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大师”们的偏激说起

 

我对于所谓的“大师”很有些不以为然的，如果民国时代的某些文人能成为“大师”，当今的余秋雨“大师”不也顺理成章？但无论如何，民国期间还是涌现了不少值得称道的文人学者的，可是，把这个功劳归咎于“民国”未免也太抬举老孙和老蒋了。

民国期间的“大师”其实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五四名人”（参见凤凰大视野之《五四人物志》），这说明，上世纪初“大师”的涌现和五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四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无论现今如何定位五四，其反封建河思想启蒙的积极意义是不可抹杀的。这期间出现的风云人物，绝大多数都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求真”“求实”“崇尚自由”是他们的指导思想，而这些都是背离传统文化的。

让我们从这些大师对待汉字这个侧面作一简单分析。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梁启超等都对汉字有着十分尖锐甚至偏激的批评：

 “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

“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陈独秀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终将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运之道。”，“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能自己死。”—— 鲁迅

“汉字不灭则中国新文化无望。”—— 刘半农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要根本废除汉字。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聪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写真正的白话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

 “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蔡元培

 “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胡适

 “中国文学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改用拼音文字绝对的应该”——傅斯年

等等……

当然，回过头看，我们现在知道，废除汉字不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没有可能，但是当年的这场著名的历史公案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蔡元培、钱玄同、鲁迅、傅斯年等人都不是无知粗鲁之辈，为什么会提出如此“荒唐”的主张呢？难道是一时冲动或是哗众取宠炒作自己？都不可能。

“废除汉字”是和五四宗旨连在一起的一个著名口号，现在的“事后诸葛亮”们尽可以嘲笑那些“大师”，但这个口号背后的深层思想文化内涵是不容忽视的。

五四的精在于铲除传统的封建文化，实现世界大同这样一种普世主义情怀和乌托邦梦想，于是，“废除汉字”变成了一个实现理想的切入口。因为从本质上说，汉字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汉字，它不像西方的拼音文字那样只是记录语言的原始“音响”，汉字以“六书”的形式在文字与其代表的物象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也就是说，汉字是中国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纽带。

“五四大师”们感到，要与传统彻底脱钩，去重建一种新文化，就必须在文字上将其彻底斩断。

和蔡元培发起成立爱国学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稚晖，虽然是举人出身，但他接受了西方文化（先后赴日本、英国、法国留学）之后认为，中国文字与中国之“旧种性”合而为一，难以剥离，并阐述中国之旧种性以野蛮为特征，与人类进化之理相悖，这与鲁迅一直鞭挞的“国民性”相吻合。吴氏认为，国粹如同“干粪”，不能因为其“曾在我肠腹中”就予以保存；那些认为“中国人能识中国字，则爱国思想即油然而生”的高论如同“屁说”，都不值一哂，唯独这“旧种性”与文字如影随形，非废除汉文不足以将其铲除。鲁迅则更是将汉字比为国民身上的“结核菌”。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所以“废除汉字”在当时的的确确不是一个毫无道理的冲动，而是一个严肃甚至沉重的文化课题。至少，今日我们回眸，不能不思考，“大师”们为何不约而同地“偏激”，这“偏激”的背后有什么思想文化内涵？当年困惑“大师”们的问题今天“高明”的人们是否都能一一回答？

中国何以落后愚昧？汉字有罪吗？傅斯年从汉字数落到中国人：中国人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

胡适更是“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胡适“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徐复观《民主评论》）

这样的评论不正是目前网上对所谓的“汉/奸”的咒骂吗？那么由此看来，“五四大师”还能被称为“大师“吗？

不管“五四大师”也好，“民国大师”也罢，以胡适为代表的革新改良派毕竟主导了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倡导了民主科学新道德和新文学。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其可贵之处就是跳出一切框框，走在时代的前列，用严谨的态度来怀疑一切，包括我们的传统文化。

所以，与其说“民国大师”的涌现是老蒋的开明宽松，不如说是五四之风吹散了厚重老成的封建乌云。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老蒋没有民国也同样会出现这些“大师”，但如果没有五四，没有西风东渐，中国一定还在一个封建王朝中轮回，何来大师？

究竟是什么因素成就“大师”？还是用大师胡适自己的话总结：我已经做了“大胆假设”各位“小心求证”吧！

无论如何，就汉字而言，如今我们虽然还在使用汉字，但我们能更方便地使用白话文，写简化字，用汉语拼音，这些都和“大师 ”的偏激不无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偏激，要对汉语汉字作任何改革几乎都不可能。鲁迅说过，要给一个黑屋子开一扇窗一定会有人不同意，但你说要把屋顶掀掉，他们就同意你开窗了。

顺便说一句，民国时期真正能配得上“大师”二字的，我认为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鲁迅。中国当今有大师吗？那就见仁见智吧。

[麻辣搁笔]

汉语是绝对应该拼音化的，但1958年的这套方案是在是个垃圾，完全是为了注音目的而造的，这种先天不足决定了它无法承担文字的功能。
要学习越南人，请洋人来给他们造新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