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朝关于古代高丽史学术争论的背后

国史研究 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牵头组织、有东北三省各学科专家参与进行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在中国知者甚少，倒是在韩朝史学界乃至政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对于东北工程研究中，将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视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和其建立的地方政权的观点，韩朝尤其是韩国史学界表达了强烈的批评意见和极大的愤怒情感。其实这也不奇怪，中朝韩关于高句丽历史的争论由来已久，只是长期以来，这种争论被某些意识形态或学术争论的色彩所掩盖。如今中国启动了有国家背景的东北工程研究，笔者手头有一本东北工程的成果论文集，开宗明义的宣称，东北工程所研究的东北边疆问题即是学术问题，也是涉及国家领土、疆域、主权的重大政治问题。韩朝史学界甚至政界的愤怒之情再也无法掩饰，终于公开的爆发了出来。也揭开了长久以来覆盖在中朝两大民族间地缘争端上那层历史学术的面纱。 韩朝两国的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无论对朝鲜还是韩国，高丽是古代中国东北少数民族一支的历史事实都让他们感到尴尬。如果承认，作为高丽民族继承人的朝鲜民族只能面对他们是中华民族附庸甚至是一部分，如果不承认，那么辛苦考证甚至编造的朝鲜半岛五千年历史就被割裂，顶多两千年不到。而无论怎么说，在现实的政治中都是不利的。虽然朝韩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但无论政界还是学术界，对于中国东北领土却怀有共同的毫不掩饰的野心。尽管在现实的实力对比下，这个野心接近白日梦想。但是中国近千年历史上得东北者得中原的历史教训，以及虽然是朝鲜民族死敌却实实在在是朝鲜民族近代化导师的日本在半个世纪前先占东北后夺中原的几乎成功的计划，都给尚未统一却一直以相同思维思考的韩朝两国上了很好的历史教学课。未雨绸缪，为长久计议，韩朝两国都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和历史上很多类似的事例相似的是，公开的向历史求援也是这个准备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制造一些勉强可以自圆其说的所谓历史学说，尽管难免会有破绽，总好过象日本那样在骤然崛起之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去仓促拼凑那些漏洞百出的历史谎言。 在朝鲜半岛的早期历史中，诸如商周时期的“萁子朝鲜”或是秦汉时期的“卫子朝鲜”，朝鲜半岛的先民不过是中原属国的臣民或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这一点无论是半岛历史学者巧妙篡改历史还是金日成亲自下令拆毁“萁子墓”都是无法改变的。而今日朝鲜民族引以为豪的高句丽时期，高句丽王朝也曾借中原处于汉末到盛唐这段乱世数度翻弄风雨，意图西进、争霸中原，势力数度踏入辽东半岛，自然这也成为今日朝韩两国对中国东北地区领土野心的历史依据。只是限于自身实力的不济，也缘与先后在此地带称霸的慕容燕国和拓跋北魏的强大，难做寸进，不得已全力南侵。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事件很能说明问题，十六国末期，高句丽曾出兵介入北魏平慕容鲜卑孑遗北燕的战争，当时北魏已兵临北燕国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城下，北燕国君引高句丽兵为外援，而北燕尚书降北魏，私开城门欲引北魏兵入城，然而北魏军队害怕城内有伏兵未及时进城，结果高句丽援军捷足先登，先行入城，换过兵器（用北燕的铁兵器换原装备的木质兵器）后先助北燕国君杀了叛臣，再击退北魏军队，暂保北燕平安。这一事件说明了三点，首先高句丽深深的介入了中原争霸，事实上，在慕容鲜卑雄霸辽东的时候，高句丽也曾多次介入前后燕的内斗或收留慕容氏内部斗争的失败者，其次其军队能够击退当时兵锋正盛的北魏，也证明了高句丽民族的强悍，正是这种强悍让后来的杨广和李世民吃尽苦头，这种强悍在其后继者们一直到今日朝韩运动员的身上我们都能不断体会到，第三其军队在入城之后需要紧急换装才能与北魏军作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高句丽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在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曾经趁北齐衰弱时重新占据东北地区，这即是今日朝鲜民族引以为豪的高丽时期。 而作为今日朝鲜民族先祖的三韩人，三韩即马韩、辰韩和弁韩（也称弁辰），其先祖也来源于中原移民。三韩的祖居地为今陕西韩城，马韩属于华夏早期民族周族，而辰韩和弁韩则属东夷族系，起源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其中的辰韩即是秦韩，与日后一统中原的秦人属同一支。三韩从中国的周朝开始东迁，到汉朝时陆续迁至朝鲜半岛，其后分裂为新罗和百济两国。在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和百济并存的那段三国时期，高句丽最强，百济引日本为援，而新罗则与中原交好，数百年来争斗不休，这段小型的三国演义一直到盛唐时高句丽和百济为唐高宗先后所灭才告终结。唐朝灭高句丽和百济，扶植交好中原的新罗，以及顺带教训对朝鲜半岛同样存有野心的日本，奠定了此后一千多年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而新罗及其后继者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也将臣属中国定为维持生存的基本国策，一直保持到一八九四年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彻底战败，日本军国势力占据朝鲜才终止。综上所述，朝鲜半岛数千年的历史无论作何诠释，都难以划清与中原文明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 正如前面所述，自唐灭高句丽后，统治朝鲜半岛的无论新罗、王氏高丽还是李氏朝鲜，都奉行与中原政权结好的“事大政策”，同时辅以灵活乃至狡诈，甚至有时接近无赖的外交政策，作为生存之道。朝鲜一面恭敬的一贯的执行“事大政策”，事大的对象是任何一个占据中原正统地位的政权，而无关这个政权是汉族或是其他少数民族，他都一如既往的谦恭的奉行臣属之责，甚至当中国陷于分裂之时，比如在南北宋时期，他也以一仆二主乃至多主的方式尽心尽力的侍奉着对峙的双方；另一方面，在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上，又无所不用其极的尽力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元末明初迫使明太祖将元朝设于今朝鲜咸镜南道与江原道交界处的铁岭卫迁至今辽宁铁岭地区，从而获取了半岛北部广大地区（这也正是现今北朝鲜的大部分国土），就属很典型的事例。朝鲜的这种外交政策不仅保障了其在中国的卧榻之畔安睡了千年之久，而且每每到危急时刻，不管是强敌外患还是内部斗争，都能得到来自天朝大国强有力的援助，以度过亡国之厄。 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是东亚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事件。战争的结果宣告了已经运行了千年之久的被称为“东亚朝贡体系”的以天朝大国为中心、以朝鲜、越南等为藩属的原东亚政治秩序彻底终结，虽然在此之前，原为中国附属国的越南、缅甸等已经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所谓的朝贡体系早已名存实亡，但是正是朝鲜的沦陷，才是结束以中国为传统盟主的东亚政治秩序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对中国来说，甲午战争的失利和紧随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是中华民族沦落的谷底，也是中华民族存亡的最危机高峰，从此救亡成了这个古老民族必须面对的严峻历史使命。很多人认为抗日战争才是中国最危机的时刻，其实不然，在日本全面侵华之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被全面激起，国歌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是这种民族意识的表现，诚然日本侵华对的中国的军事威胁之大前所未有，但正是因为其全面侵华野心的不切实际，这不是在一场局部战争中取胜，也因为领导抗战的民国政府和中共政权其能力与决心和腐朽无能的晚清政府不可同日而语，日本侵华，看似危急，其实机遇更大，日后的中国正是部分的抓住了这个机遇，也已基本迎来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天来这样看历史，固然有些轻飘，然而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对于日本来说，占据朝鲜，及其随后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意味者怨恨而终的丰臣秀吉的狂妄梦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朝鲜”－已经实现了第一步，称霸天下的狂想已经有了个良好的开端。同样对于朝鲜来说，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他们意味着民族独立的彻底丧失，直到如今他们仍处于民族分裂的局面之中；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与中国类似的是，这也是朝鲜的民族主义兴起的开端。 由于朝鲜惨痛的民族历史记忆以及其单一民族的固有特征，另一方面也由于地缘仇敌兼近代化导师的日本的言传身教，朝鲜的民族主义从其发端之初就带有某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特性。基于惨痛的民族历史记忆，朝鲜的民族主义经常表现为过度的民族自尊，大到北朝鲜的核计划，小到世界杯上的“假球黑哨”，乃至交替进行已成仪式的反美反日，都是源于这种过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其单一民族的民族特征，又使得在缺乏国内民族融合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更使得这种极端倾向在其国内得不到理性思维的抑制。而日本在朝鲜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在给朝鲜民族带来巨大创伤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朝鲜民族的思维方式乃至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今日的朝鲜（主要是韩国，朝鲜的社会政治结构在全球范围内也可算独此一家，不过从其特立独行的核计划也能看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端倪），大到政治体系、产业政策，小到流行文化，都无不打着深刻的日式烙印，自然日本那套误所不用其极的杜撰历史的手法也深刻的影响了韩朝的史学界。 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朝鲜历史问题，我国著名学者何新早就指出：“历史学……并非是……一门中性的所谓“历史科学”。在主观性的意义上，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黑格尔说：“纯粹直观中的民族精神，就是在历史中所透现的普遍人性。”历史意识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关系于现代政治国家的某些根本价值。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韩朝史学界对于朝鲜半岛历史的刻意杜撰和编造，以及中国史学界对此的奋起反击，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一点。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受制于两种错误的历史观，曾长期占据意识形态权威地位的僵化的“阶级斗争史观”，以及在二十世纪初兴起的为新老自由主义者广泛宣扬的否定、疑古的民族历史虚无史观，这两种错误史观虽然由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看似水火不相容，其实质却是一致的，都是将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描绘成了一部没有好人和伟人的原罪史，从而导致近现代中国在民族历史认知上的长期分裂和民族历史人格的长期迷失，无论是文革期间发展到极致的“儒法斗争史观”还是八十年代甚嚣一时的《河殇》之类的充满自虐情结的文化垃圾，以及充斥在港台和大陆部分人群中的殖民地文化情结，都是这种认知分裂和人格迷失的具体表现。 好在“亡羊补牢，尤未为晚”，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好，东北工程也好，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驳斥了西方或韩朝史学界的某些歪理谬论，“山，就在那里，而且将永远如此。”夏商周断代也好，不断代也好，也不会变成印度的朝代；同样，无论对中国东北的历史作何解释，中国东北的领土也不会因为朝韩史学界一些无聊或无耻的言论就变成朝鲜或韩国的领土。这一系列国家级的历史研究工程的启动和进展，其意义正是在于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和解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里，意识形态的重建无疑是民族复兴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重塑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认知则是重建意识形态的重要步骤，惟有此，方能重建中华民族健康自信的民族历史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