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穿越话贪腐

公元2012年2月6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私闯美利坚合众国驻成都领事馆，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政坛变故，震惊中外。

这一事件，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角斗，王立军也只是一个小喽罗，他砸开的也不仅仅是美领馆的大门，而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贪腐大漏洞，漏洞之中还有一长串显赫一时的大人物的名单：薄熙来、谷开来、周永康、谷俊山、徐才厚、令计划……。

目前，以周永康为中心人物，一个建国以来庞大的贪腐集团正在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从央视的美女情妇、帅哥主播和歌坛明星们开始，洋葱被一层层拨开，最后那个腐烂的芯子是否能公示与众，那个大老虎是否能绳之以法，是最值得期待的事情。

不过，腐败并不是啥新鲜的事儿，不管最后的大老虎有多么大，都没啥大惊小怪的，就目前的状况看，单单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除了上面几位，已经够叫人大跌眼镜的了：陈希同、王宝森、黄菊、刘志军、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王守业……。至于省、部级的，不胜枚举，罄竹难书。

目睹这一幕幕反腐大戏，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为习老大的魄力叫好，另一方面也为他担忧，这积重难返的顽疾，是靠这种锦衣卫抓人的方式能解决的吗？腐败能就此制止吗？

说到锦衣卫，让我们在时空中穿越到明朝，看看太祖朱元璋的反腐斗争。

朱元璋立国之初，马上意识腐败是对大明最严重的威胁，于是惩治腐败加强吏治成为当务之急。都说皇帝独裁，可是明太祖倒是有一点法制的观念。朱元璋亲自审定颁布了《大明律》，把《受赃》专设一篇。后来又颁布《大诰》、《大诰续篇》、《大诰三篇》等等。这些法律条文苛刻残酷，太祖明确规定：贪污60 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杀，也不是干净利落的杀，抽肠、刷洗、阉割、凌迟、剁手、挑筋等等酷刑叫人不寒而栗。最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剥皮实草”：凡受贿数额在六十两以上的官吏，斩首后还要被剥皮，空皮囊内填上稻草，摆在衙门前示众，以期杀一儆百。

朱元璋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治贪铁面无情，不少开国功臣和元勋都都成了刀下鬼。洪武年间有四个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和蓝玉案，其中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前后历时十四年，被杀的贪官有四万五千多人！朱元璋在位期间，大约有15万贪官人头落地。杀到最后，做官的人都没有了，不少官员一面带着刑具一面办公。于是有这样滑稽的场面：带着刑具的县官审同样带着刑具的犯人。

照理说，如此铁腕治贪，明朝应该是清明公平的世界了。可是事与愿违，明朝的贪官前“捕”后继，朱元璋杀到最后无不哀叹地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

所以，治贪靠锦衣卫只能是朝杀而暮犯。

让时间机器快进，来到清朝。这是一个我最不愿意回首的王朝，满清皇帝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二皇帝”和珅之流更是肆无忌惮，和坤家产达到八亿两，是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成了18世纪的“世界首富”。这个巨贪在主子乾隆庇护下，吃香喝辣不可一世。后来死于嘉庆之手也是由于权力之争。整个清代，反腐都是花架子，没有打过一只大老虎。到后来，举国上下反的是洋教，是“淫技奇巧”，贪污，就看谁本事大了。

转眼这就穿越到民国了。民国一路走来也是风雨飘摇，腐败让蒋家王朝烂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1948年夏，老蒋派公子小蒋到最大的腐败地上海来打大老虎了。

小蒋不含糊：“上海是恶势力的集中地，戡建大队要想向恶势力进攻，必须要认识敌人，研究敌人，并且更要认识自己，组织自己。戡建大队的旗帜上，应当写上‘大公无私，除暴安良’八个大字”。 “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说到做到，小蒋居然打了棉纱大王、中新纺织公司总经理、杜月笙女婿荣鸿云，纸业公司理事长詹沛霖，棉布巨头吴锡龄，永泰和香烟公司经理黄以聪，证券太保、杜月笙之子杜维屏这样五只大老虎！一时间，沪上报纸称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

然而，这些人其实还只是小老虎，他们之后还有一个中老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小孔开始还想和小蒋套近乎，可是小蒋毕竟是打过德国鬼子的，不吃他这一套。小孔灵机一动，跑到宋美龄那里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叫冤去了。接下来的事就不用说了，小蒋灰溜溜地走了，大老虎们偷着乐，但不到一年陈毅率三野部队攻入上海，老虎们跑到台湾去了。

固然，蒋家王朝的腐败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但是老蒋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这，是否同样适用与反腐的失败呢？

共产党来了，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确实像歌上唱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立功劳，可是这并不妨碍有蛀虫出现。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当年刘、张二人的案件被呈报毛泽东时，老毛只说了两个字：“死刑！”

周恩来提醒老毛：“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老毛又是两个字：“不准”，继而对工作人员下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

刘、张二人在宣判后被立即执行。

此后，至毛泽东去世，中华大地上虽乱乱哄哄，但却十分“干净”。

纵观中国历史，自尧舜时期贪污就没有停止过，为什么除了毛时代有短暂的相对的清官，其它都污浊不堪乃至到了今天这种登峰造极的状态呢？

从理论上说，专制必定产生腐败，有多少绝对的权利就有多少腐败。治腐靠打老虎也是不行的，这好比一块臭肉上长了蛆，你一个个地把蛆拿掉，无论拿多少都无济于事。

毛泽东为什么成功了？毛泽东不但成功修理了贪官，还一夜之间消灭了妓女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奥妙何在？

因为，毛泽东用了两样法宝来灭除了人对财和色的贪欲。其一是铁腕，不必多说；其二是信仰。

毛泽东给国人画了一幅美妙的图画，一幅共产主义的美景：用不了几年，咱就赶英超美，土豆牛肉，按需分配。想啥就有啥，还贪啥呢？你贪，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榜样。于是乎，6亿人口个个忙着大炼钢铁学雷锋。还有一招就是不停的搞“运动”，贪污和“反革命”一样的罪行，后果就一个字：杀！

不停的运动，不停的画饼充饥，谁还有功夫去贪污？

如今，国人除了信钱，啥都不信了。老百姓恨的是贪官，但并不恨贪污。我不是贪官，只是我没有本事爬到那个位置，到了那个位置，我也一样的贪。不贪白不贪！不难想象，一个骂贪官骂得最凶的人，即便当不了官，但有朝一日和贪官结成了亲家，会是什么一个场景呢？这就是现状，也是贪污强大深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的反贪之路漫漫，要根除贪污毒瘤，靠中纪委请喝茶这样的锦衣卫方式不但无效，反而成了践踏司法的旁门左道。反贪，树立一个正确的信仰是当务之急。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行不通了，那适合中国人的信仰又是什么呢？

其次，文化的改良也不可忽视。中国文化里有一张无形的没有边际的大网：人情网，这是贪腐最大的温床。中国人办大大小小的任何事情都要通过关系，这一“关系”，腐败就来了。

说一个从国内听来的真实故事。过去，大锅饭时期工人懒懒散散，上班迟到早退。后来，建立了考勤制度，上班要记考勤。但是，记考勤的是人，是人就有关系，就有一帮哥儿们姐儿们，通通“关系”照样的迟到早退。科技改良进来了，使用考勤卡，打卡机，机器铁面无私。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哥，今天你帮我打卡，我有事儿，晚俩小时再来，晚上请你吃饭啊！”

现在，只能仰仗最尖端科技了：一律使用指纹扫描，上班前按指纹，你总不见的把手砍下来让你哥们带着去点卯吧？中国人要管，也只能让机器去管了。

中国的反腐败看来只有让机器承担所有的管理和决策才能成功了。何等的悲哀啊！

我们在空间上穿越到美国看看。贪污是人性之恶，美国也不例外。历史上美国官场的贪污也是触目惊心，但是美国没有锦衣卫，美国也没有思想教育。美国用的是一整套详细的法律和制度来将贪腐控制在最低的限度。从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到1925年的《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和1939年的《哈奇法》等等，反腐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关键是，西方社会的法是至高无上的，绝大多数民众是自觉遵守的，不像咱们那儿从上至下认为法律是可以变通的，有熟人或“我爸是李刚”就可以让法律变为废纸一张。

其次，正视人性的灰暗，减少反腐对道德的依赖。没有一个政府官员会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没有利益没人做官，竞选官员也是要金钱开道的。于是，政府官员，尤其是高官的俸禄和福利是比普通人高的，此所谓“高薪养廉”；“政治献金”也是合法的，只要你拿到桌面上来。甚至连“关说”都是允许的，老百姓有冤屈难道不能找父母官申诉？官员难道不能替百姓说情？当然，这也必须放到桌面上。

最后，不能忽视反腐中的一把利器：媒体监督。可惜，历朝历代的当权者都不愿意被别人监督，眼下的这个领导阶层更是领导一切，包括媒体和法院，那谁来监督当权者呢？因此，中国式反腐弄到最后只能是当权者内部狗咬狗的“自我监督”，贪官们一个个粉墨登场又黯然谢幕，新的贪官又茁壮成长。以此周而复始，无穷循环。

习老大反腐，一没有信仰的支撑，二没有法律的保障，三没有对文化和人性的反思，四没有媒体的监督，故而充其量也就是重复朱元璋的“朝杀而暮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