬要把它置於现实中操作，要取得即时的现实成效。这样一来和解的命运注定与“告别革命”、“改良”、“非暴力”等同属一命运。这里先给近年来相关非暴力与暴力、和解与对抗、革命与改良争论的粗綫条式回顾。
大争论是由反革命派的“告别革命”肇始，引发革命与反革命、革命与改良争论。理论上相方各不相让，政治理论是要面对政治现实的东西，你在告别革命、鼓吹改良，但是，现实政治是革命意识日益漫延和高涨，革命和暴力事件日益增多规模日益增大；改良始终无踪无影。事实比理论强，形势比人强，反革命不得不沉寂下去。因为中共国经济高速发展、民间自由空间略有增长，於是改良派以中共“有进步”为据，一直坚持改良主张。只是无奈於共产党不领情，不但没有应改良鼓吹派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还朝着改良派期待的反方向疾走，变本加厉实行高压统治并加上对国产民财的疯狂掠夺，使得民间改良鼓吹派後继无力，也消沉了。在这种形势下，反革命派、改良派转换议题，以“非暴力”为号召继续其未竟之业。於是有了近来还在僵持的暴力与非暴力争论。与非暴力相呼应，又比非暴力积极进取的是“和解”论；於是和解与对抗、暴力与非暴力争论并行。由於翁安杨佳等事件，尤其是因杨佳特立独行惊天动地的效果，再次引发有关非暴力与暴力、和解与对抗的争论高潮。争论的深广度好像也是空前的；且已经把中国知识界大体上分成了两群。一群可以以《特赦杨佳公民建议书》的签名者及其它众多著文表示同情支持杨佳的论者；一群还没有共同行动，但是，著文反对杨者为数也不少，证明这一群体的存在。後一群中，除了独立知识人外，还包括众多受雇或义务御用文人、五毛们──可见，反杨佳者在客观效果上是和共产党利益相一致的。至於中国的民众则是绝大部分同情和支持杨佳的，很少见到民间反杨佳声音。一场广泛的非暴力与暴力、和解与对抗的争论；争论正在继续中。
非暴力与和解遇上反革命与改良派相同的命运。非暴力派遇着共产党坚持一贯使用的暴力，而且不断升级、加大力度；另一方面要面对民众因无和平之路可走而被迫以暴力反抗暴力局面，同样民间暴力也在加速增长中。和解遇到的是既无和解传统与意识也绝无和解意愿，目前更无和解诱因或足够压力因而也是无和解需要的共产党；另一方面则遇到欲和解而无门或决意对抗的民众。今天的潮流是，对非暴力与和解应者稀，对革命与对抗和者众。在这一政治形势下，非暴力与和解无可避免地和反革命与改良结局相同的命运。
对於和解可能遇到的命运，我在《对和解的质疑》对和解论作了负面的质疑。种种质疑旨在说明，和解在中国现实政治中没有可操作性，没有可见的现实效果。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得出否定民间和解的存在意义呢？绝非如此。上面我只是从操作和可见实效方面着眼谈。事实还有另一面∶民问提倡和解有意义。
但是，这里有一个明确的界綫。只有和解论倡导者指向使用暴力压制民众的统治者条件下才有正面意义；若把它均等地指向统治者和民众，尤其是单向朝着民众要求和解，只有反面意义。因为民众是暴力的受害者，只是在被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偶尔使用小暴力反抗。在这样条件下，你只要民众和解无疑是要民众在受重伤後再给他们加上一大把盐，而且不准叫痛，更不准反抗。
以下是假设民间和解倡导者只向使用暴力压制民众的统治者要求和解，即要求统治者减少甚至废止使用暴力对付民众条件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二]、民问提倡和解的意义
其一。促进中国社会转型和进步是全民的事，全民由民众中的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全光谱组成的。即是说光谱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因此各力量组成部分不可否认或否定对方。民间和解倡导是促进中国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但不应否定，而且应该维护。
其二。不管对某一派说甚麽正或反的道理，即使得出无懈可击的结论，在没有经过实践得出事实和科学结论之前也不能说正确，更不能说是绝对正确。换一句话说就是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判定促进中国社会进步中的其中某些（个）派别、观点是错的，把他们排除出局。依此理，没有人可以说，“和解派”是必定错的、否定之。我认为必须保证所促进社会进步运动或民运各派各观点都能在运动中发挥作用。这样做的重要意义是∶各派中必然有些（至少会有一个）派别是正确的、可行的。若所有派别都参与了就是胜利派必在其中，因之可预期社会进步、民主有望成功。若有人把某些派别或思想观点排除掉了，没有人能保证这被排除出去的恰好就是成功派别，这样可能等於排除了成功。
其三。具体说到民间倡导和解实际意义。
意义之一是给统治者压力或难堪。给专制统治者一个现实的思想与道义压力。道义表现在，你杀民众，民众不冤冤相报，只是要你不再杀人，你再杀人再不和解就在道德上欠失更多。要求统治者和解并没有像要求民众和解那样对民众造成伤害和增加不公义，统治者在理论上反驳无由。所以，要求统治者和解可能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存在的，且是持继的。任何能给共产党予压力的事，我都表示支持。一般地说道德压力对专制统治者，特别是共产党类掌权的独裁者是不起作用的，尤其是不起即时作用的。但是，对统治集团内的不那麽顽固者（有些人冠以温和派），尤其是其中的非掌权群是可能起作用的。事实上现在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失权者尤其是一些有老本可吃的“元老级”人马已经公开亮出了他们倾向自由民主的观点，并且结成了没有形式的派别。之所以出现这些派别，当然有很多因由造成，但是包含了其中的和解、非暴力、和平渐进等思想在内自由民主派的宣传的一份功劳。若社会上出现革命压力，特别是暴力革命压力时，不那麽顽固派就会对掌权派施以实质的压力。
和解的意义之一是分催促统治者内部分化。尚若革命或暴力形势严重，则会进一步造成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这分裂可能是或多或少受到和解理论影响的如上面所说的温和派，也可能是一些政治投机政客或野心家。不管这些分裂派是甚麽人，他们都必定要向民间找支持力量，这时和解论就派上用场了。就是说革命与暴力形势与和解理论作用成正比。可见，和解倡导者反对民间革命和暴力实质上是一种自残行为。
和解的意义之一是长期而言有可能促使统治者向良性发展。和解的作用比较多发生在统治集团换代上面。戈巴契夫、西班牙王子卡洛斯、现今的不丹王应可作为例证。
和解的最积极意义是为将来追寻找真相实行和解准备思想和人材条件。不管你中国民主进程是经历革命还是和平演变取得的，民主後，清算报复、平反赔偿、追寻真相、妥协和解等等都是申张正义的选项。从一些国家民主化的过程来看，用寻找真相实现和解方法来申张公义是较佳的选项。到那时候，现今看似无的放矢，无所作为的和解理论就有实用价值了，一些和解倡导者及理论家就可以派上用场。
这些（当然还有更多）都是和解论者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是作用。和解论者有必要保持信心，持之以恒。但是，我更期得和解论者不会误入反民间暴力的歧途。
以上各点都是以倡导者指向统治者而不指向民众为前提，若和解倡导者指向民众要求和解，其本身已经丧失了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性质，成了阻碍进步的拌脚石。只有负面作用，没有任何正面价值。
（和解探析之二．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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