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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年前的5·16 揭开了文革的序幕。而如今人们一谈起文革中的“抄家”就心惊胆颤,的确,虽然我那时还在蹒跚学步,但半夜的叫门声和小将们的训斥吆喝声还是记忆犹新的。
我们从抄家联想到文革,文革自然又和毛泽东连在一起,于是这家破人亡的仇恨一股脑的都指向了毛泽东。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于建国后的一切人祸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冷静一下,家仇私恨放一放,想想看为什么会抄家,这种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根源在哪里?
首先,从现有的资料中,我没有发现抄家是毛泽东提倡的,中央文革也没有指示。可以这么说,抄家不是政府行为,而是民间行为。归根到底,是顽固的国民性使然。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提到,造反派来抄家之后,他立即报案,第二天有人来他家调查并拍照取证。当然季老是名人,受到保护(周恩来的护身符?),但这也看出,抄家不是政府鼓励的行为。
其次,抄家不是文革的发明,远的不说,红楼梦里贾府的抄家大家是熟悉的,不管真实原因如何,也不否认那是“政府行为”,但是其中报复,发私愤的成分是不可否认的。探春说“必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
皇帝下令抄家自不必说,但中国人何时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有尊重他人隐私和基本人权的意识?来抄家和登门点名批评你没有多大差别,更何况被炒的家里有古画、瓷器、黄金、首饰……。在地震废墟上搜敛别人财产的败类总不能说那都是老天爷的责任吧?
校园中,抄老师家的带头人往往就是因为没有交作业受到老师批评,或是学习不好不被老师喜欢,借此出一口恶气而已。
中国人在外敌面前是很“熊”的,但是对自己人窝里斗起来牛劲十足,尤其是对比自己富有,日子比自己过得好,官衔比自己大的人,学问比自己深的人,那心中的“仇恨”一挑就起来了。文革初期抄家的急先锋其实都是些高干子弟,比如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家的那些家伙,他们抄走手表、照相机、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毛泽东曾就此事批示:“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还有,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们不少都是流氓无产者,他们要的不是机会均等,而只是仇富,想不劳而获罢了。
带领小岗村民按下十八个血手印开始大包干的严俊昌回忆说,承包让一部分村民有了点钱, 但五花八门的摊派收费随即而来,更可恶的是,一些妒忌的村干部们居然到村民家抄家,拿不出钱就扒他家粮食!
这个抄家应该说和承包制,更和改革开放没有关系吧?
当然,没有文革就不会有种种悲剧,但是文革之所以发生又和中国国民自身的文化土壤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又怎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切罪责都推到毛泽东甚至林彪四人帮身上,每个人不从自己的内心反省,谁能担保中国不会出现第二次文革?再来一次文革又会怎么样?如今只有屈指可数的红卫兵出来道歉,其余的是不是觉得那一切都是老毛的错?!
我在想,如果文学城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如果来一个网络文化大革命,我本人是很有冲动去抄某些网友的家的。
我需要反省自己,那你呢?我们有多少人会反省会忏悔?
再次摘录摩罗的感叹:
“我真想面向苍天发一声追问:中国中国,究竟从哪一天起,我们的良知丧失得如此彻底,我们的灵魂堕落得如此下流?可是,面对如此深重的罪恶,我们一点也不想检查一下我们的灵魂和良知,而只是一味地将责任推给制度,实际上我们的所作所为早就超过了制度给我们的许可与指令。……我还痛切地感到,这个民族的心灵比制度更加阴暗、更加残暴、更加下流。我们的心灵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地狱,一切光明、美好、正义、良知都被我们所绞杀、所埋葬。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和罪孽,我们竟然可以如此无动于衷。我们既不想为改造制度投入热情和精力,更不想唤起内在的良知稍作忏悔。仅仅一句‘当时形势所迫’就打发掉了一生的罪孽和一个民族的苦难。从此以后,我们拿什么去面对古代圣贤的教诲、拿什么去面对未来的岁月和未来的人类?也许,野蛮、暴政、愚昧、专制等等等等都是可以逐步改造、改革和改变的,可是,面对这样的下流、这样举世罕见的下流中的下流,我们将如何是好——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