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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丸之地的台湾，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胜地。这里更是集闽南、客家、本土、外省、及南洋、东洋、西洋文化与一体的“熔炉”。即便儒家文化，台湾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地方。
就说被称为儒家文化的耶路撒冷——孔庙吧，去台湾旅游的人少不了去台北孔庙，其实台南的孔庙才是台湾最具规模的，乃至在全中国说来都首屈一指。
具有344年历史的台南孔庙最著名的是其大成殿中供存的自康熙以来历代皇帝（溥仪除外，马关条约后台湾不属清政府））的御赐匾额。从康熙开始，皇帝登基后就要御赐给孔庙一块匾额，所以从康熙到光绪，台南孔庙大成殿目前有8块御赐匾额，加上老蒋到小马的6位总统赠匾，14块御赐匾额在全中国都独占鳌头，记得曲阜孔庙中也只不过有康熙皇帝的“万世师表”和光绪皇帝的“斯文在兹”2块匾额。
是皇帝们对台湾孔庙偏心，还是大陆孔庙中的御匾在文革中被破坏了？谁知道？
题匾额，书法一定要拿得出手才行，康熙爷的书法是大家公认的，“万世师表”四个字一看便知是康熙爷的御笔。
然而这“圣神天从”和“斯文在兹”就很难叫人相信是同治和光绪亲笔。为啥？很简单，二位登基时一个6岁，另一个4岁，莫非真是天子下凡？据考证，那是由恭亲王代笔操刀。
皇帝年少，有人代笔无可非议。然而清代皇帝们“日理万机”，从圣旨到朱批甚至诗词书画都经常由人代笔捉刀（如康熙书法由张得天、钱维城代笔，乾隆的诗由沈德潜代笔，慈禧的画由缪素筠捉刀）——皇帝让你代笔那是看得起你，你还不叩头谢龙恩呐？
当然咱不必苛求古人，倒是怀疑这大成殿里历届6位台湾总统的题匾也不是他们自己亲自所为，不信的话各位看官自己瞧瞧，我就不明白为啥书法好的人都跑到台湾而且都当总统去了？
改正后：
马英九错误的阴文：
看来各地孔庙的牌匾全是中央定制后分发的。
当满朝文武皆迎合汉武帝的好恶、齐声指责李陵之时，唯有正直的司马迁独排众议而为李陵辩护。尽管司马迁说得合情合理，但只要臣下敢于冒犯龙颜，汉武帝才不管他说得是否在理，先割了司马迁的屌才说。荒谬的是，根据今日中国的御用史学评价，在满朝文武官员的圣殿上，一个小小史官居然敢于顶撞一言九鼎的汉武帝，罪当必死；而汉武帝只阉不杀，该有多么宽大胸怀啊！
司马迁的屌被割了，但他的精神生殖器却勃起了。这一割，不仅使他下决心“发愤著书”，写出了”藏之名山、传之千古”的“无韵之《离骚》”；这一割，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写出那封泣血的《报任安书》。他在仰天悲叹“腐刑极矣！”的同时，历数自己在皇家政治中的无能，坦陈自己不过是“娼优所蓄”。
好一个“娼优所蓄”！既是太史公的肺腑之言，又道出了中国文人在皇权政治中的可怜地位。
在皇家宫廷中，中国文人“娼优所蓄”的地位并非始于汉代，而是始于诸侯国纷争之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周游列国，首开了文人的“跑官之风”；王公贵族的大量“养士”，奠定了“娼优所蓄”的传统。在先秦的狼烟四起中，几个被后代儒生大书特书的君王，皆为善于养士之人。而权势者“养士”，如同养家妓或养好马。
春秋战国的纷争时期，各国间的结盟和分裂不断变更，既没有稳定的朋友，也没有长期的敌人，正所谓：“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敌友”。这种分分合合，史称“合纵”与“连横”。
在那个硝烟弥漫、血溅权杖、生灵涂炭的时代，君王们的“朝三暮四”与士大夫的“朝秦暮楚”，可谓珠联璧合。君王们急需人才，文人士大夫们有了周游列国跑官的便利，也有了在不同的君王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可以凭借其纵横之术游说于各国，不必非看一个君王的脸色，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历史上著名的纵横家有张仪、公孙衍、苏秦等人，全凭一条“三寸不烂之舌”，便可周旋于各国君王之间。说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实质上是价值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政治无规则，统治者无信誉，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人格无操守，纵横家无忠诚，奉行“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
比如，著名纵横家张仪乃魏国贵族的后代。他曾求见魏惠王献策，但没有得到重用。一气之下，张仪前往楚国求见楚威王，但楚威王也不见他。好在令尹昭阳收留了他，他也只好委屈地做个门客。
某日，令尹昭阳宴宾客，门客张仪自然在场。酒酣耳热之时，昭阳忘乎所以，拿出楚国的无价之宝“和氏壁”，向满座宾客炫耀。国宝在众人的惊奇中、赞叹中传来传去，但传着传着，国宝不翼而飞。昭阳怀疑是张仪偷的，因为他是外国人且穷愁潦倒。昭阳把张仪抓起来审问。张仪蒙此不白之冤，当然不招，遂遭酷刑逼供。张仪被打得几乎昏死，奄奄一息地回到家中。
张仪回家后，不让妻子抚慰他的遍体伤痕，而是张口让妻子看他的舌头。他庆幸自己的舌头还在并对妻子说：只要三寸不烂之舌还在，官运就没有完结，就可凭借如簧之舌游说各国、谋取官职。果然，张仪在公元前329年跑到秦国去摇唇鼓舌，还真说服了秦王，被任命为大良造。魏国不用他，他就怂恿秦国攻打魏国。秦王听信了张仪，兴兵攻魏，占领了曲沃、平周两地。张仪越发受宠，将另一名嘴公孙衍挤出秦国。
后来，当齐国和楚国结盟对付日益强大的秦国时，秦王派张仪前往楚国，任务是离间齐楚。张仪首先收买了楚国贵族靳尚等人，然后去见楚怀王，以奉献600里土地打动了楚怀王，导致齐楚联盟破裂。楚国背叛了齐国，愤怒的齐王与秦国结盟，共同对付楚国，使楚国遭到重创。最为戏剧性的是，当楚怀王向秦国讨取600里土地时，张仪居然翻脸不认帐，硬说秦国献给楚国的土地只有6里而非600里。于是，愤怒的楚怀王发兵攻秦，兵败丹阳，楚国的汉中郡被秦军占领。
前面曾提到，首开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跑官的人，不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而是被奉为至圣先师的孔老夫子。只不过，纵横家们大都有点“政绩”，而孔子跑烂鞋底却一事无成。
如果野史上记载孔子生于野合是真的，那他就是个出身卑微、大逆不道的私生子了。按照他后来为中国人定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血统论规矩，以他的出身而论，他变成乱臣贼子或泼皮无赖才对，而断断成不了历代君王的万圣师表和民族的精神象征。但他怎么就成了诲人不倦的正人君子，史书上毫无记载。大概是在旷野上偶遇老子，闲聊中从老子的玄谈中悟出了为人处世的道道儿。《庄子》一书把这段传说改造为孔子向老子“问道于野”，以证明儒家鼻祖乃道家门徒，孔子只不过把老子那套阴柔的自然之道，应用于人世和官场而已。
再看信史的介绍。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他从“志于学”的少年时代开始，就致力于“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青年时代，孔子做过季氏家族的“委吏”， 也就是帮人家管理仓廪和畜牧的家臣。按照现在的说法，也算个高级打工仔。
“三十而立”后，孔子已经有了博学之名，自然不甘于继续做别人的家臣，而要从事“经国”之大业。他以办私学谋生，以周游列国谋官。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崇尚“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孔子自然逃离。他离鲁至齐，齐景公曾慕名而问政于孔子，他说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言。这成了孔子日后炫耀的一大资本，后又演变为“三纲五常”。
但请教归请教，启用归启用。齐景公虽然爱听孔子进言，却没有启用他做官。从“而立”的30岁到“知天命”的50岁，二十年间，孔子没有谋得一官半职。直到51岁，孔子才被启用、走上仕途。他从基层县长做起，最高职位是部级官员，即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再升为大司寇，相当于鲁国的司法部长。但孔子的仕途仅四年就结束了。孔子的政见不为高层采纳, 其政治抱负也就难以施展。于是，他在55岁时愤而弃官出走，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均未获重用。
孔子先去卫国跑官，受到卫灵公礼遇，但君王多疑，派人监视孔子，孔子受惊，害怕获罪，不辞而别。孔子本想去陈国，但在过匡地时被困五天。解围后又想去晋国，但正值晋国内乱，孔子不得不再返卫国。孔子此举，不但引起多方的猜疑，而且沉湎酒色的卫灵公也不用孔子。后来卫国也发生内乱，孔子又离开卫国，途经曹国，前往宋国。宋国司马桓魁想杀了孔子，孔子只能偷偷逃出宋国，经过曹国抵达陈国。之后，孔子多次往返陈、蔡之间。期间，楚昭王派人来请孔子，陈、蔡两国的士大夫围追孔子，致使他“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到了楚国，但孔子的官运实在不好，他到楚国不久，恩主楚昭王死了。之后，孔子再次至卫，虽有卫国君主给予的“养贤”之礼，但无重用之实，还是无官可做。直到年近七十，孔子才被季康子派人接回鲁国，但仍未获鲁哀公的任用。
孔子从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跑官，但他颠沛流离十四载却一无所获。正统史家对孔子的评价是：胸有宏图大略却终生不得志。但在我看来，孔子是个罕见的官迷，甚至痴迷到虽有千难万险而不辞的程度，几近于屈原的“虽九死而犹未悔”。正如他在《论语》中愤愤地说：“天下莫能容”，“惶惶然犹丧家之犬！”《列子》中这样描述孔子的周游列国：“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但孔子依然不屈不饶，“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
孔子的官迷嗜好为后代读书人指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之路；他对自己失败的跑官经历的总结变成从政哲学：“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遇明主则入，遇昏君则拂袖而去。”由此，孔子成了历代中国读书人的榜样，大凡著名文人墨客，几乎都有过不愉快的从政经历。通俗地讲，这是教人“逢好就上而逢坏就跑”，“得便宜就进而吃亏就退”。如此缺乏担当的机会主义，不仅是中国文人的从政哲学，也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孔子从跑官挫折中总结出的那些劝世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从道不从君；邦有道，贫，耻也；邦无道，贵，耻也；杀身以成仁。”不但他自己从未践行过，后来士大夫中也罕有践行者。
孔子万万没有想到，他总结跑官失败的经验之谈，却被后来的统治者变成帝制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且是独尊的意识形态。他本人也被奉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
秦灭六国成就了霸业，政治上的统一结束了战国纷争，也结束了百家争鸣，从此知识分子就踏上了只能从一而忠的不归路。中国的帝王无力称霸之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言论自由，而一旦称霸，首先要灭绝的就是言论自由及其喜欢说话的知识人。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莫不如此。
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还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把靠暴力建立和维系的帝制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帝制合法性的本体论根据，不仅为人间皇权的永世不变提供了宇宙论证明，而且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披上了一件怀柔的意识形态外衣。聪明的皇帝看得出来这件外衣对其政权的劝诱作用，遂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儒术便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标准，成为主流读书人安身立命的“道统”。从先秦的孔孟到宋明理学的程朱，道统乃一线单传。
儒术作为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被统治者钦定为凌驾于诸家之上的权威，思想变成了执政的工具，孔子周游列国时没有实现的理想——为帝王师——由汉代大儒董仲舒完成了。从此，孔子成了不能置疑的圣人，儒术成了不允许挑战的正统意识形态（道统）。卫道士要用它，造反者也要用它；君王拜为先师，轼君者也拜为先师；汉人尊为精神支柱，异族征服者也尊为立国之本；正人君子信奉它，佞臣小人也利用它；贞女烈夫遵从它，优伶娼妇也卖弄它；在中国，它放之于四海皆准，其原因无非它是统治者的“法统”，是儒生官僚集团制约皇帝及其家族的“道统”， 更是放牧民众的得心应手之工具。
然而，儒术作为统治工具只能说而不能用，只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实政治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惟我独尊的皇帝和搞宫廷阴谋政变的逆臣来说，也对于走投无路时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税逃亡的刁民来说，真正具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从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对触犯三从四德者的惩罚，决不能只向违反者宣讲三从四德之礼，而是要动用剜眼剁手割屌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伦理“德政”没有法家力主的“暴政”来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历史上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把“法家”作为暴政的代表，把“儒家”作为仁政的代表，并将两者对立以来。其实，孔子说的那点类似“攻心术”的道理，法家韩非子们也照样门儿清。韩非在强调严刑峻法的同时也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和谐，最终取决于对人心的彻底征服。但是，人作为会思考的芦苇，“禁其心”难乎其难，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精明的独裁者也无法做到。正所谓：“你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有的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所以，“禁其心”的“德治”不成，就只能用“禁其言”和“禁其事”的“暴政”，主要依靠牧人手中的鞭子和开办屠宰场。即便在独裁统治的和平时期，意识形态的人心控制，也只是暴力的身体控制的辅助手段，是执政者为降低统治成本而采用的劝诱策略。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在本质上并不是靠其本身的道义凝聚力来维系的，而是靠暴力的国家机器来支撑的。是选择意识形态的说服，还是选择暴力镇压，其决定权都在执政者手中，根据不同情况而选择不同的统治手段。如果运气不错，偶尔碰上所谓的“明君贤臣”的合作，最好的可能也仅仅是把攻心术用尽之后再动用暴力；而在经常性的“昏君佞臣”或“暴君酷吏”的统治时期，连统治者自己也不相信儒家的说教，而只相信最有效的统治手段——暴力。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历史上，又有几个“明君贤臣”的合作期呢？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时代，毛的权威可谓如日中天，毛思想的劝诱力可谓入脑入心，但这种万众匍匐并没有带来“仁政德治”，反而是史无前例的残暴统治。
儒外法内的传统，当然也适用于满嘴仁政的孔子。孔子大半生用在跑官上，鞋也不知道磨碎了多少双，脚底板也不知道打了多厚的老茧，可惜只当了一次鲁国的大司寇，屁股还没坐热就被炒了鱿鱼。但是，他也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在那么短的为官生涯中也没有闲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最大政绩就是不讲仁义理智信，不用攻心怀柔术，而是大开杀戒，诛了少正卯，过过手握暴力的瘾。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外儒内法的虚伪和残忍，早就由孔子当权时实践过了。正如鲁迅所说，从满篇仁义道德的儒家遗产的字缝里，只有“吃人”二字是真实的。
曲阜孔庙的匾额在中共文革中被捣毁烧掉了。网上可以找到当时的照片。我在台南旅馆里上网查到的，不知道大陆能不能看到。
阴文只能用于墓碑，而且这块匾没有金边装饰，尺寸也太小，所以不得不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