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两伐朝鲜

后金（清）侵略朝鲜 第一节 丁卯之役与“兄弟”之盟 1.金朝关系 当时明金对峙，朝鲜的态度确实举足轻重。后金与朝鲜仅一江之隔，因此后金要想西进征明，就要考虑东邻朝鲜的行动，为此在后金统治集团内有两种意见，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第三子洪太时（即皇太极）常劝其父欲犯我国，其长子贵永介（即代善）则每以四面受敌，仇怨甚多，则大非自保之理，极力主和，务要安全，非爱我也，实自爱也。”[1]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而不敢冒险，故对朝鲜采取拉拢的政策，曾多次派遣使臣赴朝投书，希望朝鲜与明朝脱离关系，同后金结盟，所谓“不事南朝，子子孙孙，永结盟约”[2]。但是，朝鲜不为所动，仍坚决支持明朝，反对后金。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明辽东巡抚王化贞，为了组织明军出广宁、渡辽河，从正面进攻后金，便派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领军丁二百余人，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五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由三岔河驾船到猪岛、鹿岛、禽岛、石城、长山、色利、獐子等地进行安抚辽民的工作。此时，辽东廪生王一宁来会，建议前往朝鲜求助，共谋大计。七月初，他们来到朝鲜的弥串堡，得探报后金镇江守将佟养真派兵外出，城防空虚，令千总陈忠过江潜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二十日深夜，毛文龙率领三千人马，围攻镇江，陈良策归降，然后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收兵万人，旧额八百人。镇江捷报，全辽震动，宽甸、■阳，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投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3]，“归顺之民，绳绳而来”[4]。于是毛文龙因功授参将，不久又晋升为平辽总兵。 后金获悉镇江失守，大为震惊，命贝勒阿敏、皇太极等人率领大军前去镇压，毛文龙却不战而退入朝鲜境内，后金兵几次入朝进击，并且遣使赴朝致书说：“如果我两国真心想友好相处，那么就逮捕毛文龙、陈良策交来。”[5]朝鲜方面为了不使事态严重，“恐有日后之患，言其利害于毛将，使卷入海岛”[6]。此议得到明廷的同意，认为毛文龙寄身海岛，“有此可用之众”[7]。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皮岛（即■岛、稷岛、从云岛）。此岛位于明朝、后金和朝鲜之间，据《明通鉴》记载：“皮岛即东江，在登莱大海中。”[8]“地广衍，有险可恃”[9]，“南可以屏蔽登莱，东可以联络朝鲜，北可以攻冲辽沈，乃平辽阨要区也”[10]。 此后，朝鲜为了防御后金侵犯，便大力支援毛文龙，如划给大片“闲田”[11]，使其兵民驻耕；免征商税，“以助军饷”[12]；供给大量粮食，以解决十万军民的生计[13]；补充大批火器，增强明军的战斗力[14]。因此，毛文龙在朝鲜的支持下，势力大增，除了拥有一支十多万人的精壮大军外，还控制着宣川、定州、龙川、铁山、昌城、满浦、獐鹿、长山、石城、广鹿、三山、旅顺等地，这对后金形成了很大威胁。所以，他一方面经常派兵袭扰后金，又派人潜入后金，鼓动辽民起来反对后金政权，如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一次就派出五十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15]，致使一些辽民“叛去”[16]，逃往明地，还有一些辽民揭竿而起，聚众“叛乱”[17]。毛文龙对后金的军事行动规模不大，仅是骚扰性的，但“牵制则有余”[18]。因此，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19]这说明毛文龙已成为后金的“腹心之大患”[20]。 随着毛文龙势力日益壮大，后金就更加归罪朝鲜的支持，正如毛文龙所言：“奴酋之恨巨掣尾，每转恨于朝鲜之假地。”[21]努尔哈赤虽然多次致书要朝鲜断绝与毛文龙往来，如果擒获毛文龙，则以朝鲜降将姜弘立作为交换，但是遭到朝鲜严词拒绝。当时后金战略的重点是在辽西，而对东江的毛文龙则封官许愿，采取招抚之策，然而毛文龙乃无降金之意。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患毒疽身亡，由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他上台后分析后金的形势时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就是东江，只为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的动静言语霎时便知，可恨！可恨！”[22]又据朝鲜所得情报说：“奴酋死后，第四子黑还勃烈（即皇太极）承袭，分付先抢江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23]皇太极虽然继续推行其父努尔哈赤进取中原的战略总方针，但是为了摆脱目前受包围的困境，在对明的策略上有所调整，公开遣使与辽东巡抚袁崇焕进行议和，暗地里则把进攻的矛头由西转向东，积极准备攻打朝鲜和毛文龙，以解后金的后顾之忧，“丁卯之役”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2.出兵两图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一月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为统帅，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随军东征。皇太极面授方略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照此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24]又据《旧满洲档译注》记载：“朝鲜国对满洲国犯有重重之罪，虽然如此，但这次并非指着朝鲜而来讨伐的。因明的毛文龙，住在靠近朝鲜的海岛，经常收容逃亡者，因此生气而来找他。”[25]可见，后金此次出兵主攻目标是毛文龙，次攻方面是朝鲜。 阿敏率领三万余骑出征，进军十分谨慎，他把大军隐匿在凤凰城，并且向朝鲜降将姜弘立了解情况，问曰：“我今缚送毛文龙，则朝鲜将从乎？”答曰：“缚送则未可知，而我国岂有顾惜之理。”[26]十三日，后金兵渡过鸭绿江，逼近朝鲜义州，阿敏先命总兵官■额礼、备御官雅逊、叶臣、孟安等率领八十人，偷袭明军驻守的哨卒，将其全部擒获，无一人逃脱；然后又遣朝鲜人韩润等人，“变着华衣，潜随猎骑入城”[27]，以为内应；此外，还令人登南山呼曰：“城中将士，解甲出降，南土军兵，悉出归乡，不然铁骑蹂躏，乱杀靡遗。”[28]十四日，后金兵突然围攻义州，命艾屯巴图鲁任主将，率军攀梯登城，朝鲜守将李莞、崔梦亮等仓卒应战，此时韩润“焚火军器，一城大乱，反氓开门”[29]，遂克义州。李莞、崔梦亮等被执处死，城中有明兵一万，朝鲜兵二万，劝降不从者皆遭杀害。当后金兵攻打义州时，阿敏就派遣济尔哈朗等率领大军进攻毛文龙驻守的铁山，由于毛文龙自冰合后，移驻皮岛，未能捉住，而铁山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被杀，许多明兵和辽民遇害。 阿敏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毛文龙避居皮岛，隔海相望，未备水师，无法进攻；而后金兵却轻易攻取义州，说明朝鲜防御力量很弱，足以取胜。因此，他进一步贯彻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战略，把主攻目标由毛文龙转向朝鲜，于是留大臣八人、兵千人驻守义州。十五日，阿敏亲率大军与济尔哈朗等会合，然后挥戈东进，为了减少和削弱朝鲜军民的抵抗，“一边进兵，一边求和”[30]。十七日，后金兵进抵定州，阿敏派人向该城守将金搢投致朝鲜国王书，书曰： “我两国原无仇恨，今何为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此一宗也；我得辽东，既系邻国，尔曾无一句好语。及窝藏毛文龙，助他粮草，尚不较正。写书与尔国，毛文龙等绑来，我两国和好，尔又不肯。辛酉年我来拿毛文龙，尔国屯民鸡犬不动，尔又不谢，此二宗也；尔还把毛文龙放在尔国，招我逃民，偷我地方，此三宗也；我先汗归天，有仇如南朝而尚来吊问，赍礼来贺新汗，况我先汗与尔国毫无不好心肠，尔国无一人吊贺，此四宗也。先年尚有不好事件，笔难尽述。用此，我方统大兵来。尔国要和好，差官认罪，火速来讲。”[31] 朝鲜答书称： “我国与尔国本来无怨恨。我国臣事皇朝二百余年，皇朝伐尔国时要我兵马，既有天子敕命，何敢违也？……毛将既是天朝将官，来寄我疆，义不可拒。……今者尔国无故动兵，出我不意，攻我城池，杀我人民，是我国未尝负尔，而尔先负我。……尔若息兵通好，则必以礼义相接，不可以兵戈相胁。”[32] 阿敏遭到朝鲜严词驳斥后，便“麾兵进迫”[33]，遂一举攻克定州。他取得定州之役的胜利后，坚定了征伐朝鲜必胜的信心，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就派人回辽向皇太极上书报告自己的进军方案。他告知后金兵顺利攻取义州、铁山，毛文龙已逃往皮岛，“如内情合适，即进趋王京”[34]。皇太极收阅来书，基本上是同意的，但要小心谨慎，故在所覆诏书中说：“前进事宜，你们要深思而行”，“切勿强行，……凡事委你们出征者相机而行。”[35]这就表明皇太极赞同阿敏把朝鲜作为主攻目标和进攻方向。 朝鲜国王李倧得知后金兵渡江东进，定州失守的消息，惊恐万状，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毫无结果。由于朝鲜国力衰败，李倧决定先将后妃送往江华岛，称之“为避乱之计”[36]。下“罪己书”[37]、传旨“命诸道勒王”[38]，下三道大肆“征兵”[39]等等，这些措施无一收效。 阿敏率军乘胜向前推进，十九日后金兵渡过青川江驻营，先遣部队已到达安州城下。安州守备南以兴等，“前数日，城中闻贼兵日近，整顿兵械，为死守计”[40]。故后金招降，“城中不答”[41]。二十日，阿敏统领大队人马抵达安州城外，派人巡城呼曰：“无罪南兵开城出送，城中将士解甲出降，我且按兵以俟汝降战之答。”[42]南以兴命人答曰：“我国只知战与死而已，本无降与和耳。”[43]然后阿敏又派遣使者投书，书大意如前，“又添七宗恼恨”[44]。答书曰：“速得二书，要息兵修好，共享太平，其意甚好。但前书既云要好，而兵随其后，此我之所未晓也。自今以往，彼此解兵，两国和好，岂不美哉。”[45] 二十一日清晨，后金兵发动攻城，双方展开激战，据记载：“是日黎明，远近烟雾不辨咫尺，贼中吹角鸣鼓，呐喊■旗，万骑骈进，云屯雷击。城中炮射，一时俱发，坠骑落壕，死者山积。前仆后入，左冲右突，并驱骆驼，输进长梯，一时登城，长枪短兵，彼此相搏，势如风火，措手不及，贼满城中，追逐乱杀。”“贼兵之燋毙者，亦不知其数。”[46]安州保卫战，表现了朝鲜爱国军民英勇不屈的精神，最后虽孤立无援，城陷人亡，但给后金军沉重打击，伤亡很大，“遂驻军安州，息马四日”[47] 二十五日，阿敏率领大军向平壤挺进。安州失陷后，李朝上下一片恐慌，各路守军纷纷溃散，据都体察使张晚驰启：平壤，黄州凤山、瑞兴、平山等邑军民，“鸟惊鱼骇，望风先溃”[48]。因此，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诸将士皆逃匿，无一人当其锋”[49]。二十六日，阿敏等未遇任何阻挡，占领了平壤。此时后金将领内部对进军朝鲜王京汉城，发生了意见分歧，“一半则欲还，一半则以为不可”[50]。全军统帅阿敏坚持向前推进，直取汉城。而岳托、济尔哈朗却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此次出征主要是讨伐毛文龙，而不是朝鲜，何况大军入朝，沈阳安危不能不考虑。阿敏不从，是日率军渡过大同江。二十七日，后金兵至中和驻营，便遣使赴汉城致书迫降，“使者未达而返”[51]。同一天，朝鲜国王李倧离开汉城，逃往江华岛。并命已归降后金的姜弘立之子姜■，朴兰英之子朴雴，“持国书送虏中，欲谕退贼兵，乃探贼情”[52]。书曰： “自古以来，欺弱凌卑，谓之不义，无故杀捕人民，是为逆天啊！如果说有罪的话，应当先派人来问，然后声讨，方合义理。或是今先退兵再议和的话，才可言和吧！”[53] 这是朝鲜首次遣使到后金营中投书议和，可是阿敏对议和不感兴趣。二十八日，他在致朝鲜的覆书中指出七条罪状，“如要和好相处，速派使者来，我愿听之”[54]。二月五日，阿敏率军占领黄州，然后“遣使胁和，要以三事：一曰割地，二曰捉文龙，三曰借兵一万，助伐南朝”[55]。六日，朝鲜派姜■、朴雴二人前来通知，国王李倧已派亲信大臣来营中谈判，但是阿敏节外生枝，仍欲率军深入。此时岳托、李永芳等，希望阿敏不要违背前言，驻军黄州，等待来使。阿敏不听，又进兵至平山驻营。八日，朝鲜使臣来到平山后金大营，他说：“我们的王听说贝勒你将至。……愿意承认我们的错，你们要如何结束此事，愿把我们贫乏之国所出产的东西，只要能收获的都给你。”[56]阿敏听了此言，仍然不满足，还要向汉城进兵。岳托、济尔哈朗等出面劝阻，他们认为“我等统朝廷重兵，不可久留于外，且蒙古与明近逼我国，皆敌人也，宜急归防御”，况且“朝鲜王京阻江为险，江岸置木栅枪炮，兵马环列，且闻冰已解，亦恐难渡”[57]，“不可深入”[58]。阿敏还是不从，于是岳托、济尔哈朗以皇太极曾谕令阿敏与出征诸贝勒“公同议定”[59]为由，主持召开八旗大臣会议，会上七旗大臣都主张议和，唯有阿敏所领的镶蓝旗大臣反对。因此，阿敏在众贝勒大臣的压力下，被迫停止进军，接受议和，从此后金和朝鲜的关系，由交战转为议和。 3.两国盟誓 后金与朝鲜议和，在李朝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司瞻直长朴日省、韩肃一等上疏，“力陈和议之非”[60]，太学生尹鸣殷等上书，“请斩差胡与朴兰英等首，函送天朝，举义斥和，背城一战”[61]。还有些人说：“朝廷不思大义，通好丑虏，忠义之士扼腕，介胄之士解体。”[62]可见他们反对议和。而朝鲜国王李倧等主张议和，认为：“今日之势，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奈何不和？”[63]与后金议和是“羁縻之道”，“缓兵之计”[64]，“未为不可矣”[65]。后金朝鲜议和，并非一帆风顺，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争论。 ——永绝明朝。二月二日，阿敏在给朝鲜国王书曰：“两国和好，共言美事，贵国实心要好，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66]这是后金第一次提出要求朝鲜永绝明朝，李倧认为“大义所系，断不可许”[67]。但是，李倧在遣使答书中则避重就轻，模棱两可的说：“只论两国之好而已，何必提起不当言之言乎。”[68]五日，他又致书阿敏，解释说：“事大交邻，自有其道。今我和贵国者所以交邻也，事皇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矣。”[69]阿敏见朝鲜对明朝的态度坚持不改，故对永绝明朝一款不再强求，却说：“朝鲜二百年事皇朝之言，极有信义，若与之交好，则可久矣。”[70]所以，十四日他向朝鲜来使表示：“不绝天朝一款，自是好意，不必强要。”[71] ——入质纳贡。二月八日，阿敏派汉人刘兴祚（朝鲜称刘海）为使臣，前往江华岛与朝鲜议和。当时朝鲜对后金提出的入质纳贡持反对态度，国王李倧说：“质子之言，处之诚难。而至于岁币，则答之以物力残荡，无以办出可矣。”[72]所以，九日刘兴祚到达江华岛，朝鲜国王李倧拒不接见。十日刘兴祚向朝鲜方面提出“国王若不亲见，则当自此回去”[73]。十一日刘兴祚在给朝鲜的揭帖中说：“今贵国王惜一接见之礼，不念小民之涂炭，独何忍哉！吾恐金人再为一激，势必下王京，不惟四部道受害，八部道生民亦难安矣。事机一错，祸不忍言。”[74]当天，李倧便接见刘兴祚，十五日朝鲜接受后金的入质纳贡的条件，给阿敏书曰：“和好是两国所欲，故曾遣重臣，兼致礼物。”“自今以往，两国兵马，更不过鸭绿江一步地，各守封疆，各遵禁约，安民息兵，父子夫妇，各相保存。”[75]并且“以木绵一万五千匹，绵紬二百匹，白■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张，鹿皮四十张，倭刀八柄，鞍具马一匹送于虏中”[76]。 ——去明年号。朝鲜在致后金书中皆书明天启年号，阿敏对此非常不满。二月七日，他在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明确指出：“今见来文，照旧书天启年月。既如此，怎么讲得好。”[77]八日，他再次给李倧去信要求“以‘聪’字易‘启’何如？”[78]可是朝鲜不同意，于是阿敏对朝鲜施加压力，他说：“昨接来札，内书天启年号，极难达于我汗皇。……看来贵国拿天启来压我，我非天启所属之国也。若无国号，写我天聪年号，结为唇齿之邦。”[79]此时朝鲜国王李倧提出，“年号依中国揭帖例不书何如？”[80]后金使臣亦说：“国王答书，非如咨奏公文之比，天朝揭帖，则本不书年月，如广宁袁巡抚所送揭帖例为之，则天启二字，自然不书。”[81]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接受“不书年号，从揭帖式”[82]的折衷意见。 ——莅盟宣誓。朝鲜国王李倧不愿意亲盟鸣誓，并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83]为由，拒绝杀白马黑牛与后金盟誓。阿敏得知十分不满，认为朝鲜“国王既不发誓，是不愿讲和之意，何糊涂以了事塞责？”[84]二月二十八日，阿敏致朝鲜书曰：“和好两国之愿，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今贵国王悭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85]然后进一步威胁说：“岂不知道近日兵器有备，士卒有练，欲一战以较胜负。”[86]此时阿敏又派刘兴祚从中进行斡旋，二十九日刘兴祚在给李倧重臣李廷龟的信中举了韩信、孙膑、勾践为例，“此三人皆不以一时之辱，坏终身之大道。今贵国为一誓之辱，不顾王弟之质，黎民之殃，社稷之危乎？”[87]又说：“天朝与蒙古和，杀白马黑牛以祭天地，与金国和亦然。不如是，则何以表信？”[88]三月二日，刘兴祚提出解决莅盟宣誓的新建议，他说：“主盟之人，亲自宰牲礼也。而国王在忧服中，不敢强请，国王则于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处刑牲以誓，则俺等当以好辞回报，以完大事。”[89]盟誓一事在李朝内部有不同意见，但是在后金的压力下，李倧妥协让步了，他说：“上有宗社，下有生灵，不得不尔。”[90]最后接受了刘兴祚的“降等”设议。 后金和朝鲜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涉、协商，以上四个问题都达成议和的要求。三月三日，朝鲜国王李倧率领群臣和后金南木太等八大臣在江华岛焚书盟誓。发誓时，李倧亲行焚香告天礼，由朝鲜左副承旨李明汉宣读誓文，文曰：“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竟细故，非是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计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约，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祇，监听此誓。”[91]读讫礼毕，李倧回宫，随后双方与盟大臣来到誓坛烧香，对天杀白马，对地宰黑牛，各以一器皿装肉、白酒、血、骨、土。由朝鲜李行远读誓文曰：“若与金国计仇，存一毫不善之心，如此血出骨暴。若金国大臣仍起不良之心，亦血出骨白，现天就死。二国大臣，各行公道，毫无欺罔，欢饮此酒，乐食此肉，皇天保佑，获福万万。”[92]然后由后金的南木太等誓文曰：“朝鲜国王今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两国已讲和美，今后同心合意，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祸。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祸。若两国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处，皇天保佑，获福万万。”[93]这次江华盟誓，阿敏虽然在誓书上署名了，但是对誓文很不满意。因此盟誓议和后，不予承认，一方面“令八旗将士，分路纵掠三日”[94]，“海边一带，已成空壤”[95]，“子女财畜，荡覆无余”[96]；另一方面后金兵抵平壤立营，不再后撤，扬言“大同江以西，不可复还”[97]，又说“待执毛文龙后归去”[98]。朝鲜国王李倧不同意，可是被迫无奈，更无他策，三月十八日派遣王弟李觉赴平壤后金大营，再次举行盟誓。阿敏誓书曰： “如果朝鲜国王李倧将应送金国汗之礼物，背约不送，对金国派来的使者，不像对明的使者一样恭敬，对金心怀恶意，巩固城郭，整顿兵马，并将金所获得的已剃发的人，如逃来朝鲜，就据为己有，而不给回。王曾说过：与其和远方的明往来，不如和近处的金国往来。如果违背上述之言，则将向天地控告，而讨伐朝鲜国。天地以朝鲜王为非，殃必及之，寿命不到就死了。如朝鲜国王不违背誓言而相处时，金国的阿敏贝勒启衅讨伐的话，则必遭殃而死。我们两国遵守誓言而相处，天地必眷佑，而让我们世远年久地过太平的日子。”[99] 如把“平壤盟誓”与“江华盟誓”两文比较，内容有很大的不同，“平壤盟誓”要求朝鲜承担更多的义务。故朝鲜认为“观其语意极凶巧耳，”畏其屠掠，亦只忍辱接受了。因此，阿敏罢兵后撤，四月十七日回到沈阳，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欢迎。 4.义州撤兵 平壤盟誓后，阿敏率军撤离朝鲜，但是命令冷格里等领三千人马留驻义州。后金驻兵义州主要目的是防御明军毛文龙，因为皇太极发动“丁卯之役”，原想一举消灭毛文龙，解除后顾之忧，结果事与愿违，未能得手，正如明熹宗朱由校所言：“奴兵东袭，毛帅锐气未伤。”[100]又据毛文龙的报告说：“职坚守不拔，所伤不满千人”，可见毛文龙的势力并未受损，仍然对后金起牵制和威胁的作用。所以，当明廷接到朝鲜求援的来书后，考虑到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101]。于是“上命文龙相机战守，并命登抚暂移登、青、莱三府仓储接济，励戎士以状军声”[102]。因此，毛文龙不断派兵袭击入侵朝鲜的后金兵，“五战而五胜，……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103]。就在平壤盟誓以后，阿敏准备率军渡江返回沈阳时，毛文龙对后金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四月五日他“传集诸将，面授方略，度地远近险要，发兵设伏，出奇夹攻，俱约至十三日齐到义州、鸭绿江边，水陆公开截杀”，此役“死伤达贼六七千余，打死孤山三名，牛鹿八名，并马骡千有余匹”[104]。这份塘报的数字虽有夸张不实，但亦反映了毛文龙给予后金兵沉重的打击，所以后金为了监视、防御毛文龙，不敢轻易从义州撤兵，故导致朝鲜与后金的义州驻兵去留之争。 此时后金向朝鲜要求驻兵义州，但是朝鲜坚决不同意。朝鲜国王李倧在致后金书中指出：“今见来书，有留兵助粮等语，恐非告天立誓息兵安民之意也。”[105]后金却认为“毛将在焉，我何卷归，贵国缚给毛将，则我乃回兵矣”[106]。七月初，朝鲜遣使臣申景琥、朴兰英前往后金沈阳上国书，交涉要求后金撤走义州驻兵。七月七日，他们到达沈阳，可是皇太极一直不接见。直到十二日，皇太极方派高且、大海等来见，说是“连日有故，未及相见，勿以为讶”[107]。申景琥、朴兰英向他们提出，“当初讲和，约以各守封疆，至于誓天。而撤兵之后，余众尚留我境”[108]，这是何故？大海等说：此事“非吾等所能擅答，当言于汗处”[109]。十四日，皇太极命大海等来言曰：“义州留兵，非疑贵国。毛兵方在贵境，我兵既撤之后，彼若乘虚夺据，则非但往来阻绝，恐伤两国和好之义。欲押送交替兵马，将以今十五日打发耳！今者贵国书意恳切，今当卷还，第未知以你国之兵力，能制毛兵，使不得下岸耶？”[110]申景琥等答曰：“本国与贵国曾无嫌怨，今春被兵全由于毛将。及其兵锋深入之后，彼窜伏海岛，终不出救，今何颜面更下岸耶？”[111] 这时皇太极与明议和中辍，宁锦之役又惨遭失败，辽东形势对后金十分不利。因此，皇太极对朝鲜请求撤退义州驻兵，不能不认真对待，不然刚刚达成的“兄弟之盟”很可能破裂，“丁卯之役”的胜利果实就要丢失，又要重陷东西夹击的困境。所以，皇太极从后金的战略全局考虑，以义州撤兵的小局，服从联合朝鲜的大局，从而打破明王朝设置的弧形包围圈。于是，七月十九日，皇太极命阿什达尔汉、霸奇兰随同朝鲜使臣申景琥、朴兰英前往，呈递国书，书曰： “我们两国本无事故，和好相处，因明之故才交恶。理应照旧和好相处，故天复令和好。如果彼此珍惜这和好，互相和好相处，不以破坏者为非吗？我兵之所以驻守义州，并不是因为不相信你们而驻守的。我们之所以交战，是因为明而战的，恐怕明再来破坏和好，为了监视明才驻守的呀！今如不让明进入你境内之地，则你王弟写下‘不让明进入’之保证书，并让住民守兵来义州，则我可立即撤退。如在居义州之民兵来到义州之前，我兵即撤退，恐明将乘隙来入驻。”[112] 皇太极这次致朝鲜书和以往大不相同，除了明确表示同意撤兵外，而且全篇的语气是平等的、友好的，没有那种以胜利者自居的傲慢态度，所以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朝鲜的覆书曰： “差人将书来，具知盛意，欲谨守和约，共享无疆之福，甚善甚善。贵国之留兵义州，固知本无反意，但业已誓天罢兵，而犹复屯兵他境，非各守封疆之意，故前书及之。今贵国有意卷退，我国地方，我自住守，宁有任人窃据之理。便即差官偕来使替守，慎固疆场，不至贻贵国虑也。”[113] 可见，朝鲜表示决不把义州交给明军，以威胁后金的安全，这正是皇太极所希望的。因此，九月十二日，留驻义州的后金兵奉旨全部撤退，朝鲜的义州府尹严愰率领兵民进入义州城。 皇太极发动的“丁卯之役”，是一次侵略战争，它给朝鲜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对后金的发展却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摆脱了孤立的困境；经济上冲破了禁运封锁；军事上粉碎了明军的包围，从而消除了内部危机，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丙子之役与君臣隶属 1.所谓“败盟逆命” 皇太极通过“丁卯之役”，虽然向朝鲜索取许多权益，但是仍然承认朝鲜对明朝的臣属关系，而后金与朝鲜仅约为兄弟之邦。随着后金国力不断壮大，兵势日益强胜，皇太极对朝鲜游移在明与后金之间的两面外交政策不满，企图撕毁盟约，不再承诺朝鲜与明朝维持君臣关系，而要改变与朝鲜兄弟相称，把朝鲜置于后金直接控制下的藩属。早在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一月，他就致书告诫朝鲜国王说：“王勿听偏向明朝诸臣之言，二心视我。”[114]可见对朝鲜亲明疏金的态度十分恼怒。第二年十一月，后金赴朝使臣直言不讳的说：“当革兄弟之盟，更结君臣之约，待来差以天使之礼。”[115] 到了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八月，获得我国世代帝王相传，象征皇权的“制诰之宝”传国玺。十二月二十八日，后金、蒙、汉诸贝勒大臣，认为“远人归附，国势日隆”，而且“又得历代相传玉玺”，因此“合辞陈奏，请上进称尊号”[116]，改元称帝。皇太极想利用上尊号之机，采取外交手段，迫使朝鲜称臣，永绝明朝。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二日，皇太极借吊朝鲜王妃丧逝之便，命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福塔等，率领包括蒙古使臣在内的一百七十五人的庞大代表团赴朝鲜，他们带去以后金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及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的名义，致书朝鲜国王。书曰：“我等谨遵上谕，遣使相闻，王可即遣亲近子弟来此，共为陈奏，我等承天意，奉尊号，事已确定，推戴之诚，谅王素有同心也。”[117] 十六日，英俄尔岱等人率领使团渡江，到达朝鲜义州，他向义州府尹李淑说明此次出使的来意，因“我国既获大元，又得玉玺，西达（即蒙古）诸王子愿上大号，欲与贵国议处”[118]，故“致书于主上，陈僭号，该与共尊汗为帝，同为臣事”[119]。义州府尹李淑立即将此情飞报朝鲜国王，对拥戴皇太极上尊号一事，朝议两端。反对派洪翼汉说：“臣闻今者龙胡（即英俄尔岱）之来，即金汗称帝事也。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此言奚为而至哉。……今乃服事胡虏，偷安仅存，纵延晷刻，其于祖宗何，其于天下何，其于后世何！……臣愚以为戮其使而取其书，函其首奏闻于皇朝，责其背兄弟之约，僭天子之号，明言礼义之大，悉陈邻国之道，则我之说益申，我之势益张矣。”[120]主和派崔鸣吉却说：“答其循例之书，而拒其悖理之言，君臣之义，邻国之道，得以两全。权宜缓祸之策，亦何可全然不思乎？”[121]与此同时，朝廷许多部门亦纷纷上疏表态。弘文馆“札请以大义责虏使，严辞痛斥，以折僭逆之心”；■院疏称：“胡差之到馆，严辞斥绝，以明大义，益砺发之志，以为备御之策，则中外人心，岂不耸动，忠义之士，皆欲为殿下决一死战。”宪府启曰：“金差所言不忍闻，藩阃之臣，所当严辞峻斥。”[122]备局奏称：“今者此虏益肆猖蹶，敢以僭号之说，托以通议，此岂我国君臣所忍闻者？不量强弱存亡之势，一以大义决断，欲书不受，严斥其言。”[123]朝鲜国王没有主见，只是根据多数廷臣的主张，决定不接见后金来使，不拆阅来书，以示朝鲜不同意为皇太极上尊号称帝。 二十四日，后金使臣英俄尔岱等人到达汉城，他们向负责接待的勾管所官员，“出汗书之张示之，一则春信问安，一则国恤致吊，一则致祭物目也。又有二封书，一则面题金国执政八大臣，一则面题金国外藩蒙古，而皆以奉书朝鲜国王书之”。可是勾管所官员不接受执政八大臣和外藩蒙古贝勒致朝鲜国王书，认为“人臣无致书君上之规，邻国君臣一体相敬，何敢抗礼通书乎？”英俄尔岱立刻解释说：“我汗征讨必捷，功业巍隆，内而八高山（即固山），外而诸藩王子，皆愿正位。我汗曰‘与朝鲜结为兄弟，不可不通议’云，故各送差人奉书而来，何可不受。”[124]此言传出以后，备局上疏指责说：“胡差入京之后，其所言之悖慢，所当据义峻斥”。馆学儒生请求“焚虏书，斩虏使，以明大义”[125]。朝鲜国王李倧认为“斩使焚书似为过矣”[126]。 英俄尔岱等人，“密知其机，益生疑惧之心，破关步出，散入闾家，夺马而走。道路观者，莫不惊骇，闾巷儿童，争相投石”而逐之。于是“京城为之震动，庙堂始为恇恸，发遣宰臣乞留，相属于道，胡将终不入来”[127]。同时，朝鲜国王“又以书三封，谕其边臣固守边疆”[128]，此书为英俄尔岱等人所截获。他们沿途惴惴不安，三月二十日回到沈阳。 皇太极看了英俄尔岱等人夺回的朝鲜国王斥和主战给边臣的谕书，书曰： “国运不幸，忽遇丁卯年之事，不得已误与讲和。十年之间，……含愧忍辱，前为一番，以雪其恨，此我拳拳所注念者也。今满洲日益强盛，欲称大号，故意以书商议，我国君臣，不计强弱存亡之形，以正决断，不受彼书。满洲使臣，每日在此恐吓索书，我辈竟未接待，悻悻而去。都内男女，明知兵戈之祸在于眉睫，亦以决断为上策。……大人可晓谕各处屯民知悉，正真贤人，各摅谋略，激励勇猛之士，遇难互相救助，以报国恩。”[129] 因此，皇太极召诸贝勒大臣传阅此书，指出朝鲜“决意断绝”两国盟约。所以，诸贝勒大臣认为可乘机兴兵问罪，一举攻灭朝鲜。但是，皇太极考虑到要集中力量上尊号，便先遣人持书往谕以利害，“令其以诸子大臣为质”，如若不许，则将出兵“征罚”[130]。 朝鲜国王李倧看到后金使臣气愤回国，又夺走了斥和主战的谕书，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采取两项应急措施：一是积极备战。三月一日，李倧给全国下谕书曰： “我国卒致丁卯之变，不得已权许羁縻，而溪壑无厌，恐喝日甚，此诚我国家前所未有之羞耻也。……今者此虏益肆猖蹶，敢以僭号之说，托以通议，遽以书来，此岂我国君臣所忍闻者乎！不量强弱存亡之势，一以正义断决，却书不受。……兵革之祸，迫在朝夕。……忠义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愿从征，期于共济艰难，以报国恩。”[131] 二是遣使致歉。三月二日，命罗德宪、李廓等人出使后金，在致后金汗书中解释说，不接见英俄尔岱等使臣，是因“寡人有疾，不即相见，不料贵使发怒径去，殊未知其故也”。不受执政八大臣和外藩蒙古贝勒致朝鲜国王书，是因“此则非但前例之所无，抑条约之所未有，故接待宰臣，不敢收领转示，亦是事体当然，寡人非有所失也”。最后请求皇太极“怒谅”[132]。 四月十一日，皇太极举行祭告天地，受尊号大典。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被劫持参加朝贺，但是在群臣行三跪九叩大礼时，他们坚决“不拜”[133]，于是“胡差等殴捽廓等，衣冠尽破，虽或颠仆，终不曲腰，以示不屈之意”[134]。皇太极虽然很气愤，却制止众人虐待使臣。他说：“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无理处，……皆朝鲜国王有意揖怨。欲朕先起衅端，戮其使臣，然后加朕以背弃盟誓之名，故令其如此耳。”[135]十五日，遣朝鲜使臣回国，并在致朝鲜国王书中申言：“尔王若自知悔罪，当送子弟为质，不然朕即于某月某日，举大军以临尔境。”[136] 朝鲜国王李倧没有屈服于皇太极的军事威胁，六月十三日他把致皇太极的信，称之檄书，书中指责后金说：“如今番信使之往，劫以非礼，困辱百端，是果待邻国使臣之礼耶！贵使之来，辱我臣僚，无复礼敬，劫卖横夺，靡有止极。当初结盟，本欲保境安民，而今则民无余力，市无余货，沿途州邑，所在空匮，若此不已，与被兵而覆亡等耳。”而且表示“我国无兵可挟，无财可资，而所讲者大义，所恃者上天而已”[137]，主张坚决打击入侵者。 朝鲜国王为了阻止和抗击清军入侵，其备御之策除了传谕八道加强战备外，就是遣使请求明朝给予支持和援助。可是，当时的明王朝已处在农民军与清兵的夹击之中，自身都难保，不能给朝鲜有力支援。虽然几次派人赴朝表彰其反清精神，但是又说：“见贵国人心器械，决难当彼强寇，勿以一时奖谕，以绝羁縻之计。”[138]这些话使朝鲜君臣感到失望，抗敌的信心和决心受损。 皇太极改元称帝，驱逐朝鲜使臣以后，并没有立即兴兵征朝，却想采取一箭双雕之策，打击明朝，迫使朝鲜畏惧就范。五日，皇太极命贝勒阿济格、阿巴泰等人率军伐明，进入长城，威胁京师，俘获大批人畜，九月大军凯旋回到沈阳。可是朝鲜没有因为清军的胜利而改变对清的态度，因此皇太极的目的没有达到。于是他又改变策略，企图制造军事进攻的压力，胁迫朝鲜接受议和。十月，皇太极派遣马福塔等人到朝鲜义州，向府尹林庆业说：“我以十一月十六日，当举兵东来，尔国若遣使讲和好，则虽兵发在道，当罢归。且我国称帝，南明所不能禁，而尔国欲禁之何也。”[139]十一月，皇太极对朝鲜来使小译说：“尔国若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大臣王子，更定和议，则我当大举东抢。”在答朝鲜国王书中皇太极曰：“贵国多筑山城，我当从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捍我耶。贵国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躏八路，则其可以一小岛为国乎。贵国持论者儒臣，其可以挥笔却之乎。”[140]尽管边将使臣传其言与书，但是朝鲜国王不为所动。 皇太极看到以上所使计谋皆未能得手，便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讨论对朝鲜用兵一事。大贝勒代善说：“朝鲜区区守礼义而衰弱之国也，今姑置之，专意西事，得以成功，则不劳发一矢，而彼自然臣服。且我虽空国而西，彼无气力，必不敢蹑我后也。以我兵力，蹂躏不难，而但本国，山多野小，道路甚险，且有炮技，或恐损我兵马，不如不伐。”可是，“九王（多尔衮）及龙（英俄尔岱）、马（马福塔）两将，力劝动兵”[141]。皇太极同意后者意见，决定兴兵进攻朝鲜，所以“丙子之役”就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2.围攻南汉山城 皇太极为了入侵朝鲜，积极作出征前的准备。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笃恭殿召集诸贝勒大臣，宣布将统军亲征。并且下令说： “尔等简阅甲士，每牛录各选骑兵五十人，步兵十人，护军七人，共甲三十二副，昂邦章京石廷柱所统汉军，每甲士一人，箭五十枝，甲士二人，备长枪一杆，二牛录备云梯一，挨牌一，穴城之斧、钻、锹、镢俱全，马匹各烙印系牌，一应器械各书号记，携半月行粮，于二十九日来会。”[142] 二十五日，皇太极率诸王贝勒贝子及文武群臣祀天、祭太庙，并告征朝鲜之由，进行出征前的思想动员。二十九日，他又传谕朝鲜军民说：“朕因是特起义兵，声罪致讨，原非欲加害尔等也。亦尔之君臣，贻祸于尔等耳！尔等但安居乐业，慎勿轻动，如妄自窜走，恐遇我兵见害。凡拒敌者必诛，奔逃者则俘之，倾心归顺者，秋毫无犯，更加恩养。”[143]企图以此来减少进军的阻力。 十二月一日，皇太极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沈阳，巩固后方。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驻牛庄，备边防敌。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驻海城，收集边民。是日，蒙古诸王贝勒各率兵应约会于沈阳，整装待发。 二日，皇太极率领十二万大军，往征朝鲜。行至沙河堡东冈，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多罗贝勒豪格等人率领左翼兵，从宽甸入长山口，以牵制朝鲜东北诸道的兵力。三日，命马福塔、劳萨等率领三百精锐，不要攻城占地，而是伪作商人，日夜兼程，潜往朝鲜都城，采取突然攻击的办法。接着又派多铎、硕托等率领护军千人，继马福塔等人之后往围之。九日，皇太极恐怕马福塔、多铎等率领的先头部队兵力太少，于是又命岳托、杨古利等率三千人马，速往增援。十三日，驻营定州，命贝勒杜度，及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率精骑，往攻皮岛、云从岛、大花岛、铁山一带，以阻止和切断明军对朝鲜的援助。 当清军渡过鸭绿江，向汉城推进时，朝鲜境内陷入一片混乱。十二日，朝鲜国王见到义州府尹林庆业的报告，得知“贼兵弥漫，……分路渡江，倍道亟进”。十三日，报告再至，清军已到平壤，于是汉城“上下慌忙，莫知所措，徒■婀而已，城中■惧，出门者相继”[144]。十四日晨，朝鲜国王李倧派人把宗室嫔宫送往江华岛。午后，他带领大臣出汉城南门，将向江华岛，这时突然探卒驰报说：“贼已过延曙驿，胡将马夫大率数百铁骑已到弘济院，而以一枝兵遮阳川江，以截江都（即江华岛）之路。”[145]因此只好退回城内。朝鲜国王李倧在南门城楼召见群臣，问道：“事急矣将奈何？”可是“大臣诸宰慌忙罔措，不知所对”[146]。这时“上下遑遑，罔知所为，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哭声载路”[147]。于是令申景■率军出城阻击清军，结果“为贼尽没，只余数骑”[148]。然后又计划逃往汉城东三十里的南汉山城，便遣崔鸣吉前往清营见马福塔等人，“以缓其师”[149]。他乘机率众奔南汉城，途中十分狼狈，“东宫执鞚者亡走不见，急募人以从，东宫手执策鞭之，由铜岘路出水口门，城中士女跣足奔走，与大驾相杂而行，颠仆道路，哭声震天。酉时渡新川松坡两阵，江水初合，至山底，日已曛黑，二更始入南汉”[150]。君臣立足未定，金■认为：“孤城驻跸，外无所援，■粮亦乏。江都则在我便好，在彼难犯，而且伊贼意在上国，必不与我久相持矣，臣故曰幸江都便。”[151]李倧接受他的建议，决定移避江都。十五日晓，朝鲜国王率众人出南汉山城，由于“大雪之后，山阪冰冻，御乘趺跌，上下马步行，累次颠仆，玉体不宁，还入城中”[152]。 当马福塔等人发现自己中了缓兵计，朝鲜国王李倧率群臣已逃往南汉山城，便于十五日领兵进围此城。十六日，多铎、岳托等人率领的两支清军增援部队，亦相继到达南汉，清军共有四千余人，他们“立寨围之”[153]，“伐取松木，列栅于城下八十步，张以绳索，悬以金铃，人有逾越者，铮然有声，使中外不能相通，是谓松栅”[154]。 南汉山城，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朝鲜国王退守该城后，一方面加强城防，命申景■守东城望月台，李曙守北门，元斗杓守北城，贝宏守南将台，李时白守西将台，具仁■守南门，全城守军一万三千八百余人，分堞守城，“每堞三人，险要处每堞二人，极险处一人防守，绝险之处则不须分排，昼则分番休息，然后可以持久”[155]。另一方面下诏抗敌，书曰： “我国臣事天朝二百年，于兹皇朝覆育之恩。……丁卯之变，出于猝迫，上奏天朝，权许羁縻者，只为保全一国生灵之故也。今者此虏至称僭号，要我通议，耳不忍闻，口不忍说，不计强弱，显斥其使，只为扶植万古君臣之义故也。……予出驻南汉，期以死守，存亡之势，决于呼吸。……宜各奋智力，或纠合义旅，或资军粮器械，奋勇北首，廓清大乱，扶植纲常，树立勋名，岂不快哉。”[156] 朝鲜国王李倧被围困在南汉山城以后，不断以蜡书下谕于诸道求救，书称：“君臣上下，寄在孤城，危若一发，汲汲之势，卿可想也，星夜驰赴，前后合击，期剿灭，以救君父之急。”[157]于是各地臣民纷纷起兵勤王，发布檄文说：“国运不幸，奴贼逼京，大驾驻孤城，贼兵合围，道路阻绝，号令不通，存亡之机决于呼吸，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期以一心趋敌，以救君父之急。……协心一力，共济国难，不胜幸甚。”[158]结果三起勤王之师，皆为清军打败，两次突围之战，亦以失败告终，城内粮草缺少，“每兵二人，日给一人之粮”[159]，因此人心浮动，不断有人逃亡。 二十九日，皇太极率领大军到达南汉山城，在西门外驻营。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初一，他登上望月峰，环视南汉山城的布防形势，认为此城高大坚实，易守难攻，决定围城打援的战术，胁迫朝鲜国王李倧献城投降。所以，他围而不攻，二日，遣英俄尔岱、马福塔往南汉山城，以清帝的名义致书朝鲜国王，指责他“败盟逆命”，“阳为和顺，阴图报复”[160]。三日，朝鲜国王覆书驳斥说：“小邦自从丁卯结好以来，十余年间情好之笃，礼节之恭，不但大国所知，实是皇天所鉴。”[161]是日，朝鲜全罗道沈总兵、忠清道李总兵，率兵前来解围，被清军击退。七日，他们又领兵来攻，再次为清兵击败，死者甚众。 此时多尔衮、豪格等率领左翼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携火炮，到达南汉山城，清军实力大增。朝鲜君臣看到清大兵压境，救援无望，粮草日缺，因此抗清的态度开始有些松软。于是十一日，朝鲜国王李倧遣使致皇太极书曰： “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诗书，不事兵革，以弱服强，以小事大，乃理之常，岂敢与大国相较哉！……今皇帝方以英武之略，抚定诸国，而新建大号，首揭宽温仁圣四字，盖将以体天地之道，而恢伯王之业，则如小邦愿改前愆，自托洪庇者，宜若不在弃绝之中。”[162] 由上可见，朝鲜国王李倧抗敌决心和信心发生了变化，而且书中公开称皇太极为皇帝，称自己“惟事诗书，不事兵草”，似乎要投降了。 皇太极为了改变双方对持状态，便更易战术。他从俘虏口中得知，“朝鲜国王受困城中，粮米薪水俱乏”，“国王与长子及群臣俱在南汉，其余妻子在江华岛”。因此决定迅速“造船先攻此岛，若得其妻子，则城内之人，自然归顺，若犹不顺，然后攻城”[163]。于是十八日，命多尔衮等人率领左翼兵约三万人，大小战船八十余只，往攻江华岛。另外，对朝鲜国王加紧迫降，在望月峰上升起白旗，书“招降”二字，以示城中，瓦解君臣军民之心；又致书朝鲜国王说：“今尔有众，欲生耶，亟宜出城归命，欲战耶，亦宜亟出一战。”[164]十九日，朝鲜国王迫于形势的压力，遣使覆书，称皇太极为“陛下”[165]，示自己为臣，并说：“诸藩合辞，共进尊号，天人所归，”[166]承认皇太极上尊称帝。因为“重围未解，帝怒方盛”[167]，所以不能“出城归命”，“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盖以礼有不可废，而兵威亦可怕也。然小邦情愿既如上所陈，则是辞穷也，是知警也，是倾心归命也”[168]。 二十日，皇太极拒绝朝鲜国王的请求，派英俄尔岱等往谕朝鲜国王说：“命尔出城见朕者，一则见尔诚心悦服，一则欲加恩于尔，令永主尔国，旋师之后，示仁信于天下耳，若以计诱尔，何以示信天下。”[169]当天，朝鲜国王覆书，仍然表示不能“出城归命”，书曰：“今日满城百官士庶，同见事势危迫，归命之议，同然一辞。而独于出城一节，皆谓我国从来未有之事，以死自期，不欲其出，若大国督之不已，恐他日所得不过积尸空城而已。”[170]清使臣英俄尔岱见此书，拒绝接受，他说：“汝国所答与皇帝书意不同，故不受。”[171]二十三日，朝鲜国王又命李弘胄等往清营，致书皇太极说：“陛下既以贷罪许臣，臣既以臣礼事陛下，则出城与否，特其小节耳，宁有许其大而不许其小者乎？……欲待天兵退舍之日，亲拜恩敕于城中，而设坛望拜，以送乘舆，而即差大臣充谢恩使，以表小邦诚心感悦之情。自兹以往，事大之礼，悉照常式，永世不绝。”[172]依然表示不愿出城归降。此书又被清方退回，城内人心更加动荡不安，希望早日议和。 是日，皇太极下令攻城，可是久攻不下，诸将认为“此城之险，实天所设，若欲破灭，必致死伤之多，不如坚守松城，待其自涸之愈也”[173]。因此，皇太极不再攻城，却命汉军向城内炮击，“大炮中望月台，大将旗柱折，又连中城堞，一隅几尽破坏，女墙则已无所蔽。……凡之落于城中者相继，人皆畏惧”[174]。尤其是“每向行宫而放之，终日不绝，落于司仓，凡家贯穿三重，入地底尺许”[175]，君臣上下惊恐万状。 与此同时，二十二日多尔衮等人率领大军至江华岛渡口。前一天，朝鲜江华岛守将金庆徵得到清军来攻的探报，他认为“江冰尚坚，何能运船”。随之又得探报，军情如前，“始为惊动”，仓卒进行迎敌布署，“以海崇尉尹新之守大青浦，金昌君柳廷亮守佛院，俞省曾守长零，李倧守加里山，金庆徵出阵镇海楼下”。可是“兵数零星”，“人皆逃散”[176]。因此，凤林大君、金庆徵等人，便退守城中。当多尔衮等率清军来攻，军至甲串渡，先放虎蹲炮三柄，朝鲜舟师二十六只，检察使金庆征、留守张绅、忠清水使姜晋晰、虞侯边以惕，“皆不战而溃，贼以扁舟渡江，如入无人之境。至南门，大臣金尚容及洪命享、沈伣、李时稷、宋时荣等，皆自决死之。尹昉弃宗社，妃嫔变着常服，伏窜闾家，内官寻得之。韩兴一、吕尔征等咸出降。城中人物，淘惧奔走”[177]。二十三日，清军占领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一人，王子二人，阁臣一人，侍郎一人，及群臣妻子家口等。 二十四日，皇太极遣使通告朝鲜国王，清军已攻占江华岛，宗室嫔宫及文武百官的妻子都被俘，朝鲜国王和群臣得知此讯，虽然举朝震惊，但是不敢相信。二十六日，朝鲜使臣洪瑞凤等人赴清营覆书，英俄尔岱、马福塔出见曰：“尔国所恃者江都也，吾已攻陷，执嫔宫，两大君及夫人矣！”烘瑞凤表示不信，英俄尔岱“乃示大君手书，韩兴一状启，又示江都所获宗室珍原君，宦官罗业二人。”[178]二十七日，洪瑞凤等人返回南汉山城，向朝鲜国王和群臣报告了在清营所见，并奉上大君书及状启。这时“上看了惊惨痛苦，城中臣庶，送家累到江都者，举皆号哭。于是朝廷震骇，罔知攸处，遂定出降之议”[179]。朝鲜国王命崔鸣吉等人往清营，致书皇太极说：“今闻陛下旋驾有日，若不早自趋诣，仰觐龙光，则微诚莫伸，追悔何及？第唯臣方将以三百年宗社，数千里生灵，仰托于陛下。”[180]表示愿出城投降。 3.三田渡受降 一月二十八日，皇太极又收到朝鲜国王来书，称皇太极为皇帝，朝鲜为小邦，自己为臣，而且主动把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二人，作为斥和者“送诣军前，以俟处分”[181]，此书无疑是进一步表示投降的诚意。因此，皇太极认为此时胁迫朝鲜国王签订“城下之盟”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征求诸贝勒大臣的意见，皆表示赞同。于是，皇太极遣使敕谕朝鲜国王李倧，提出投降条款十七项： ——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 ——躬来朝谒，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 ——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 ——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 ——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 ——盖我军以死战俘获之人，尔后毋得以不忍缚送为词； ——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 ——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不得有误； ——朕今移师攻取皮岛，尔可发鸟枪弓箭手等兵船五十艘； ——大军将还，宜备礼献犒； ——军中俘获，过鸭绿江后，若有逃回者，执送本主，若欲赎还，听从两主之便； ——尔与内外诸臣，缔结婚媾，以固和好； ——新旧城垣，不许擅筑； ——尔国所有瓦尔喀，俱当刷送； ——日本贸易，听尔如旧，当导其使者来朝； ——其东边瓦尔喀，有私自逃居于彼者，不得复与贸易往来； ——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数目，黄金百两，白银千两，……米万包[182]。 朝鲜国王接受了以上条款，但是吏曹参判郑蕴反对，他说：“臣之于君，不徒以承顺为恭，可争之则争之可也。彼若求纳皇朝之印，今将三百年矣，此当还纳于明朝，不可纳于清国云。彼若求助攻天朝之军，则殿下当争之曰：明朝父子之恩，清国亦知之矣，教子攻父，有关伦纪，非但攻之者有罪，教之者亦不可云。”[183]李倧不听，便派洪瑞凤、崔鸣吉等人往清营，商量出城投降事项。清方由英俄尔岱负责接待谈判，他告知洪、崔等人，“三田浦（渡）已筑受降坛，明日可行此礼”[184]。朝鲜国王李倧出城，“龙袍不可着”，改穿“青衣”。不许出“正门（南门）”，“自西门可也”[185]。 三十日辰时，朝鲜国王李倧，身着青衣，带领群臣和长子李■、次子李淏、三子李■等，出西城门，步行至汉江东岸三田渡，向清帝皇太极投降。皇太极在此设坛受降，坛为九层阶，他南面坐于坛之上层，张黄幕，立黄伞；兵甲旗■，森列四周；精兵数万，结阵拥立；张乐鼓吹，四野震撼。命英俄尔岱为朝鲜君臣作前导，引至坛外，行三拜九叩大礼。然后，再领到坛下，又令进前三拜九叩。随之，引入升阶，李倧坐于皇太极左侧，其次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再次是李倧长子李■。右侧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其次是李倧次子李淏、三子李■，再次是蒙古诸王。朝鲜大臣给席于坛上东隅，江都被执之臣使坐于坛下西隅。坐定举宴，宴间行射艺表演。宴罢，皇太极命英俄尔岱赐李倧黑貂袍套，白马雕鞍，又赏给世子、大臣等人貂皮套。并且令朝鲜君臣会见被俘的嫔宫及夫人，相互洒泣曰：“稍缓数日，我等皆为灰烬矣。”[186]又命英俄尔岱、马福塔送朝鲜君臣和嫔宫夫人返回汉城，留下长子李■、次子李淏为人质。 二月一日，皇太极“以江华岛所获人畜财币，赏给各官有差”[187]。第二天，他先行班师，命多尔衮、杜度率领满、蒙、汉大军，携所俘获在后行。派硕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领部众，携红衣大炮往攻皮岛。二十一日，皇太极得胜回到沈阳，举城欢庆。 清军撤走时，分为四路，“一枝仍执世子等夫妻并其僚属，置诸军中，从大路以去；一枝兵逾铁岭，出咸镜道，渡头满江以去；一枝兵由京畿右道山路，至平安道昌城碧潼等地，渡鸭绿江上流以去；一枝兵由汉江乘船下海，悉取沿海舟楫，以真■及孔耿所领辽兵，参杂藏书，仍胁本国西路败卒，张其形势，以图皮岛”[188]。皇太极为了防止清军沿途掠夺，招致朝鲜军民反抗，于是二月四日，传谕各路军将领说：“嗣后尔等，各直严禁彼地满洲、蒙古、汉人士卒，勿得劫掠降民，违者该管章京及骁骑校、小拨什库等，一并治罪，劫掠之人，置之重典，为首者斩以徇。”[189]可是，清军官兵阳奉阴违，不听禁令，依然疯狂抢掠，给朝鲜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八日，多尔衮、杜度等人率领大军，携带大量财物，押着五十万朝鲜俘虏，及世子李■、次子李淏的内眷、侍卫、宰臣等五百余人，离开汉城往沈阳。朝鲜国王李倧到昌陵送行，见此国破家亡的情景，“百官上下，一时号恸，上亦泣下”[190]。所经沿途城镇官民，在道旁迎送，皆感到无比的羞辱，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由于人众物多，行军缓慢，只须十多天的路程，却走了七十多天，直到四月十五日才全部回到沈阳。 二月二日，硕托、孔有德等人，奉令合朝鲜兵往攻皮岛，朝鲜国王命信川郡守李崇元、宁边府使李浚领黄海道战舡赴之。当时明将沈世魁等人，率领二万余众，配有大量火器，以及充足粮草，驻守皮岛。朝鲜虽然降清，但是心仍向明，故把清军攻打皮岛的情报“流传于岛中”[191]，使明军早有准备。因此，硕托等“攻皮岛久未下”[192]，于是皇太极命阿济格率兵一千，前来助攻。四月五日，他在郭山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攻打皮岛新的作战方案，据清方档案材料记载： “因皮岛不可一路攻取，欲分兵两路偷袭。议定，将我国所造小船由身弥岛北潜逾二十里以外之山，拉运至皮岛西北熬盐之河港。遣八旗护军参领及每牛录所出护军各一员，命步军固山额真萨穆什喀在前统领偷袭。令步军官员等率领步军继其后，攻打皮岛西北隅之山嘴。又命固山额真昂邦章京阿山、叶臣乘我国所造小船在后督战。再，另一路遣八旗骑兵、骑兵诸官员、四边城四百兵及全部官员，汉军及其诸官员、三顺王军、三顺王下诸官员及朝鲜兵，乘我军在各地所获船只及朝鲜来援之船，赫然列于身弥岛上，命兵部承政车尔格率领进攻。又命汉军固山额真昂邦章京石廷柱、户部承政马福塔在后督战。”[193] 六日，阿济格致书皮岛守将沈世魁，劝其归降，未得答覆。八日，阿济格下令进攻皮岛，按计划行动，分兵夹击，经过一番激烈恶战，明军溃败，沈世魁被生擒，因拒降为马福塔杀害。清军攻占皮岛，斩杀明军万余，俘获男女三千四百多人，大船七十艘，炮十位，其余金银、衣缎、马牛、宝器等物无算[194]。 阿济格等率军占领皮岛这个战略要地，是皇太极发动“丙子之役”的又一重大胜利，亦是完成了十年前“丁卯之役”，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任务。从此切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正如朝鲜廷臣崔鸣吉所言：“椴岛（即皮岛）失守，极可惊惨，……天朝之路，今已绝矣。”[195]同时亦拔掉了威胁清后方安全的明军据点，对稳定辽沈地区的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丙子之役”是以清的胜利，朝的失败而告终，它对清、朝双方以及明王朝都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如果把“丙子之役”与“丁卯之役”的后果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重大变化： 一是政治上，清与朝由兄弟的“平等”关系，变为君臣的隶属关系。而且朝鲜自此永绝明朝，奉大清为正朝，改用崇德年号。这种臣属宗主的关系，几乎维持了整个有清一代，没有什么变化； 二是经济上，丁卯年的平壤盟约，虽然朝鲜每年要向后金进贡，但是后金也要给予回纳，双方所献物品尽管不等，却是对等的。可是，丙子年的城下之盟，变为朝鲜单方面纳贡，而且贡物的数量大增，如黄金百两、白银千两、茶千包、大小纸二千五百卷、大米万包。这都是以往没有的，可见清从朝鲜勒索更多的财物； 三是军事上，朝鲜从后金的敌人，变为清伐明的助手。“丙子之役”，不仅解除了清的后顾之忧，粉碎了明的东江防线。从此朝鲜不再支持明朝，却派兵、运粮参加对明战争，因此清的军事实力大增。 “总之，皇太极通过“丙子之役”，既控制了朝鲜，又削弱了明朝， 为其实现进取中原的战略方针铺平了道路。 [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085页。 [2]（朝鲜）李肯翊：《燃藜宝记述》23，见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 [3][103]《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 [4]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天启六年八月初九日具奏。 [5]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8，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辽宁大学历史系，下同）。 [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164页。 [7]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0，毛文龙列传。 [8][9]夏燮：《明通鉴》卷78。 [10]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1，天启元、二两年塘报，原眉批。 [1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231页。 [1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227页。 [1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227、3231、3272页。 [14]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225页。 [15]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6，天命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16]重译《满文老档》大祖朝卷47，天命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四月十二日。 [17]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天命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18]《明熹宗实录》卷25，天启二年八月丁丑。 [19]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4，天启五年六月二十六具奏。 [2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21]《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平辽总兵毛文龙奏本。 [22]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6，天启七年五月十六日具奏。 [2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284页。 [24]《清太宗实录》卷2，天聪元年正月丙子。 [25]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四月八日。 [2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9页。 [27][28][29][33][38][39][40][41][42][43][46]（朝鲜）赵庆男：《乱中杂录》6，见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 [3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33页。 [31][32][44][4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31页。 [34][35]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正月十八日。 [36][3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291页。 [4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32页。 [47]《清太宗实录》卷2，天聪元年三月辛巳。 [49]（朝鲜）《承政院日记》第17册，第802页。 [50][7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0页。 [50][53]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52][55][97]（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二十三。 [54]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56]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二月八日。 [57]《清太宗实录》卷7，天聪四年六月乙卯。 [58]《八旗通志初集》卷130。 [59]《清太宗实录》卷2，天聪元年三月辛巳。 [60][61][62][64][6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2页。 [6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21页。 [66][67][6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1页。 [6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3页。 [7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9页。 [7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3页。 [7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7页。 [74]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1页。 [75][7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4页。 [7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4页。 [7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8页。 [7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5—3316页。 [80][8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5页。 [8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8页。 [83][87][8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20页。 [84]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8—3319页。 [85][8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9页。 [89][9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21页。 [91][92][9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22页。 [94]《清太宗实录》卷2，天聪元年三月乙酉。 [9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24页。 [9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25页。 [9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23页。 [99]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三月。 [100][10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 [101]《明熹宗实录》卷82，天启七年三月庚午。 [104]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6，天启七年四月二十日塘报。 [10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36页。 [10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51页。 [107][10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60页。 [109][110][11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61页。 [112]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七月十九日。 [11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65页。 [114]《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正月壬寅。 [115][119][122][125][134][139][141][144][145][146][150][154][157] [173][174][175][185][190]（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二十七，丙子虏乱。 [116]《清太宗实录》卷26，天聪九年十二月甲辰。 [117]《清太宗实录》卷27，崇德元年二月丁丑。 [11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46页。 [12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47页。 [12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49—3550页。 [123][126][177]（朝鲜）赵庆男：《乱中杂录》续杂录。 [124]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48—3549页。 [127][138][140]（朝鲜）罗万甲：《丙子录》记初头委折。 [128][129][130]《清太宗实录》卷28，崇德元年三月乙丑。 [13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50—3551页。 [132]吴晗辑：《朝鲜李明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51页。 [133][135]《清太宗实录》卷28，崇德元年四月乙酉。 [136]《清太宗实录》卷28，崇德元年四月已丑。 [13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55页。 [142]《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己未。 [143]《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六年十一月已巳。 [147][148][152][180][183]（朝鲜）罗万甲：《丙子录》急报以后日录。 [14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72页。 [15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73页。 [153]《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二月丙申。 [155][178][179]（朝鲜）《南汉解围录》，见刘家驹：《清初政治发展史论集》第120 页。 [156]（158）（朝鲜）《丙子胡难湖南诸公倡议事实》。 [159]（朝鲜）《承政院日记》第54册，第570页。 [160]《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壬寅。 [16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80页。 [16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82页。 [163]《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丙辰。 [164]《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丁巳。 [165][16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85页。 [166][167]《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己未。 [169][170]《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庚申。 [17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88页。 [17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91页。 [176]（朝鲜）罗万甲：《丙子录》记江都事。 [181][182]《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戊辰。 [184]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594页。 [186]《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庚午。 [187]《清太宗实录》卷34，崇德二年二月辛未。 [188]（朝鲜）《朝鲜记闻》卷5，见刘家驹：《清初政治发展史论集》第143页。 [189]《清太宗实录》卷34，崇德二年二月甲戌。 [19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600页。 [192][194]《八旗通志初集》卷140，阿济格传。 [193]《盛京满文原档》第7号，四月五日条，见《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第86页。 [19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