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篇∶“思想对决”的效果估测──《精英贵族与草根“思想对决”》之五
张三一言
文章摘要∶我估计，经这次想对决大争论後，不管反草根一派自我感觉如何良好，或者宣称自己胜利了等等，我估计有一点他们是会感觉到的∶这次思想对决大争论大量地损耗了他们的道义资源；其政治道德形象负面化。因为他们无法承担再消耗道义资源的压力，因此，他们可能会降低其不合作高调，收敛其盛气，以灭少其道义资源流失。在可以合作的地方会合作，或许还会提出某些合作的要求，以增进其被大量损耗的道义资源。──我希望我的估计离事实不远；我期待我的估计会成为事实。
[一]、关於争论赢输的估计
在这次独立评论对决性大争论陷入纠缠状态时，有人像以往争论一样提出要求即是判定输赢。其中有要求投票决定的，有要求双方推出都能接受的人当裁判的，有要求建立法庭的┅总之是要给观点争论要作出即时胜负。他们大概认为观点像苹果那样可以辨出数量、重量、颜色的。这些人好像不懂得观点是何物！
思想、意识、观点的胜负可用硬力量征服而马上得出阶段性胜负；一般地说，观点的胜负不表现在一次争论的过程和结果上；观点的胜负只能在大部分持某一观点者自然死亡，後继无人，同时对方则信者越来越众。经过几代人後才会出现。这时，若有一方信者增加到成为主流，这个观点可以算是此时胜利了。
除了要求对观点判定对错胜负外，还有一种更滑稽的是要对方为错误观点道歉。对观点不同，即使有办法证明、或绝大多数人认为对方观点错了，也不应要求家道歉。但是，作出错误的行为、使用虚假的“事实”、造谣则必须道歉。
[二]、争论的可见效果
当然辩论时各方采用作证据的事实，很多是可以即时分出真假的；事实的真与假对当时辩论之势起著重要作用。但是，与这些成势或不成势的观点与所举事实并不一定有必然因果关系；也不能由此得出谁一定能经得起时间考验。
辩论的实效有时短期内还是有可能显示出来的。这次争论後，各方绝不会承认失败，因为承认错误，是自毁根基；相反，都会认为自己更有理，支持者反对者人数都可能增加。这方面可说是打成平手。经大争论後，增进了双方各自的团结；也更加界綫分明，鸿沟加深，合作与沟通更加果难。这是已见的不良效果。
这次大辩论後若不再发生类似打高的落井下石的事件、对落井下石事件不愿或回避或耻於再提、今後出现“事实上的合作”、大谈大局为重，忘记过去面向未来┅等等，若果刘荻、张鹤慈，以及自由论坛那几个打高版主近期能闭嘴忍手不再对高、郭、陈等人落井下石、不谈刘删高郭名事件，自由中国论坛不再挑起其它新打压事端。可算是草根初步取得了成效。还有若草根者能藉此凝聚力量等等，也是草根（或者说被拥有资源者打压的弱者）取得了实效。或正好相反，证明草根（或者说被拥有资源者打压的弱者）反效果。这不是即时，但都是可见的短期成效。这是真正表现实效的地方。
但是，这次争论谁有理、谁更靠近真理、谁拥有道义软力量？不会由人们口头说输赢显现的，只有时间能证明一点，经一段时间後显露效果。这效果表现在，现时各自提出的观点，是否长期被人们提出来作为判定是非的依据，还有渐渐地没有人再愿意提出某一观点。其次，认同某一观点的人渐渐多起来还是渐渐少了。应注意的是，大争论可以因利益与思想加强了团结，但是，若果有一方在争论中严重被对方消解了道德基础、被论证理论不具合理性、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则对其长期团结不利。经多次搏击後凝聚力会瓦解其聚力。我相信这次对决性大争论，精英贵族方面的凝聚力会被消弱。我认为精英贵族正是这一方──让时时证明吧。
为甚麽有这一自信呢？从某一角度看，人类的政治（权力）史就是由精英绝对优势逐渐地过度到精英平民权利平等。发展到今天民主制度，政治权力精英鲜有敢於公开主张反草根的，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今天打压草根只是中国精英贵族作最後争扎而已，它必定随著专制制度消亡而渐趋式微。即使现在，这些反草根的精英贵族也受到了极大的政治道义和人性道德的压力，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表现出一副可怜相，否认自己落井下石了；也无需说甚麽别人“玩正义”、“玩正确”、“玩┅”了。
[三]、争论导致不合作
其一、先谈一下我对合作的认识。
按照自由主义精神，合作必须以个人权利为中心是自由主义价值的核心；合作必须以独立个人为基础。按照这一精神，最理想的境界是不受（特别是不屈服）於外界力量，完全以我为中心，或者说完全由我操控的合作。但是，人类社会极少这样的理想境界。人类社会也不存在不与任何人合作的个人，人既不能不与别人合作而生存，也极难找到绝对照顾、不迁就别人意愿不受别人影响的唯个人中心的合作。
最理想的合作是既能互利，又能相互信任，且有足够的诚意。但是，合作的必要条件有三∶一是需要（利益需要而合作是最关键的条件），二是守约（规作、法），三是愿意（注意，不是自愿）。信任和诚意（义意）只是合作的有利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常识告诉我们，一般地说，合作先决条件是为了利益需要。但是，要注意的是，在需要和“道相同相为谋”的前提下合作“信任”是必不可少的。这时的合作的基础是信任，当信任消失，合作就没有基础，就无需强求合作。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中国人传统之一，中国人如此言说行动，是正常事，是有道理的。我也认为A不与B合作是A的个人选择权利，别人无权干涉；我还会更进一步支持和维护任何人的这种权利。或者还可以更进一步说明，只要你认定与某人道不同就可以不与他合作（例如不与帝富反坏右修正主义走资派合作，也可以拒绝任何维权民运者合作┅）同理，若你认定道相同，就可以有权选择与共产党合作、有权选择与魔鬼交易┅这都是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可惜的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自由选择。商业上、政治上大量存在信任、诚意不足（甚至没有）的合作。左派与右派组成竞选联盟、组织联合政府、强行收购、兵临城下的“合作”等等，除了利益，有多少信任、诚意？这时，强者胜利者是最自由最独立最写意的，弱者败者则无可选择要接受人被人操控的命运∶弱者败者你能、你敢不愿意合作？（可见，“愿意”并不都是“自愿”的）这里，指出了一个道理（或事实）∶人有权利选择合作或不合作对象，但是没有能力“选择不合作”。当然，如果你愿意和有能力付出“不生存”代价，就可以“选择不合作”。可见，归根究底不合作是权利，合作是需要。
其二、“不合作”是久己有之尤今为烈的事。
道相同而“不合作”并不是这次对决性大争论产生的，而是久己有之尤今为烈的事；但是，这次思想对决加深了既存的不合作。这是一个即见的不良效果。不过也可以从另一角度理解∶反草根的精英贵族根本就是道不同者，从来就没有合作过，何来损害合作？（这是根据对方某些人自白作出的判定）
不合作最明显表现在有一批人表明绝对排，有在就无他们；这次争论中显例是刘晓波声明不能与郭国汀、袁红兵合作，後简接显示不与高寒合作；胡平也声明不能再与高寒合作；其他不与这个合作不和那个合作等很多。就争论双方观察，主要是精英一方提出不合作主张；草根一方作此表态的不多。这是不是有一种自视高人一等、“财大气粗”盛气 人之嫌？暂且存疑。
其三、合作的“应该不应该”和“可以不可以”。
以上说的是“可以不可以”不合作的权利问题；但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应该不应该合作。说到应该不应该，先得有一个应该不应该的共识、标准；比如说，现在双方在应不应合作上的共识是认同中国要实现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以有利或有害於这一共识为取舍标准。若不同意这个共识和标准，就没有讨论的共同语言，无需讨论下去；就没有合作的基础和必要。若同意的话，当出现一件必须通力合力才能促进中国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事，而这事由你原本决定不合作者带头搞起来了，你若杯葛则有害民主事业，你若另起炉灶，则大大削弱民主力量；请问你合作还是不合作？这就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不过，“应该不应该”这个道义原则是服从於“可以不可以”这个权利原则的。就是说，即使是“不应该”，但仍然“可以”；更明确地说，就是即使不应该，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会伤害民主，永葆一党专政万古长青，人们还是“有权利”“可以”这麽做。──但是，我还是期待人们在“应该”的共识下合作。
有人说，我这是一相情愿的要求合作；就让人们这麽说吧。我的态度是∶不对任何人乞求合作，但是一有机会就迫逼他们合作。例如，这次由丁子霖刘晓波领衔致胡锦涛呼吁信的签名，我就大力拉刘晓波声胡平等人声言不合作者签名。迫使刘晓波胡平等人无法不合作。刘晓波胡平等人无法不合作，是因为他们不敢公然违背自由民主行事规则，不敢与自由民主的公德公然对抗。我认为这种“强迫合作”虽则让一些人不愉快，但是，它是良性互动，值得提倡。
其实，这个不与某人某派合作，实质上与我们平时常说的∶以人划綫、以派划綫的指陈是同一回事。以人划綫、以派划綫应该不应该？你可以说应该，也可以说不应该──因为这是由观点确定的。以人划綫、以派划綫可以不可以？你不能说不可以──因为这是权利，权利是不可以侵犯的。但是，请勿忘了，权利除了可以不以外，仍然还有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是不是只讲权利不讲道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明白了为甚麽就是有那麽一种人，那麽怕正义、道德和正确了；为甚麽不断指责别人“玩正义”、“玩正确”、“玩道德”了。
其四、在政治活动中不合作有时可能损耗道义资源。
声言不合作者当然有很多原因，也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提出来说一下。这个理由是∶有没有你合作我一样可以做得到，而且不和你合作还可以比和你合作做得更好。持这样思想的，大体上是现在拥有比他声言不合作者更多的资源和实力者；他们期待能够把资源和实力扩展到不与任何人合作都能独行其事。有这样思想和实力者，不管他有多麽伟大和坚贞的自由民主意志、信念，其结果走向新专制的可能性大於一切。
我估计，经这次想对决大争论後，不管反草根一派自我感觉如何良好，或者宣称自己胜利了等等，我估计有一点他们是会感觉到的∶这次思想对决大争论大量地损耗了他们的道义资源；其政治道德形象负面化。因为他们无法承担再消耗道义资源的压力，因此，他们可能会降低其不合作高调，收敛其盛气，以灭少其道义资源流失。在可以合作的地方会合作，或许还会提出某些合作的要求，以增进其被大量损耗的道义资源。──我希望我的估计离事实不远；我期待我的估计会成为事实。
【《第五篇∶“思想对决”的效果估测》──《精英贵族与草根“思想对决”》之五】
（自由圣火首发）
（全文完）
张三一言
文章摘要∶我估计，经这次想对决大争论後，不管反草根一派自我感觉如何良好，或者宣称自己胜利了等等，我估计有一点他们是会感觉到的∶这次思想对决大争论大量地损耗了他们的道义资源；其政治道德形象负面化。因为他们无法承担再消耗道义资源的压力，因此，他们可能会降低其不合作高调，收敛其盛气，以灭少其道义资源流失。在可以合作的地方会合作，或许还会提出某些合作的要求，以增进其被大量损耗的道义资源。──我希望我的估计离事实不远；我期待我的估计会成为事实。
[一]、关於争论赢输的估计
在这次独立评论对决性大争论陷入纠缠状态时，有人像以往争论一样提出要求即是判定输赢。其中有要求投票决定的，有要求双方推出都能接受的人当裁判的，有要求建立法庭的┅总之是要给观点争论要作出即时胜负。他们大概认为观点像苹果那样可以辨出数量、重量、颜色的。这些人好像不懂得观点是何物！
思想、意识、观点的胜负可用硬力量征服而马上得出阶段性胜负；一般地说，观点的胜负不表现在一次争论的过程和结果上；观点的胜负只能在大部分持某一观点者自然死亡，後继无人，同时对方则信者越来越众。经过几代人後才会出现。这时，若有一方信者增加到成为主流，这个观点可以算是此时胜利了。
除了要求对观点判定对错胜负外，还有一种更滑稽的是要对方为错误观点道歉。对观点不同，即使有办法证明、或绝大多数人认为对方观点错了，也不应要求家道歉。但是，作出错误的行为、使用虚假的“事实”、造谣则必须道歉。
[二]、争论的可见效果
当然辩论时各方采用作证据的事实，很多是可以即时分出真假的；事实的真与假对当时辩论之势起著重要作用。但是，与这些成势或不成势的观点与所举事实并不一定有必然因果关系；也不能由此得出谁一定能经得起时间考验。
辩论的实效有时短期内还是有可能显示出来的。这次争论後，各方绝不会承认失败，因为承认错误，是自毁根基；相反，都会认为自己更有理，支持者反对者人数都可能增加。这方面可说是打成平手。经大争论後，增进了双方各自的团结；也更加界綫分明，鸿沟加深，合作与沟通更加果难。这是已见的不良效果。
这次大辩论後若不再发生类似打高的落井下石的事件、对落井下石事件不愿或回避或耻於再提、今後出现“事实上的合作”、大谈大局为重，忘记过去面向未来┅等等，若果刘荻、张鹤慈，以及自由论坛那几个打高版主近期能闭嘴忍手不再对高、郭、陈等人落井下石、不谈刘删高郭名事件，自由中国论坛不再挑起其它新打压事端。可算是草根初步取得了成效。还有若草根者能藉此凝聚力量等等，也是草根（或者说被拥有资源者打压的弱者）取得了实效。或正好相反，证明草根（或者说被拥有资源者打压的弱者）反效果。这不是即时，但都是可见的短期成效。这是真正表现实效的地方。
但是，这次争论谁有理、谁更靠近真理、谁拥有道义软力量？不会由人们口头说输赢显现的，只有时间能证明一点，经一段时间後显露效果。这效果表现在，现时各自提出的观点，是否长期被人们提出来作为判定是非的依据，还有渐渐地没有人再愿意提出某一观点。其次，认同某一观点的人渐渐多起来还是渐渐少了。应注意的是，大争论可以因利益与思想加强了团结，但是，若果有一方在争论中严重被对方消解了道德基础、被论证理论不具合理性、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则对其长期团结不利。经多次搏击後凝聚力会瓦解其聚力。我相信这次对决性大争论，精英贵族方面的凝聚力会被消弱。我认为精英贵族正是这一方──让时时证明吧。
为甚麽有这一自信呢？从某一角度看，人类的政治（权力）史就是由精英绝对优势逐渐地过度到精英平民权利平等。发展到今天民主制度，政治权力精英鲜有敢於公开主张反草根的，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今天打压草根只是中国精英贵族作最後争扎而已，它必定随著专制制度消亡而渐趋式微。即使现在，这些反草根的精英贵族也受到了极大的政治道义和人性道德的压力，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表现出一副可怜相，否认自己落井下石了；也无需说甚麽别人“玩正义”、“玩正确”、“玩┅”了。
[三]、争论导致不合作
其一、先谈一下我对合作的认识。
按照自由主义精神，合作必须以个人权利为中心是自由主义价值的核心；合作必须以独立个人为基础。按照这一精神，最理想的境界是不受（特别是不屈服）於外界力量，完全以我为中心，或者说完全由我操控的合作。但是，人类社会极少这样的理想境界。人类社会也不存在不与任何人合作的个人，人既不能不与别人合作而生存，也极难找到绝对照顾、不迁就别人意愿不受别人影响的唯个人中心的合作。
最理想的合作是既能互利，又能相互信任，且有足够的诚意。但是，合作的必要条件有三∶一是需要（利益需要而合作是最关键的条件），二是守约（规作、法），三是愿意（注意，不是自愿）。信任和诚意（义意）只是合作的有利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常识告诉我们，一般地说，合作先决条件是为了利益需要。但是，要注意的是，在需要和“道相同相为谋”的前提下合作“信任”是必不可少的。这时的合作的基础是信任，当信任消失，合作就没有基础，就无需强求合作。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中国人传统之一，中国人如此言说行动，是正常事，是有道理的。我也认为A不与B合作是A的个人选择权利，别人无权干涉；我还会更进一步支持和维护任何人的这种权利。或者还可以更进一步说明，只要你认定与某人道不同就可以不与他合作（例如不与帝富反坏右修正主义走资派合作，也可以拒绝任何维权民运者合作┅）同理，若你认定道相同，就可以有权选择与共产党合作、有权选择与魔鬼交易┅这都是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可惜的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自由选择。商业上、政治上大量存在信任、诚意不足（甚至没有）的合作。左派与右派组成竞选联盟、组织联合政府、强行收购、兵临城下的“合作”等等，除了利益，有多少信任、诚意？这时，强者胜利者是最自由最独立最写意的，弱者败者则无可选择要接受人被人操控的命运∶弱者败者你能、你敢不愿意合作？（可见，“愿意”并不都是“自愿”的）这里，指出了一个道理（或事实）∶人有权利选择合作或不合作对象，但是没有能力“选择不合作”。当然，如果你愿意和有能力付出“不生存”代价，就可以“选择不合作”。可见，归根究底不合作是权利，合作是需要。
其二、“不合作”是久己有之尤今为烈的事。
道相同而“不合作”并不是这次对决性大争论产生的，而是久己有之尤今为烈的事；但是，这次思想对决加深了既存的不合作。这是一个即见的不良效果。不过也可以从另一角度理解∶反草根的精英贵族根本就是道不同者，从来就没有合作过，何来损害合作？（这是根据对方某些人自白作出的判定）
不合作最明显表现在有一批人表明绝对排，有在就无他们；这次争论中显例是刘晓波声明不能与郭国汀、袁红兵合作，後简接显示不与高寒合作；胡平也声明不能再与高寒合作；其他不与这个合作不和那个合作等很多。就争论双方观察，主要是精英一方提出不合作主张；草根一方作此表态的不多。这是不是有一种自视高人一等、“财大气粗”盛气 人之嫌？暂且存疑。
其三、合作的“应该不应该”和“可以不可以”。
以上说的是“可以不可以”不合作的权利问题；但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应该不应该合作。说到应该不应该，先得有一个应该不应该的共识、标准；比如说，现在双方在应不应合作上的共识是认同中国要实现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以有利或有害於这一共识为取舍标准。若不同意这个共识和标准，就没有讨论的共同语言，无需讨论下去；就没有合作的基础和必要。若同意的话，当出现一件必须通力合力才能促进中国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事，而这事由你原本决定不合作者带头搞起来了，你若杯葛则有害民主事业，你若另起炉灶，则大大削弱民主力量；请问你合作还是不合作？这就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不过，“应该不应该”这个道义原则是服从於“可以不可以”这个权利原则的。就是说，即使是“不应该”，但仍然“可以”；更明确地说，就是即使不应该，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会伤害民主，永葆一党专政万古长青，人们还是“有权利”“可以”这麽做。──但是，我还是期待人们在“应该”的共识下合作。
有人说，我这是一相情愿的要求合作；就让人们这麽说吧。我的态度是∶不对任何人乞求合作，但是一有机会就迫逼他们合作。例如，这次由丁子霖刘晓波领衔致胡锦涛呼吁信的签名，我就大力拉刘晓波声胡平等人声言不合作者签名。迫使刘晓波胡平等人无法不合作。刘晓波胡平等人无法不合作，是因为他们不敢公然违背自由民主行事规则，不敢与自由民主的公德公然对抗。我认为这种“强迫合作”虽则让一些人不愉快，但是，它是良性互动，值得提倡。
其实，这个不与某人某派合作，实质上与我们平时常说的∶以人划綫、以派划綫的指陈是同一回事。以人划綫、以派划綫应该不应该？你可以说应该，也可以说不应该──因为这是由观点确定的。以人划綫、以派划綫可以不可以？你不能说不可以──因为这是权利，权利是不可以侵犯的。但是，请勿忘了，权利除了可以不以外，仍然还有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是不是只讲权利不讲道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明白了为甚麽就是有那麽一种人，那麽怕正义、道德和正确了；为甚麽不断指责别人“玩正义”、“玩正确”、“玩道德”了。
其四、在政治活动中不合作有时可能损耗道义资源。
声言不合作者当然有很多原因，也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提出来说一下。这个理由是∶有没有你合作我一样可以做得到，而且不和你合作还可以比和你合作做得更好。持这样思想的，大体上是现在拥有比他声言不合作者更多的资源和实力者；他们期待能够把资源和实力扩展到不与任何人合作都能独行其事。有这样思想和实力者，不管他有多麽伟大和坚贞的自由民主意志、信念，其结果走向新专制的可能性大於一切。
我估计，经这次想对决大争论後，不管反草根一派自我感觉如何良好，或者宣称自己胜利了等等，我估计有一点他们是会感觉到的∶这次思想对决大争论大量地损耗了他们的道义资源；其政治道德形象负面化。因为他们无法承担再消耗道义资源的压力，因此，他们可能会降低其不合作高调，收敛其盛气，以灭少其道义资源流失。在可以合作的地方会合作，或许还会提出某些合作的要求，以增进其被大量损耗的道义资源。──我希望我的估计离事实不远；我期待我的估计会成为事实。
【《第五篇∶“思想对决”的效果估测》──《精英贵族与草根“思想对决”》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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