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都是舶来概念,流传开来不过八十多年。德先生命运多灾多难,到现在绝大多数人还说不清它是怎么回事;赛先生可就不得了,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成了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概念。不管什么,大家都要问问,它是不是科学的;不科学,就跟胡说八道差不多。学过点英文的人就知道,英文里常说你这想法很有道理,或者说很合乎逻辑,却很少说你这想法特科学。可见科学观念在我国更为深入人心。
然而赛先生的原意只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只是指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文史哲等另称人文学(humanity)。这种基本常识到现在好象还不普及,过了半个多世纪还需要再来一次启蒙。全国和各地都有社会科学院,把自然科学之外的所有学科都包揽进去,都算成了一种科学。
既然是科学,就要去追求真理。在历史学也是如此,当代中国人对于历史都这么想,绝大多数学者也都相信历史发展是有其必然规律的,无论关于过去,还是面向未来。历史学的科学化,还带来了科学进步的观念,我们都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的轰鸣声中长大。
历史真的一直会进步吗?回顾我们悠久的历史,似乎不见得如此。少年时读各种中国通史,都是社会发展史,进步说得多,倒退不大提的,对人口的变迁尤其说得少。但我留意到两点,第一,每次外族入侵或大的所谓农民战争后,人口都会由于大量的非自然死亡减少从三分之一到过半;第二,北宋时的人口,和明末的人口大致相等,到了清初又少了很多。在农业社会,人口是一个重要指标,自然不是唯一的;但北宋至明,其他方面能称得上进步的又有那些呢?另一方面,康熙,雍正,乾隆所谓三朝盛世如今常被歌颂,主要的理由之一就是人口急剧增加表明经济在高度成长。然而,人口问题难道不是“盛世”一过清朝就迅速衰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吗?说两句跑题的话,清朝可不是被列强欺负才垮掉,而是先自己烂了才被人欺负。流行的以1840年为近代史开端的分法,我是很怀疑的。19世纪中期最动摇清朝根基的,恐怕还是持续13年的太平天国战争。
就算清朝前中期经济比北宋进步了,那也是几乎七百年后。虽说“道路是曲折的”,这一曲折就七百年实在太长了点,以进步史观看还是叫停滞更贴切些。何况很多史家认为,除了绝对值的增加外,三朝盛世的国计民生,并未超过宋朝。而清思想禁锢之严,文字狱之多,是前朝少有的。其结果就是,从文化史,思想史来看,清一般被公认是最缺少创新的一个朝代,自然谈不上什么进步了。
历史真的一直会进步吗?回顾上个世纪的思想史以致历史学本身的演变,着实令人感慨。在思想史方面,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仍然是当代人的主要依托,后来人不仅没有他们的影响力,连能被认为是思想家的人都找不出来。近年来才发现的顾准,林昭,只能称为觉醒得早的先行者,这样的人还没有几个。在历史学方面,主流史学理论的大框架实际上还是不容置疑。但很多历史学者采取的态度是避开这个框架,回归老一代史家甚至乾嘉学派的考证史学。这种情形,对于进步的观念更多是一种嘲讽,而思想界的所谓“国学热”更成了倒退。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由于缺少宗教影响,从而思想和史学密不可分的国度,当今思想的混乱和关于历史的基本概念有相当的关系。历史一定会进步,人从猴子变过来,历经奴隶,封建等几个社会,一个脚步一个坑地走来这么一种概念的背后,就是未来也必然会如何如何的思维定式,经过几代人已差不多成了潜意识的一部分。其实这种历史概念起源于一种一元独断论的思想,然而即使许多具批判精神的思想者,也有意无意之中掉了进去。近十年前,我曾经和一位在八十年特别热爱德先生的学者朋友在饭桌重逢,他开始大侃中国要先发展经济培养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才一定会如何如何。我先问他什么时候变成主张“费尔波赖”(fair play)必须缓行,后来鱼虾一上,只好老实不客气地打断他:“咱们先吃饭,民以食为天。”大抵我国的知识分子多是喜欢预言和占星术的,而给未来下结论,是最容易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