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面对未成年儿童的非正常死亡，都值得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并及时采取措施，总结经验教训以防止悲剧再度发生。
从有关报道中看出，当局在善后的处理上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至于此类事件是否会再次发生，谁都不能打保票。
因为，流浪儿童与广义上的无家可归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难题，政府、包括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关心这些弱势群体，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脱离贫困，摆脱愚昧。
在许许多多的反思文章中，《流浪儿童之死，繁华社会之耻》一文对在这一悲剧中丧生的孩子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和关怀，也对社会有关方面未能尽力防止悲剧做出了批评。
但是，该文最后的总结让人不免觉得落入俗套：一切都是共产制度的错，都是贪官腐败的错，如果在美国就不会这样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好了，请美国帮咱们制订一个《麦金尼-凡托无家可归者援助法案》（该文说2002年通过），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事实远非那么简单，因为虽然美国的那个法案（The McKinney–Vento Homeless Assistance Act ，1987年7月22日由里根总统签署生效）“用法律与福利让贫困家庭的儿童不至于流落街头”“用法律与制度保障流浪儿童上学的权利”“用资金与政策给流浪儿童地方住，并且培养他们父母的工作能力”……。但是法律归法律，法律离开现实还有很大距离。
美国的流浪儿童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目前美国就有160万的流浪儿童，仅以洛杉矶“终止饥饿与流浪联合会”（Coalition to End Hunger and Homelessness）的一份44页的报告（Dying without Dignity），从2000年到2007年间，有3千名流浪者包括儿童死在洛杉矶街头！
正好像中国也有1991年9月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中国儿童的各种权利都得到了保护，当然也包括了基本的生存、求学和人生安全。
但是现实还是严峻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一出现问题，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怨愤和暴戾，很少有人能冷静地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寻找相关的责任并反省自身。
我看到由白岩松主持的《新闻1+1》对这一事件作了非常客观理性的报道，其中提到：
死因，尸检的结果显示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垃圾箱内有木炭生火取暖的痕迹，但是这一切还不能让我们对这一事实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比如说是当地人吗？是临时跟家长闹别扭跑出来？另外他的家长在身边吗？在当地吗？还是只是留守儿童，从家里出来已经流浪了很久，还是出来才几个小时，临时跑出来，有大一点的孩子带头？
什么是流浪儿童呢？我们来看看，流浪儿童指年龄在18岁以下，这五个孩子是符合的。脱离家庭或者离开监护人流落社会连续超过24个小时（这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失去基本生存保障而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最最不能确定的是不是连续超过24小时，因为现在不能判断，究竟之前的人看到的是不是他们，如果真的是这五个孩子，证明可能已经超过24消失了，但是现在不能够证明，他们是不是出来才几个小时，跟家里闹别扭等等，但是刚才这段采访，又给我们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五个孩子是三个兄弟家里的五个孩子，他们应该是亲属，而且有的是出外打工，然后有的是离异的家庭，他们属于某种留守儿童。另外，他们不是外地来到毕节的，是当地人，因为这个区域是城乡接合部，农村城市结合的地方，到底家庭状况是什么样，现在还没有一个更准确的消息。
这一长串的事实和发问，让我们思考的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儿童不幸死亡的悲剧，而且还牵涉到其他诸如儿童教育，农民工外出务农，父母离异，留守儿童，儿童监护，以及生火取暖安全的科学常识等等问题。
无疑，政府是要问责，是要反思的。但是，“看热闹”的，也不只能说说风凉话，骂几句娘中国就会和美国一样了（谢天谢地别和美国的流浪儿童一样）。
白岩松还提到，也正是在贵州毕节，有一位新疆老伯名叫阿里木江·哈力克，他生活并不富裕，靠卖羊肉串谋生，却因为乐善好施，被新疆人民亲切地称为“好巴郎”，被贵州人民誉为“草根慈善家”。2001年，他到贵州毕节以卖烤羊肉串谋生，以微薄的收入资助了数百名贫困学生。
毕节，乃至全中国，像哈力克这样的好人还是有的，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们需要的正是更多的人加入到哈力克的行列里来，如果你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省下一点喝酒抽烟的钱，资助那里的贫困留守儿童，使他们不至于大冷天去垃圾箱取暖，如果你没有钱而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不妨少在网上发牢骚，哪怕去拣几个易拉罐，换成零钱也能帮助别人。
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是最大的善。当然，你不必只帮助中国的穷人，美国也有大量的less fortunate people需要帮助，人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只要你伸出关爱的手，消除贫困和愚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