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了，司徒雷登！

【新闻摘要】：１１月１７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一片肃穆，此刻，正在举行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１８７６—１９６２，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先生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 １１月１８日《钱江晚报》）

约翰·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 1876 年 6 月 24 日－ 1962 年 9 月 19 日）是一个奇怪的洋人：他出生在中国杭州，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及校务长、美国驻华大使。在中国，他的名字一度声名狼藉，是“逃跑”、“失败”的代名词，那是因为伟大领袖“钦点”之后，那篇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从此，“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

不尊重历史，必然会被历史嘲讽。被妖魔化了的司徒雷登如今恢复了他真实的面目，并以一种隆重而体面的方式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可惜他不能亲眼看见这一切了。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愤 # 青们可以骂他是‘美奸’）。“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曾被囚禁 4 年之久。在任职燕京大学校长期间，当他得知燕京学生去南京请愿，抗议政府消极抗日时说：“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司徒雷登的办学目标是：“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那时燕大校园里充满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凡是有本事的教授，不问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学术流派，一概照请。

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前夕，曾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甚至计划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但最终被召回，未能成行。

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赞扬自己的校长：“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历史学者林孟熹认为，整个 20 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然而，毛泽东一语断定：司徒雷登“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据报道，司徒雷登的遗愿一是将周恩来 1946 年 11 月送给他的一只明代五色花瓶送还赠予者；二是，死后将他的遗体火化，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墓地，与妻子的遗体相伴。

我不明白为什么司徒雷登不能完全实现他的遗愿，当局避开了北大，有什么顾虑吗？或许，司徒雷登的墓园会成为西湖的又一旅游景点，这也无妨，但是希望今天的中国年轻一代，要有面对历史的勇气，要明白历史事件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不是什么行为艺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