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偶像“达爹”，古来不缺例

　　在当今社会，年轻人对于偶像和明星的追捧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他们通过喜欢和追随某些人物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和认同感。称呼偶像为“daddy”（爸爸;大爹；达爹）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尊重和敬仰的表达方式，表明了年轻人对于权威和成功的追求。越来越多的粉丝称呼某些人物为“daddy”是一种在社交媒体时代兴起的现象。它既反映了粉丝对于偶像的喜爱和追捧，也折射出年轻人对于成功和权威的追求。在上世紀郭沫若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人物，领导过许多文学与政治的活动。极度推崇者有之，轻视鄙视者有之，“学院派”中间和社会民众间对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态度称之为“两极阅读”。文革中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主要包括“高级民主人士”，郭沫若被列为第二位。完整名单如下：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1949年11月，郭沫若在《观察》发表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一诗，来赞美斯大林。不忘这个岔儿，1982年宋美龄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中称郭曾经赋诗“斯大林是我爸爸”为“无耻”。但似乎这是误传：郭确实曾赋诗赞美斯大林，宋美龄称“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一事，是否源于那句“斯大林同志，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慈父”的寿辞，但未见有“斯太林是我爸爸”这样的话。
　　况且即使是叫了“爸爸”亦不能成为“无耻”。
　　史上广受大家追崇的偶像白居易，也有自己的偶像。白居易晚年见到李商隐的诗，很是喜欢，常常对别人说，来世想要做李商隐的儿子。那就是叫李商隐为“爸爸”了。据《唐才子传》中记载：白乐天老退，极喜商隐文章，曰：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白死数年，李商隐生子，遂以“白老”名之。不过白老十分蠢笨，后来的小儿子倒十分聪慧，大家都笑说如果白居易投胎，小儿子才是。
　　周扬曾对郭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鲁迅当1932年8月，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文章中，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白居易与日本“学问僧”空海“奇幻探险”的故事是日本作家的剧作。作者对《长恨歌》运用得十分娴熟。实际上，历史上的白居易跟日本的关联非常密切——他曾是日本的千年第一“偶像”。在当时的日本，白居易就是唐诗，唐诗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当时在唐朝可谓受众人追捧，甚至被唐宣宗尊为诗仙，粉丝竟然把白居易的诗词，当做纹身刺在身上，作为现象级的偶像，白居易可谓风靡一时。远在日本白居易也人气火爆，甚至压过李白和杜甫，其实并不是因为李白和杜甫，两人比白居易差，而是因为白居易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当时的安史之乱使得中原大地生灵涂炭，甚至影响到了海外的日本，等到中原大地重新安定繁荣的时候，李杜二人，火热期已经过了，大街小巷都是白居易的粉丝了，而这个时候日本人才开始涌入唐朝借此时机白居易就火到了国外。
　　等到中国的白居易热潮退去时，日本人也已经很少来了。894年，日本彻底停掉了遣唐使。907年，唐朝就灭亡了。此后，从五代十国到宋朝，中日再未恢复中唐的交往密度。
　　李白、杜甫虽然生在白居易半个世纪之前，但他们的作品传到日本却反而比白诗晚了上百年。当时日本国内特权阶层最大的文化需求是学汉诗。对于将中国文化视为风尚的日本文人来说，中文水平可是自己身份的象征。要是能写几首汉诗，那可是相当的有面子！为了迅速提升“中国范儿”，日本显贵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容易模仿的对象。“高产”又直白的白居易自然成了上上之选。因为白居易的是非常的易懂，它不像杜甫和李白的诗句，里面隐藏着很多内幕消息。他的语言特别的通俗易懂，但又能够给人很美好的感觉。而且在当时唐朝的时候，由于白居易的诗，特别的接地气，所以在整个中国，流传都非常的广泛。民间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诗，并且不仅仅能够理解还能够传播。
　　在古代，李白也是声名赫赫，可谓是天王级别的存在，作诗无数，名满天下。上到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可以说，圈粉无数。
　　在李白的粉丝里，最有名的，要算“诗圣”杜甫了。
　　杜甫的粉丝里有白居易、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也非常崇拜杜甫，对杜甫的诗文给出了高度评价，甚至认为杜甫的成就高于李白……
　　在众多的追崇者中，有一个人堪称杜甫最狂热的粉丝，他就是张籍。张籍是韩愈的学生，老师崇拜杜甫，弟子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张籍对杜甫的痴迷比老师疯狂的多，到底这位狂热粉做了什么事呢？
　　张籍不仅仅把偶像的作品当做精神食粮，而是当做真正的粮食。据记载，张籍曾把杜甫的诗集烧掉，把灰伴着蜂蜜，当成自己的餐饭吃掉，希望借此“改换肝肠”，成为像偶像一样才华横溢的人。这可谓是崇拜偶像的“最高境界”了。
　　相较于李白和杜甫，有着“诗魔”和“诗王”之称的白居易，名气传播更广，他不仅有着众多的国内粉丝，更是收获了一批海外粉丝，可谓是一个国际化的“大明星”。地位最高的铁粉正是日本天皇。而这位天皇对白居易痴迷据说，他每日安排固定的时间，拜读白居易的诗集，甚至每日晚上，都要把白居易的诗放在枕下安眠。在皇室的推崇和倡导下，日本的知识分子做学问都以白居易为榜样。
　　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发表谈话，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使用过的笔名和别名超过五十个，有：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汾阳主人、竹君主人、定甫、夏社、沫、爱牟、鼎堂、高浩然、吴诚、林守仁、杜顽庶、杜荃、杜衎、坎人、易坎人、石沱生、陈启修、李季、阿和乃古登志、蒙其外史、王假维、郭爱牟、蒙其生、蒙侄、谷人、郭石沱、佐藤和夫、安娜、鼎、杨伯勉、杜衍、白圭、戎马书生、牛何之、羊易之、丁汝成、龙子、克拉克、江耦、有孤、藤子丈夫、佐藤贞吉、郭麦弱、高鸣、于硕等。
　　郭沫若以书法闻名，风格独具特色，有“郭体”之称。在中国许多名胜地点的招牌和学校校名都采用郭沫若的题字，如故宫博物院、电子科技大学、北京四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沈阳四中、遂宁中学、浙江省桐庐县中学、中国银行、香岛中学、荣宝斋、中国书店、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沈阳故宫、华清池、黄帝陵、半坡遗址、吉林大学、福州大学、牡丹江医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学院、成都武侯祠、济南李清照纪念堂、承德一中、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白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