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ZT

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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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长文律师长期投入教育、法治建设，目前是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最新出版的《天堂从不曾撤守？─陈长文书信》（台北方智出版）是他对人生、对人事的观察和体悟。讲义特摘出文末后记〈给母亲，也是给为人儿女的信〉，与读者分享。

　　要谈我的母亲，就要从我的父亲谈起。

　　我的父亲，是在国共内战的末期，甚至精确地说，根本是在国共内战「已经结束」后阵亡沙场的。民国三十八年，国民政府事实上在大陆的作战已彻底失败，但我的父亲仍返回大陆去指挥在四川的部队，进行注定失败的战争。父亲原已带着母亲和四个儿女来到台湾，但随后又前往四川，参加了那场夺走了他的生命，夺走母亲的爱侣，也夺走哥哥姐姐和我的父爱的战役。那时的我才五岁，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娃儿。

　　我知道这样说很不孝，对父亲来说很不敬，但当我长大后，开始有了自己对人世的价值判断后，我打从心底的认为那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我甚至在想，父亲去世时才三十八岁，对比现在已是花甲之年的我，那时的父亲根本就还只是个「孩子」。这样的一个「孩子」，是如何去思考那样一个烽烟四起的年代？？是如何思考他做的事情所代表的意义？

　　我常在想，父亲战死沙场的最后一刻，心里寄挂的是什么？是国家荣誉？还是爱妻身影和他挚爱的一群子女？？或者，他根本什么都来不及想，死神就倏忽地取走了他的生命。真正的答案我不知道，永远也都不会知道，但这个问题我永远都会挂在心头，永远地追问着。

　　这答案或许永远是谜，但另一个答案却是十分清楚，我的母亲自此成为寡妇，在漫漫艰辛的人生长路里，一肩扛起抚养四个子女长大成人的责任。事实上，我还有一个弟弟，因为年纪实在太小，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带着四个儿女的颠沛，母亲显然已是精疲力尽，无法带他来台湾，便留在福建家里头，后来因病过世。虽然母亲从没多说什么，但我知道，那也是她和我们这一群子女，另一个一辈子都埋在心里的痛。

    从头想起，母亲过世时九十岁（二○○四年），来台湾的时候是三十五岁（一九四九年），在台湾待了五十五年。父亲约莫十五、六岁时就进了军校，在那个外患频仍、内战殷起、不安定的年代，很多男孩子于是投笔从戎，做为职业选项，当军人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对较佳的选择。

　　父母亲家都在福建，我的外公、舅舅都是华侨，因此母亲幼年家境算是不错，小时候上教会学校，也念到中学、高中。因此，母亲和父亲，家庭背景虽有差别，可是母亲就是喜欢上了爸爸。很快地，他们结了婚，然后度过了对日抗战的时期，母亲就跟着父亲的军队四处迁徙。我是民国三十三年在昆明出生的，那时已是对日抗战的尾声了。抗战结束，又遇上了国共内战，我们一家人迁徒过哪些地方我并不十分清楚。也许父亲、母亲和我们一家人，曾有过一段安定快乐的相处时光，但我想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颠沛流离吧。一个身不由己的年轻军官，随着军队调来调去，家人要选择团聚不分，就只能跟着他像浮萍一样飘移不定。

　　民国三十八年，好不容易，父亲带着一家人来到台湾，但很快就受命回防四川。父亲在十月从台北被派往四川，这一次父亲没有把家人带在身边，那时的局势也不许可他再带着家人。他返回四川后，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情况迅速恶化，国民政府在大陆一路溃败，局势终不可挽。

　　母亲过世后，姐姐在整理遗物时，找到了父亲在前往四川的路上，分别从香港、成都与重庆寄给母亲的几封信。

　　父亲在来信中，也表达对孩子们的关心。叮咛大哥要帮母亲照应弟妹，叮咛二哥「不可再顽皮要和蔼妹妹和弟弟，且要听大哥和母亲的话」，也交代两位哥哥「到学校读书，不可以和别人打架，回家后要多温读、习写、严加管训」。两位哥哥也完全做到了父亲的要求，相信父亲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而对于尚年幼的姐姐和我，父亲则希望我们「活泼健康」。

    而在父亲的最后一封来信中，虽然信中的字句平缓，但却看得出父亲为不让母亲担心，在字里行间避重就轻地想要压抑局面已甚紧张的实情。

　　在那封等于是遗书的父亲来信中，并没有林觉民在〈与妻诀别书〉中刻刻不忘的国家大义。我看到的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对妻子儿女无限的思念与关心。父亲告诉母亲，自己的身体康健，请母亲不要担心，也交代母亲要照顾好身体；尤其提起母亲常有头痛的问题，建议母亲去求教医师作诊治。他还关心着哥哥、姐姐和我的成长；他似乎对他的宝贝儿女有相当的了解；他对母亲分析他对我们的看法；他请求母亲费心的教我们。父亲知道家用拮据，也提到他挣扎着要不要将身边所余的三两黄金寄回家中，但这三两黄金可能是他返家的希望所寄，他只好留在身边预做急用。只是那三两黄金终究没能助他与家人团圆，他便战死在四川邛崃的五面山，母亲从此不再盼到她心爱的丈夫的来信。

　　这几封信一直被珍贵地保留在母亲的身边，长达五十五年之久。它告诉了我们母亲内心中的深爱与深痛。然而母亲却能按住她内心的深痛，用她无比的爱心与毅力把我们带大成人。她不曾指望我们做达官显要，她只想我们规规矩矩地长大成人。

    父亲的走对母亲来说，是莫名其妙的一个状况。每每想到这里，我心中都有无比的哀痛。当时政府的决策，就把我的父亲送上这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卷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卑微，父亲、母亲、哥哥、姐姐、我，还有其他在那场战争中丧失生命、丧失丈夫、丧失父亲、丧失爱子的人，每一个都那么卑微，无力又无奈地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

　　所以我想，我有足够的理由对战争深恶痛绝，以前的政府很烂、以前的时代很悲哀，有时命运造化由不得人，但至少现在，自诩生活在文明社会里文明的我们，就应该要有足够的警惕、足够的智慧去记取历史，不要再让同样的悲剧重演。

    父亲没能回来，但我们一家的生活还是要继续过下去，那时才五岁的我实在太小，还无法具体体会父亲已不在人世，更无法体会母亲当时的心情，我不知道母亲花了多少时间从丧夫之痛中走出。记忆中的母亲，就是没有任何怨言地拉拔着我们长大。

　　小时候，我们住在台北市南京东路的眷村，也就是现在第一饭店后面的巷子、一江新村那一带。我们一家人和几家合住在政府配给的房子。现在的我，很难想象母亲当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印象中，小时候的我不愁吃不愁穿，但一个家庭中没有爸爸，终究很多事情是不一样的。父亲阵亡时的官阶是少将参谋长，政府对阵亡将士的遗属有抚恤与补助，也会配发米粮，如果不要米粮的话也可以换钱，但父亲终究不是达官显要，家中经济当然不好。要不是住在新加坡与印度的外公、舅舅们寄钱来接济我们，对家里的经济起了帮助，我想我们家很难度过那一段艰难的岁月。母亲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养大这一帮孩子。

　　当然，在那个时代，也有很多经济像我们一样困苦的家庭，但一个没了丈夫的女人独力扶养四个子女，那背后的辛苦，没有相同经历的人是难以体会的。只要回想起母亲的时候，对她真的感到难以形容的心疼及佩服，因为在我的记忆中，除了没有父亲这个遗憾外，自幼我感受不到生活里任何的困难，母亲把我（和我的兄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我从来不需要也不懂为这个家操心什么。但这也会让现在的我很难过，我之所以可以快乐地度过平顺的童年，那平顺背后的艰难，其实都是母亲一肩挑了走。

　　大哥、二哥、姐姐分别比我大八岁、五岁和三岁。大哥本来打算从军，但母亲反对。母亲对大哥说：「爸爸已经把人都送给国家了，你还去吗？」大哥后来没从军，改念海专（第二届）。念完海专后就上船工作。当时当船员的薪水还算优渥，最早出社会工作的大哥，选择当船员这条路，显然是为了分担母亲的辛劳。事实上，我的大哥自从父亲过世后，就一直扮演父亲的角色在照顾弟妹们。

    二哥书念得很好，很有文采，以第一志愿进入成功大学水利系就读，毕业后拿到奖学金远赴美国的爱荷华大学，毕业后，在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博士学位。省吃俭用、认真工作的他，会寄钱回家给母亲。在两个哥哥都开始分担家计后，我们家的生活状况似乎也不像以往那般拮据了。接着姐姐从台大商学系毕业后也出国读书和就业，再接着我从台大法律系毕业，服役后于一九六八年拿到奖学金赴加拿大念一年书，接着又在美国念了三年书，在国外整整待了四年。

　　一九七二年我回到台湾，哥哥姐姐那时都已经在美国定居了，我是唯一居住在台湾的孩子。母亲轮流在几个孩子家住，在新加坡（二哥后来到新加坡教书）、美国也分别住了一段时期，但她终究不习惯海外的生活，就回到台湾跟我们住，但想到哥哥、姐姐还有在国外的孙子孙女们时，她就到新加坡、到美国留住一段时间，和孩子、孙子们住在一起，享受着含饴弄孙之乐。我想，那应该是母亲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吧。写到这里，我记得母亲曾多次对为何她仅有的四个孩子不能居住在一个地方表达了无可奈何的遗憾。虽然母亲晓得她的愿望有客观上的难处，但她的遗憾至今仍然令我（和兄姐）感到不安。我想母亲说那句话的时候，一定也想到了父亲和我们的天人永隔的遗憾吧。

　　这一段母亲最快乐的时光，一直到她八十七岁时开始有了变化，但我却没有特别注意到母亲的变化。

　　一方面是因为年纪大了，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因为做子女的我警觉性不够，没有发现母亲开始有「阿兹海默症」（又称老人失智症，是一种持续性神经功能障碍）的先期症状。母亲的行为举止开始有一些不寻常，意思表达不太清楚，常常忘记东西放在那里，会对外界事务感到怀疑与不安……

　　当母亲情况愈来愈不好，长住海外的姐姐毅然放下在美国的家庭，回国专职照顾母亲。还记得当时我向姐姐求援，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太太长年照顾文文负担已经到了极限，虽然经济上仍有能力请额外的人力来照顾母亲，但有没有亲人专心全意照顾毕竟是有差别的。

    当我把情形告诉了姐姐，姐姐二话不说回台湾探望母亲，然后就在台北租了房子，放下在美国的先生和儿女，全心全职地照顾母亲。

　　我常在想，自己要深切反省。母亲生病的那段时期我很忙，忙到母亲的状况显然已经不可挽回的时候，我依然还在忙，在忙理律的事、在忙教书、在忙红十字会的事，而理律又在二○○三年底发生了面临存亡关头的「新帝事件」。我总在想，忙或不忙，究竟日子不是我能选择的，排除掉给自己的借口，我相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我能选择的。而那时的我，如果选择「不忙」的话，我可以为母亲做些什么呢？？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多一些，一定可以让母亲的余年过得更愉快，也可以减轻我现在的遗憾。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会怎么做呢？？我觉得应该会做的事情，我当时没做的，我想讲出来。

    我应该在母亲还没出状况之前就要发现、就要有所警觉，母亲的身体已经有了不可回复的问题。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统计数据，全世界大约有二千四百万的阿兹海默症的病患，超过八十岁的老年人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率罹患阿兹海默症，而超过八十五岁的老人更有百分之五十的机率得病。换言之，对超过八十岁的老年人来说，这种疾病是很常见的。而就算母亲没有得到阿兹海默症，以母亲的高龄，也一样会有其他疾病出现。当时母亲已高龄八十七岁了，身体走下坡是显可预见的事情，但我对这一个显可预见的事情警觉是非常不够的。

　　我觉得为人子女者，真的要在还来得及时，花更多心思去注意年迈父母的身心健康。当然，我也知道现代社会很多子女都忙于工作、讨生活，要面对无穷的经济压力，我不希望我这样的说法，会让人觉得我在唱高调，会觉得我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当然说得容易。

　　我不是唱高调，我是真切希望大家如果能力许可的话，多关心父母亲的健康状态，要花更多的心在老人家的身上

    另外一件让我很自责的事情是，母亲打发时间的消遣之一是打麻将。哥哥姐姐和我每个月都会给母亲零用钱，母亲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加上曾摔了一跤，行动开始不便，就不再外出打麻将了。

　　有一天母亲对我说：「欸，长文，你怎么不再给我零用钱呢？」我心想：「妈妈，您人在家里头，要什么我都会给您，根本不需要钱啊。」

　　我记得，文文和小倩的妈对我说：「长文，你还是应该给妈妈零用钱。」我就说：「不用。妈妈不需要用钱，要零用钱干嘛？」母亲过世后，我确定我错了，我错得很严重。

　　人总是太本位，太从自己的角度与逻辑想事情，我们很容易忘记，别人站的位置、站的角度、重视的事情、逻辑的习惯，以及情感的偏好，都不一定与自己相同。母亲就是母亲她自己，她不是我，我也不是她，我认为理所当然、逻辑正确的事情，对她来讲，她不一定能理解。但同样地，母亲不管基于任何逻辑的或非逻辑的理由（比较放心）需要钱，那就是她的想法，那是她想要的，我怎能用我的逻辑去凌驾她想要的事情，代她判断什么是她需要的或不需要的呢？

　　现在，我每次想到这里，都会很难过，如果我还有机会再来一次，我不会再这么自以为是的偏执，我一定会一如往昔给母亲零用钱的。可是，这「再来一次」的可能性只会在虚拟的小说里出现，现实的世界里，很多事错过了就来不及了，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古时候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真的是最残酷，也最令人无奈的真理。

　　还有一件事，就是时间的分配，母亲病重时，理律法律事务所遇上了新帝事件，正处于风雨飘摇的阶段。忙碌的另一个意义是，我把应该用来关心母亲的时间，挪到了处理理律的危机。

　　如果一切能重来，我会希望在当时就告诉同事们：「对不起，让我走吧，让我陪我的母亲，那已是她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了。」但要作出那样的决定也真的很难很难。

    二○○三年十月，理律遭遇了新帝事件的打击，面临最险峻的挑战。二○○三年十一月，理律和新帝谈完赔偿方案，理律的情况算是初露曙光，但仍然很危险和脆弱的，母亲在二○○四年三月过世，而理律要到二○○四年十二月才算度过第一年最险峻的局面，并大致完成了理律精进计划草案。对于仍处于危机的理律，我该在什么时候放手呢？？诚然，这是很困难的问题，我觉得我也不具备足够的警觉和智慧来抉择。

　　又或许，在这两难中间，根本没有答案吧。我不知道，但我没有在母亲最后的一段人生路途上全心地照顾她，无论如何，这已是挽不回的遗憾与事实。

　　事实上，我不只是在母亲人生的最后阶段仍埋首在工作中，即便在此之前，我也一直是一个把生活重心相当程度放在工作上的人，好像理律、红十字会、海基会和教学工作非我不可似的。这自然会排挤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其实理律真的也没那么非我不可，就像很多年前，我在海基会公益服务近两年，为了兼顾海基会和理律的工作，海基会和理律坐落在同一幢大楼里，我大部分时间都放在海基会上面，只有在海基会工作结束，下了班后，才下楼回到理律。那时我根本分不出心力处理理律的事，但理律也依然经营得很顺利，一切都很上轨道，理律有一群最优秀的同事，他们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处理任何危机。我太过放大自己在理律的角色了。

　　在此，我非常感谢理律的同仁（尤其是我的长期伙伴李光焘先生，以及在二○○四年退休的徐小波先生）将近四十载的支持和包容，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绝对没有办法兼顾这么多律师事务所之外的公共事务。

　　因此，当母亲正走上人生的最后旅程时，我对这件事仍然蒙昧无知，我还是依着我原来的工作惯性，将大部分心力挹注在理律或其他公益事务上。

　　我那时也自以为我已尽了孝道，我虽然努力工作，但还是每天晨昏定省问候母亲，到了星期六、日，我和姐姐、姐夫或家人会充当母亲的牌友，陪母亲打麻将（哥哥回台湾时也会加入）。母亲那时候注意力等各方面的状况都已经很不好了，坐她旁边，我会偷看母亲的牌，然后把她要听的牌，和她准备要摸的牌偷偷掉换。

    当她摸牌的瞬间，她本已日渐迟滞的面容表情，忽然会焕射出奕奕的神采，母亲开心地喊：「我自摸了。」我彷佛又看到以前的母亲，我们都很高兴看到母亲那开心的神情。那已是那时候的我们，少数能带给母亲快乐的事情之一了。母亲那时候的精神已不太容易集中，但是打个一圈、两圈麻将，她的精神就会变好。

　　我在想，如果那时的我能有更多时间，能陪母亲多打几圈麻将，能给母亲更多的这种快乐的感觉，那么今天我的遗憾会少很多很多很多。

　　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晚上，姐姐急忙告知母亲出了状况，我到家里看母亲，接着救护车到了，我和姐姐在车上陪母亲，救护车到了医院急诊室。

　　医师说：「已尽力急救，但很抱歉。」文文的妈妈接着也对我：「长文，不要急救了，妈妈已经过去了，这样妈妈会痛。」我当时还不晓得，或者说还不能接受，母亲这次是真的要离开我们的事实。

　　其实，随着母亲的记忆逐渐退化，她的生命也愈来愈衰弱，我潜意识里应该清楚，母亲已经开始收拾人生的行囊，准备在某一天向我告别了，但我刻意压抑着不想去面对。因为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也无从做好心理准备与母亲分别，不论是六岁的儿子或六十岁的儿子，那种来自意识底层对母亲的依赖，使我不敢面对「死亡」这残酷的事实。

　　我很难过在母亲的事情上，我没有用心去想，也没有用心在规画。在那之前，母亲其实已经进出医院及加护病房很多次了，受到三军总医院许多医师和护士们的专业医护。尤其是母亲的主治医师？──？陈健文医师，他不但给与母亲专业的医护，更不断给与我们精神上的支柱。

　　亲眼看着母亲历经的医疗过程，心中有万分不舍，我想任何做人子女的，都很难接受看着自己的父母受病痛折磨吧。阿兹海默症渐渐恶化后，母亲已不会自己吃东西了。而这件事又牵动另一件让我很后悔的事情。

    母亲虽然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我因为工作因素，回家用餐时间比较晚也不太规律，因此除了周六、日时，我们全家会一起出去吃饭，平常则是各吃各的。

　　母亲也是等家人特别帮她准备好餐点，再请她吃，所以大多时间，母亲也是自己一个人吃。虽然我会刻意在母亲用餐时回家问候母亲吃得好吗，但和陪她吃饭的感觉总是不同。

　　在餐点准备上，家人虽然很认真，但后来仍发现母亲吃得不多，有时候甚至根本不吃。这让我很烦恼，但我只是觉得很烦恼，也没细心去想，母亲是不是不喜欢食物的味道，有没有其他可以引起她食欲的食材，或者母亲根本就是没胃口，我没有用心去想。

　　她说她不要吃。久了，有时她不吃东西，我还不耐烦，或者精确地说，是因为焦急而渐渐变成不耐烦，我会问母亲：「妳为什么不吃？」我不但没有用心去找原因，甚至还觉得母亲在找麻烦。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绝对、绝对不会对母亲不耐烦，我会用心去想原因，去体贴母亲的心情与处境，我不会让同样的情形再发生。但这些都是白说的，因为时间不再，没有再来一次的时间了。我惊觉到，要对年长的父母亲及时尽孝，因为人生并没有所谓「再来一次」的机会。

　　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并没有去想，母亲有什么遗憾？现在的我会想，母亲的遗憾，应该有一些部分和我、兄姐们是一样的吧，那就是对父亲战死沙场的遗憾。

　　我觉得很后悔，以前怕引起母亲伤心的回忆，惹母亲难过，因此，我和哥哥姐姐们在母亲面前总是避谈父亲的事。家中年纪最小的我对父亲是毫无印象的，对父亲的唯一记忆，还是从挂在母亲房间里，父母亲在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市孔雀照相馆的合照─英俊的父亲和美丽的母亲。我现在发现，那是不对的。或许我们谈起父亲时，母亲会伤心掉泪，但那也一定比把对父亲的思念压在心底藏起来要好得多。我对父亲的事知道得很少很少，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不敢多问。多谈父亲，虽然总会勾起失去父亲的伤痛，但至少母亲可以多谈许多和父亲在一起甜蜜的回忆，我们也会多知道一些父亲生前经历的点点滴滴。但现在，连这些回忆也随着母亲的过世，而永远埋在尘土里，变成无人知道的秘密了。

    为了方便照顾，母亲后来和专程回国来的姐姐同住。吃的问题，就由姐姐来打理。姐姐常常帮母亲熬汤，陪母亲一起吃，有一次，母亲竟指着汤对姐姐问：「这可以吃吗？」可见母亲的认知能力也愈走下坡了。

　　我很感谢宋维村教授，他是一位非常有爱心、非常关心儿童的心理医师。在文文还很小的时候（二十多年前的台湾特殊教育尚待发展），他就担任文文的医师。我向宋医师请教有关母亲的问题，他特别到家里来看母亲，是他最先判断母亲的精神状态异常的。他建议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查。后来我就到荣民总医院挂刘秀枝医师的号，刘医师是一位专门治疗阿兹海默症的医师。经过她的检查，确认母亲得了阿兹海默症。

　　很少生病的母亲，身体开始变弱了。一切都不一样了，从轻微的感冒、咳嗽开始，看医师服药后也没有改进，后来竟转变成肺炎，就这样进了医院。诊断的结果，肺部受到伤害，新陈代谢出了问题，还有进食吞咽的问题。先后经过鼻管、气切及胃管等手术的折磨。看到母亲被这样折腾，做子女的再怎么心疼也帮不上忙，那时会发现，站在病魔前面，我们变得很渺小。

    母亲的状况时好时坏，在医院的加护病房和家里来来回回，那加护病房急救的过程，也是很痛苦的。

　　说得好听，母亲得享九十遐龄是寿终正寝，但说得不好听，我觉得母亲在最后的人生阶段受了很多的痛苦。我总感觉那痛苦好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到现在还感觉得到。

　　虽然母亲的认知能力随着病情而渐渐恶化，在姐姐细心的照顾下（后来姐夫也从美国赶回来帮忙照顾），可以感受到母亲精神好时还是认得家人的。母亲看到家人会点头、会笑，即便人在病榻上，也会让人明显的感受到她的开心。

　　在这里，我要回头提我的姐姐。姐姐放下美国的家庭，回台湾专心照顾母亲长达两、三年。姐姐花所有的时间照顾母亲，把母亲照顾得干干净净、无微不至，陪着母亲在病房和家里来来回回。特别是如果母亲的情况好转，可以从医院回家的话，姐姐总把家里打理得舒舒服服，让母亲回到家里会觉得很平安。到今天我还十分清晰的记得，在母亲从加护病房回到家里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姐姐、姐夫和我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到附近公园散心的情景，母亲的态度十分安详和舒适，虽然子女心中已有着万般复杂和无助的感觉。那次应该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到公园去散心吧。

    我把我的体会讲出来，如果能够因此被人借镜，我觉得就可以免掉一些人的遗憾，不要像我一样，现在还有那么多的遗憾和愧疚，我想，这种感觉会陪我到人生终点吧。如果有一个人，他因为我讲了这些，而能及时的多花一些心思关注他的父母亲，而少了许多人生遗憾的话，那么我就会觉得，我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忏悔，会有它的意义。

　　给母亲的信

　　亲爱的妈妈：

　　您离开我们已经超过四年了，我和哥哥姐姐，还有您的孙子孙女与曾孙儿们都很想您。我到现在还是无法接受您已然撒手人寰的事实，似乎在我深层的意识里，仍期待着您会在某个清晨或深夜，现身在家里的某个角落，轻声呼唤着我的名字。不知何故，我对您的思念却是愈来愈深，尤其夜阑人静时，您在我脑海里的影像显得格外清晰，但不再是您九十高龄的相貌，而是逐渐恢复您年轻时的容颜。

　　前几天，我看到您的孙女小倩在照顾十个月大的宝宝，她细心又耐心地喂宝宝吃东西，眼神里流露着无尽的关爱，宝宝发出满意的咕咕声，专注地看着他的妈妈，眼神充满着天真的信任，眼里找不到一丝烦恼与忧愁。看着这幅天伦之乐的画面，我不禁看出了神。

　　但就在同时，一种很强烈的悸动占据了心头。我想到，六十多年前，当我还是十个月大的婴孩时，您一定也是同样充满关爱地一边逗弄我，一边喂我吃东西吧，而我的小手抓着您的衣角，不清不楚地发出开心满足的声音。明显地，我对那时的我与那时的您，应该已经很难存在着记忆，但那股温暖与安全的感觉，确是百分之百地种进了我的心中。

　　我想，这样的温暖记忆，也同样存在您和哥哥、姐姐之间吧。

　　妈妈，我好希望，死后的确有另一个叫天堂的世界，那么此刻的您，一定正和分离五十五年的爸爸，和那来不及和我们一起来到台湾的弟弟，三个人一起在天堂的花园里，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生活着。

    我多么希望我的这一封信您能看到。虽然我知道，如同每一次，就算我说了什么惹您生气的话，做了什么惹您生气的事，您从来也没记在心上，总是很快就忘了。您一定也不会把我在这封信中，那些我做不对、做不够的事记挂在心中。

　　但我还是要告诉您，如果，您能再回到我们身边，一切的事可以再来一遍，我一定要更温柔、更贴心地照顾您；绝对不对您生气，不对您不耐烦；我要花更多的时间陪您；我也会多和您谈谈爸爸，我想听您笑着细数您和爸爸共同生活的甜蜜过往。

　　如果，我还能有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

　　妈妈，我们很想您，我们很爱您。请告诉爸爸和弟弟，我们也很爱他们。

　　儿　长文　叩首

　　

　　同时，代哥哥姐姐们、您的媳婿与孙儿曾孙们，寄上对您深深的思念与感恩。

 

 

[feawen]

太感人了

[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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