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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网友说， 林语堂笔下的中国人“知书达理，温而文雅又有气节”，我不知道这结论来自何方，我只知道林先生的确写过一本书，叫“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中文翻译就叫《中国人》，当然，也有翻译成“吾国吾民”，“中国人的智慧”等等。你如果看英文原版和《中国人的智慧》就会发现内容并不一样，因为很多章节被“和谐”掉了。不过，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中国人》全译本还是值得一看的。
《中国人》一书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国民性的阴暗面，有人就把英文“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译成《卖Country and People》，并指责它是一部卖国的书。
因为，学贯中西的（美国哈佛，德国莱比锡）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进行了反思、重估。他认为，儒家文化经宋儒援佛入儒，走向僵化，成为禁锢国民生机、活力、创新的伪道学，并散发出头巾气。这种文化摆脱不了人治精神，随意性强，监督性差，其恶果是贪污风行、特权作祟、欺压民众、假仁假义、误国误民，官员蜕为“亡国官僚瘟国大夫”、“猪仔议员”、“读书土匪”。生于斯种文化及其体制下的国民，日益变得虚伪、懒惰、奴性、自卑、忍耐、懦弱、颓唐、老滑、俏皮、愚昧、自大，如此“涵养”过甚的人如面条、汤圆、家禽、驯羊、蜗牛等。国民的生命力、创造力丧失殆尽。
有学者评价：鲁迅和林语堂都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看到的是表面之现象，而林语堂则直指其根源——传统文化。鲁迅只看到“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诬陷，……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地站开干净……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上围观或基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而林语堂却痛斥中国人的冷漠。
当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冷漠。比如今天提到拯救鹰宝宝，有人觉得是爱，有人觉得是太空闲了……。花姐说得好：“我们不会为了一只狗过马路而停下车来，见人都不停，更不会花钱去救一只鹰”。
悲呼！
以下摘录一段：
林语堂：中国人的冷漠
如果说中国人的耐心是举世无双的话，那他们则更是出了名地冷漠。我认为这同样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里有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作为对照。英国名著《汤姆求学记》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汤姆·布朗临行前，母亲嘱咐他“要抬头挺胸，直截了当地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对儿子的临别嘱咐却往往是“少管闲事”。出现这种现象，是因 为身处一个法律不保障个人权益的社会，不关心公共事务总是比较保险，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冷漠吸引人的一面，西方人则难以认同。
但我觉得这种差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与中华文化相适应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并遗留下来的，而后人则接受着这种旧观念的熏陶。Taine（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译者注）曾说过恶行和美德好比硫酸和砂糖。若非持有这种绝对的观点，我们仍会认同多数人的看法，即认为任何美德都是“好的”，值得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推崇，并极有可能将它作为生活中的一般准则。
中国人固守的冷漠态度就像是英国人随身携带的雨伞一样，因为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总是暗藏危机，这对于那些管得太多的人来说终归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换言之，中国青年和外国青年一样都热心公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热血志士，他们也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但等这些年轻人到了25~30岁之间的某个时候，大家全都变聪明了（中国人叫做“学乖了”），变冷漠了，而冷漠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老练和有教养的重要标准。有的人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冷漠，有的人则是在手指被灼伤一两次后才习的的。所有的老人都行事谨慎，因为所有曾经行为不羁的老家伙都已经受益于冷漠，他们要在这个个人权益不受保障的社会里生存下去，在这样的社会里，把手指头烫伤一次已经是足够倒霉了。
因此，在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冷漠也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一个人太热衷于公共事务（或者中国人所谓的“闲事”）是非常危险的。邵飘萍和林白水这两位中国最勇敢的记者在1926年 被东北军阀（张作霖，译者注）枪毙，甚至都没经过任何审判，其他记者自然会从中学会冷漠，开始“变聪明。”在中国，所谓的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对生活，特别是对当下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自己看法的记者。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人们只有在个人权益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会热心公益，这时，大家只需注意诽谤法 （国外把保护名誉的法律通称为“诽谤法”，译者注）。但当公民权益都得不到保护时，人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便会告诉自己，莫谈国事才是对自己人身自由的最好保护。
换言之，冷漠并非一种高尚的美德，而只是一种社会态度，人们因为得不到法律保护而把它当作必需。冷漠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如同乌龟进化出龟壳。中国人的 漠视眼神举世闻名，但这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自我约束。中国的强盗和土匪就是这一论断的事实依据，强盗和土匪无需仰仗法律的庇护，因而没有进化出冷漠的外壳，他们是中国社会中最具侠义心肠和公益精神的一个群体。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骑士精神，以“豪侠”为名义， 与白话小说《水浒》有着必然的联系。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感受着这些好汉的生活与冒险，通过小说间接得到快感。这就像Elinor Glyn（英国小说家，性爱小说的先锋，译者注）受到追捧是因为她背后有大量美国老处女作为她的拥趸一样。因此，强者是这些富有公益精神的人，因为他们敢承担管闲事的后果，而弱者自然是剩下的大多数，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搀和时事。
回 顾中国历史，我们也能惊奇地找到佐证。中国的魏晋时期，文人因不关心国家事务而受推崇，结果使国力渐衰，导致中国北部被北方蛮族征服。魏晋时期的文人热衷于饮酒和聚众“清谈”，沉迷于道教的神话，梦想找到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这一时期是自周朝和汉朝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最低点，也代表了一个时代衰退 的终结，此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蛮族统治。中国人这种对国事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算正常吗？如果不正常，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历史给了我们答案。
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中国人态度冷漠的病灶，同时也了解了产生这种冷漠的根源，众所周知，这种冷漠使中国人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也很简单，即制定法律，保护民权。但好像没有人有足够的远见能看到这么做的长远影响。没人要求这样。也没人真的想这样。
在中国，人过了四十岁就变成了一个无赖，不过，我们确实是岁数越大越不要脸。20岁姑娘很少为钱而结婚；40岁的女人则很少有不为钱而嫁人的。一个人年过40而未变成无赖，那么他不是思想软弱者，就是天才。
……
哈哈，我们都过了40岁了吧？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