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通涨率已在3%以上了，达3.5%。这个指数实际上还是名义的，如果去问老百姓的感受，怕是远不只3.5%。当然，在美国，民众也有同样的抱怨。通涨高了，两个办法，一是认真的对待通涨，采取措施按目标控制通涨。第二个，打哪指哪，通涨率高了就提高控制目标。见到一个最离谱的所谓著名学者的提法，说中国百姓能承受的最大通涨率是5%。不知道是通过怎样的测算?有什么样的数据支持?
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最近指出(见附1)，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现在加息，不仅难以控制通胀，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主要还是依靠信贷和政府投资的拉动。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依然不足的情况下，控制通胀不应优先于经济增长。
中国社科院近日也建议，政府对价格控制的目标不宜定得太低，可考虑上调至4%左右。 社科院认为，这样一方面能为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创造宽松环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消化过剩流动性，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改善收入分配关系。
看来发改委和社科院的立场，都是要让控制通涨给发展，给GDP让路。
需要说明的是，美联储二十多年前在做决策的时候，是考虑两方面的，就业和控制通涨。但到了格林斯潘前面那任的美联储主席(记忆里是)认定同时兼顾二者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美联储的指导方针一直是以控制通涨3%为其核心目标。
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就是在有限的资源的前提下，面对无限的社会需要，排出主次，平衡各方利益，以争取服务社会发展需要的最优方案。所以在考虑政策，确认主次关系的时候，要首先明白何种措施是造福哪方，同时会牺牲哪方的利益。
保GDP增长，主要的收益方，从理论上，是年轻人，是在工作年龄的群体。生产的增长带来收入的增长。只要这个增长率高于通涨率，那么收入的增长就是正的。
而控通涨，主要是保护退休的老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太快。因为从领取退休金那天起，退休收入基本上就是固定的了，虽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仍然保证退休金和通涨保持一定的联系，但几乎肯定的是，即便那样，退休老人的收入不可能跑赢通涨。
如果真正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尊老的民族，是一个以孝为先的民族，会选择保GDP增长优先于保护退休老人的利益吗?当然，中国的国情是，所有好听的都是写在书里的，真正执行的都是潜规则。做的和书上写的大相径庭本没什么大惊小怪。但毕竟是在老人和年轻人利益的选择上放弃了老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还是理解不了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再多想想，用容忍通涨去保增长，保GDP，结果会是什么呢?恰好读到另一篇文章，是某位人兄到日本后写的对日本的印象。(见附2)基本上讲就是，日本人的名义收入高，但国内市场上什么都贵。所以实际的生活水平并不象工资水平表面上听着那么高。这点本人也有同感。
大约十年前去过东京小玩了几天。总体的印象，就是一个贵字。蔬菜贵，食品贵。印象最深的是豆角，论盒卖的，一盒十根，漂漂亮亮的包着，脆绿的，长短粗细都一样。可要炒一盘菜起码得五盒吧?价格是美国的几倍，十几倍不止，更别说跟国内的农贸市场的菜价比了。想吃牛排，一客要一百多美金。吃麦当劳，一份巨无霸要七，八个美金。面条倒看着跟美国差不多，可一碗就跟放茶杯里是的，一口就空了。上街看看衣服，路边摊上，还不是正宗店里的，一件薄的羽绒服没$250下不来。
反观今天国内的价格，可能跟日本比还有些优势，但这近十年价格是怎么涨的?去年回国，有朋友称赞我的牛仔裤好，说至少是一千五以上一条的。我说错了，也就两百多一条，不过是十年前买的了。
现在大家回国，还有人往回扛衣服，或除了点心还有什么能往回捎点的吗?本人是找不到了。
我相信，中国的今天，就大体上跟日本二十年前差不多了，钱听着是多了，可东西也贵多了。如果继续选择牺牲通涨也要保GDP发展，那么二十年后，几乎可以肯定的，连今天的日本也赶不上。
眼看着中国正快马加鞭的进入老年社会，继续选择以牺牲老人的生活水平给年轻人让路的公共政策，这一代人，情何以堪?我们年迈的父母，十年后还有活路吗?
附1：发改委专家：中国民众必须学会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导读]中国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指出，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现在加息，不仅难以控制通胀，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中国社科院近日建议，政府对价格控制的目标不宜定得太低。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和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通胀压力。资料图片
中国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13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现在加息，不仅难以控制通胀，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社科院近日建议，政府对价格控制的目标不宜定得太低，可考虑上调至4%左右。
社科院认为，这样一方面能为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创造宽松环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消化过剩流动性，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改善收入分配关系。
中国政府此前将2010年全年CPI的控制目标定为3%左右。王建认为，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主要还是依靠信贷和政府投资的拉动。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依然不足的情况下，控制通胀不应优先于经济增长。
王建指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和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通胀压力。二者共同从成本端推高价格。在这种局面下，加息不仅难以遏制通胀，还会让面临成本上升压力的企业雪上加霜。
不过，自今年2月中国进入负利率状态以来，加息的声音从未停息。
如果粗略地把一年期存款利率与月度CPI同比涨幅之差作为实际利率的衡量，中国目前已经连续7个月出现负利率。而市场预测，9月份的CPI可能居高不下。
王建指出，世界经济很可能会在2011年继续探底。美联储在美国经济还保持复苏时，就开始考虑量化宽松，正是基于这方面担忧。因此，中国当前也应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同时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王建表示，虽然翘尾因素正在消失，但粮食价格等新涨价因素或让内地CPI在11月份触及5%。不过全年来看，CPI应能控制在3.5%左右。(中新社记者 周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指出，“十二五”会更加在“好”字上下功夫，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回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不需要较快增长，也不意味着没有较快增长的空间和条件。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空间就在城镇化的推动。”张立群分析说，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大大滞后于工业化进程，非农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已经超过60%，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46.6%。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使农民变成市民，将释放出巨大的内需空间。
据发展改革委预计和测算，“十二五”期间，中国每年将新增1000多万城镇人口。若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每年可带动消费需求增加1000亿元以上。近年来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可以带动至少1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十二五”期间可以带动数以万亿元计的固定资产投资。
长期以来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巨大活力的改革任务仍未完成，进入攻坚阶段的改革将继续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虽然改革攻坚难度很大，但是必须下决心向前推进。
“收入分配领域和垄断行业的改革，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都能为‘十二五’经济发展释放更大的空间，创造更好的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指出，要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通过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激发民间投资;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为企业发展和居民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此外，“十一五”期间制定并开始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人才发展、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为“十二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夯实科技和人力资源支撑。 专家们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有各方面的基础性保障，中国经济的增速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必须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新的动力，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经济必须抢占新的“制高点”。
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初，中国就作出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今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明确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作为加快推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刘树成认为，在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为主线的背景下，“十二五”期间中国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至10%，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可把握在9%。
附2：看到日本人民的悲惨生活 一阵忧伤涌上了哥的心头
最近一段时间，我被单位派到日本去开会，想象中的日本是十分的强大，因为他们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几十倍，我在想日本人的生活肯定比我们过的好的多吧。但是来到日本我傻了眼，我觉得光丛城市建设来看，日本的东京连深圳都比不上。日本除了东京大阪，几乎再没有拿的出手的城市!日本的农村还不如苏南!
前几年，有一些上海女孩嫁到日本，没几个月就跑回来了。日本大部分人住房又小又挤，英国80%的人住别墅排屋，日本50年也赶不上;物价都贵(日本和英国都市是高物价国家，基本相当)，按国家算应该是日本富过英国，但如果是按国民算就不同了!大多数的日本人都活得很累，工作强度大，收入高，消费也高，欧洲人收入高福利好(特别是北欧和西欧)，英国人比日本人幸福得多。
札幌出租车两公里560日元(40多元人民币)起步价，打车到酒店花了近 100元人民币，第一次感受到物价如此之高。东京地区的农副产品，除少数物品，一般相当于北京的三五倍至十几倍。日本服装、交通费、房价等，也大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房租奇高，相当于北京的几十倍至上百倍。电器，与北京的价格差不多。至于汽车、国际电话，都比北京便宜不少。
从日本看到，虽然表面上日本的人均收入比中国高很多，但实际上日本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只相当于中国中部地区。南昌，武汉，长沙月薪3000-4000的生活水平。晚上住在北京预定的舒心酒店，560人民币含早餐。
从日本归来，感觉还是呆在中国舒服，我感觉人民币确实严重被低估。我觉得我在深圳，北京打工远比在日本拿月薪2，3万的人舒服。
在日本预定的酒店时候说是大床间，没想到房间如此袖珍，床也只有1.2米宽，床挨着30公分的桌子，除了进门的过道外再也没有空地放东西。厕所也是小得没法想像，里面只能站一个人，浴缸只有60公分长，坐在上马桶上弯腰脑袋便会碰到墙壁。
在北京买一个5公斤的西瓜，是6元钱，在土浦超市同样大小的西瓜，要900日元，约合人民币67.5元，相当于北京西瓜价的11倍多。日本超市卖瓜果大都论个儿，不标分量，比如一个青森产苹果178日元，4个岩手产苹果498日元，一个猕猴桃98日元等等。西红柿很贵，一个并不很大的西红柿，有时标价100 日元，3个中等大小的248日元，约当北京的15倍吧。一个圆白菜138日元，250克柿子椒100日元。
在市场上常看到中国货，但价格都低于日本产品。3头中国大蒜标价100日元，两头同样大小的日本大蒜却158日元。一袋中国姜和一袋日本姜都是100日元，可是日本姜只相当中国的三分之二。偶尔也有例外，茨城本地产大栗子500克380日元，而分量相当、个儿又小的“天津甘栗”498日元，这是因为“天津甘栗”是传统名牌产品，早就创出了牌子。
我去了日本一次，再也不想去第二次，感觉那个国家资源匮乏，人民的生活比想象的要差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