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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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傅雷的户口薄上生日为1908年3月7日，而《傅雷家书》中却有一句：“3月30日是我的生日。”《傅雷家书》中那句话是出自1955年的信，这年阳历3月30日正好为阴历三月初七。户口薄上傅雷生日为阴历。他的阳历生日应为1908年4月7日（农历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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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是一门最高深的艺术，便是最伟大的哲人、诗人、宗教家、政治家、医生、律师，都只能掌握一些原则，不能说对某些具体的实例——个人——有彻底的了解。人真是矛盾百出，复杂万分，神秘到极点的动物。”——摘自《傅雷家书》
上海长宁区的江苏路是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相对于繁华的南京路，淮海路，这里“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因为这里居住过几位“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大学时代，我常常经过这里，每当我走过176弄，看着那石库门式的小洋楼时，总会想起一个人——翻译巨匠傅雷。
对于傅雷，其实我知道得很晚，文革结束后才读到他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似懂非懂，而后看到了《傅雷家书》，顿时被书中充满智慧的语言所吸引。那时候，在一个十七、八岁的黄毛小子的心中，傅雷与自己的父亲相比，简直是上帝了，从此爱上了傅雷家书，爱上了傅雷。
可是，上帝死了。
常常捧着《傅雷家书》发呆，如果傅雷活着，在这样一个混沌的世界里，他又能为我们指出一条什么样的光明之路呢？历史就是这么无情，人生竟是这样的滑稽，傅雷注定是要早早的去的，他究竟不属于这个世界。
许多回忆傅雷的文章都说，傅雷夫妇不堪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双双自缢身亡。事实是，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的夜晚，傅雷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谁害死了傅雷？
“是林彪、四人帮！”——这种人民日报式的语言不能再用了，但不容置疑的是，那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亲自发动这些运动的那位领袖，还有如今仍在不断自我批评，自我监督，自我改正的政党对于傅雷的死，以及千千万万有思想的知识份子所遭受的磨难，历史已经做出了公正的评判。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也许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更理性地看待这个悲剧。
傅雷，原名怒盫，亦作怒庵，怒安。怒安取义于《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怒，也就是大发雷霆，也许是这看似随意的取名，或许是命运，这雷霆一怒，决定了傅雷悲剧的一生。傅雷的怒远远不足以安天下，却壮志未酬身先死了。
实际上傅雷早前已经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最后的几年不过是死神在挑选吉日。
１９５７年，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到１９５８年的“反右补课”中，傅雷再也无法幸免。在一次的批斗会上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而沉重回家。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１９６６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恐怖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雷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１９５７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从傅雷的死，我们自然联想到了苏格拉底。虽然同是饮鸩而亡，两者却是截然不同的。苏格拉底至死都相信自己是无辜的，而这“无辜”，赋予了他赴死的勇气。而傅雷是至死都相信自己是国家的罪人，这一点，只要看一下遗书的第一节就会知道。
“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个谦卑而自渎似的陈述表明傅雷对杀死他的权力以及代表这种权力的暴政并没有深刻的怀疑。这，也许正是悲剧的根本所在。
从《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傅雷是一个孤傲刚直的人，傅敏在回忆父亲时也说，“父亲就是一个极端愤世嫉俗的人。”因而到傅雷出事后，他好像完全理解，仿佛“早已知道他会走上这条路的。他不可能不如此……”，“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家里慷慨激昂的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他对这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我父亲一开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karma（命运）”。
因此，如果仅仅把傅雷的死归结为“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律令，那就过于浅薄了。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这是他所有痛苦与愤怒的根源。他绝不是受了辱才去自杀，而是因为要去自杀才觉得受了辱。
傅雷也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叛逆"。他当初选择巴尔扎克的翻译，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考虑更多的是政治的安全。
他在１９６４年一封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郑效洵的信里，这样谈到他的翻译：“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可是另有一部份，“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或艺术价值极高，开近代心理分析之先河，但内容专谈恋爱，着重男女之间极细微的心理变化”；“……诸如此类名著，对我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他的结论是，不宜再译。
这其实是一种双重人格在艺术理念中的投影，一方面，西方进步的思想艺术使得任何妄自尊大的人都不可能闭目塞听；另一方面，来自某种先天的抗拒，又使他无法放弃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本能留恋。
１９５７年，傅雷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后，写信告诉远在波兰的儿子：“想想有这样坚强的党、政府与毛主席，时时刻刻作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发出许多伟大的言论，无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励你前进！……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而国家政权最终还是抛弃了他。
一场“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持续不到一个月，暴风雨就突然降临。傅雷立即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打成“右派” ，他的国家信念第一次遭到了重创。
即使在“红卫兵” 炒家搜出了《傅雷家书》的原件。他们满以为写的尽是“三反言论”、“叛国恶词”，谁知傅雷在里面写的多是教导儿子如何“爱国”之类。于是，他们相互传阅，读得入迷，竟至于忘了抄检。
然而，正是这种爱国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傅聪，这个被父亲用棍棒和威吓抚育起来的长子，竟在波兰学成后出走英国。毫无疑问，一个一心渴望"精忠报国"的旧式父亲无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导的儿子竟然跑到“敌国”深造。家与国，人与他的种族，亲情伦理与国家伦理这时再次形成了紧张对抗。
据传记资料显示，傅雷有整整两昼夜粒米未进，痛苦，震惊，忧虑，寝食惧废……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但他更相信自己的教育方式，可是他永远不能明白，当他真诚地按照传统意识形态要求的“爱国”标准去培养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干才时，那个 “爱”只是幻想中的一厢情愿，而它所“爱”的对象—— “国”，只是一个在水一方的乌托邦，华衣艳裳、秋水频传地出现在儒家几乎所有的典籍和诗文中，但事实上，它从来没有“爱”过我们。
作为一个国家信念频临崩溃的老人，晚年又遭到了儿子“出逃事件”的沉重打击，傅雷从１９５９年起，基本上闭门不出，只专心埋头著述。在贫困和神经衰弱、关节炎、眼病等多种疾患的折磨中，译竣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幻灭》三部曲等多种著作。此外，他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成功地培育出英国玫瑰达５０多种。
而最终是“红卫兵”急骤的敲门声击碎了桃花源主人的“修身”清梦。也就是当心性高傲的主人一觉醒来，发现温顺的狼毫、宁静的书台、旖旎的玫瑰花丛已不复存在，他已别无退路。圣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别人不许“独善”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高超的哲人也教我们，“入世”不得就去“出世”，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当“世界是我们的”，出世也不得，就是无“世”可“出”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傅雷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我们，那就是------离开。
不过，平心而论，傅雷在这场波及全国的大灾难中所受到的折磨，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份子相比并不算最为残酷的。既然也算不上“士可刹不可辱”，为什么这样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会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生命呢？
让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
1908年4月7日(阴历三月初七)，傅雷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傅雷的祖父傅炳清，有四五百亩土地，在傅家宅算是“大户”了。傅炳清生二子，长子傅胜，次子傅鹏。傅鹏，又名傅鹏飞，即傅雷之父，任教于周浦镇扬洁小学。
1912年，傅雷四岁时，傅鹏飞因受诬害入狱。经夫人李欲振多方奔走，虽然三个月后就出狱，却在极度的郁闷中去世，终年仅二十四岁！
当时，李欲振也只有二十四岁，不仅从此守寡一辈子，而且带着四个孩子──傅雷为长子，除了他之外，还有两弟一妹。在蒙受丧夫的重大打击之下，李欲振没有精力照料这群年幼的孩子，竟然在短短一年内，连死三个孩子，只剩长子傅雷！
傅雷曾经用“只见愁容，不闻笑声”八个字来形容自己的童年。童年的痛苦深深烙在傅雷的心中，童年时代的悲惨遭遇为傅雷早期人格的成长起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大约是童年愁容太多，所以傅雷成年之后变得不苟言笑。在傅雷所有的照片中，他总是一脸严肃，脸带笑容的照片，不过一、二帧而已。
傅雷取名为“雷”，字“怒安”，把自己的住所叫“疾风迅雨楼”，并赫然印在自用的稿纸上。老子说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仿佛这一切早已命中注定……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其实这正是他固执、刻板、孤僻、高傲的写照。这位“疾风迅雨楼”的主人生活“像钟表一样刻板” 。他的性格的某些方面在常人看来也还是有些“怪”，甚至是不通人情的。比如他的办事认真、有条有理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他规定几点钟工作，几点钟休息，几点钟吃饭，都是准时的，不能更改的。在他工作时，谁也不能去惊动他。与人交谈，也有时间的限制，到了点他便会请人家回去。这种性格显然不适宜处理好人际关系。与外界常常格格不入。
傅雷没有“单位”，没有学位，也没有职称，甚至一辈子也没有获过什么奖，他的个性使他选择了闭门译书写作。傅雷的内兄朱人秀，在傅雷去世后说过这样一段话：“傅雷性格刚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讲；看不惯的人，就合不来。后来，他选择闭门译书为职业，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傅雷写作严谨，事事严谨。就连他家的热水瓶，把手一律朝右，垂手可取。倒光了，空瓶放到“排尾”。灌开水时，从“排尾”灌起。
他家的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张。一天，夫人忽然顺手撕了一张。傅雷看见了，赶紧用浆糊把撕下来的那张贴上。他说：“等会儿保姆再来撕一张，日期就不对了。”
傅雷对两个儿子管教甚严，例如吃饭时不得讲话，咀嚼时不准出声，饭菜不能掉在餐桌上，用餐后椅子要归位，等等。
傅雷对他“疾风迅雨楼”之外的人和事常常抱着极端的批评态度。例如他评论“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翻译的路。” “……甚至主句副句都分不清的，也在译书！或者想藉此弄几个钱，或者想‘脱离原岗位’，改行靠此吃饭！……拆穿西洋镜，都是幼稚园里拖鼻涕的娃娃。”（《傅雷谈翻译》）
从新版的《傅雷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傅雷对钱钟书、老舍、茅盾、刘海粟的批评也是毫不留情面的。在1954年9月28日晚写的信中，傅雷这样评论老舍的《四世同堂》：“……近来又翻出老舍的《四世同堂》看看，发觉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还有是硬拉硬扯，噜哩噜嗦，装腔作势，前几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翻老舍的小说出来，原意是想学习，结果找不到什么科学的东西……。”
施蛰存在回忆傅雷的文章里提到，傅雷的刚直近于狂妄，有时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 他这样评价刘海粟：“至于从未下过真功夫而但凭秃笔横扫，以剑拔弩张为雄浑有力者，真是自欺欺人……”
他还认为徐悲鸿“未入国画之门而闭目乱来，给后世不学无术投机取巧之人借作遮丑的幌子。”
就是张大千也不能幸免：“是另一路投机分子，一生最大本领是造假石涛，那却是顶尖儿的第一流高手”，而他自己的创作“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 “张大千的中文就不通，他给徐悲鸿写序(中华书局数十年前画册)即有大笑话在内，书法之江湖尤令人作恶。”
傅雷就是这样一个敢怒敢言的凡人，又是一个超越世俗的圣人。但是他童年的不幸，使他孤傲而忽略了生活中的善与美，他的疾恶如仇又使他过分放大了负面的恶与丑……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一位孤傲的云间鹤，社会容不下他，其实他也容不下这个社会，他真的没有退路了。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悲情由此可见一斑。
傅雷走了，他的死是对那场全民族灾难的控诉，也是对人性之脆弱与伤痛的反思。
提起傅雷，不得不说说朱梅馥。
朱梅馥比傅雷小五岁。1913年2月20日，她出生在上海南汇县城西门。当时正值阴历正月十五，腊梅盛开，取名梅福。与傅雷结婚时，她嫌“福”字太俗，改为“馥”。梅馥，暗含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之意：“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朱梅馥端庄秀丽，性情随和。她先在上海教会学校裨文女校念初中，后在另一所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念高中。在当时，女子能够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已算得不错的了。她懂英文，也学过钢琴。
在傅雷决定赴法求学的1927年，遵母嘱，便与表妹朱梅馥定亲。当时傅雷19岁，朱梅馥14岁。
刚烈的傅雷与温柔的朱梅馥结为伉俪，可以说是傅雷的终身幸福。她是傅雷的贤内助。虽然在傅雷的五百万言译著上，找不到她的名字，可是如果没有她，傅雷不可能在文学上建树那样的辉煌丰碑。傅敏说：“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傅雷的一切成就。”
用傅雷自己的话说，“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
朱梅馥是一位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据与傅家有长期交往的朋友回忆，造化在这个女人身上显示了一种极其奇特的矛盾统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这些现代的文化训炼并没有磨蚀掉这个女人天然的内在之美。她的性格、气质、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社会贤妻良母的典型。
有人说朱梅馥把东方女性的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发挥到了令上帝也为之落泪的程度。
在傅聪、傅敏心目中，母亲的形象非常伟大，是无名英雄。“父亲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与外界常常格格不入，母亲就充当起妻子、秘书、公关人员等多重角色，与外界交往主要靠我母亲来维系。父亲不愿见的人，就由母亲出去挡架、接待，一些很棘手的问题都由她处理，她因此也练就了一套待人接物的本事，使我父亲一生中没有后顾之忧。父亲做人很讲原则，自律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一个讲真话的人。他的性格非常暴躁，对我们要求也非常严厉，我们小时候挨的打可不少，母亲则往往起了一个缓冲的作用。邻居们说，母亲是一个‘菩萨’，善良、宽容，大慈大悲。举个例子吧，上世纪40年代不少人都知道，父亲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朋友，只要她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给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时间一长，母亲的善良伟大和宽宏大量感动了那位女士，她后来主动离开父亲去了香港。”
《傅雷家书》中有一封信是1961年10月5日朱梅馥写信给傅聪的：“我对你爸爸的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读到此处无不令人动情。
最最让我感动以至于产生困惑的是傅雷遗书结尾的签名，“傅雷”在先，“梅馥”随后。是什么力量能促使这样一位贤妻良母如此从容的随丈夫同归于尽？
不过，更令人困惑的是，“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笔，还是朱的亲笔题写？如果是前者，傅雷何以能忍心？傅雷何以能容忍自己将一个柔弱女子的生命一起带走，傅雷又何以没有勇气为这样一位凛然大义的妻子好好活着？如果真是后者，这一切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我们可以想象一双女人纤弱的手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次签在丈夫的后面时那滴血的颤栗！
当年的验尸报告提示，傅比朱早死两小时。也就是说在这两小时里，一个女人要亲眼目睹自己相守３４年的爱人先是喝下了毒药，继而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辗转死去。这对朱来说，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毁灭，后一次是灵魂的归去。
作为丈夫，傅雷可以说欠了梅馥很多，可是傅雷作为一个旧式的知识分子，他未必能体会到妻子年复一年的含辛茹苦，忍辱负重……
作为父亲，傅雷也不恰当地在傅聪的教育上表现出了他性格中乖戾、暴躁的一面。
傅雷继承了自己母亲的严厉的管教方式，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他要把傅聪塑造成符合于他的理想的人物。其实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
有时傅雷在楼上写作，傅聪在楼下练琴，中间稍有停顿，他就冲下来抓着儿子的头就往墙上撞。他的做法不仅使孩子受到摧残，也使朱梅馥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幸运的是，晚年的傅雷在傅聪的教育上有了反省，傅聪也能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从而使傅雷多少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
傅雷曾写信给远在波兰的傅聪：“我也知道，从小受些挫折对你的将来多少有些帮助。然而，爸爸毕竟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自间人生对朋友无愧，惟独对你和你妈妈作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这是我近年来的心病。………
孩子，尽管我能够埋葬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我的内疚和悔恨。孩子啊，孩子，我要怎样拥抱你才能表达我的悔恨和热爱？！”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位父亲在悔恨的折磨下对儿子深深的爱。
傅雷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他会怒发冲冠，却也有脉脉的温情。我们怀念傅雷，纪念傅雷，可有谁曾经真正走进他的思想深处？
纵观傅雷的一生，无疑是一场悲剧。可是傅雷以他的死成就了自己崇高理念，傅雷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年了，今天我们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傅雷的刚劲与执著，以至于他雷霆般的怒再现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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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月三十日，一个来自万里之外的朝圣者，徘徊于江苏路上，昔日的小楼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往日幽静的弄堂已被都市的喧闹所淹没。忽然想拦住一个路人问他是否知道这儿住过一个叫傅雷的人，可是看着一张张行色匆匆的脸，这个愿望也就消失了。历史在前进，愿傅雷的精神永存！
此文完稿于四月三日CA992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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