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草心
报得三春辉
我以为，评价一个政治人物，勤政不是一个重要的标准，甚至根本就不应该作为一个标准。古人对最高领导人、也就是皇帝的理想标准是：圣天子垂拱而治。意思是说，一个好皇帝应该什么都不要做，天下也就太平了。这和现代的君主立宪有点类似。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皇帝几百个，有两个人勉强达到了这一标准。一个是三国时的蜀汉后主刘禅，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扶不起来的阿斗”。另一个是明穆宗朱载垕，他一共只做了六年皇帝，一般读者可能对他不太了解，但是提起他当政时的几个文臣武将，如徐阶、高拱、张居正、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海瑞、李贽等，一个个都如雷贯耳。有了这群闪耀的巨星，朱载垕乐得清闲。他绝大多数时间都配合大臣们的要求，自己绝对不去干预那些大臣们做事情，因为他知道，那里面比他强的人多多了。比如怎么样搞政治，他肯定不如徐阶；怎么样练兵，他肯定不如戚继光，那他干吗要事必躬亲呢？内阁和各部院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大明王朝的国家机器即便在他朱载垕挂了也能照常运转。但是不做事并不能说朱载垕就是一个蠢货，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从他调停徐阶和高拱的矛盾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大局观之强。就这样，大臣能把事情做好，他不干涉，如果有矛盾他照样帮着解决。所以他的国家治理的很好，生活比孝宗时代悠闲的多。古人理想的“圣天子垂拱而治”，综观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史，估计也就在这个时代──明朝的隆庆年间最为接近了。
赞扬最高当政者勤政、爱民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立足于维护公民权利的现代民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更何况勤政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好皇帝”勤政，可能还能造福苍生。如果一个坏皇帝也勤政，就不但不能造福于民，可能就要祸民了。象清朝的雍正皇帝据说也非常勤政，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但雍正嗜杀成性，荒淫无耻，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文字狱”就是在他当政时大行其道的。仅吕留良一案，就有数百人被杀。整个雍正时期，被杀的汉人知识份子更是成千上万。有人仅因为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就被满门抄斩。遗憾的是，这个杀人无数的暴君，在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王朝》以及同名的电视剧里却被吹捧成了“一代明君”。
胡锦涛上台后，溜须拍马之徒，曲意迎逢之辈，如过江之鲗。在他们心中，胡锦涛就是期待已久的“明君圣主”。我甚至怀疑火爆一时的清宫戏，就是无聊文人在为胡锦涛张目。胡锦涛是不是“明君”，我们暂且不论，但是这种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的身上，本来就是不科学、不民主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之所以特别漫长，其原因之一，正是我们的历代祖先忽视了建立一套民主与法制的有效制约机制，而只是把希望一厢情愿地寄托在“好皇帝”们身上所致。我可以断言：“好皇帝主义”实乃误我中华民族，断送我民族前途的一帖“烂药”。制度不相信品质，然而，它却可以培养和规范良好的品质。在“法治”社会里，在一个好的制度下，监督制约机制必然是健全的，它可以有效地纠正坏的倾向，撤换不称职的人，使“坏人”在这种机制下不得做坏事；而在一个“人治”社会里，在一个坏的体制下，则百病丛生，弊端屡出，即使是“好人”也难以避免会被没有制约的无上权力把他“宠”坏，从而做出坏事，把国家和民族推向专制主义的深渊。胡锦涛如果真的想青史留名，就不要搞什么勤政、亲民的“政治秀”，而是下定决心把这个人治的坏体制改一改，建立一个相互制约的好制度。制度建立起来了，社会自然会按照固有的轨迹良性发展，至于你胡锦涛勤不勤政、亲不亲民，又有多大的关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