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1965年，爷爷决定放弃多少人想要都要不到的大城市户口，举家迁到北方我父母那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他和我父亲，他唯一的儿子，并不亲近。他们在一起时连话都没有几句。也许是这个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几十年来给爷爷留下了太多的伤感吧。几十年后奶奶一个人时常常自己哀怨没有故乡的户口，连叶落归根都不可能。
记得临走那天的气氛很沉闷。天已经黑下来了。有人送了一种当地特产的糕点，干巴巴的，说是以后怕是吃不到了。
火车经过南京，要用轮渡过长江。爷爷说火车头要把车厢一节节地顶到船上，到对岸再把车厢一节节地顶下船。反复几次。我很好奇，趴在车窗上看。可是由于天黑，什么也没看到。可是想象到火车头既可在前，又可在后，觉得很有意思。但现在猜想当时爷爷奶奶的心情，显然和我一个四岁孩子的心情截然不同。
到了后半夜，硬座车厢里人已经是东倒西歪。爷爷奶奶干脆让我睡在他们的车座下面。长短倒合适。只是地板很硬。但怎么也比大人舒服些了。

一路上后来发生的事现在我已毫无印象。

当时我父母住在长春市二道河子区的一幢平房里。对这里我唯一的记忆就是我爸爸抱着我，一边朝门外走，一边唱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也不记得他是在教我唱歌还是在逗我。我只记得我并不懂“工农兵”是什么意思。但“兵”这个字却听起来很特别。这个感觉四十几年后还有。

很快我们就搬家了。新家在一幢四层的公寓楼里，“独门独户”，有同样大小、串在一起的两间屋，还有浴室、厨房、厕所。冷、热水，煤气，暖气，一应俱全。这在当时条件大概算是不错了。这幢楼和周围其它苏联人帮助建的公寓楼不一样。它的墙是用“大米沙”装饰的，顶是平的。而那些完全由苏联人设计建造的公寓楼都是红砖墙、斜顶，楼檐下还有红漆雕梁，-- 就是曾被老毛戏称为“穿西装、戴瓜皮帽”的那种楼。这些楼据说从天上看组成的是俄文字。究竟是什么字，就不得而知了。

离我家不远还有一块没盖楼的钢筋混凝土地基。这荒芜的地基，和我家住的那“与众不同”的公寓楼，大概可以算作中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政治、经济变化的缩影吧。

公寓楼附近的路很多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附近没什么商店，买东西不是很方便。陌生冷清的地方，不同的方言，大概让我爷爷很孤单吧。我还记得他一个人坐在公园石凳上的样子：一身熨得笔挺的中山装，两手放在直立在地上的拐杖上，愣在那里。当时他每天除了看看他订的人民日报，实在是无事可做。而看报也对他来说是很费劲的事情。也许是因为白内障吧，他看报时眼睛已经快贴到报纸上了。从一目十行到只能一字一顿地读报，他的心情大概有感慨，甚至说不清的痛苦。

由于不习惯加了许多粗粮的食谱，我经常肚子疼，以致被怀疑是阑尾炎，住进了医院。可进了医院后我又没事儿了，在病房里东游西串。时不时还给别人念念报纸。人家夸我五岁孩子就什么都能读，我又很高兴。家里一看我没事儿了，就把我接了回去。这一刀我算是躲过了。

在家里我几乎从不出门。由于我有不少小人书和玩具，一开始邻居的孩子常来我家玩。当我想收摊儿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要把玩具收起来。而我说的“收起来”在他们听来就是“扛起来”。于是乎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心想这家伙难道是要把玩具箱子扛在肩上不成？

随着我的小人书一本本被人“借”走，玩具渐渐变得破烂不堪，我的小客人也越来越少了。有一天爸爸妈妈带我去“二商店”买收音机。大概是想起了那双天蓝色的袜子，我让他们挑了台天蓝色的“小飞乐”。从此我天天听“小喇叭”节目。有一次我妈带我出门。走着走着我想起“小喇叭”节目快开始了，就撇下我妈拼命朝家里跑。

除了听收音机，日子实在是有些单调。有一次外面有人来卖蛤蟆。邻居的孩子都在买了玩。我也让我爷爷给我买了一个。可我却不敢摸那湿乎乎的蛤蟆。经过爷爷再三鼓励，我终于把蛤蟆拿在了手里。玩了一阵儿蛤蟆就跑了。晚上它在一个箱子后面“呱、呱”的叫时才把它找到。

1968年秋，我上学了。学校的楼很漂亮。大理石的走廊镶着精致的玻璃边。教室里是红漆地板。墨绿的毛玻璃黑板隐隐地显露着暗红的格子。第一天我除了兜儿里装了几块钱的学杂费，肩上还背了个新书包，里面自然是装满了新文具。其中一个小小的、爷爷给我买的再普通不过的褐色卷笔刀，后来却给我带来了点儿麻烦。

有一天，我的一个同学到我家和我一起做作业。当他看到我的那个褐色卷笔刀时，硬说那是他的。结果我们两人就打了起来。我爷爷马上过来拉住我。那个同学就一溜烟地跑了。我连哭带闹地推了我爷爷。他一下子撞在一个立柜上，把脚腕子撞破了。他并没有责怪我。他问清事情的缘由之后就去找了我的那个同学。当时那个同学的家已从楼上四楼搬到了后面很远的一幢新楼。我爷爷就顶着寒风走到那个同学的家。当时那个同学正一手拿了一个褐色卷笔刀在发愣。
 
1968年寒冬，我爷爷去世了。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