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先后有30多个遇害者被认，其余的则成了无主之魂。
而代他们讲述他们悲惨遭遇的，可以说是那些被民间称之为“从龙爪下逃生”的人。
邵根正（男，59岁，赵村人）：
就是去年，记得是秋天，就是秋天，地里的包谷棒棒都多大了。我去王墹看电影。看完电影我往回走，走到村口的时候，一堵矮墙底下忽地立起个人，吓我一跳！我还当是一条大狗，一条大狗立起来也就恁高。不是龙治民是谁？就是他。他问我是哪个村的，我说赵村。他说天都黑成啥了你还回去呀。我说不回咋办？再黑也得回嘛。他让我睡他家，说他家有活干。当时我还想：今晚上是咋了？运气恁好，看了电影还有钱挣。我说我没给家里说呀。他说那怕啥？咱这地方一个男人一晚上不回家还不跟一条狗没回家一样？不算啥事。这话倒也是，不是寻见了活干，就是让朋友拉住了闲讲，家里还能咋想？那就住下吧。等我一进他家--天爷！我说我家脏，他家还要脏十倍哩！也不知道是啥味，一阵一阵的，比茅子还呛人。我就没脱衣服，和他在炕上将就睡了一夜，天一亮赶紧走。走的时候我还骂了一句：“做啥活哩！”那天夜里他为啥没敢害我？我不是嫌屋里难闻么？夜里我起来好几回，吸了好几根烟。他八成是看我睡的不踏实，没机会下手……
杜XX（男，王墹村人，县化工厂职工）：
窝边草他也吃哩！这件事听起来像瞎编的，同村的人他也不认识吗？真的不认识。龙治民是个独人，和村里人甚不来往，大家当然都知道他，他不一定知道村里所有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在外边工作的人。那天是个星期六，家里捎信要我回去锄洋芋。我就回来了，骑的自行车，到王墹的时候天都暮下来了。王墹在半坡上，一到村边我推着车走，龙家东边不是农机站的茅池吗？我在那里解了个手。这时龙治民从屋里走了出来，问我找谁。我懒得和他说话，就说不找谁。他说：“到屋里歇歇再走吧。”说着跳到路上要替我推车。我心里说：真是个仍怀皮！没有理他，推车走了。第二天我和兄弟去锄洋芋，路过村口时龙治民看见了，他楞了一下，说：“我当是谁，是你呀。”
刘麦珍（女，31岁，王四村人。她坐在灶火边，不时用油腻的袄袖揩着那双被泪水渍红的眼睛。因为她曾去过龙治民家，并拿回几件衣服，现在落入和金百玲同样的处境。在调查人员和村干部的一再开导下，她才开口说话）：
那是前年8月见的事，我娘家捎话过来，说梨子下树了--我娘家院子里有几棵梨树--让我回去帮爹把梨拉到10号信箱卖。10号信箱的工人钱多，能卖个好价。等我回到娘家，性急的爹已经拉上梨先走了。我就撵，一直撵到10号信箱也没看到我爹。后来我才知道我爹是在半路上让造纸厂的人叫走了。我就到城里找，去城里的路上我遇见了龙治民。他说你是不是寻人哩？我想：他咋知道我寻人哩？是不是我爹问过这人见没见过我，他才猜出我？我说我寻我爹哩。把事情讲了一遍。他说他见过我爹，梨刚拉到10号信箱就让工人抢着买光了。我说那我在路上咋没见我爹回呢？龙治民说说不定你爹把车寄放到谁那儿了，这阵上城里逛去了。我心眼实，信了他的话，心也不急了。我想回去，我身上没装钱也没背馍，在城里找不到我爹咋办？再说我屋里也有活。我就折头往回走，龙治民一路和我厮跟着。他问我家在哪儿，我就说在哪儿，又问我曰子咋样，我说粮够吃了，就是钱紧，家里全凭娃他爹一年冬天到外卖工挣几个钱。他说他是收购旧衣服的，问我想不想到他家洗衣服，走时拈几件衣服就行了。我说给钱行不行，他说给钱也行，洗一天三个元，再添几毛钱，就能给儿子买个有两根系系的洋书包了。
（调查人员插问：你晚上不回家，也不怕家心里急？
答：那不怕么。娃他爹想着我在娘家。我娘家想着我回去了。）
到王墹时天差不多都快黑了，我问他衣服呢？他说明天再洗，都这一阵了咋到河里？过了一会外边来了三个男人，龙说都是给他干活的。我想：这人恁有钱也不知道把屋子拾掇拾掇。龙说你甭洗了，先做饭。
（调查人员问：洗衣服是时候，你看到衣服上有什么东西吗？）
答：灯暗，也看不来啥。他屋里没电灯，用的油灯，我还奇怪，这人钱多的三四个人雇呢，咋连电灯也不扯？衣服很脏，稠稠的一盆黑水。
问：后来呢？
答：后来……我睡下了么。
问：怎么睡的？
答：那三个男人上了楼，龙治民睡的炕，我在堂屋弄个草铺……
问：再没有了？
答：没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走了。
问：衣服洗完了？
大：没有，我怕家里操心……
村干部：麦珍，你要有啥说啥，这可是个天大的案子，可不敢说虚话，要不然就是包庇罪犯哩！
答：……夜里……他想欺负我。
村干部：说嘛，给你保密哩。
答：没欺负成。半夜他爬过来，说再给我加5个元，我不依，和他撕扯，正撕扯楼上的人喊：“老龙，你做啥哩？我们下来啦？”结果他没有欺负成。二天天一亮我就跑了。临走我拈了几件衣服。我不是图那几件衣服，我是想给家里一个交待，说衣服就是工钱。）
对侥幸逃生者的调查和被害者家属的访问，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结论：作案者为龙犯一人；杀人动机为获取无价劳动力和谋财。
在对龙犯的一次审讯中，当审讯者一再追问龙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别处另匿有赃款时，龙犯回答说：“不用再问了，就那573元。我杀人也不只是图钱财，我是为国家除害哩！”
“什么？”
“我有三不杀，”龙继续说，“一不杀科技人员，二不杀国家干部，三不杀职工、工人。我只杀残废人，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
语惊四座。
不论龙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开脱？戏谑之言？龙犯认为那三种不杀之人之外的人均属于社会无益的多余之人？）但调查结果证明，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种残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是农家顶门立户的人。
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也是省城和北京来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龙犯为什么能轻易诱来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内的如此众多的人？以龙犯本人的情况--形象猥琐，衣冠不整；以龙家家境--一贫如洗，污秽不堪，何以能诱得那么多强似他的人，甚至＝员、复员军人、乡村干部来给他家干活呢？
这与商州具体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习性有一定关系。
商州乃贫困山区，交通不便，地力欠丰，古代多作谪官之所便可说明这点。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沿袭古例，就曾将彭真同志“谪贬”到了这里。民国时期，商境的状况诚如志书所言：“军阀混战，政令不通，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人民生活尤为清苦，农无存粮，形成农不敢食馒头，三餐只喝玉米糊糊，出现麦价廉而玉米贵的怪现象。如遇灾荒，中人之家落为贫户，贫困之家沦为乞丐，甚至盗匪……”“……正如本地谚云：‘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饭碗照影影（饭稀），半年糠菜半年粮，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国成立以后，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经济发展仍较为缓慢，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属中央扶助救济的特贫地区。
所以，每逢灾年，青黄不接时节和冬闲时节，不少农民出走他乡，老幼乞讨，青壮年卖工，女人投亲靠友或给人当临时媳妇，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县一县委书记曾从华山脚下的罗浮车站一次拦回18车外流人口！然而此数字又能占全县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几？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除了一些土地极为贫瘠的偏远山区，境内的农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仅仅是“食可裹腹”而已。龙案审理完结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有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商考察，他们说：“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件事时，觉得不可理喻，现在走访了一些被害家属，理解了，这里好多人家家境比龙犯家好不了多少。”
人口外流在商境习以为常，在此请读者注意前文提到过的数字比：案发前到商县＝部门报失有37人，案发后才增报60余人。可见这60余人的亲属对他们的失踪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实际上商县失踪人数远不止此）。自古注重合家安顺的商州人却对家庭成员的出走不归如此“想得开”，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位当地老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咱这儿的人不值钱嘛！”
商洛人民的流动，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安土重迁”的习性。他们不像江浙和四川的农民，敢于迈出省境，到全国各地寻求发展，而是基本上在本地区流动。能在山外揽个长活如姜三合者就算有本事的人，他们的流动都不愿远离家门。并且从事手工业者甚少，多是出卖体力。出门三五曰者有，曰出而出，曰落而归者有，只图挣个小钱以补家用。他们漫无目标地在本地游来荡去，寻觅雇主，甚至赶集或外出办事也寻着零活。当人们都在寻活儿，活儿能有多少？大家都当雇工，雇主又有几人？这就给龙犯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当龙犯叫这些人去做活时，他们除了庆幸自己的运气，还能作何猜想呢？
而代他们讲述他们悲惨遭遇的，可以说是那些被民间称之为“从龙爪下逃生”的人。
邵根正（男，59岁，赵村人）：
就是去年，记得是秋天，就是秋天，地里的包谷棒棒都多大了。我去王墹看电影。看完电影我往回走，走到村口的时候，一堵矮墙底下忽地立起个人，吓我一跳！我还当是一条大狗，一条大狗立起来也就恁高。不是龙治民是谁？就是他。他问我是哪个村的，我说赵村。他说天都黑成啥了你还回去呀。我说不回咋办？再黑也得回嘛。他让我睡他家，说他家有活干。当时我还想：今晚上是咋了？运气恁好，看了电影还有钱挣。我说我没给家里说呀。他说那怕啥？咱这地方一个男人一晚上不回家还不跟一条狗没回家一样？不算啥事。这话倒也是，不是寻见了活干，就是让朋友拉住了闲讲，家里还能咋想？那就住下吧。等我一进他家--天爷！我说我家脏，他家还要脏十倍哩！也不知道是啥味，一阵一阵的，比茅子还呛人。我就没脱衣服，和他在炕上将就睡了一夜，天一亮赶紧走。走的时候我还骂了一句：“做啥活哩！”那天夜里他为啥没敢害我？我不是嫌屋里难闻么？夜里我起来好几回，吸了好几根烟。他八成是看我睡的不踏实，没机会下手……
杜XX（男，王墹村人，县化工厂职工）：
窝边草他也吃哩！这件事听起来像瞎编的，同村的人他也不认识吗？真的不认识。龙治民是个独人，和村里人甚不来往，大家当然都知道他，他不一定知道村里所有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在外边工作的人。那天是个星期六，家里捎信要我回去锄洋芋。我就回来了，骑的自行车，到王墹的时候天都暮下来了。王墹在半坡上，一到村边我推着车走，龙家东边不是农机站的茅池吗？我在那里解了个手。这时龙治民从屋里走了出来，问我找谁。我懒得和他说话，就说不找谁。他说：“到屋里歇歇再走吧。”说着跳到路上要替我推车。我心里说：真是个仍怀皮！没有理他，推车走了。第二天我和兄弟去锄洋芋，路过村口时龙治民看见了，他楞了一下，说：“我当是谁，是你呀。”
刘麦珍（女，31岁，王四村人。她坐在灶火边，不时用油腻的袄袖揩着那双被泪水渍红的眼睛。因为她曾去过龙治民家，并拿回几件衣服，现在落入和金百玲同样的处境。在调查人员和村干部的一再开导下，她才开口说话）：
那是前年8月见的事，我娘家捎话过来，说梨子下树了--我娘家院子里有几棵梨树--让我回去帮爹把梨拉到10号信箱卖。10号信箱的工人钱多，能卖个好价。等我回到娘家，性急的爹已经拉上梨先走了。我就撵，一直撵到10号信箱也没看到我爹。后来我才知道我爹是在半路上让造纸厂的人叫走了。我就到城里找，去城里的路上我遇见了龙治民。他说你是不是寻人哩？我想：他咋知道我寻人哩？是不是我爹问过这人见没见过我，他才猜出我？我说我寻我爹哩。把事情讲了一遍。他说他见过我爹，梨刚拉到10号信箱就让工人抢着买光了。我说那我在路上咋没见我爹回呢？龙治民说说不定你爹把车寄放到谁那儿了，这阵上城里逛去了。我心眼实，信了他的话，心也不急了。我想回去，我身上没装钱也没背馍，在城里找不到我爹咋办？再说我屋里也有活。我就折头往回走，龙治民一路和我厮跟着。他问我家在哪儿，我就说在哪儿，又问我曰子咋样，我说粮够吃了，就是钱紧，家里全凭娃他爹一年冬天到外卖工挣几个钱。他说他是收购旧衣服的，问我想不想到他家洗衣服，走时拈几件衣服就行了。我说给钱行不行，他说给钱也行，洗一天三个元，再添几毛钱，就能给儿子买个有两根系系的洋书包了。
（调查人员插问：你晚上不回家，也不怕家心里急？
答：那不怕么。娃他爹想着我在娘家。我娘家想着我回去了。）
到王墹时天差不多都快黑了，我问他衣服呢？他说明天再洗，都这一阵了咋到河里？过了一会外边来了三个男人，龙说都是给他干活的。我想：这人恁有钱也不知道把屋子拾掇拾掇。龙说你甭洗了，先做饭。
（调查人员问：洗衣服是时候，你看到衣服上有什么东西吗？）
答：灯暗，也看不来啥。他屋里没电灯，用的油灯，我还奇怪，这人钱多的三四个人雇呢，咋连电灯也不扯？衣服很脏，稠稠的一盆黑水。
问：后来呢？
答：后来……我睡下了么。
问：怎么睡的？
答：那三个男人上了楼，龙治民睡的炕，我在堂屋弄个草铺……
问：再没有了？
答：没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走了。
问：衣服洗完了？
大：没有，我怕家里操心……
村干部：麦珍，你要有啥说啥，这可是个天大的案子，可不敢说虚话，要不然就是包庇罪犯哩！
答：……夜里……他想欺负我。
村干部：说嘛，给你保密哩。
答：没欺负成。半夜他爬过来，说再给我加5个元，我不依，和他撕扯，正撕扯楼上的人喊：“老龙，你做啥哩？我们下来啦？”结果他没有欺负成。二天天一亮我就跑了。临走我拈了几件衣服。我不是图那几件衣服，我是想给家里一个交待，说衣服就是工钱。）
对侥幸逃生者的调查和被害者家属的访问，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结论：作案者为龙犯一人；杀人动机为获取无价劳动力和谋财。
在对龙犯的一次审讯中，当审讯者一再追问龙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别处另匿有赃款时，龙犯回答说：“不用再问了，就那573元。我杀人也不只是图钱财，我是为国家除害哩！”
“什么？”
“我有三不杀，”龙继续说，“一不杀科技人员，二不杀国家干部，三不杀职工、工人。我只杀残废人，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
语惊四座。
不论龙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开脱？戏谑之言？龙犯认为那三种不杀之人之外的人均属于社会无益的多余之人？）但调查结果证明，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种残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是农家顶门立户的人。
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也是省城和北京来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龙犯为什么能轻易诱来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内的如此众多的人？以龙犯本人的情况--形象猥琐，衣冠不整；以龙家家境--一贫如洗，污秽不堪，何以能诱得那么多强似他的人，甚至＝员、复员军人、乡村干部来给他家干活呢？
这与商州具体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习性有一定关系。
商州乃贫困山区，交通不便，地力欠丰，古代多作谪官之所便可说明这点。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沿袭古例，就曾将彭真同志“谪贬”到了这里。民国时期，商境的状况诚如志书所言：“军阀混战，政令不通，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人民生活尤为清苦，农无存粮，形成农不敢食馒头，三餐只喝玉米糊糊，出现麦价廉而玉米贵的怪现象。如遇灾荒，中人之家落为贫户，贫困之家沦为乞丐，甚至盗匪……”“……正如本地谚云：‘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饭碗照影影（饭稀），半年糠菜半年粮，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国成立以后，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经济发展仍较为缓慢，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属中央扶助救济的特贫地区。
所以，每逢灾年，青黄不接时节和冬闲时节，不少农民出走他乡，老幼乞讨，青壮年卖工，女人投亲靠友或给人当临时媳妇，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县一县委书记曾从华山脚下的罗浮车站一次拦回18车外流人口！然而此数字又能占全县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几？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除了一些土地极为贫瘠的偏远山区，境内的农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仅仅是“食可裹腹”而已。龙案审理完结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有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商考察，他们说：“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件事时，觉得不可理喻，现在走访了一些被害家属，理解了，这里好多人家家境比龙犯家好不了多少。”
人口外流在商境习以为常，在此请读者注意前文提到过的数字比：案发前到商县＝部门报失有37人，案发后才增报60余人。可见这60余人的亲属对他们的失踪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实际上商县失踪人数远不止此）。自古注重合家安顺的商州人却对家庭成员的出走不归如此“想得开”，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位当地老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咱这儿的人不值钱嘛！”
商洛人民的流动，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安土重迁”的习性。他们不像江浙和四川的农民，敢于迈出省境，到全国各地寻求发展，而是基本上在本地区流动。能在山外揽个长活如姜三合者就算有本事的人，他们的流动都不愿远离家门。并且从事手工业者甚少，多是出卖体力。出门三五曰者有，曰出而出，曰落而归者有，只图挣个小钱以补家用。他们漫无目标地在本地游来荡去，寻觅雇主，甚至赶集或外出办事也寻着零活。当人们都在寻活儿，活儿能有多少？大家都当雇工，雇主又有几人？这就给龙犯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当龙犯叫这些人去做活时，他们除了庆幸自己的运气，还能作何猜想呢？
评论
亚$生$公
2006-07-31 11:42:48
回复
悄悄话
社会没有一个健全的保民机制，偷盗、抢劫、凶杀等刑事案件层出不穷。这个星期打电话回家，家人告知门口一抢劫行凶案，受害人东西被抢不说，还挨了三刀。
acd
2006-07-31 10:51:13
Good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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