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甫志高原来是冤假错案”：历史人物评价与民族意识（作者：李大兴

友人对《甫志高原来是冤假错案！》的评论：
 
        我是自小就对甫志高没有太恶劣的印象，经常扪心自问：若是“敌人”给我上刑，我定然也会招的。反正会招，不如早招，免得自己白受皮肉之苦。
        我不知道像祖大寿、吕文焕、李陵这样的人物该如何评价，我个人对他们是非常认同的：全力尽了自己该尽的责任、确定没有扭转局势的可能之后，被逼无奈间或识时务的投降，是应该受人尊重的。若是这种投降能够保全更多人的性命，则更是可敬，因为这些生命是用主帅的自尊甚至是身后名换来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之后才是忠、义等等。“不怕牺牲、舍生取义”只是主子教化奴才的圈套，其实质是丢卒保帅。
        好像扯远了。我们的政治环境里，能够容得下张献忠这种杀人怪兽、施琅一类反复小人，只要他们的出身好，或是能够附会得上现今的政治形势。倒是李鸿章、蒋介石这些能干的政治家，一提起来便只有批判。
        限于我的历史知识匮乏，有个问题我一直不是很清楚：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明确的民族意识的？这种民族意识什么时候和国家意识统一到一起的？印象里中国人的“家国”意识更强烈，民族意识有，但很实际，不较真儿。哪边是“正统”主要看皇帝姓什么，至于是不是正宗的汉族似乎并不介意。隋、唐的皇族好像都来自北方少数民族。而那些抗清、抗元的义士们，好像也是保护赵姓、朱姓江山的意识比抵御异族的意识更浓一点，所以一旦没有朱姓小皇帝可拥戴了，全国立即消停了。因此从这个立场上说，岳飞的那种宁死不降（这点也无法证明，他始终并没有处于过不降即死的境地）的精神很可贵，但对于他个人而言却更可悲。有袁崇焕惨死在前，祖大寿若还不反真是活腻味了。我最鄙视的倒是陆秀夫那种“忠臣”，自己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是个人的自由，但为了成全自己的“忠义”强迫幼儿赵炳同死，则无异于谋杀了。

历史人物评价与民族意识

        也许是因为出生在三年灾害时期，也许是天生馋，所以我从小就不能饿着，少吃一顿就象掉了魂似的。经常有人说我，只要饿两顿，准当叛徒。我倾向于同意这种说法，首先我无法证明我不会当叛徒，而且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调门唱得高的人大多转向转得最快。我又倾向于绝大多数人在非降即死的情况下会选择投降，这是更符合人性求生本能的选择，实在无可厚非。忠臣烈士，自古稀有。明末时投降的远多于抵抗的，我也听说过对河北一村庄的调查发现，抗日战争时当伪军的比干什么的都多。
        忠臣烈士，只要不是假冒伪劣，其气节我是很尊敬的。问题在于，我国的传统判断方式是建立在很高的道德标准上的，是假设人人有责任去当稀有的高尚的人的。当道德标准不近人情时，就产生了大量的伪君子，充当道德打手一类，而那些在非常情况下没有选择牺牲就义的人，就很容易被彻底否定万劫不复了。
        投降等于叛变，叛变等于十恶不赦这个套路是很中国特色的。所以当年国民党军队投降要叫起义或投诚。（起义和投诚的区别以及后来待遇的大不同此处且不谈）别的我不清楚，至少英文和日文里“叛徒”一语都是很严重的指控，轻易用不得的；而“投降” 一语是中性的陈述，和“放弃抵抗”没有多少差异。
        严厉的道德判断是不宽容的，很多时候可能是残酷的。我小时候就听说一位世伯，五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一类，押送到农村赶大车时，认识了一个曾在朝鲜战争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级军官的人，在被俘虏后组织战俘的抗争，然而，在被遣返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命运是开除党籍，军籍，几经辗转也成了赶大车的。最近我的同学读了些志愿军战俘史，可能这位赶大车的就是当年１８０师政治部主任。这个师是由国民党降兵改编的，在朝鲜战场上撤退时被留下殿后，从一开始就是丢卒保帅时的卒子。这段历史要到九十年代才逐渐为人所知，而当事人多已凄凉故去。

        我是很怀疑对历史人物以至当代人物的道德评价的。在中国，道德评价从来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了时不时就要翻天覆地，多到了正正反反是是非非泛滥成一片混沌，多到了历史和现实常被人出于利益需要而涂抹。道德评价里隐藏的前提是，做评价者就是道德权威，用“流行学术语言”讲，他们控制着道德话语权。大约和缺少宗教有关吧，道德在中国往往取代了信仰。大至主子，小至奴才，自封的道德化身，何止成千上万。
        我觉得，即使只是阅读历史，也该从多元的视角接近真相，而不是扬善贬恶。“汉奸”，“叛徒”也罢，“民族英雄”，“爱国志士”也吧，我以为这种定性词最好少用或不用。否则翻遍历史找不出几个英雄志士，一认真汉奸叛徒反倒成筐成箩，看上去也不怎么好看。（上篇短文<甫志高原来是冤假错案>只是说一下尊崇施琅的荒谬，不及于此）并不一定要专业研究，以宽容的态度，多运用常识，通过尽量多观点的阅读和尽可能跳出一点自身的时代经验，我们还是能看到很多历史真实的。

         小时候读《古文观止》，<答苏武书>是最喜欢的几篇之一。“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后两句我是很有体会的。<答苏武书>是否出自李陵之手很成疑问，但即使是后人伪托，不也正说明后人对他的同情吗？祖大寿的史实我所知不多，吕文焕守襄阳五年多，是在樊城陷落并遭屠城后，势将不保时不得已而投降。他也许是怕死，也许是为“保全更多人的性命”，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但如你所言，已经尽力又何必苛责呢？他们是历史悲剧中的悲剧人物。就连施琅，我也以为不过史称十七岁就做贼，叛过三个主帅（黄道周，郑芝龙，郑成功）两个朝廷（先随郑芝龙由明降清，又投奔郑成功，再叛降清）的一介武夫鹰犬而已。闹剧始于陈明这一类自封新儒家者，连古代人要做帝王师的志气都没有，又不甘寂寞地要当个献计献策的清客，就想出了把施琅梳妆打扮的创意。此人倒也坦率：“我的‘影射’就是‘为当前政治服务’，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又说：“我们应该‘法圣人之所以为法’，与时俱进”。人家与时俱进到这份上，再不学而优则仕，非吐血不行。
        关于施琅的争论，有媒体称为一个“思想事件”，折射出如今思想有多贫瘠。多造语和概念创意的“海派”风格评论家朱大可从中看出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悠久而坚固的联盟，终于面临大破裂的格局”。然而“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nationalism”的翻译，朱大可把他们分开的用意，是想区分为现实服务，为多民族国家服务的实用民族主义和传统的汉民族主义，也是典型的上海味的拐着弯骂人，因为“国家主义”在中文里更接近贬义。可是生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开，就难免引起一个如何分出“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问题。

        我不认为以现代人的概念创造力把事情说得复杂会对了解历史有太大帮助。我认为在以单一民族为主的国家“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是一体不可分的。在中国，自古有国家意识，忠君意识；虽然有夷夏之辩，民族意识谈不上是明确的，现在仍然和国家意识混同在一起。整体而言，中国人的特点是国家意识也好，民族意识也好，其实都是说得比做得多，实际利害才是最重要的，“很实际，不较真儿”的识时务一向是大多数。以极少数闪光的历史人物来总结出光荣传统大有以偏概全之嫌，可惜我们的史书往往是这么写的。汉文化是几度亡国于外来民族但又能把外族化掉的特殊文化，所以才传承至今。纵观历史，“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说得很准确。所以为政者自古就要展开忠君爱国的教育，缺什么就要补什么啊！至于一不小心弄出来义和团一类的怪胎或其它的愚昧悲剧，也只能说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民族意识不等于民族主义，我对前者尊重但怀疑后者。问题在于，民族主义在现代道德光谱里一直是很亮的一道颜色，唱唱它的高调往往是有效的心理自慰。再者落后挨打时的自卑心态和发展强盛时的暴发户心态都能够孕育出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当今的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的论客，还没有拿出象样的思想，也就是些刻意的炒作和帮闲，不成气候。然而民族主义是相当容易被拿来当一支大棒打击个人，打击对自由的追求的。以民族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这在中国有几个人招架得住啊？

2006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