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民有战争责任，整个日本大和民族都有战争责任 。

日本人民有战争责任，整个日本大和民族都有战争责任 。
在日本全体国民忠心爱国好战，爱国好战为天皇效忠胜过家，爱国而战为天皇效忠高于一切，爱国而战为天皇效忠胜过一切，爱自己的民族高于一切，爱自己的民族胜过一切，你可以谩骂他们日本人的父母，你可以谩骂他们日本人的姐妹，但不允许你谩骂他们日本国和日本天皇，但不允许你谩骂他们日本大和民族。他们日本每一个国民都把自己的国家和天皇看得比自己的父母都重要，都效力，他们日本人从小就是一个爱国良民，为天皇效忠，他们可以违背自己的父母，但不可以违背自己的国家、天皇和民族，可以对自己的父母不效力，但是不可以对自己的国家、天皇和民族不效力，可以对自己的亲人或本家庭不效力，但是不可以对国家和天皇不效力，不可以对大和民族不效力。所以在他们国家也就不会出现他们自己民族的昏官、庸官、贪官、毒官、、卖国贼等现象。
　　众所周知，日本妇女在二次大战时为天皇效忠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竟甘愿做慰安妇，让屠杀中国人民、强奸中国妇女的“皇军”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搏取快乐，“慰安”他们枯燥的心和枯燥的生活，同时使他们更有劲更有趣地屠杀中国人民，强奸中国妇女。试想，一个国家的妇女为了支持这个国家及天皇的侵略战争竟然连最无耻最下贱的事都愿去做，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态度是反对还是拥护，答案不言自喻。 1942年春，中国青年远征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当时守桥日军叫80名日本慰安妇撤离，但她们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上来，我们要和士兵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深入“民心”，连慰安妇都深为拥护，为了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日本人民拥护战争是毫无疑问了。
　　多少年中，日本人民为天皇效忠不惜送自己的豆蔻年华的女儿去当慰安妇，以支持那场邪恶的侵略战争，而中国人却主观臆断地错误认为日本人民是被迫把他们的女儿送去当慰安妇，这是不符史实的。当时在日本全国人对战争激情高亢情况下的日本年轻女人非常自愿去为自己的军队当慰安妇，当时的他们认为为自己的军队当慰安妇，是为国效力，报效祖国，报效天皇，为大和民族贡献自己应有的一份力量。许多日本女人参军后为自己的军队当慰安妇，让那些日本士兵在自己的身上疯狂地搞而慰劳他们，日本士兵从战场上下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地去搞慰安妇，由于士兵太多每次干的时候都仓促，来不及好好看看慰安妇的容貌和白嫩玉体就急急干那事，在这种慌乱的情况下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许许多多男女乱伦上的误会，例如有些日本士兵急急搞完那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搞的是自己的亲妹妹，有些日本士兵急急搞完那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搞的是自己的亲姐姐，更有一些日本士兵急急搞完那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搞的是自己的亲姑姑，也有些日本士兵急急搞完那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搞的是自己的亲姨姨，有许多的慰安妇当被搞完后看看刚才疯狂搞自己的那些日本官兵的时候，才偶然发现其中有自己的弟弟、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叔叔、自己的侄子或自己的外甥等人员，其中还有自己过去的同学、老师、朋友、老乡等人也就不用多说了。他们日本人自己都在想着都是为国效力，报效祖国，效忠天皇，为大和民族贡献自己应有的一份力量，所以他们都又就很快地忘掉，不再去计较与自己的亲人之间乱伦的事情了。这就是他们日本人非常喜欢的并且寄予厚望的侵略战争给他们自己带来的伦理误区。不错，现在看来，慰安妇是极为不幸的，但在当时她们是非常光荣的，还有她们自己的父母兄弟都认为是光荣的。日本慰安妇所遭受的不幸，正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的。
　　二战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也同样热烈欢迎日本女人来当慰安妇，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支携带军妓的军队。日本皇军的荒淫糜烂已在世界历史上到了高峰，他们凌辱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还得不到满足，还要把本国的妇女招募来陪他们睡觉。于是日本慰安妇不但给自己，而且也给日本政府、军队人民和民族都带来了深深的耻辱，但是，这只是到后来才被发现的。当时，军国主义已统治了整个日本，使得一切都要为它服务。为了它，廉耻、道德及亲人、家庭都可以丢弃，也必须弃。于是日本政府、军队、人民和日本女人自身都认为日本女人去当慰安妇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光荣假如日本人民真的反对战争，我们就无法理解慰安妇这一现象。日本人民有没有战争责任呢？我们慢慢看下去吧！当时，在战火快要烧及日本本土时，东京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因两个儿子都在前线“玉碎”，便在大街上自焚身亡，死前一边啕号大哭，一边高呼：“大东亚圣战胜利了！大日本帝国万岁！”这个老人竟丝毫也不对给他家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愤恨，却依然拥护他的国家的侵略战争，认为失去两个儿子是值得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人之常情，他又为两个儿子感到悲痛，更因为对他国家的前途感到极度的失望，所以临死前那么啕号高呼。他心里说不定还有另一种意图，即妄图用他的死来激励其他日本人，使他们更加奋勇地去战斗，同时还不死心，还希望他的国家取得最后胜利。他此时的心情可谓矛盾至极。这个老人并不像有的人认为那样是一个不情愿的殉道者，而恰恰相反，是一个情愿的殉道者，要不然，他为何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天皇!”呢?作为一个快要死的人，是应当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东京的居民成千上万户人家来到二重桥外，家家户户的老人和小小孩跪伏在地，面对皇宫，叩头遥拜，痛哭不已。有上百个日本人在激愤中自己剖腹自杀，还有一百多个人竟全家老小三辈共同自刎，以死报国。而在中国东北的战场上，有许多日本官兵听到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集体自杀，有的日本官兵整排整班集体自杀，有的军官集体自杀，他们均以集体自杀方式来以死报国，报效天皇，报效大和民族。在东京市内许多居民集体自杀，东京的青山通有的全家卧轨自杀。横滨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便带领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全日本人都狂热地、坚决地拥护日本国的侵略战争已失败了，他们绝望了，愤怒了，才做出了这一幕幕其他国家无法比及的事来。但是，对于这些事，中国人却轻描淡写地说那是少数现象，大多数日本人是欢迎日本投降的。我只能同意这句话的前半句，而不同意后半句。不错，相对来说，那些事是少数，但却具有典型意义，那些事正说明了日本是整个民族（包括日本人民）都对日本投降感到绝望和愤怒的。不是这样吗?难道要日本所有小学的校长和学生都投海自尽了，日本所有的人都自杀了，才能证明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吗?日本那些令人惊骇的事很显然是日本人民拥护战争的典型表现，是属于日本整个民族方面的，而不是属于只代表“少数”部分人的那方面的。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军队。说到日本军队，中国人自然都会表示强烈的愤怒。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无恶不做，他们好斗成性，疯狂野蛮，残忍无情。只要看看这些士兵（从日本人民中来的人），那么，再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只怕是难于令人信服的。1932年9月16日中午，200多名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将平项山村子团团包围，将全村4000多名男女老少逼赶到平顶山下的一块宽阔草地上，用六挺机关枪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扫射。人群一排排倒下去，一霎时血肉横飞。一阵枪杀之后，那些杀人恶魔唯恐不能斩尽杀绝，又让狗卖国贼用中国话喊：“鬼子走了，跑哇！”倒在血泊中没有被打死的人闻声一动，机枪又响起来。接着，日军又检查尸堆，发现尚活着的人就用刺刀扎、战刀砍、手枪打。几名日军用刺刀挑开十几个孕妇的肚子，扎出了婴儿，挑在枪尖上取乐，其他日军拍手大笑。看看日军是何等的野蛮恶毒，居然“检查尸堆”，居然挑开“孕妇的肚子，扎出了婴儿，挑在枪尖上取乐”。如果日本人民真的是“善良的友好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在战场上是不会表现得如此残忍的。再看南京大屠杀，这场大屠杀夺去了四十多万无辜中国人的生命，更为可恨的是，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天至少有2000至4000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及蹂躏后又活活破腹残忍屠杀。在这场无耻至极的污行中，连老人和少女也不能逃脱它的魔掌。据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女人、年长女人或少女、幼女，所有均不获免，随意蹂躏，残忍至极。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18万人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割臂、割腕、割腿、割乳、割阴、割臀、割脚、破腹、刺腹、挖心、掏肺、掏肠、掏宫等种种酷刑，残忍折磨，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1937年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奸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活活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日军用刺刀戳穿妇女的阴部或肛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叫，悲惨而死；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石头等硬物硬塞入女同胞的阴部或肛门内，让她惨痛呼叫，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观看热闹并拍手大笑。”（本段事迹均引自《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难书，本段所引只是很多悲惨事件中的其中万分之一而已。在此，我想问问心太好过分善良的中国人：“如果日本人民是善良的，为什么日军又如此残忍野蛮呢？
　　难道是‘善良的’日本人进部队后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么？”恐怕不是这样。日本部队恐怕还没有这样大的能力，在蓦然间就能将如此之多的“善良的”日本人变成一群群恶魔。那么只能是日本人在进部队前（换句话说在民间时）就是一个个恶魔，在进入部队后才会如此无耻、野蛮、凶残。正如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
　　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回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我们说日本人民是善良的，又有什么说服力昵?
　　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日本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中国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看到这句话，那些认为“日本人民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是否还得为他辩护，说他只是到部队后才变成一个蔑视中国，赞扬“圣战”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民是怎样欢庆胜利的。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男人们手里高举着膏药旗或女人月经旗疯狂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而且妇女们也身着和服、盛装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频频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这是一幅日本人民拥护日本邪恶侵略战争的绝好画照。
　　在二次大战末，美国有一个人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这个人名叫埃德温莱顿，是一位毕生从事日本人心理学研究的教授。当时，美国要给日本投放原子弹，但此时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却很是疑惑，因为在他看来，投放原子弹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如果不投原子弹，又难于使具有浓厚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精神的日本人投降，因而，他便去问埃德温莱顿教授。这位教授说：“将军阁下，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但即使对他来说，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日本男人都割去睾丸或阴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但是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却又是另一回事。”于是，尼米兹打消了犹豫，决定投原子弹。这位教授的话说明，日本天皇的权威是极大的，但即使他仍难以让疯狂好战的日本人投降。可见日本人不单是疯狂好战而且日本人民是非常拥护战争的。自然，日本每一个国民也都是拥护战争的。（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位教授的话：裕仁宣布投降前，遭到激烈反对)
　　二战时逃到美国的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其著作《德国人：一个双重历史的国家》中谈及二战时说：“但是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德国人民应当负什么罪责。”“但是在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现在要想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这是徒劳的。”类似地，日本人民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日本人民不是默许地，而是积极地拥护并积极地参与了日本对中国和对世界的侵略。而中国人却愚昧地硬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并且是无罪的，这只能欺骗那些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
　　日本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所犯下的罪行，磬竹难书。他们割占中国土地，勒索战争赔款，奴役中国人民，抢劫财产，烧毁房屋；奸淫残杀中国妇女，上至白发老妇，下至小孩幼女，无一幸免；割去妇女的乳房，用刺刀插入妇女的阴户后，挖出孕妇的胎儿来，让日军军官们活活煮胎盘汤喝；刑讯中国革命志士，枪毙无辜；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活埋，或挖眼，割鼻，活体解剖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造成无比深重的灾难和耻辱。对此，中国政府却愚昧地认为只是一小撮日本的统治阶级的罪责而已。这又怎能令人信服？日本从天皇到平民，从官兵到工农，从良女到军妓，从老人到小孩，从知识分子到文盲无一不在支持着日本的残忍野蛮的侵略战争；在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日本工人和农民在后方为着日本的残忍野蛮的侵略战争做贡献，他们生产出武器和粮食送给日本军队，并且其自身也成了日本官兵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官兵又是屠杀中国人民的直接执行者，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无可推卸。
　　日本人具有浓厚的武士道精神，这种精神在本世纪30年代与“现代”的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便恶性地膨胀起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一种更加反动、更加野蛮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浸透了每一个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使他们在被侵略民族面前是杀气腾腾的凶神恶煞和刽子手，而在日本天皇和各级军官上司面前却又是十足的奴仆和炮灰。他们神魂颠倒，兽性大发；他们充满了强烈的愚忠精神，视死如归，甘愿充当“肉弹”，在战场上宁死不屈；他们丧失了正常的理智，恶毒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孺；他们像疯子一样驾驶飞机去撞美国飞机和军舰。所有这些现象所体现出的好斗和凶残的精神，是日本大和族的精神，是每个日本人都具有的精神。如果把这种精神说成仅仅是日本军队才有的，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日本千千万万的人民自然无疑也具有这种精神。正如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所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很显然，武士道精神也存在于日本人民的灵魂中。而武士道精神正是好斗、凶恶和愚忠。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人民内心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
　　侵略别的国家，屠杀别的国家的人，强奸别的国家的妇女，奴役别的国家的人民，抢劫别的国家的财产，烧毁别的国家的房屋，这是令人痛快的事，日本人何乐而不为？人性便是如此。日本人民同样恶毒并不例外。
　　不错，二战时日本确有共产党和其他一些人反对那场侵略战争，同情中国；也有些日本士兵逃跑，甚至暗地里帮助中国抗日军队，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少数现象而已。偏偏中国人却爱扩大这些事情的意义，说：看哪！这说明日本人民是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的！殊不知，日本正宣称和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并且正妄图称霸全球呢！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心灵太脆弱了，太善良了，过分的善良了也就等于愚昧了，凡事都往善处想，不敢往恶处想。他们宁愿抹杀事实，自欺欺人，自己损害着自己，也不愿也不忍把恶人说成是恶人。他们喜欢把罪恶淡化，把善行扩大。所以他们一贯认为，好人好事──哪怕很少──便可代表全体，而恶人恶事── 哪怕很多──却无资格代表全体。这种心理便使得他们把寥寥几个反对战争，同情中国的日本人说成是全体日本人民，而把千百万万个全体日本人民疯狂好战鼓吹战争，残酷蹂躏中国人民的日本倭寇说成是少数。中国人这么做，无异于叫唤：一可代表一百，而九十九却是少数。（中国政府的这种作法虽然愚昧、蛮不讲理，倒也是中国人的善良国粹。1995年，深圳瑞进电子有限公司韩国女老板强迫一百二十多名中国工人集体下跪，当时只有一个叫孙天帅的人没有跪，其他人都跪下了，这是何等的让人痛心痛恨，这是侮辱中国人人格，侮辱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更可气的是，直至1996年，中国政府的宣传界还在愚昧着还在非常高兴着，竟说，他没有下跪，表明了中国人有不跪的传统习惯。一个诗人还为此而热情洋溢地写了一首诗《中国人，不跪的人》，然后列举了岳飞、文天祥等例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不错，在日军残忍的侵略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国内个别人产生了厌战心理。有人又据此得出结论，说日本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可要知道，此时个别日本人厌战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日本全国的人民由于越来越不堪重负，而且由于日本节节败退，他们对前途感到悲观和恐惧，这才有个别日本人产生了厌战甚至反战的心理。换句话说，是日本再也捞不到好处时才使得个别日本人民厌战甚至反战。这是人之常情。这好比一个强盗，去抢人家的财产，和人家争斗了好久，最后打不过人家了，占不到便宜了，其中自然会有个别人便产生了后悔心理。假如日本仍能捞到好处，日本全国的人民还是非常拥护战争支持残忍侵略的。另一方面，由于具有法西斯武士道精神、民族优越感和好斗传统，日本人民又不甘心停止战争，更不愿意投降，相反，此时还想称霸全球，统治其他民族，所以在心理上和行动上仍在支持这场战争。长期的熏陶和心理积淀使日本人养就了贪婪、野蛮、凶残和好斗的思想，并且根深蒂固，不可能因眼前的挫折和失败而改变。正如强盗不可能一下子幡然醒悟，丢掉他的狼子野心。前文的美国心理学教授的话即形象地说明了日本人是难于投降的。日本人（包括日本统治者和全日本人民）将抱着“一亿玉碎”的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只是，在神一般的天皇的命令下，日本才投降了。否则，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日本大和民族从地球上消失了。日本人也确实勇敢，宁愿自己死亡、民族灭亡，也决不投降。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人虽然对战争产生了犹豫、怀疑、厌恶甚至反对的情绪，但更倾向于“主战”。而中国人在评论时却愚蠢地只看到了前一方面，没有看到后一方面。退一步讲，即使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民也是没有完全反战，但在这之前的漫长的时间里却是主战的。因而总的看来，日本人民才是主战元凶。
　　中国人常说某某民族好斗；但这时若有人对他们说，这个民族的人民是不爱好和平的，是拥护战争的，那么，这些愚昧的人们他们又会挣红脖子，突起眼睛，争辩着说不是这样。因而中国人会说日本和族是个好斗的民族，但绝不会说日本人民是好斗的人民，更不会说得那么白，说日本人民是不爱好和平的，拥护战争的。其实，一个民族好斗的话，其人民拥护侵略战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假如这个民族的人民不拥护侵略战争的话，这个民族好斗也无从说起了。像日本和族这样好斗的民族，我们却要把它的人民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实在荒唐可笑、愚昧至极。
　　日本人民是不友好的、不善良的、不爱好和平的，实际上他们是野蛮的、凶残的和拥护战争的，他们比当时的德国人还要百倍地狂热而顽固地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对此，又有谁能否定他们的战争罪责？但中国人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日本人由于从小生长在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才拥护那场战争的，因而日本人民仍然无罪。这些中国人承认了──无意识地承认了──日本人民是拥护侵略的，比起那些顽固地认为日本人民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中国人要进一步，实在难能可贵，但他们又把日本人民的罪责推卸给了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按他们的逻辑去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助人为乐的人也没功劳了？惩罚凶徒的人也没功劳了？抗敌入侵的人也没功劳了？因为他们高尚的思想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养成的。
　　我们必须清楚，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是由日本人自己造就的，并非天生的，没有日本人，哪里会有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因而归根结蒂，是日本人自己使自己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并拥护那场侵略战争的。所以说，日本人民是要负战争责任的。中国人实在有办法，妄图转移我们的注意方向，使我们只去追究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这种抽象东西的罪责，而将实在的人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是在中国用得极多的为日本人民推卸罪责的伎俩。这种伎俩像散发出的迷雾，遮住了事情的真相，长期以来一直迷惑了中国人。
　　当代日本有许多极右翼分子为东条英机等战犯翻案时叫嚷说，他们是由于“国家制度”才发动战争的。这种“国家制度”与中国人所谓的“环境”如出一辙。我感到异常的惊奇，同时更感到悲哀。我无法理解，中国是个受害者，却居然会有人与日本人，而且还是极右翼分子具有如此相同的想法。就算如中国一部分人和日本极右翼分子所说的那样，日本那些战犯是在一定的“环境”或一种“国家制度”下产生的，那更足以证明整个日本国家是有罪的，我们就只要向整个日本国问罪就是了。
　　我们要知道，人的思想（无论善与恶）都不是生来就有的，而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假如由于日本人的拥护战争的罪恶思想是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我们就把其罪责归之于“环境”，那么，我们无疑也要勾销其他所有罪人的罪责：中国的秦桧、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日本的裕仁、东条英机、谷寿夫，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还有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无一例外。因为他们也并非天生下来就是恶棍，他们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养就了罪恶思想，从而才去作恶的。中国人其实完全可以造出一个“人类环境”和“人类制度”来，认为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是这二者制造出来的，于是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无罪了。
　　中国人很奇怪也很愚昧，他们反对“人性本恶”论，也反对“人性本善”论，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但却独独愚昧地认为日本人民是“本善”的，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变恶了。由于日本人民是“本善”的，所以尽管他们犯下了罪行，中国人也认为应当开脱其罪责。看来，中国人似乎认为，只有日本人民（还有其他人）天生下来就是坏蛋，我们才可追究他的罪责，否则，我们只有去追究“环境”的罪责。这是那门子逻辑？
　　


纵然日本人民是“本善”的罢，他们在事实上总犯了罪，我们也依然要追究他们的罪责。这好比一个人，纵然他是善良的，甚至是高尚的，假如他由于被人引诱而杀了人，甚至由于失误而杀了人，法律也依然要制裁他，而绝不能认为他无罪。
　　我敢说，现在的中国人接受“日本人民善良、无罪”这一愚昧观点时，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当时并没有问：“为什么是这样?有什么证据吗?”他们当时接受的也只是这一观点，而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他们甚至想都没想到要看这方面的证据。他们接受这一观点后，从此再也没有怀疑过。其实，中国人只要略略动动脑子，再大胆一些，就可很容易地发现日本全国人民是恶毒的是残忍的是有罪的。
　　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绝不像中国人说的那样是没有的，也并不是很小的，而是很大的，与日本统治者的战争罪责各有千秋。说日本人民无罪，乃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一大错案，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一大愚昧论断。
　　至此我们可得出结论，日本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拥护那场战争，其人民非常拥护那场战争，日本是整个民族都拥护那场战争；日本不仅仅是统治阶级要承担战争罪责，其人民也要承担战争罪责，日本是整个民族都要承担战争罪责。
　　中国人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其罪责只在于日本统治阶级。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五十年来我们便不能说日本是战败国，而应当说日本的统治阶级是战败阶级。近几年来我国也不应当要求日本给我国以民间赔款，而应要求日本统治阶级给我国以民间赔款。
　　纵然战争罪责只在于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无干，那么到最后，我们也要把这一责任归到整个日本民族，从而我们还得向整个日本民族复仇，自然，日本人民也逃脱不了那场灾难。这正如一个人用手杀了人，我们不能只治罪那只手，把那只手剁了便完事，我们要把这个人处决。我们无法将统治阶级与民族割裂开来，认为前者犯的罪与后者无关，恰恰相反，应当认为前者所犯的罪也即是后者所犯的罪。实际上，统治阶级的所做所为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功过，这是不言自喻的道理。日本整个民族有罪，毋庸多言。
　　世界上还会有其他国家会像中国一样，千方百计地为给自己带来深重灾难和耻辱的敌人洗刷罪名么？想来是不会有的。中国是一个昏聩愚顽的国家，这个国家数十年来固执地认为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善良的、爱好和平的和反对战争的。在中国人眼里，“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光辉的、神圣的、至上的、不容怀疑的和不容亵渎的；于是“人民”便永远都是大仁大德之灵物，具有绝对的道德、绝对的良心、绝对的正义、绝对的善良，她绝对的爱好和平，绝对的不会犯罪。
　　因而“人民”便永远可做罪恶的事，而又永远不会被推上审判台。日本人民要是能利用中国人这种心理，那么以后就请放心来侵略中国就是了。中国是绝不会来追究你们的罪责的，更不会来报复的。日本人民是巴不得中国人把他们说成是无罪的了，因为这样一来，日本的战争责任就只有归咎于日本的一小撮统治阶级了，而与整个民族无关，日本和族的形象自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由于中国认为日本人民是无罪的，所以造成相反方面的研究极少，几乎为一项完全的空白。这方面的资料因而也极少，我无法拿出更多的论据来证明这点。但是，凭这些论据已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观点了。同时，希望更多的人来填补这项“空白”。
　　最后，为了使中国人有胆量接受“日本人民不善良、有罪”这一观点，我在此有必要谈谈人民的弱点。这算是题外话。在中国人眼里，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 一定能战胜邪恶和敌人。事实并非如此。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像打猎一样捕杀塔斯马尼亚人，到一八七六年，最后一个名叫特鲁加妮妮的妇女死掉了。于是塔斯马尼亚人灭种了。塔斯马尼亚人失败了，而且是永远地失败了。可邪恶却胜利了，永远地胜利了。再如，白人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驱逐并大规模屠杀美洲大陆上原先的主人，使自己这个“客人”反而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印第安人也永远失败了。而邪恶和敌人却永远胜利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人民并非是不可战胜的，邪恶并非是必败的。人类就是这样，充满了痛苦和无奈。
　　在人类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命运十分悲惨，因而举行了无数次的起义和斗争，但又无数次地失败了，遭到了残酷的报复。于是正义屈从于邪恶，人民屈从于敌人，照样过悲惨的生活。他们含悲茹恨，逆来顺受，默默无言，不再反抗。而邪恶依然得势，敌人依然高高在上，骄横跋扈，压榨人民。可见，人民并不是大无畏的，她有她的软弱性，不可能与敌人永远战斗下去。
　　一个国家的人民，知道了她的政府是个剥削阶级的、反动的、卖国的政府，并且在为推翻这一政府而奋斗，但往往要经过十多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取得胜利。为什么如此缓慢呢？按说，人民的人数远远要多似她的统治者，如果人民什么吃穿用度的物资都不给统治者，不去参加对方的军队，并和他们斗争到底，把他们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那么，不要说一百年，甚至只须一个月就可以把政府推翻。可是事实总是与人们意料的相差很远，推翻政府总要花很长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人民有她的分散性和拖滞性，这又是她的弱点之一。人民并非是大智大慧的、明察秋毫的，她有她的知识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有的国家维持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或让一僵尸思想统治了数千年，其人民却一直没发现其中不合理的地方；有时，许多国家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为他们祖国的人民所认可，而宗教这种反动落后的精神鸦片却长期为这国人民所接受：这些都说明了人民有她不知道不明了的地方。
　　世界上许多民族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国家，虽然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拥护统一，但总是迟迟不能如愿，可见，人民往往只顾过那种庸俗的生活，能吃好穿好就够了，至于那统一国家的大事，见鬼去吧！他们之间甚至有时还不能和平相处，还要干戈相见。虽然这里面有许多原因，但无论如何原因也有人民的一份。人民还有其他弱点，难以尽述。
　　或者有人以为我以上所述的各种人民的弱点都有其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想为人民的弱点做辩护，但我要说的是人民的弱点，而不是其原因。
　　人民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其人性，人性是有缺点和劣根性的，总体便表现为人民有其弱点。我们不要盲目迷信人民。
　　啊！人民，在你那眩目的光辉里，隐藏着多少阴影啊！日本侵略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人民也因此而涂上了浓厚的阴影，但这一阴影却长期被“人民”这个词的光辉湮没了。
　　为什么中国认为日本人民是是友好的、善良的、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无罪的呢？这是因为：中国人太善良了太愚昧了，他们不忍心承认日本人民是有罪的；中国人也太懦弱了也太愚蠢了，他们不敢承认日本人民是有罪的。“人民”这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太光辉了、太神圣了，他们虔诚地膜拜在它的脚下，凡是和它沾边的，他们都一概给予肯定和赞颂，而丝毫也不表示怀疑和批评，连想都没想到这么做。因而中国人天真地愚昧地认为，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是善良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自然也是如此。
　　这更因为：阶级斗争的理论使得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民善良、无罪。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影响巨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便是用这一理论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的；建国后，中国又掀起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高潮。中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解释人类历史的几乎全部现象，像一个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这么重大的事情就更加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了。而当这么解释时，就必然会得出结论道：这是一个阶级侵略、压迫另一个阶级；日本侵略中国，是日本的统治阶级侵略、压迫中国的被统治阶级。中国这么解释时，却没有注意到民族有她的民族性。侵略民族虽也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但这两个阶级却又属于同一民族，在对外侵略时，表现为二者为民族的共同利益和荣誉而斗的民族性。被侵略民族虽也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但在他们的民族受到异族侵略时，他们都受到了欺凌和压迫，多数情况下二者会共同进行英勇的抵抗（当然，有时前者会和侵略民族一同来欺凌压迫后者），这时二者也表现为为民族的共同利益和荣誉而斗的民族性。因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既有阶级性，也有民族性，二者是并存的。
　　诚然，用阶级的标准来划分人是一件伟大的创举，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不可再用其他标准来划分。实际上，人还可用性别的标准来划分成男人和女人，还可用年龄的标准来划分为小孩和成人，还可用经济地位的标准来划分为富人和穷人，还可用种族标准来划分为黄种人、白种人、棕色人、黑人，还可用民族的标准来划分为中国人、犹太人、日本人，等等。用其中任何一种标准来划分人时，都并不意味着不可再用其他标准来划分，事实上这些标准是共存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既存在男人和女人，也存在成人和小孩，富人和穷人，黄种人、白种人、棕色人和黑人，中国人、犹太人和日本人，等等；自然，也存在这个阶级的人和那个阶级的人。而阶级斗争理论往往只看到人类可用阶级标准来划分，因此，当一个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时，它便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了。可惜，它解释得并不很成功。
　　阶级斗争理论形成时，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的偏颇、束缚及固执、愚玩，以及它的狭隘思想。它由于以为自己伟大，就以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就以为自己能解释一切，而其他理论却无能为力，却不知世事是复杂的、多重的、交叉的和并存的，自己并不能解释一切现象。实际上，用民族理论，甚至用人性理论却可以对侵略这一现象作出几近圆满的解释。
　　一个民族受侵略受蹂躏时，受辱的不仅仅是她的人民，而是整个民族。在中国的清朝和民国期间，受辱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中国的被统治阶级，受辱的还包括中国的当时的统治阶级，一句话，受辱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
　　日本侵略中国，并不仅是日本的统治阶级来压迫中国的被统治阶级中国人民，日本的被统治阶级──日本工人和农民也压迫着中国的被统治阶级。这时的中国人民受到中国的统治阶级、日本的统治阶级，还有日本的被统治阶级这三个阶级的压迫。有人说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这与日本人民压迫还是没压迫别人毫无关系。实际上，日本人民也是害人者（毋宁说更是害人者。中国人向来只愚昧地看到了日本人民的无足轻重的受害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更为主要的害人的一面）。这正如封建社会中的某些妇女，她们是受害者，受着封建礼教的深重压迫，但同时又是害人者，强烈要求其他妇女也遵守封建礼教，谁要是改嫁，私奔，“失节”，被强暴，她们就会反对，唾骂，打击，甚至残害。中国人认为世界各国的被统治阶级都是阶级兄弟，都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人，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互相压迫和欺凌，这是大错特错的愚蠢论断了。
　　在某种情况下，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会变成反动的阶级。二次大战时，日本便是如此。这要令那些迷信“人民”的中国人惊骇异常，难以接受，但事实如此，我并没有诬蔑。同样，我们应当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请下神坛，不要盲目地迷信他们的道德与良心。谁说人民不会做出罪恶行径呢？日本是不用再说了。在德国，1933年，纳粹党人数达150万，其中工人和农民共50多万，二者占纳粹党人数的33％以上，此外党外支持纳粹党的工人和农民不计其数。同年，德国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人，另外还有德国工人和农民便把纳粹党拥上了权力的宝座。从此，德国工人和农民便参与了有组织有目的的疯狂屠杀犹太人的罪恶行径。
　　中国人很善于把罪恶愚昧地归咎于统治阶级，而把光荣归功于人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但把人类近、现、当代时期，而且把整个人类文明历史时期；不但把中日范围内，而且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侵略战争、争霸战争和种族屠杀等等行为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各国统治阶级，而丝毫也没有再深入一步地研究，看看有没有人民的责任。中国人愚昧地以为，凡是人民，都是友好的、善良的、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他们参与了战争和屠杀只不过是被逼的，或被骗的。这样一来，他们便认为，白人屠杀印第安人，美国将印第安人赶进“保护地”，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并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日本侵略中国这些罪行都与各国人民无关了。但执这种论调的人其智力实在只处在小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