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个美国丈夫去“海归”

带个美国丈夫去“海归” -------------------------------------------------------------------------------- 　　地点：纽约曼哈顿中城某韩国餐馆 　　口述者：依歌 　　性别：女 　　年龄：42岁 　　河南人，画家。毕业于中国南方某美术学院，后留校任教。多次获奖，曾在德国等国家举办过个人画展。1993年随美国丈夫移民，就读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后与第一任美国丈夫离婚。2001年第二次结婚，即将携夫海归。 　　2004年早春的一个下午，当我气喘吁吁地迈进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一家韩国餐馆时，看见依歌正和一个美国男人热切地说着什么，看到我，俩人不约而同地站起身。 　　“这是麦克，我先生。”依歌用手指了指身边的美国男人。 　　“很高兴认识你。”一股顽皮的笑意浮现在麦克脸上，深邃的灰眼睛显得很柔和。 　　“怎么，你要带着美国丈夫去‘海归’？”我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看着依歌。 　　“有什么不对吗？”面对我惊讶的眼神，依歌笑了，飞快地瞟了麦克一眼，在俩人眼神相遇的那一瞬间，我明显感受到了夫妻之间常有的那种默契。 　　缘起 　　“这很奇怪吗？”依歌笑着开始了她的叙述。 　　在去年10月份之前，我们就不止一次讨论过海归的问题。“我会陪你回去的，但得等我退休之后。”每次麦克都这样说。我掰着指头算了算，怎么着也得等10年以上，于是我知道这种讨论毫无意义，就放弃了。 　　出来11年，我回去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受刺激。国内变化太大了，当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租着农村的小平房，蹲在地上煮米粉为我送行，他即没户口又没钱，凭空做着留在城市发大财的美梦。1997年我回去的时候，他成了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口口声声要聘我做他的艺术总监，另外还有不少朋友，即使没发大财，也都干得红红火火的，混得不错，日子挺有奔头。 　　我是搞艺术的，在美国这么多年，除了读书，都是在美国公司工作。所学的专业也从油画转为平面设计，很实用，但也是万金油。当年我在德国办个人画展，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极有绘画天分，日后必成大气候。可现实的美国生活让我不得不放弃了“前途无量”的模糊理想。 　　去年10月，我第一次带他去了趟中国。在我长大的那个矿山小城里，他走在街上，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友好地和他打招呼。他在英文学校里教了一次课，孩子们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围着他问长问短，让他兴奋得觉得自己像个外星来客。看着他喜不自胜的神情，我才真正明白，美国那种平静保守的小镇生活，和中国充满生气和人情气息的生活在他心里激起了怎样的波澜。 　　后来他跟我说，别看美国人住着豪宅，开着高档车，动不动四处旅游消闲，其实很多人内心挺孤独的。如果说大城市里激烈的竞争环境使人与人之间的防范加深的话，小镇上独栋别墅的居住方式同样隔离了朋友间的亲昵和邻里间的熟稔。就连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拜访也要事先预约，你说这人跟人之间能不隔膜吗？ 　　那次中国之行我明显感到，麦克渴望那种被人需要、被人重视的快乐。 　　所以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海归”成了我们之间很正式的一个话题。我曾经绞尽脑汁，希望为麦克找到一份让他满意的工作，但几经周折，发现我连他工作内容都描述不清，得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先回去，我可以边教英语，再慢慢找工作。”或许是看出了我的担忧，麦克主动提出愿意放弃他收入优厚的大公司地区经理的工作，和我一起回到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从零开始，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所以我们一块儿做出了“海归”这个或许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决定。这决心一下，就忙着卖房、卖车，整个一个不亦乐乎，心里激动得不行，巴不得明天就登上飞机飞回中国。 　　启程的日子在5月下旬…… 　　海归的话题算得上是近两年的热门，捧的骂的，没少被人念叨。有人说那些“海龟”都是些在国外混不下去的，这显然有失公允。其实每个海归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不管怎么说，下决心去闯荡，重新开始，是很需要一些勇气的。 　　依歌算是一个。 　　考上美院 　　我的故事，应该是从小就开始了的。 　　我有个二姐，长得特漂亮，我俩从小在一起，我就是她的陪衬人。我俩一块儿去我妈办公室，大人都说，依歌你是捡来的吧，不然你姐咋那么漂亮，瞅你即不像爹又不像妈的，多难看。我偷偷翻家里的相册，发现我爸妈年轻的时候都跟电影明星似的，怎么镜子里的我就没有吸收他们一点儿优点。就这样，我的自信心总是遭受打击。 　　不过，老天爷挺公平的，本该人人都有的美貌我虽没有，但却得到另外一种补偿。我是个特别会读书的孩子，从小到大，成绩都名列前茅。小时候我非常好强地争取第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引起妈妈的注意。报考大学时，北大是我的唯一目标，其它学校概不考虑。可我的理科成绩总是过不了关。落榜后的那一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补习数学上，别的书都没敢碰，就为了报考北大。以至于后来我一看见数字就头疼欲裂，疼得眼前一片黑暗，视力也急剧下降。我妈害怕了，带我跑了很多医院，可始终没有发现病理上的问题，后来有位老医生对我说，你不要再看书了，考不上大学没关系，有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想恢复得快一些，不如去画画、旅游、或者听听音乐什么的。万般无奈下我开始学画。 　　可能是个性使然，我每天看着时钟分分秒秒地往前走，就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根本不能把画画当成一种休息，也没有当成所谓的艺术追求，而终究把它当成了要达到某种生命境界的手段，所以画了半年之后我下决心要考美院。当时全国一共才5家美院，一个学校一年才收十来个学生，摊到全国，各省顶多也就一个名额，而且除了考专业还要考文化课。那时我已经20出头，又是半路出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我的启蒙老师并不是名家，他连续3年报考美院，都因为文化课不能过关而被拒之门外，尽管他的专业水准已经很高。他评价我的色彩感觉很好，给了我很大的自信。我花了两年时间专心学画，终于考上南方一所非常著名的学府，正式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涯。而我的启蒙老师却一直没有机会进入专业美术学院深造，至今还留在家乡矿区那个小地方。 　　那时候在中国，考上大学离开家是踏上人生旅途的第一步，就和再投胎没什么两样，人的生活绝对会因此发生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再说我考上的是美院，千里挑一，那是什么感觉？不但我自己的生活道路发生一个重大转折，连我妈、我姐，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为我骄傲，而在此之前，哪有人重视过我呀！我的虚荣心终于得到一种满足。小时候我自卑，没有朋友，我所有的朋友几乎都是从大学时代才开始交往，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逐步有了自信，才开始脱离二姐的阴影。 　　给美国农民当老婆 　　我的第一个丈夫是美国人。 　　认识他时，我刚刚与初恋的男友分手，还没有走出失恋的阴影，只是从此发誓不再跟中国男人打交道，因为中国男人的城府和深刻让我刻骨铭心。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我崇拜的男人在一起却不知道他心里的真实想法，当我一心一意等待他离了婚来娶我回家的时候，他却跑来告诉我他老婆怀孕了，于是我整整两个星期在暑假里空无一人的宿舍里昏睡，经历生不如死的感觉，将自己折磨得形容枯槁。之后好不容易站起来，又一头扎进画室，试图用画笔重新找回自己的时候，他来了。 　　画室里没有水龙头，我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洗笔，当我匆匆返回时，看到栗色头发的他正在画室里东张西望。 　　我说过，我没有如花似玉的美貌，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内心深处对美的向往。7岁时，我从一本没头没尾的小人书里知道了白雪公主，就开始冥想总有一天也会有一个英俊的王子翩翩走向我。而此刻，那个眼睛又深又亮的男人就在我的眼前。 　　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眼见到这个美国男人，我就知道我们之间一定会发生一点儿什么。后来他告诉我，他也是。 　　他来自美国中部威斯康辛州某所大学，正在这座城市的一间大学进行互换交流。 　　7岁的时候，他曾经问他的父亲，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这么狠毒？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3岁时母亲抛下他和哥哥弟弟，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5岁时父亲再婚，继母一直虐待他们3兄弟，以至于他一想到要回到那个毫无温暖的家就浑身发抖；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盼望父亲早点下班回家，这样他们就能够躲过随时而至的继母的拳脚；他也曾亲眼看到继母因为弟弟忘了倒垃圾而揪住他的头发往墙上猛撞，直至晕厥过去被送进医院抢救。所以这些记忆，让他对女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父亲告诉他，不是天下女人都如此狠毒，在遥远东方有个叫中国的地方，那里的女人善良贤慧。从此，娶个中国女人成为他深刻的梦境，7岁开始的梦境。在美国中部那个封闭的小城里，在他进入大学之后，为了圆这个儿时的梦境，他毫不犹豫地选修中文，研究中国文化，并最终带着这个梦想来到中国。 　　冥冥之中，上帝之手牵引他来到我的面前。命运就是这么不可思议。我参加高考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出生的那个小城，我妈因为我报考了美院要离开家去外地，恨不得见谁跟谁哭，最后她虽然妥协同意我远走他乡，但她的本意是，即使我上了美院，毕业之后也应该回到小城里，在中学当个美术老师什么的，然后嫁进小城人家，结婚生子，和和美美地跟人家过小日子。可偏偏，命运不但让我离乡背井，而且婚姻多舛。 　　认识他的时候我的英文并不是很好，在他回美国之后，我们一直靠通信联系，那些信，让我越来越多地了解这个眼睛明亮的大男孩。 　　或许因为我是学油画的，所以我们讨论艺术，他告诉我，他最喜欢的一幅画是怀斯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那是一张充分表现画家内心忧郁的画，画中，缅因州波涛起伏的褐色原野上矗立着一幢古老的木屋和饱经苍桑的谷仓，时光漫长而静谧，只有鸽群走动时以及晒衣绳上的衬衣被风吹动发出的些许声响。 　　近处的草坡上，一位双肩瘦削的女子背对画面，她似乎正在往山坡上爬行，她的目光越过这荒凉的草地凝视着高处地平线上的房子，她的手指扣地，正在做短暂的喘息，她还得一阵子才能爬到目的地。 　　夕阳西下，草地上纷披着柔和的碎金的光芒。 　　她枯瘦而羸弱，像一个势单力薄的梦，孤立无援地生长在这片原野上。 　　当我们共同面对这幅画，我感觉到他被画面上那种令人内心无比空旷起来的巨大孤独深深击中，他不能言语。久久地端详着残疾少女克里斯蒂娜的世界，那里有原野隔世的风和空旷的寂寥，有孤单的生命个体与无边无涯的旷日持久的对抗。这景况超越现实，近乎梦幻，但它却是一个现实，一个实在的随处可见的现实，这现实属于怀斯和克里斯蒂娜，也属于像他那样一个被命运和时光播弄的人。 　　我被他的感动所感动，在心里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待他，并想象着自己如同天使一般，可以抚平他生命中两个女人(生母和继母)带给他的伤痛。但我并不知道除了感动之外，还有付出，也无法了解那种伤痛背后是怎样一种深入骨髓的寂寥和孤独，而我最终将为这种极度地缺乏安全感付出代价。 　　毕竟，我后来充当的是他妻子的角色，而不是他的心理医生。况且我也是个女人，在付出爱的同时，也需要得到回报。说这话时，一丝苦笑挂在依歌的嘴角上。 　　我们开始希望单独相处，可那时我住在美院的教工筒子楼里，邻里之间完全没有秘密可言，谁都可以随时推门而入，好朋友来了留宿也是经常的事儿。有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从外地来看我，晚上自然是要住在我那里，打地铺吧，我的朋友说。他一听，脸马上就拉下来了，当着我朋友的面就发作起来。结果我们吵了一架。如果你不能忍受这些生活习惯，你干嘛不呆在美国？我对他说。美国没有你！他这样回答我。这种毫无修饰的献殷勤让我一下子就哑了，说实话，我当时特感动，想起他在信中曾经画过一个地球，我在上端，他在下端，他说他真希望我也在那儿，在他的脚站着的地方。他的方式很特别，不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直截了当，表达爱的方式也很含蓄。这种含蓄和那个年代的中国男人很相似，让我觉得受用，但后来当我跟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发现，这种含蓄最终成为我们之间分手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后来在选择对象的时候，我更倾向于那些直截了当表达意思的美国男人。 　　当我们走得越近，就越能感到彼此间越来越多的不同。我在美院当老师，收入虽然不很多，但从来没为钱发过愁，加上一群好朋友出门，大家都抢着买单，每个人都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可收入比我们都高很多的他，每次到了结帐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让我觉得和不肯“买单”的男人出门，是很没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对于金钱，后来当我在美国读学位、找第一份工作，并自己租房和打点自己所有生活开销之后，才有了概念，但在当时，我根本无法理解他出自内心对贫困的恐惧。我认为他是一个小气的男人，简直无法容忍。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多地对生活环境产生抱怨，用很尖刻的语言，让我无法忍受。也许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因此对于已经习惯了的东西往往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开始吵架，为很小的事情，为他一句刻薄的话和一个不屑的眼神。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如果我能有一些在美国生活的经验，对他的理解可能会深刻一些，或者他对中国的了解更多一些，我们的相处或许会融洽一些，可惜这些都没有。我们只能互相抱怨。我们就在这种我对美国几乎一无所知，而他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走到了一起，当时促成我们婚姻的很大因素来自外部。那个年代跟老外相恋是很引人注目的事，至少90%以上的人都等着看你的笑话，巴不得有一天你被老外给甩了，这样当初很多人“肯定是她投怀送抱，那个老美肯定是玩她的……”的诅咒就成了箴言，即使是我提出分手，也不会有人相信。头顶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决定结婚。 　　婚后不久，我病了。严重的神经性胃炎，人瘦成一把骨头。住在医院里的那些日子里，我对自己的婚姻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学院因为我已经嫁给了老外认为我迟早要离开对我相当冷淡，家人因为我嫁了老外而拒我于门外，我和他之间越来越多的争执让我变成了个怨妇。直到有一天，他一怒之下辞去工作飞回了美国。 　　他走之后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不想让别人看我的笑话，所以支撑着病体开始为我几乎打算放弃的德国画展作画。我打算好了，去德国之后，找一所学校安顿下来，就在欧洲继续学画。直到4个月之后的一天，我接到他打来的第一个电话。“你来美国吧，我在家乡买了一间公寓，还给你办好了医疗保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刚刚安定下来的心又开始悸动不安起来。我想起《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中空旷的枯草地、陈旧的谷仓、马车轮碾出的路痕一直通向农舍……或者我真的要继续去给美国农民当妻子？ 　　国外美展 　　1989年我从美院毕业时，没有人来看我们的毕业美展。展厅里冷冷清清，看着都让人心寒。唯一的兴奋点是那年正好赶上全国美展，美院油画系送了一批省美展的优秀作品进京参展，我作为应届毕业生里唯一留校任教的学生，有两副作品被选中。在业内高手林立的美院，我成了包括许多教授在内都十分忌妒的对象。那时候我好强的个性表现得非常强烈，我根本不理会人们说三道四，固执地认为画画这个东西就是和体育、音乐不同，不是靠的论资排辈，而是靠的题材或者是创意的突破，所以毕业后两年，我常送自己的画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画展。直到有一天，一个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为我写了一个专访。 　　说起这个专访，我至今都耿耿于怀。我发现，很多我的话被不加前因后果断章取义地写进了文章，似乎是中国的体制给艺术家带来的限制使我的生活十分窘迫，比如我收入是每月200元人民币，少得可怜，可是她不知道我每月支付的电费只有0.35元，学校提供给我的宿舍是免费的等等。正在我四处找人，想为自己伸张正义的时候，突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收到来自德国、新加波、中国台湾等地一些画廊的来信，邀请我去办画展。显然，这是《亚洲周刊》上的那篇文章给我带来的好运。这颇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去国外办画展，是每个独立艺术家梦寐以求的事情，我当然不可能为了坚持所谓“正义”，放弃这样的机会。仔细权衡之后，我选择了德国某国民银行，这家银行是德国第三大国民银行，银行旗下投资了酒店、赌场、餐馆、展览厅、画廊等，而他们的画廊专门推介一些没有名气却具潜力的年轻艺术家，他们用很便宜的价格收购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出钱为他们做宣传，直到捧红为止。 　　那时候我的婚姻正亮起红灯，一向自信的我对未来似乎失去了掌控。于是带着犹疑和举棋不定我去了德国。德国公司为我安排了最好的接待，夜夜欢歌，灯红酒绿。当地媒体的宣传铺天盖地，一夜之间我就成了名人。 　　在那里我遇到了皮特-一个美术史专业的博士生、能操一口纯正普通话的德国小伙子和大他9岁的中国妻子。 　　见到皮特，我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我跟着当导游的他去了他的家。 　　“小英，来客人了”。还在家门口，皮特就大声叫道。 　　皮特的妻子小英应声走了出来。见到小英之前，我有很多猜测。从皮特的话语中，我明显感受到他溢于言表的幸福。他们没有语言的障碍，这是不是他们和睦的原因？他的夫人一定是个即优雅又聪明的东方美人。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想到我那个悬在半空中的婚姻。 　　看起来有40多岁的小英，小小个子，明显比彼皮特大很多，染过的头发仍能从发根处看到许多新生的白发。这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中国女人。她穿着在家干活的宽松衣服，看到我没有吃惊，亲切地对我笑笑。估计皮特常常会带像我这样的不速之客回家。 　　“快进屋，太冷了。”小英很自然地拉起我的手，一面回过头去嗔怪皮特。“你拉着人家在冰天雪地走回来呀？” 　　小英从里面给我拿来件毛衣，“脱了大衣会有点冷，把这个穿上吧。” 　　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在地上跑着，皮特一把将他抱起，自豪地向我介绍，“这是我大儿子。”我吃惊的问：“还有老二啊？” 　　皮特指指小英的肚子，“在那儿呢。我真的没想到有个孩子会有这么多的乐趣。”彼得不停地亲着孩子的脸蛋。 　　我想起在美国的丈夫，我们也曾商量最少要生3个孩子。 　　晚饭是大米饭青菜和炒虾仁，很久没有吃真正家常饭了。我的胃口大开。 　　小英不断给我，给儿子，给老公碗里夹虾仁。皮特突然把她刚夹过来一粒虾仁又放回到小英的碗里，“你吃，你是两个人呐！”皮特爱抚的眼光让我心里感觉羡慕。 　　饭后，皮特带着孩子，怂恿我和小英出去走走。在慕尼黑街上一间小小的酒吧里，我和小英相对而坐。聊天中才发现，这个大我10岁的中国女人，和我有过太多相似的经历。我们都曾有过一个和中国男人的初恋，经历那段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初恋，我们都选择嫁给了西方人。不同的是至今我仍不能确定我的选择是否正确，而小英已经找到了今生的幸福。 　　“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就生孩子，因为担心我年龄大了不能再等，但皮特还在读博士生，经济来源很少，皮特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来管，真是一分钱掰两半花。买东西时我总想着给他和孩子买好点儿的，到自己头上就没钱了，所以我去那些慈善机构的店买衣服，全是德国人捐的，只要1马克一件。我们生孩子的时候，皮特的教堂还捐了一台洗衣机给我们。” 　　我在小英家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家没有客房，我在客厅里铺了个地铺。可能是为了省电，到了晚上虽然我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压在身上，还是冷得发抖。虽然回到酒店，会有充足的暖气，有各式大餐等我享用，司机24小时听候吩咐，并且所有的一切不需要我付一分钱。但我还是不愿意离开。实话跟你说，你别笑我目光短浅，我真的觉得小英一家的生活就是我一直向往的平和温馨的家庭生活，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人生极致，可遇而不可求。 　　德国是一个国力很强的富国，由德国银行安排的这次画展，让我接触到德国中产以上的阶层，尽管我的画卖得并不贵，但买得起那些画的也非皮特、小英之流。然而我却在小英家，一个富裕国度里尚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普通三口之家里看到了我最向往的东西。我突然意识到一段时间以来常常困惑我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她所拥有的平和的幸福使所有的富贵和声名都变的无足轻重。 　　这次画展，我平生第一次像中彩一般挣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可我不知道谁能和我一起享用这些钱，如果没有人和我分享，我要这么多钱又有什么用。 　　在那些所谓上流社会富豪们们家中做过客，我品不出10马克与1000马克的红酒有什么不同，但我却能从他们彬彬有礼的态度后面感到距离，在周到的客气的气氛中感到冷漠。 　　从小到大我几乎做每一件事都有相对明确的目标，我渴望成功，也自信有能力获得成功，可成功之后，我发现自己无法承担的是那种孤独，而偏偏艺术又是与孤独为伍，跟我的精神世界遥遥相对，但又紧密相连。当鲜花和喝彩相伴而来，我却发现自己渴望的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人生。我已经走得太远，远得超出了我所设定的目标，我已经失去的方向。 　　婚姻究竟是什么 　　德国之行带给依歌究竟是不是一种顿悟，似乎很难下结论。而一个人思维方式的改变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不管别人怎么看，从依歌本身来说，这趟德国之行至少让她知道自己的一切是需要与人分享的，无论是成功、快乐、金钱、痛苦，都是她一个人很难独自面对的，所以她选择了重新修补她的婚姻。 　　依歌来到美国。 　　在明尼苏达州那个小镇上，我和他开始了真正两人世界的生活。他有了一份工作，用电脑调度仓库的货物，年薪一万多美元，在纽约人眼里，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一万多美元简直就没办法生存，可在明尼苏达那个乡下，却可以生活得不错。 　　他还是经常为钱发愁，甚至提出要把我当年送给他的一块玉卖掉，去支付各种各样的帐单和还未还清的学生贷款。我们又开始为钱吵架，或许是他从小缺少关爱，所以他不懂得关爱别人，他依旧是冷冰冰地对我。而我在家最小，从小哥哥姐姐都宠爱我。结果我们像两个孤岛，谁也不能走进谁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冷战一个月相互不说一句话。我一方面看不起自己成了个怨妇，一方面又忍不住经常独自哭泣。那段时间心里真的觉得很苦，又无处诉说，给家里人打电话，总是说在美国挺好，寄回去的照片也让大家都觉得我在过一种人上人的日子。是的，还有什么不满？如果有，一定是我要求太高，太不知足。 　　我又病了，胃部的不适让我怀疑自己得了癌症。 　　身体稍好以后，我去镇上餐馆找了份工，做三明治。有大半年时间我早出晚归，活儿虽不是很累，却很无聊，我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是尽头。难道我真的就在这个美国中部偏僻的乡下小镇上与世无争地渡过我未来的日子？难道我儿时的梦想就这么无声无息的终结了？我并不是想再攀什么高峰，再争取多少名利，只是想能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考虑再三，我提出要去读学位，我认为学校是帮我成长的地方，是让我能跟真正的美国社会接轨的地方。美国是这样一个移民国家，无论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荣耀，到这儿来都是从零开始，特别是在美国人的圈子里。他反对，说你还读什么书，你应该考虑怎样去做太太。在明尼苏达乡下，女人是不需要出来工作的，即使工作，也是一些单调的劳动。而我却不单单想赚钱，还想体现自己的价值。 　　于是我开始去上英文课。我报了很多所学校，当地的一所艺术学院也录取了我。那段时间我们闹得很厉害，我当时就曾想到跟他离婚，至少应暂时远离这种无休止的争吵，所以最后选择了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我们之间的争执虽然都很琐碎，但是每天每时每刻都会发生，久而久之，互相伤了感情，并且谁都不愿意妥协，我也曾经提出我们去看婚姻顾问，但他一口回绝。 　　我的心境很复杂，从本意上说，我太希望有个家，有孩子，我很喜欢孩子，他也是。但我们又怕有孩子，因为心情总是不对，婚姻从来没有稳定的感觉，所以常常是谁也不碰谁。到现在，我挺后悔的，如果当时我们互相不是崩得那么紧的话，有了孩子后说不定婚姻不会那么糟糕。 　　依歌说这话的时候，目光中流露着遗憾。可在当时，如果真的有了孩子，在大人都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婚姻走向的时候，孩子的成长是不是又会重蹈父亲的旧辙呢？ 　　和他当时离开中国一样，我赌气离开明尼苏达来到纽约。对于未来，我们都不知道结果。但很明显的感觉是，我离开之后，我们的关系反而好了很多，我甚至打算毕业之后回明尼苏达。可没想到又出现了新问题，同班有另外一个男生开始追我，他开始对我不放心，经常打电话质问我的去向，我当然也不示弱，跟他对着吵。为了得到奖学金，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工作室里，常常工作到后半夜。有一回竟忘记了他的生日，那天半夜三点我刚回到寝室就接到他的电话，“我今天一整天都在等你的电话，你怎么能够忘记今天的日子？”其实生日贺卡我已经寄出，只是比原来的日子晚了一天。我精疲力尽忍无可忍，我们在电话里开始吵架，整整两个小时，一直吵到双方精疲力竭，都觉得分手是唯一的出路。 　　毕业的时候我们办了离婚手续，而且从此形同路人，断了联系。我的第一段婚姻宣告解体。 　　离婚6年之后，在谈到这段痛苦周折不断的婚姻时，依歌说离婚后她很后悔。 　　“你后悔什么呢？”我问她。 　　我后悔我没有给两个人更多的机会。后来我慢慢才明白，因为我们都太敏感、脆弱，都太在乎对方，才导致关系紧崩到毫无弹性，如果能保持一种白开水一样的感情，就不会弄成这样。我现在心态比较平和了，也懂得迁就别人，但那时候就认为男人应该迁就女人。 　　离婚之后我回去拿东西的时候，他带我去了当年我们俩都喜欢的那家餐馆，这唤起了我对我们在那家餐馆每次吃饭都吵架的记忆。他说他很感激我曾经给了他有名有实的婚姻生活，我当年那样苛刻待你，如果换了别人早就跟我离婚了。他说你知道吗，我发现美国有很多地方不好，比如离婚就太容易了，两人一签字，不到两个星期就离婚了，在中国哪有这么容易啊，光调解就够拖着你了。这些话是我们认识多年来，他说的最明确的表达悔意的话，可惜我当时还希望他表达得更明确一点儿，显然我的要求太高了。 　　依歌的叙述一直有些混乱，不知是不是她的艺术家气质在影响着她，常常是一边讲述着对前夫的种种不满，“最难以忍受的是他从来不说sorry，无论他是对还是错，即使是他明明知道是自己错了，也宁可跟你冷战几个星期，绝不低头……”一边又不断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他的前夫是她所接触过的所有的男人中最诚实的一个人，“他从来都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似乎她并不明白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 　　离婚之后，依歌多年寻寻觅觅，像一片浮萍，飘浮不定，不时有其它的男人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她却始终徘徊未嫁，不是不想嫁，而是不敢嫁，怕嫁错人。直到她有一天，来美国探亲的母亲看着她时那痛惜懊悔的眼神，令她大为吃惊，她这才意识到事业通过努力是可以得到的，而感情和婚姻生活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今生今世如果没有第二次的婚姻的交代，母亲都会死不瞑目。于是她毅然决然与同居了3年却患有婚姻恐惧症的男友痛苦分手，转身嫁了一个与她相识仅数月的男人。两个人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婚礼前夜，那个50岁的男人走在街头对每一个路过的人说：“我们明天就要结婚了！”兴奋得如同孩子。在加拿大渡蜜月时，新婚的丈夫看着神思恍惚的她说，依歌，你可不可以挽着我的手，假装喜欢我不行吗？她当时迈出去的脚停在空中，步子迟迟没有踩下，一种撕心裂肺的痛突然涌上心头，她扑向他的怀抱，从此开始了她另一段堪称幸福的婚姻。 　　麦克是一个粗线条的人，不敏感，也没有太多的语言，但给人很踏实的感觉。他也有过婚史，而我经过了一次婚姻和数次恋爱之后，也变得比较实际与平和。现在我懂得，那种所谓死去活来的感情不过是过眼烟云，成功的婚姻里必须有的是彼此的信任、关怀和包容，至于其它的可以通过时间慢慢磨合。我已经42岁了，不可能用我的后半生再作一次尝试，而50岁的他愿意放弃现有的稳定工作跟我回中国，也是在用自己的牺牲作出一种表示，这让我对我们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我不要重复昨天的日子 　　毕业的时候我办的第一件事是离婚。之后在一家杂志社找到第一份工作，这份＄16元/小时的工作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里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比起当年在明尼苏达那个小镇上＄5元/小时做三明治，我已经感到如同进了天堂般地快乐。 　　从此以后，我在不同的广告公司、报社、服装公司做过广告设计，也在大学里教课，在不断支付学生贷款和缴纳房租的压力下，经历了跳槽、裁员、办公室政治的种种锤炼，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坚强了。 　　在服装公司工作时，我的顶头上司妒贤忌能，弄得我十分郁闷，也使我对美国大公司的办公室政治深恶痛绝。其实那家公司给我的薪水不错，平日里不忙的时候，工作基本上由我们俩分担，但他永远都把所有的工作都压在我身上，可领赏的时候所有的功劳又都归他所有。每次公司开大会的时候表扬的都是他，而他总是得意洋洋受之无愧，而且回过头来一定变本加厉对我指手划脚，这令我既惊讶又愤怒，但却毫无办法，因为他在公司里根基深，职位又在我之上。办公室其它人明明知道个中真相，但没有人出来说话，因为你的出色就意味着别人的失色。我不断地被指派为了当日、当周计划外的工作加班加点，放弃周末休息、放弃已经安排好的个人计划，只是为了他能够在他的顶头上司面前努力表现。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付出的是整个生命，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自我价值。我生活得很不快乐，但却不敢辞职。在美国除非你是有一份更好的工作等着你，否则辞职是件很吃亏的事，我一直等待着一个公司裁员的机会，因为裁员便意味着你可以带着一笔可观的补助金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当终于等到这一天的时候，我兴奋得如同获得大赦，足足有半年时间我都过着一种悠闲的日子不肯去找工。后来转的公司多了，才知道其实大部分美国公司都这样，总是会有人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欺负你，因为没有人想被解雇，人人要向上爬，所以公司里充满了明争暗斗。我越来越厌倦这种生活。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一家中文杂志，这是我来美国近10年后，第一次进入中国人的公司工作，虽然薪水很低，而且身兼数职，广告设计、平面设计、版面设计、编辑甚至采访、写作什么都干。每次听到朋友们对我的活儿加以赞赏时，我都有一种成就感，这是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感觉，跟我当年参加画展获奖的感觉一模一样，这种感觉在美国公司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说出来你别笑话我，我突然有一种回到祖国怀抱的感觉。我很开心。 　　说白了，依歌骨子里是一种“喜新厌旧”的人，喜欢生活里的新鲜感，当生活中新鲜的东西扑面而来的时候，她很可以慢慢欢喜一阵子，可没过几天，她“喜新厌旧”的毛病又开始犯痒痒了。就像她出来11年两次回中国。 　　跟现在的丈夫回中国的那次，依歌已经不工作了，经济上没有压力，丈夫的收入足以让她安心地做个全职主妇。 　　两次回国，都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正在过一种处在变化中的生活，是升腾的和充满活力的。我开始质疑自己在美国的生活，自然就有了一种精神危机感，每当一想到如果我甘愿按照现在的方式生活下去，至少可以保证10年之内不会有太大变化，我就觉得不能忍受，这种单调的日子对我来说来得太早了一点儿，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这个安静沉闷的小镇上，和那些悠闲自足的老人一样过平静温暖的日子，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也想刺激麦克，这是我想回中国的另外一个原因。麦克目前这份工作干了整整19年，除了旱涝保收外绝对乏善可陈，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是在家独立进行，所以他有大把的时间沉湎于电视球赛转播和许多无聊的节目，生活得平庸而毫无价值。这和我雄心勃勃、喜欢挑战、也喜欢大城市丰富多彩、充满机会生活的要求相去甚远。 　　依歌希望她的“喜新厌旧”也能感染麦克，虽然这种“喜新厌旧”包含着极大的风险。 　　我还没有走，周围就有很多好朋友在劝我了，当初是一个美国男人把你带到美国，你最终丢弃了他，现如今你带一个美国男人回中国，会不会他最终抛弃你？中国的诱惑那么多，你能保证他不受诱惑？我知道，这有点儿像赌博，但我有成功的把握，我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婚姻作为赌注。 　　就在依歌信心满满地告诉我海归的决定一个月之后，她又打来电话，不知为什么，她的语气变得有些犹疑，欲语还休。实话告诉你，我有一个朋友刚从北京回来，去年我们曾在中国相遇，他在那儿呆了两个月，感觉特别好，发誓要在北京买个公寓，立即海归。上个月他果真回去在北京买了公寓，去的时候依然是兴奋异常，信心十足，回来时却有些泄气。他说很多事情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我感觉他无形中是在拿回国后的生活跟美国的比呢，估计我也会这样，而且说不定专门找那些在美国认为是想当然拥有的东西去比。这么一想，未知数越来越多。 　　管他呢，反正大方向错不了。 　　电话这头我仿佛看见依歌抬起手挥了挥，为了那些挥之不去的烦恼…… 　　现在还有很多东西我不能跟你谈得太透，说不定3个月之后我又回来了呢。毕竟海归与美国梦还是有很多不同，很多人追寻所谓的美国梦，就是为了那张绿卡，为了绿卡可以付出任何辛酸惨痛的代价，拿不到绿卡是不会回家的。而我的海归梦，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愿望。因为我有退路，所以我不会太坚持。 　　和依歌的谈话断断续续，其间她一直忙着卖房子、卖车子，整理东西，打点行装。每一次她都告诉我，今天我在清理东西时又发现了离婚前的一些小零碎，有时候是一个像框，有时候是一个信封儿，有时候是一张小纸片儿…… 　　有一张小纸条是写在废弃的台历后面的，上面写的是一些道歉的话。已经记不清吵架的原因了，当时我只顾生气根本忽略了这张道歉的纸条儿。整整11年，我一直都认为他从来不会说“对不起”，可谁知道这竟然是场误会。 　　依歌说这话时，声音有些哽咽…… 　　这段时间跟你聊天儿，第一次把自己40多年的生活仔细回顾了一下。18岁的我在干什么？为了准备高考，沉浸在书本里直到被神经性头疼折磨得放弃希望；从进入美院到留校任教，整整8年建立的口碑，因为一场涉外婚姻而前功尽弃；从为了一个美国男人远走他乡到带着另一个美国男人回归故土，一切都仿佛是冥冥之中的一股力量的推动…… 　　文章上半部分见报时，依歌又打来电话，后天我就走了，今晚朋友们聚会，你来吗？…… 　　她在忙完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时，离开了已经卖掉的房子。我们一伙20个人，聚集在中国城一家马来餐厅里。依歌双颊绯红，时而与送行的朋友笑作一团，时而与众人拥抱合影，全然没有了犹疑与彷徨，人们说着祝福的话…… 　　“记得随时告诉我你回国后的一切，我写你的续集”我大声对着她的耳朵叫到。 　　“我会的”她笑意盈盈。 　　吧台上，舞池里，人声鼎沸。人们兴奋地舞着，聊着…… 　　11年的生活，在依歌的生命里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无论她走到天涯海角还是回到母亲环抱，时间的尘埃都不可能将那一切掩埋。 　　无论是成是败，我都必须去试这一把，依歌只说了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