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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XX兄：
谢谢您真诚的讨论。首先我想澄清一下，我们讨论，其实目的不是要说服谁，我们都是在说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的道德观和信仰，在这个层次不可能说服别人，只是各抒己见。
文字交流，误会一定是有的，甚至很大。北韩的问题与文革的联系的确不重要，重要的是北韩为何是这样一个社会以及独裁者和民众的关系才是重点。
完全同意，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文革搞不起来，或者说那样如火如荼的运动搞不起来，但是小规模的运动不会没有，参照60年代全球的极左运动可见一斑。但是我的问题是：没有毛泽东中国会不会有张泽东？李泽东？我的答案是会的，一定会的。
我相信，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外在的，内在的，这些条件都要具备。只看一个具体的人，感觉是偶然，中国有了一个毛泽东就有了文革，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出现毛泽东也是一种必然？所以毛泽东也不是孤家寡人，历史上，要是没有周恩来几次的扶持他，没有刘少奇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可能成为49年之后的毛泽东。
将文革和文化联系起来，其实和批判毛本人并不矛盾。毛其实是专制文化的集大成者，毛并没有脱离这个文化而独立存在。我们的统治者，往往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才假模假样地批文化，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因为我们这个文化太适合统治者稳坐江山了。今天统治者反思文革时往文化上靠了吗？我倒是希望他们能反思文化，反思每一个人心中的专制思维。相反他们在极力弘扬文化，提倡以德治国，搞人治，而把一切的罪过都推到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毛犯了错误，又被四人帮利用了，period！；然后加上：我们是无辜的，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道德上是高尚清白的……。难道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他们内心没有一个小毛泽东吗？如今浮躁暴戾的中国人心里没有毛式的“专政”思维吗？
所以，我不是反对批毛，我希望我们不是把目光仅仅盯在毛泽东这个具体的人，那个已经成了尸体的死人身上，我太赞同刘晓波的这段话了，再引用一遍：“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如果仅仅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昏君暴君来否定，而不是把他作为腐朽的专制主义的当代代表来否定，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做，其结果只能是以新的独裁者代替旧的独裁者”
“毛泽东再有力量，也不能一个人进行“文革”。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他是十亿中国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毛泽东再有力量，也不能一个人进行“文革”。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他是十亿中国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是的，历史上任何一个灾难和悲剧，都可以往民族文化上靠，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悲剧不仅仅在于愚昧和盲从，我们更喜欢“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所以矛盾的主要次要是在于，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当然也包括俄罗斯，德意志和柬埔寨等）会出现毛泽东那样的暴君？（注意：毛泽东和历史上的暴君比起来绝不是史无前列的，且不说秦始皇和武则天，就看张献忠，白起，曹操，黄巢，这些家伙，还有明代20位皇帝中如朱元璋，朱棣这样残暴的17位皇帝，他们的做为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师傅，老毛熟读的24史，也就成了胜于蓝的好学生。）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没有文革，日本的文化披了件“中华”外衣，骨子里绝不是中华文化！这点不用展开了。满清皇帝的专制和残暴不用多说，满清时代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够多了，如果拿满清来对比中共统治并批中共是极其狭隘的，好比拿印度来恶心美国民主。至于民国，一个散沙的民国怎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老蒋、小蒋没有文革的基因吗？看看他们在台湾搞的白色恐怖，虽然没有一个“文革”的名号，但蒋家王朝的独裁一点不输毛家王朝啊！
看：台湾仅在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29,407件，无辜被害者约14万人。政治案件约6、7万件，受军事审判的政治犯人在20万人以上！以 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至5000，甚至于8000个以上的外省和本省的“匪谍”、知识份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并将同样数目的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二二八事件后期到解严后两年，因思想、言论涉及叛乱罪，逮捕受难者有8296人，其中1061人被执行死刑。
难道我们还能说啥国民党如何宽松自由？老蒋如何民主开明？我最反感甚至讨厌为了批中共而把老蒋捧到天上，蒋和毛是同一个专制基因孵出的两个坏蛋！共产党国民党真是亲兄弟。
你说：“老毛这种人，放到苏联就是斯大林，放到朝鲜就是金氏，放到德国就是希特勒，放到柬埔寨就是波尔布特。。。就是给他个吉普赛，他也能够整出夭娥子。”我倒是想问：为什么美国、英国、法国以及所有基督教新教为国教的国家没有文革？没有毛泽东？为什么把毛泽东放到这些国家也弄不出文革？！
对于苏联的问题我有过思考，不知你注意没有？（http://bbs.wenxuecity.com/teatime/381654.html）
甚至对于希腊的不堪我也有所思考
至于为什么共产主义产生于德国，发扬光大于苏联，以及犹太人在其中的角色我都有过思考，因政治不正确就不多说了，你不妨也考录一下：为什么共产主义产生于欧洲而只有在苏联成了香饽饽，谁在后面做推手？！为什么？马恩列斯是共产主义蔓延的罪魁祸首吗？
因此，不探讨这些问题而只是批判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独裁暴君，人类就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也就不能避免类似悲剧的再现。如果历史上的残暴都是暴君一个人在玩弄民族，那么，萨达姆被绞死了，穆巴拉克下台了，本·阿里逃走了，这些国家有了一人一票，请问：任何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愿意去伊拉克、埃及、突尼斯这样的民主国家移民吗？为什么？
即便没有暴君，为什么印度、乌克兰、菲律宾、墨西哥、南非……甚至希腊这样的国家目前连中国都不如呢？不要以为我为中国辩护，我实在是困惑，如果把人类社会的不堪都怪罪到一个“孤家寡人”身上的话，我们无法解答这些问题。
在民族文化上找根源，恰恰就是认清问题的本质，而不是拿着一把带血的刀说：看，这就是杀人的罪魁祸首。没错，毛泽东、斯大林、萨达姆都是杀人的刀，但谁才是握刀的人？谁又是制造这把刀的工匠呢？
相反，我感觉把一切罪过推给“孤家寡人”才正是“巴黎在法国”这样一个完美得不可辩驳的伪科学，不错啊，是毛泽东主导了一切灾难性的运动，但是毛泽东一个人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能量？为什么毛泽东只是在中国这个土壤上才产生？为什么美国英国法国没有毛泽东，为什么把毛泽东放到这些国家也闹不出文革，想过吗？
是的，同意你说“每一个民族都固有的愚昧盲从”，但是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俄罗斯、柬埔寨）才会出现毛泽东。
你说的是啊，“那怕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灾民起义，暴动的记绿”，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善良吗？一个民族的善良与否体现在这个民族是否对生命尊重，是否对自然（包括小动物）关爱，是否对他人同情平等。可惜，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没有的，从来没有！中国人，只有到万不得已，自己即将家破人亡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这个民族不是善良，是太麻木了！太散沙一盘了，所以才暴不起动啊！
在道德上看一件事情实在太简单了，比如婚外情之类，没啥说的，道德败坏，挂个破鞋游街，罪有应得。但是这解决问题吗？对当事人公平吗？如果不从社会文化入手，不研究当今社会的婚姻文化和历史演变，不研究人类的性文化和性心理，不审视有关的法律条文，道德大棒是很可怕的呀，道德本来也就是一个双刃剑，文革时小将们就是借道德之名，行罪恶之实啊。
道德上，毛泽东发动文革罪该万死，好，那就把毛泽东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他早就“永世”了），完了吗？
不错，在六十年代，老毛有无数的选择，他可以干老邓干的，甚至干华盛顿干的，可是他为何偏偏干了“毛泽东”干的？想当年，刘少奇可以创造张三思想、李四思想、王二麻子思想，为何偏偏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可以历次站在正义一方，甚至做逍遥派，为何偏偏没有原则地偏护毛泽东？同样，草民们文革时可以大多数做逍遥派甚至用人性与生俱来的一点点良知不相互揭发告密，不给同事剃阴阳头，不把老师往死里打，为什么偏偏相互斗得其乐无穷啊？别告诉我毛泽东派了锦衣卫党卫军拿着刺刀在身后逼着你行凶啊！
即便是希特勒法西斯那样的残暴，“平庸之最”也是必须反省的，看过电影《朗读者》就不得不佩服人家反思的高度，不得不为我们自己将一切推给一个死人和一个抽象的党而羞愧。
所幸的是，这些年我们进步了，从根本上说是我们的文化在变，因为我们实质上是被西方文化殖民了，因此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今天即便有毛泽东从棺材里爬出来，文革也闹不起来，最多就是重庆那样唱唱红歌。说到红歌，我倒要问：难道重庆老百姓是像文革那样被逼着唱红的吗？不去唱红要被打成反革命坐牢吗？不，重庆的草民们是自愿的，发自内心的，他们至今都在怀念薄熙来时期：“一个好人孙政才不如一个坏人薄熙来”，这是重庆草民的内心，也是那个红海洋的源头。
回到正题：研究文革的主题是什么？当然是内因，是充分必要条件。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是发生类似文革的内因，这个可以从２０００年的历史上得到验证，虽然诸多历史悲剧不叫“文革”，但的确是文革的翻版，或者说文革是“焚书坑儒”“诛杀十族”的延续。至于充分必要条件，如果把毛泽东放到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下都能搞文革，如果他从棺材里爬出来今天还能搞文革，那么毛泽东无疑是文革的充分必要条件。可惜毛泽东做不到，所以毛泽东至多是文革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相反，只要这个文化数千年不变，“文革”就会周而复始，怪圈般的重复，这就是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
当然，文革不再来也是我的猜测。中国的许多事情是没法用常理来推论的，正像我以前在《瞎聊“虎妈”、男足、朗朗、李存信》一文中的推测，除了我们这个文化之外，还有什么原因让我们能出单个的明星而出不了一流的交响乐团？一流的芭蕾舞团？一流的足球对呢？ 的确，这就是我的思维方式和推理，如果在足球上适用，我想也应该在探讨毛泽东现象是适用。
前面说过了，我们不是想要说服谁，这样把自己的思绪写出来，也是自我清理一遍自己的思维，使其起码在逻辑上要说得通。我想，其实我们没有也不应该有本质的分歧，通过这几次的讨论，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必然要为这个灾难担负责任，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毛泽东也必须因文革所犯下的罪行受到历史的审判。然而，今天研究文革的重点不是在做道德审判，而是在于防止类似文革的悲剧重演，在于一点点地消除中国人头脑里顽固的文革思维（虽然叫‘文革思维’，但是这种以斗争哲学为主导的思维不是文革的独创），这就必须在否定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的同时，反思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反思我们的历史和整个民族的劣根。这个，才应该是研究文革的真正主题。
再次谢谢你的探讨，也允许我再扔一块砖头，继续期待你的良玉。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在11月3日同毛远新谈话时就作出了一个三七开的总评，即：“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求通过讨论，统一认识，做个决议。这时，毛又提出，希望这个决议由邓主持来作。邓小平不同意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这种评价。若干年后，他作过这样的批评：“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1] 邓小平还说：“毛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2]
[1] 邓小平1980年10月25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
[2]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
文革也有它存在的特定价值, 绝对不是 100%不好的.
你所说的中国人的文化,这恰好是文革想要做的使命!
告诉你, 毛泽东是伟大的! 在世界的人类社会历史上, 绝对是个伟人!!!
日本学得也是中华文化，只是真正的中华文化是包括诸子百家的，而不是唐宋以后中国只剩下的儒学一家，而且还是儒学中最烂的理学腐儒。日本可是推崇王阳明的心学的。
归根结底，中国不稀缺革命，缺的是像日本一样踏踏实实的拿来主义，尤其是教育，那些应试教育和洗脑教育都是没前途的，再搞革命也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