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与上海人 zt

易中天:北京人与上海人 送交者: yinyue 　　　　　　　　　 　　不可否认，这里确有境界之别。 　　上海人的活法更是“市民的”。 　　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商品和商业是上海的命脉所系。所以，上海人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上海则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特点是：作为市民，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而商业社会的特点，则是认钱不认人，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高贵，任何人的价值也都要随行就市。流氓做大了也是爷，贵族没有钱，就什么也不是。当年，上海滩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出身贫寒，而那些白俄贵族小姐们，却只好去做舞女。不管是什么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它往往货币化为金钱），那他就别想在上海滩上摆什么谱。 　　这就和北京不一样。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人，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正如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而少有暴发户的虚骄和势利（《北京：城与人》）。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上海的少女》）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所以，上海人不会像北京人那样“耻于言利”，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从骨子里看不起暴发户，在内心深处憎恶买办气和市侩气，或装作对挣钱不以为然，对钞票满不在乎。上海人并不讳言钱是个好东西，也不认为通过正当途径为自己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当政策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第二职业”也为社会认可时，上海人立即就动作了起来，并像广州人发明了“炒更”一词一样，发明了“扒分”这个词。然而，北京人虽然也油嘴滑舌地说什么“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却仍有不少人宁肯把这种认识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自居“还有一亿在观望”中之一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新词汇的发明创造方面一贯领先的北京人，至今没有发明出“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但，如果你认为上海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可就大错特错 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肯定是庸俗不堪的，上海却并非如此。上海人“不耻言利”，也不“惟利是图”。作为整个城市的社会风尚，上海人真正崇尚的，毋宁说是精明。这也正是一个真正市民社会的特征。在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里，财大气粗和一夜暴富者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则是被我们称作“小市民”的人。他们“小”，所以他们“牛”不起来；他们又是“市民”，因此知道什么是“都市生活”。总之，他们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于一文不名，而且还想过好日子的普通人。他们的惟一本钱，就是精明。因为，在这个市民社会和商品社会里，所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钱买，但那价格却随行就市，而且能讨价还价，至少也能货比三家。也就是说，同样多（或同样少）的钱，可能会买来不同值的商品或享受。这样，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就不但取决于他“有没有钱”，更取决于他“会不会过”，而后者对大多数小市民来说显然更现实。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当所有人的工资收入都相差不远时，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说上海也有什么“拜物教”的话，那就决不是“金钱拜物教”，只会是“精明拜物教”。 　　因此，与北京“大市民”的好高骛远和夸夸其谈相反，上海小市民的活法是精明实惠和稳扎稳打的。他们对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政治活动不感兴趣，也不会轻易地被某种政治激情所煽动，或盲从某种政治观点，而宁肯对政治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即便要参加政治运动，也会同时考虑经济利益，或把政治要求变成经济要求。比如“文革”中，对“走资派”的批判就往往“落实”为奖金的发放问题。那时，北京人关心的是“谁上谁下”，上海人关心的则是“给多给少”。谁能给上海人带来实惠，上海人就会从内心里拥护谁。 　　实惠，是上海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它包括两个方面，即“实在”与“优惠”。“实在”就是货真价实，“优惠”就是价廉物美，总之是“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商业城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也是上海人居家过日子的基本原则。虽然它往往被视为斤斤计较、鼠目寸光、小家子气，被许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却能给上海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较高的质量。 　　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质量的确是比较高的。因为上海人的所谓实惠，不仅包括货真和价廉，还包括物美；而所谓物美，又不仅是东西实在，还包括品种多、服务好。去年我在上海还吃过不到10元一份的盖交饭，那一荤一素两个菜，竟是现炒的。3元一客的小馄饨，则是用小砂锅煮的，汤里还有紫菜和虾皮。这就不仅是实惠，也是精致 这样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没有实惠和精致，只有排场和马虎。不是贵得吓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价不廉，就是物不美，甚至物不美价也不廉。 　　就拿小吃来说。上海的小吃和点心少说恐怕也有上百个品种，小吃店和点心店也遍地开花到处都有，而且没有只卖早点一说。不少小店到了中午和晚间，是既卖炒菜米饭，又卖小吃点心的。店面、器皿和食品多半清爽利落，经营也很灵活。比如面上的浇头是可以加份的。你可以要一碗雪菜面再加荷包蛋，或者大排面加笋丝，不像别的许多城市，吃牛肉面就只能吃到牛肉，吃鸡丝面就只能吃到鸡丝，而且那牛肉和鸡丝还未必可口。这些都是实惠，也是方便。北京就没有这么方便。这些年，北京“吃饭难”的问题总算是得到了缓解，花几块钱填饱肚子也不太困难，可遍布全城的“京味小吃”却多半是外地民工的“杰作”，自产的点心也不敢恭维。北京最经典的“段子”是；一块月饼掉在马路上，被汽车碾进路面拿不出来。围观者七嘴八舌献计献策，说只好再买一根麻花把它撬出来 　　这当然是笑话，也是小事，不过小中可以见大。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小吃，最能体现这个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说，正如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市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小吃。北京的小吃正体现了北京人的活法：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马大哈。上海却没有“马大哈”，只有“马大嫂”。“马大嫂”是上海话买（采购）、汰（洗涤）和烧（烹调）的谐音。在上海人看来，居家过日子是很实在的事，也离不开买、汰、烧。这事女人可以做，男人也没有什么做不得。相反，一个男人家，在外面也许要摆摆架子，在家里摆谱当爷们，就没有意义，还不如买买菜、洗洗衣、烧烧饭来得实惠。因此有人说，北京是爷们（马大哈）的活法，上海是娘们（马大嫂）的活法。北京浪漫，上海实际。 　　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是风趣，内里是世故，这才有了如张辛欣所说的那种“经蹬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的韧劲儿。 　　这种幽默上海是没有的，也是不会有的。 　　如果说，北京人的世故表现为稳健平和、苦乐随缘、安贫乐道，外加一点幽默诙谐作调剂，那么，上海人的世故就表现为精打细算、讨巧卖乖、明哲保身，外加一点可能范围内的积极进取。上海人的确一门槛精来兮”。他们深知“老虎胡须摸不得，刺毛毛虫惹不得，没干的生漆碰不得，过时的皇历翻不得，六月的扇子借不得”等道理，并牢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因此决不乱吃，也决不多言，不惹是生非，不没事找事，当然也就既不会油嘴滑舌挖苦别人，也不会装傻充愣调侃自己。挖苦别人会得罪人，自己也没什么实际的好处；而装傻充愣则无异于丑化自己给别人当笑料，那才叫“戆”呐！精明的上海人，哪有当“戆大”的道理？于人不利，于己无补，这种“不合算”的事，上海人才不会去做。 　　的确，合算不合算，是上海人决定自己行为的价值取向。上海人的行动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他们的世故也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凡是不合算的事，即便有趣，他们也不干；凡是没有用的东西，即便好看，他们也不买。当然，他们买东西，并不只考虑有用，也要好看。因为一件东西既然可以又好看又有用，如果只买了有用的部分，同样是不合算的。那么，装饰品之类“没用”的东西，就不买么？买的。因为它们也有用，或被看作有用。比方说，可以提高档次、表现品味、附庸风雅、显示气派等等。总之，上海人的思维方式是数学的，行为准则是实在的。 　　所以，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样，都不作啡份之想”（这也是中国人的共性），但理解不同。北京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命里没有”，上海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不可操作”。只要做得到，而且有实惠，他们就会去做。做的时候，也有个尺度，就是不能惹麻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现有的生活秩序能不破坏就不破坏，现有的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但是，这种提高有个前提，就是不能失去已有的好处。因此不能革命，只能改良，不能“大破大立”，只能“小打小闹”。这便是上海式的世故。出于这种世故，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也能忍（这同样是中国人的共性），但忍而不受。如果说北京人的人生哲学是“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那么，上海人的态度则是一穷不忍，富不耐，睡不着就想发财”，发不了财就到乡下人那里找平衡。这话也许说过分了一点，但至少，在忍耐中，他们会积极地想办法，以便在绝境中找出路，在夹缝中求生存。比方说，开不了源，就节流；小脚裤和喇叭裤都不准穿，就发明直筒裤。这便正是上海式的乖巧。显然，同为忍耐，也不相同。北京是忍，上海是磨。北京人越忍越懒（甚至“懒得离婚”），上海人越磨越精。上海的世故比北京的积极。 　　上海的世故也比北京的可取。因为它为人的欲望开了个小口子，使之能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得到适当的满足。有此满足，上海人心理也就平衡 北京人没有这个口子，就只能强忍；而一旦忍不住，礼数什么的，就不再谈得上。结果，不爱钱的北京人一旦伸出手去，便黑得厉害。所以，小贪官全国都有，大贪官却只会出在北京，不会出在上海。上海人没有那么大的“胆”，也没有那么“坏”。上海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利己不损人”；即便坏，也“小奸无大恶”。他们是在上海的空气中熏陶出来的，而上海的世故教给他们的，则是这样一条原则：在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应以尽可能不犯规、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为前提，因为那只会最终导致自己利益的丧失殆尽。这当然并不合算。 　　其实，上海的这种世故不能叫世故，只能叫精明。同样，上海的幽默也不能叫幽默，只能叫滑稽。滑稽和幽默不是一回事。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境界，它需要一玩深沉”；滑稽则是一种肤浅的、一次性的搞笑，不必费太多的事（成本较低），就能立竿见影地快活一下，还能反衬自己的精明。因此，它最对上海人的胃口，也最让北京人看不起。 　　如果说，前述上海人感觉到的，主要是生活的窘迫（上海人的典型说法是“拆了棉花当大褂穿”），那么，前述北京人体验到的，便多少可以说是人生的苦涩（北京人的典型说法是“有牙的时候，没有花生仁，好容易有了花生仁，又都没了牙”）。感觉和体验，是层次不同的两种心理；而生活和人生，更是大小不同的两个课题。感觉总归是暂时的，可以改变的，何况我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变得好起来。随着生活的蒸蒸日上，相信务实的上海人，自我感觉也会一天比一天好。总之，他们的问题，似乎相对比较好解决。北京人的问题就麻烦多 对人生苦涩的体验及其超越，似乎是属于所谓“终极关怀”一类的问题。当然并非所有的北京人都是哲学家，但北京作为世纪老人，却似乎总是和哲学脱不了干系。那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变幻感，总是无法躲避地会伴随着北京人；而关怀文化的演进和国家的命运，也无可避免地会是北京这类城市的宿命。 　　因此，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恶梦，而诗则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有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上海人就两样 他们的生活是世俗的、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一，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窜来窜去的外地人。 　　总之，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上海从来就和诗“不搭界”，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上海现在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风。老房子、老公寓、老门牌，里弄门口AD1930的字样，有着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头月份牌，装生发油的玻璃瓶，老上海盐汽水，沙利文小圆饼干，这些东西都牵动着上海人的情丝。甚至就连上海有线音乐频道的广告，都做成了三十年代的风格，中间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写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会时尚”，只不过是简体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开始做梦了，而且是“鸳梦重温”。但我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诗意，不像北京一怀旧就诗意盎然。上海有多少旧好怀 能怀的又是什么旧 甚至就连他们的绅士风度淑女风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这就显得底气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说上海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上海毕竟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岁月！ 　　但，我却并不认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则是比较宽厚的。他们并不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却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于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评价，竟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北京人的这种态度很没有道理。 　　不错，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没有么？北京人是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是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北京人是很达观，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北京人是很幽默，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问路，如果不先叫一声“大爷”，得到的回答使很可能是：“自个儿找去吧，您哪！”没什么无私奉献热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 “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 ”“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事神而远之”。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旦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 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文革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了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助。平时，我们来往不多。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一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方式不同罢 　　实际上，上海人有很多优点是和北京人一样的。比方说，素质好、品味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上海和北京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筹。何况，上海人还有许多北京人没有的优点，比方说，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再说，上海人虽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恶名，但至少不会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并没有道理。 　　比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优缺点，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北京人最可贵的，是他们的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依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日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曹判，虽无官衔爵位，却有贵族精神；而那个在俘虏营里“乐不思蜀”的刘禅，虽然是凤子龙孙，却与贵族精神无缘。 　　然而，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大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 　　事实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气，贵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灵魂。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才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在天安门广场为真理而献身。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挺”“傻矿之类的“市骂”）。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我在下面还要讲到。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气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比得过。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的灵魂。所以北京人即便痞，也痞得帅、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艺术性，甚至干脆就痞成艺术品。 　　无疑，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熏陶。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资本，否则就只会产生“伪贵族”，就像上海那些“贫血”的绅士一样。北京恰恰有这样的条件。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为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确有英国人看美国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发户的味道（现在的上海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和眼光看深圳）。毕竟，上海虽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总不敢望北京之项背。 　　不过，贵族精神可取，贵族派头则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学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气，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现实态度。一方面，这种士大夫气总是不免半农村文化和遗老遗少的味道。北京某学人刊物就有很重的这种味道。传统当然是宝贵的，田园诗也很美，但不要忘记它们和“封建社会”总是有着不解之缘。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北京现在也少有田园诗般的情调，北京的学术界现在也相当浮躁。由某些特别浮躁的人来提倡士大夫气，便不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给人以穿西装戴瓜皮帽的感觉，北京某些人的贵族派头和士大夫气，也让人觉得是孔乙己不肯脱下长衫。如果那长衫竟是为了把“尾巴”①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维 　　①尾巴，典出曹聚仁先生《续谈“海派”》一文：“知道不能掩饰了，索性把尾巴拖出来，这是‘海派’；扭扭捏捏，还想把外衣加长，把尾巴盖住，这是‘京派’。” 　　这也未必就是杞忧。事实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从庄子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虚，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股子虚气。所谓“倒驴不倒架”，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子；贵族精神没了，只剩下派头，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与北京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 ”有没有用 全靠自觉 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学。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己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交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着。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这实在是比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多 　　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物议之处。上海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事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说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 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土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声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 可上海偏偏又成了“大上海”，处处都和北京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点那个。 　　 (摘自易中天”读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