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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一个大课题。探讨文革既不能简单地贴个标签，也不能不假思索地把凡是在文革中被推翻的再翻过来。文革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尤其是目前许多第一手资料还被密封的状态下，让真相大白于天下非常困难。我们目前能做的，只是尽量客观地从现有的讯息中探寻，寻找答案。
诚然，文革给许许多多家庭带来了灾难，我们完全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是如果我们带着自己的情绪来评论文革，先把文革套上一个道德框框，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思想禁锢。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事实和逻辑是必须经得起检验的。
文革究竟是什么？结论并不重要，事实是，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一事实无可辩驳。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是：文革有什么特征？文革为何发生，又如何演变成一个大规模的人间悲剧，谁应该为这场悲剧负责？如何预防悲剧的重演？
史迷网友在给我的回帖中提到：“为什么两千年旧文化传统的糟粕，要到文革时才登峰造极了呢？”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有网友将文革和旧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以往的“一致观点”是文革破坏了传统文化。
我曾经提出，文革是对传统文化糟粕的继承和发展，打破的只是一些瓶瓶罐罐，而旧传统文化的精髓却在文革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法家的相互告密，相互监视，儒家的高度愚民以及兵家、阴阳家们的种种阴谋诡计都在文革中得到充分的发挥，至于文字狱、言论和思想罪都不是什么新花样，所以说文革是这些旧传统的“登峰造极”不是没有道理的。诚然，“登峰”的确是说文革是几千年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动乱的高峰，“造极”则未必，文革只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大动乱再次爆发的一个例证。
也有网友质问：文革为什么没有在民主国家发生？言外之意似乎是，文革是专制的必然。
当然，专制是导致文革发生的一个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纵观世界历史，就广义上的群众运动来看， 1968 年法国发生的“五月风暴”几乎是文革的缩影，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和文革也有诸多相似，而香港的文革浪潮一点都不比大陆逊色。当然，中国大陆才是文革的正宗产地。我们也不能否认，文革这种内斗式的大动乱也只有在中国文化特征下才会出现，所以专制必然导致文革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那么中国的文革和世界性的人类灾难有什么不同呢？
不管纳粹还是日本军国主义有多么残暴，他们都是一致对外的，迫害的是“外人”，而文革是彻头彻尾的“窝里斗”，你斗我，我斗你，告密揭发都是“中国特色”，最值得思考的是，不管是希特勒还是日本天皇，他们从一开始的目的就十分明确：用武力侵略他国，消灭“犹太民族”和“支那民族”，战争的进程和对形势的掌控都在他们的操纵之下。然而文革却不同，虽然我们目前对文革的动机还不太明了，但是我相信文革从 “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其初衷绝对不是把国家带入一个失控的状态，让知识分子都陷入人人自危，让十来岁的娃娃都成为凶神恶煞的“小将”。
可以客观的说，文革发展到后期，其状态和结果不是主导者的愿望，其走向也不是主导者能够完全掌控的。发动文革是错误的，但是将文革打造成一个“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正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我之所以没有在那个时候同流合污，只是因为我当年除了尿床不会做其他坏事，否则我很难不成为那杀人武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记得陈道明演过一个电视剧，描写一个老实巴交的银行小职员怎样一步步成为巨贪的。现实也告诉我们，罪犯不是天生就是罪犯的，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潜质。我们现在在海外骂贪官，因为我们没有身处那个环境。我想如果我在国内，给我同样的职权和资源，我一定是个贪官。即使我是一个普通办事员，办公室其他人都受了红包，我一个人能故作清高保持纯洁吗？从这一点上看，我不得不认同“原罪”说，所以机场的安检也只有把每一个人当成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
说文革，不能回避毛泽东。
不错，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是他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无论如何，毛泽东不可能最初的意图就是让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武斗，让知识分子都成为美国特务和反动权威。
文革之所以演变成全国性的大动乱，和文革的性质是有密切关系的。其实，文革从“土改”就开始了，土改也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被划成“贫农”的，就有资格批斗“地主”和“富农”，农村的流氓无产者斗地主的革命豪情是一点都不比红小将们逊色的。当然全中国就那么几个地主富农，砍了他们的脑袋，分了他们的财产也就完了，划成份无论如何还是要有一些量化指标的。然而文革是“知识分子”的土改，谁是反动权威，谁是里通外国并没有量化的指标，况且中国知识份的“士大夫”情结和懦弱阴险的双重性使得这次“土改”演变成了一次巨大动乱。文字狱的再次复活，就使得每个读过书写过字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而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就看谁的口号喊得响谁的拳头硬甚至谁的屁股坐对了位置。
如果把文革比喻成一个摧毁国家机器的炸药包，毛泽东无疑是导火线，而普通民众正是那黑乎乎的炸药。你说谁是“源头”呢？
其实争论谁是源头也没有意义，如果反思文革的目的是防止文革重现，那么清算罪魁是惩治罪犯，全民的自我反思则是防止犯罪，二者同样重要。
再次重申：我从不反对清算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但是我目前感到中国人习惯于将自身排除在外，我们需要拯救时盼望“青天大老爷”，出了错误又把责任一古脑儿地推给“青天大老爷”，中国人很少将自我的意识放在历史和国家的责任之中。或许这是东方人的通病，如果大和民族不向日耳曼民族那样全体反省自身的罪恶，中日再战或许就在眼前。
“清算”党和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党和其领导人的清算不是再由这个党自己发一个红头文件“平反昭雪”，而是从法律上给所有责任人一个公正的裁决，单纯的“清算”罪魁只是打倒一个独裁用另一个独裁取而代之。中国历史上“清算”的闹剧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了，而中华民族全体从深层次上自我反省，从文化深处的改革与复兴却一次都没有！
没错，这一切变革中制度的革新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制度毕竟是人创造的，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制度，而制度更是靠人去维护和执行的。中国目前有完善的交通法规（制度），为什么中国的城市交通还那么混乱呢？
我主张当今中国在遭遇改革瓶颈的时候，中国人一方面应该督促监督呼吁政府在制度上加大改革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的革新，另一方面也要从文化层面下手反思自身几千年来的劣根。“清算”历史遗案和历史人物，目的是还历史，还受害者一个公道，对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并不具备多大的意义。哪怕我们现在把毛泽东从纪念堂中扔出去鞭尸，最多也只能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怒，但很可能激起的是有一种无名的怒火和潜在的“革命”动力，更何况，目前天安门广场上每天还有像长龙一样的队伍等着朝拜那具木乃伊呢！不弄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普通民众仍然怀念毛泽东甚至怀念文革就冒然走另一个极端，其后果必然是给下一个文革埋下同等邪恶的种子。
当然，对于毛泽东我们也应该历史的审视，并作出一个合乎历史的结论，我基本上赞同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说的一番话：
他（毛泽东）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是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
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为文革推波助澜的正式这个民族本身，包括文革中的受害者自己。文革中最大的两个受害者刘少奇和邓小平，二人在反右和文革初期都不是什么好鸟，整起别人来一点不手软。所以反思文革除了反省自身的“原罪”，还要懂得尊重每一个人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不要向刘少奇那样死到临头才想起拿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向批斗他的红卫兵争取说话的权利。
或许，我们今天说防止文革重演只是一个美好的一厢情愿，历史上的恶魔和伟人一样每过一段时期就会出现，这是人类的宿命。而历史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前进的，直到某一天人类自己把自己送入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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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批评指正，谢绝大字报。
法国“文革”：
香港文革中：
人民的军队？我天！初中的时候我就知道人民军队听从谁的领导。
中国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人民要敢说话，愿说话，说真话。
蒋介石的军队主要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军队，作战的动力就是对地主阶级利益的回报；
而毛主席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作战的动力就是人民的利益回报的盼望；
美国的军队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队，作战的动力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而印度的军队是维护封建领主利益的军队，作战的动力是维护封建领主的利益；
这也导致了蒋介石的军队汉奸多；美国的军队的人怕死；印度的军队只会吹牛，而没有凝聚力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往往一个几千人的军队就能横扫全国，因为阶级固化和弱民政策确实方便了地主阶级的通知，但是导致了防御外地能力的不足。北方少数民族几千人的军队就能不断的掠夺拥有长城和天险防护，以及拥有先进生产力武装起来的上百万军队。根本原因是地主阶级为了内部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不让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普及，也就影响了提高。导致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技术得不到传承，进步和发展。对优秀军事将领的防范，更甚于对外地的防护。
就是因为阶级斗争，阶级压迫，让社会失去了凝聚力。失去了一致对外的动力。而儒家文化提倡忠心，却培养了大量的汉奸，就是因为儒家同时是用礼法进行内部压迫严重的宗教。日本的武士道通过引进禅宗的心理学训练，表面看培养了大量的忠心的武士，但是这些武士背叛起来，同样是忠心的日奸，为美国军队效力的日本军人，在对付日本的勇敢和对美国的忠心，真是让美国军队叹为观止。
而北欧的军队，并没有太多的进行忠心的训练，然而因为阶级压迫的程度低，基础福利和社会保障比较好，所以全国人民忠心耿耿，往往以小博大，创造出很多战争的奇迹。
奴隶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通过权力和专政工具来控制劳动力，让劳动力无产。初期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但是长期会导致阶级固化，劳动力失去未来的盼望，奴隶主和政府失去进步的动力；
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是通过权力和专政工具控制劳动力，同时通过物质奖励，来提高效率。但是长期也会导致阶级固化，劳动力失去未来的盼望，地主阶级和政府失去进步的动力；
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完全是通过物质奖励，来提高效率。但是经济危机是难以避免的疴疾；长期也会导致导致阶级固化，劳动力失去未来的盼望，资产阶级和政府失去进步的动力；
现代资本主义，可分为以美国是重效率型，北欧的重公平型和德国的综合型。是通过自由（公平）竞争，市场经济，来提高效率；而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反垄断，新闻自由来打破垄断和阶级固化，来解决经济危机，相对的抑制阶级固化，所以是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制度。
中国现在是处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通过人口和规模优势，实现了竞争力和经济的腾飞。通过入世贸组织，给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带给中国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已经接近饱和了，需要参考美国和北欧的经验，实现人均收入达到美国和北欧的水平。那么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5倍以上。加上中国的产业体系完整，将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超级强国。
现在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其实是：官僚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代表和贵族阶级的代表。
但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点出了资本主义的要害。对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结果，现代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越来越像社会主义了。
而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经过实践检验，发现发展成了封建社会；而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实践中成了奴隶社会。
北欧的发展其实也离不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问题的深刻揭示。
现在中国正在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这场危机，其持续时间和范围，影响会很深远。也许是变形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中国如何应对，最终才能避免日益迫切的经济危机？
看完这个帖子，你就能够拨云见雾，找到解决方案，请看：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67751-1.shtml
《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
杨帆 新浪财经 2006年05月18日
抽象谈论效率与公平的文章，浩如烟海。我们需要的，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把二者关系做具体的，历史的说明。理论上的真问题，必须结合实际中的真问题，才能具有实际意义。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基本关系。所谓效率，主要指经济微观层面，企业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但经济效率也可扩大到产业层面，指一个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效应，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等；还可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总体效率，即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波动的减少，防止垄断，过度竞争，倾销和重复投资，改善对外贸易条件等等。不能仅仅把经济效率理解为单个企业的眼前利润，即使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率，也离不开长期发展战略，市场的占有率，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社会贡献与社会形象等多种因素，不是单纯的利润指标可以代替的。企业的效率，前提是符合社会效益，如不能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社会等，在现代生产中，企业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已被尖锐揭露，脱离社会效益的企业微观效率不能被社会承认，这一点在财务上也将体现出来，即把企业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打入企业成本以降低利润，企业的虚假效率必然被剔除。
至于“公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长期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他们的学术理由之一就是：效率有明确的指标可衡量，而公平的概念太泛，不能量化。其实，国际社会对于公平越来越重视，并给出了明确概念。2000年10月，180个国家元首签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银行奋斗目标：消除饥饿和极度贫困；普及小学教育；消除性别歧视，赋予妇女平等权力；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消灭爱滋病、疟疾等疾病；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扭转环境资源的耗竭趋势。根据中国青年报采访世界银行专家邹恒甫，社会公正至少包括四大内容：
第一，机会均等。每个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机会。机会均等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例如，教育是影响人们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公共政策应该保证穷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过程公平。虽然公民的先天禀赋，如身体状况、智力、家庭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禀赋、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回报的过程必须是公平的。人们不能因居住地、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受到歧视。例如，农村居民必须同城市居民一样，完全平等地参与竞争，同样的付出应该得到同样的回报。
第三，按贡献进行分配。根据每个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有差别的分配，多努力者多得回报。
第四，确保基本生存条件。社会必须给每个公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绝对的贫困和被剥夺状态。这就是说，政府必须调节资源的配置结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维持每个公民最起码的生活标准。
四个内涵之间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为实现机会均等和避免绝对贫困，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会影响过程公平。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取决于每个社会自己的选择，只要社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决策机制能综合每个公民的意见，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中国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应各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共占50%；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应达到GDP5%，三项共占15%。
国际思潮可以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划线，主张效率优先的为右翼，主张公平优先的为左翼。我以此为依据，又加上手段的激进与温和，把中国社会思潮划为温和左翼，温和右翼，激进左翼，激进右翼四种思潮。我主张温和右翼与温和左翼合作，既反对激进左翼(原教旨计划经济思想)，也反对激进右翼。中国思想界的思维惯性实在太严重，许多人至今把“左倾”作为最主要的危险，对于新的“激进右翼思潮”缺乏警惕，甚至作为“改革开放大方向”加以维护，这就是主张以腐败为机制，将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形成“精英联盟”，进一步买办化，走对外妥协，对内剥夺大多数人民的“拉美化”道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改革开放自1995年以后，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忽视了对腐败的控制和对受损阶层的补偿，正在一步步滑向这一方向。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计划经济有天然的公平取向，忽视微观效益；市场经济则重视微观效率而使收入差距拉大，这是效率与公平背后的体制因素。
官员财产公示--瑞典240年前就已开始 民主并不是最先从美国开始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75721-1.shtml
但是马克思忽略了其中的资产阶级的劳动和创造的价值。
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会走向垄断和独裁，走向破坏自由和公平竞争环境的方向。导致社会失去竞争的活力。产生类似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正是因为马克思深刻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良好的警戒作用。美国才出现了反垄断法。但是美国的反垄断是不彻底的。美国的发展的动力其实是来源于外部压力，就是和苏联的竞争。
这种阶级固化产生的问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同样存在。如果不是面临外部的压力，内部的统治阶级没有变革的动力。这就是美国的资产阶级贪图利益，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原因。这也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贪图短期利益，给印度搞基础设施建设，培养竞争对手的原因。
马克思的问题使用封建社会的方式（社会主义——劳动者有产，带有按劳分配的鼓励方式），和奴隶社会的方式（共产主义——劳动者都是国家的奴隶，无产）。用国有垄断来解决帝国主义的垄断问题。
问题是国有垄断要依靠每个人都成为无罪的人（劳动时人类的第一需要)和政府的人成为圣人，不但无罪，而且智慧，道德一切完美无缺。这和《圣经》对人类的描述是不符合的。
所以说，不是共产主义不好，而是找不到适合实行共产主义的人类。
而马克思主义有信奉进化论，希望筛选出适合实行共产主义的人的品种。结果没有成功。如果这个实验执行下去，普天下的人类都会被灭绝。
所以，人类离上帝多远，就会离真理多远；
人类离上帝有多远，就会离民主有多远。
老毛为何要文革，道理很简单：59年大饥荒后，老毛靠边，刘邓权利增大，彭德怀急于出来，老毛如果不文革，背负千万条饿鬼的罪名，一旦在全国人民面前清算，老毛估计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你死我活。只有文革，才能夺回权利，并浑水摸鱼，将大饥荒一笔勾销。这都不懂，还讨论什么啊？
什么眼神啊，我是在引用楼主的话，不是俺的话。
还“我曾经提出···”，也太拿你自己当根葱了吧。
学会了谦虚客观论事再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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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时的中国没多少人懂得法家，儒家和兵家的理论和学说，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可能连法家有谁都不知道。你的推论有点牵强附会。而且告密，监视，愚民，搞阴谋诡计并非法家儒家和兵家所独创，甚至不是不是中国社会才有，西方社会也存在。
法国古斯塔夫•勒庞在著名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值得作者一读。文革的很多现象是一种大众心理的在特定条件下的反映。古斯塔夫的一段论述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他说“从社会心理学看，每个个体均有社会集群倾向即团体归属感。尤其在社会动荡时期更为迫切，有的为了寻求力量支持，寻求社会承认，有的人则是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或摆脱恐惧、孤独、被歧视甚至被迫害，具有更强烈的集群心理。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惟一的历史原则。心理的需求转化成组织行为，个人只有结合成组织，希望在组织中以求得保护和发展。”
俺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探寻文革的一些怪象不如从心理学的角度更合适，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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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出国的原因之一。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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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估计没错。现在中国不就是复辟了资本主义了吗？而且还是早期的野蛮无耻独裁的资本主义，而带领者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和权贵们。
谢谢分享！
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的文革都有一个共同点：当权者对普通民众的蛊惑和恶意煽动。所以作为普通的民众，最重要的品质可能就是保持头脑清醒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尽量不成为帮凶。----这样做至少能给先知先觉者一点希望和抗争的勇气
要想研究文革，直接研究今天的大陆政治和民众，就会得出更好的结论，因为文革没有结束，只是高潮已过，热情改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