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民主，但不能没有皇帝——辛亥100周年祭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从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中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是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民主革命运动。

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了100个春秋，直到今天，当突尼斯这样的蕞尔小国里茉莉花盛开之时，华夏大地上还是死一样沉寂，于是我纳闷：100年了，中国人为何还在原地踏步？

我一头扎入历史的长河中，逆流而上，审视着一串串事件，一个个人物：毛泽东，蒋介石，孙中山，李鸿章，袁世凯，杨度，康有为，梁启超，溥仪……。

忽然，我似乎找到了答案：“皇上，您不能走！”——这，就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心中浓浓的儒家情结，更是我们今天徘徊于民主和专制的十字路口的症结所在！

当殖民者的坚船利炮砸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天下”不单单只有大清，国体也不单单只有“吾皇万岁”，尤其当一个个“条约”在屈辱中签署之后，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必须实行新政才能强国。

1898年，以康梁为首的改良主义者推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政治改革，可惜顽固的保守势力几乎没有给革新任何机会，“政改”仅仅维持了103天就寿终正寝了。

之后，中国再次遭受外族的蹂躏，君主专制的腐败无能，再次唤醒了以孙中山为首的的革命派和以袁世凯为中坚的立宪派。孙主张用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立宪派则反对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主张按西方的模式发展经济，用和平手段废除封建皇帝专制，建立以君主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无实权的君主立宪政治。

用今天的眼光看，孙中山不过是一个只看到西式民主皮毛而不谙中国国情的“愤青”（有如今天极力倡导茉莉花革命的海外‘精英’），而袁世凯才是中国历史上明了国情真正有眼光的改革者。

清末的政治改革，事实上也是从保存清室的前提下，着手立宪开始的。光绪二十七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以“急进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向朝廷条陈新政办法10条，包括设各省设官报局以开启民智，派遣王公官员出国考察；设立商会，兴办商务等。史间评论：“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均出其手”。

这次政改的精髓是倡导立宪。袁世凯奏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不久，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绍英等五大臣携带随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革命党人此时也没闲着，他们觉得朝廷新政是假，于是在北京站制造爆炸事件，五大臣中两人受伤，考察延期。

让我们暂且放下历史的细节，考察大的走向：五大臣还是分批出国了，清廷也开始了政改的尝试，但是，袁世凯的主张不单受到了顽固势力的阻挠，也受到了革命党的攻击。

革命党还是成功了，他们赶走了“真命天子”宣统皇帝，走向了共和。值得一提的是，当武昌起义枪声响起的时候，清廷出于无奈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提出条件：“实现立宪，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解除党禁。……”

革命势如破竹，革命党也没有给袁世凯一个机会。但是，共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吗？

我们看到，中国之后的历史是一连贯的“复辟”与战乱，“洪宪帝制”究竟是袁世凯要做皇帝梦还是袁克定想自己继位而捣鬼，或许“帝制”只是袁世凯“君主立宪”的一部分？这些都不好轻易下结论。毕竟，当时全国有1993人投票裁决国体，赞成帝制为1993人，无人反对，无人弃权。加上各式各样的“各省公民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女子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等等，一致要求“君主立宪，恢复帝制”。所以， “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篡夺革命果实”的说法看来是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的。

坚定的立宪派杨度认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

的确，失去了“真命天子”的中国，一派乱象，张勋、黎元洪及各大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谁都不买帐。讨袁、北伐轰轰烈烈，中国四分五裂。

尘埃落定，民主共和似乎胜利了——中国出了一个蒋中正。

老百姓买他的帐吗？

还是杨度明白： “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韶山冲出来的毛泽东就不买帐：“蒋介石，他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把他看看！”

终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有学者指出，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只有四人：杨度、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我觉得蒋介石还算不上，邓小平可取代之，而对中国最了解的一是杨度，二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位奇人，他知道中国的变革要靠最底层的“泥腿子”，他们仇富，要造反，那么就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自己当皇帝了，酸溜溜的知识分子要民主共和，那国号随便你们怎么叫都可以，共和不够，就再加一个“人民”，但是，他知道中国人内心还是希望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最好是“明君”护着芸芸众生，管理着众人，把“真命天子”关子大牢里是不行的。

于是，他大笔一挥，“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就应运而生了。

从此，中国人民又有了“真命天子”，“共产制”也成了“天道”。顺便说一句，毛死后，华国锋决定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正确的，当时中国人的心中，毛泽东的确是一尊至高无上的神，今天无论如何指责那个建筑，充其量是事后诸葛亮的“高明”。

回头看，“共和”无疑让中国走了一段弯路，“十月革命”的炮响又给中国送来了西方的马列“邪教”，中国人血液中的帝王情节没有着落，民主共和始终都是无根的浮萍。

袁世凯在退位后曾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米拉德的采访，其中有一段话非常发人深思：“在中国谁不想当皇帝呢？过去的人想当皇帝，现在的人想当皇帝，未来的人还想当皇帝。你还年轻，可以观察中国的未来，不信就等着瞧吧。你刚才看到我哭了，我不是哭做错了决定，而是哭这事干砸了。中国有着出产皇帝的肥沃的土壤，天天以揣摩上意见风使舵谋生的寄生虫满地都是。“十三太保”里边有个声称最具理想色彩的杨度，称帝一事还没谱呢，不是也已经把自己想成新朝宰相赶着在巴黎定做大礼服吗？我只要使个眼色，杨度就网罗名流组织 “国体研究学术团体”，到全国请愿联合会。再看看那20省区军事首长，个个都通电“速正大位”。看看冯国璋那段词儿了：您老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中国有的是这等人才啊。那个反贼孙文，自己当总统的时候，就要总统制，我当总统的时候，就要实施内阁制。他还远未成气候的时候，就要人宣誓向他个人效忠。他也就是这辈子没有真正掌握过权力，要掌握了大权，一样是个想当皇帝的主。”

是啊，连孙猴子都知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袁世凯是这样评价自己这个皇帝的：“即便后来革命党闹事，我是中国终结满清王朝，开辟共和的开国总统啊。从清末到民初，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推行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政策，与时俱进。兴学重教，开通民智，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前无古人。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化大师才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

无论历史怎样评判袁世凯，无论中国实行什么体制，皇帝是不能没有的，而君主立宪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唯一出路。时任中国宪法顾问的美国学者古德诺（Professor Frank  J．Goodnow）在《共和与君主论》中称“如果不引起中国人民与外国的反对，继统法圆满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发展俱备，君主制较共和制于中国为宜”。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良民”们都需要一个的皇帝做自己的主心骨。

平心而论，在“毛朝”最初的几年里，中国人民由衷的爱戴“真命天子”毛泽东，信仰马列共产，为人民服务，因此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当时民众的凝聚力和道德民心，可说是近一个世纪来少有的高峰。只是毛帝习惯了斗、斗、斗，不注意民生，加上国际上冷战的大趋势，才让中国社会日益陷入衰败和孤立。

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后经济虽然向前发展，然而道德和文化的大倒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失去了信仰，失去了“主心骨”，这一切，和民众心里缺乏一个“神”是不无关系的。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回眸先辈的足迹，我希望历史能倒退回100年，中国还有一个皇帝，愚民们还能高呼：吾皇万岁！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学习日本和英国建立君主立宪，逐步走向民主。

可惜，历史已经不给中国人这个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