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迷信”走到尽头，留美博士也没有特异功能

“海归迷信”走到尽头，留美博士也没有特异功能 新闻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诸多科技工作者和科研体制研究专家指出，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严重科技造假事件，折射出当前科研人才机制存在的诸多偏差，现在必须打破“海归”迷信，把好人才引进和使用的关口，不要热衷于制造科技明星，不要过于迷信利益驱动对科技的推动作用。 留美博士没有特异功能 现任同济大学超大规模电路研究所所长的林争辉教授，2000年时任上海交大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所长。当时，一位留美博士找他，希望能够留在他的研究所里。林争辉回忆说： “当时，他通过交通大学一位教授介绍过来找我，那位教授说复旦大学也正在抢着要他。我当时就打电话给复旦，复旦却表示对他不太感兴趣，并没有要他。在我和他的交流中，我感觉他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加上他是1998年博士生毕业的，毕业时间不长。如果我们要‘海归’，也希望是有长时间积累的。和这个人谈下来，我觉得他不太理想，经过再三考虑，没有要他。 “美国的博士和中国的博士没有太多的差别，怎么能相信在美国读了三年书的人就能做出这么大的成就呢？我当时所在的交大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在国内属于领先水平。我和我的团队共事25年，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留学生。博士生我培养了160多个人，有一半左右通过各种途径到了美国和英国深造，有的在那里工作了15年以上，有的在哈佛大学等名校都作了教授。这些人的水平不知比他优秀多少倍。做我们这个技术要有积累，不可能博士生毕业三年就能够达到。” 这位留美博士在林争辉处受挫后，找了其他部门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并开始从事与林教授相似的科研。遗憾的是，几年后，这位留美博士被查实在上海交大主持科研期间有科研造假行为。 要冷静客观评价“海归”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常委韩汝琦说：“‘海归’和本土人才各自有优势。从总体上讲，在国外呆的环境比较好，对科技趋势的把握上比较好。但是，他们对中国国情不是特别了解，也有困难。” 韩汝琦说，跟国内培养的学生一样，“海归”的情况也是各种各样，业务上差得很远，高下之分很厉害。他特别指出：“客观地讲，国内外的科研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在国外发展顺利的人才一般不愿意舍弃比较成熟的科研环境。”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吴德馨告诉记者：“说实在的，搞我们这一行的学生，出国的人大部分不回来，因为找工作太好找了。我们培养人都是全面的，从设计到工艺、测绘都会，哪怕在外面就是干一个比较小的工作，干得好他也不回来。比如一个博士后就搞一个蒸发器件这么个小东西，我对他说，那你回来吧。他说还是不愿意回来。所以真正回来的，我敢说一流的人才少。这是客观现实。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出国回来的人要知根知底。” 一些科技工作者们指出，现在有一些“海归”利用国内外信息不对称，伪造履历或者夸大自己的成就，因此，有关方面一定要做好引进人才的把关工作。韩汝琦说：“做这些事并不难，研究方向很好查，只要看有没有论文什么的，譬如，我们搞微电子的，芯片测试和设计还是有不小区别的，芯片测试和设计有没有差别，隔行可能把握不准，但是同行绝对可以把握。教授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核实论文和简历的真假，但是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去做。” 韩汝琦说，即使人才引进出现失误，还有用人关可以把住。“三十多岁的人当院长不是不可以，关键是要有学术背景、能力。我的老师黄昆上世纪50年代回国时只有三十多岁，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名了。”韩汝琦表示，一定要明白人才的背景，包括转化成果、所获奖项、学术界认可情况等。“但是，读书时拿过的奖学金、或者企业的内部奖项，你写简历填上去也可以，拿到我这里是不算数的，我不考虑。如果你得了美国青年科学家奖、科技进步奖，那行。”韩汝琦说。 “造星运动”违背客观规律 一位亲历过科技“明星”造“星”过程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公关人员，向记者介绍了一位身为高校院长兼公司总裁评选“长江学者”的过程。他说，“学校奖励办公室去教育部拿表格回来填，我们公司自己找专家，每个专家写一封推荐信。我们准备了一本材料，像发表多少论文什么的，专家当时说论文不够，不够就凑数造假。专家把院长推荐到教育部，学校再写信到教育部，两轮评审下来，院长就评上了长江学者。”不过，由于这位院长涉科研造假，教育部现已撤销其“长江学者”的称号，并取消了他所享受的政府特殊津贴。 针对科研造“星”典型事件，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表示，高校热衷包装 “明星”，是一种错误的政绩观的体现。他指出，眼下高校引进人才一般是少数几个人说了算，高校为了吸纳人才往往开出很高的薪水、优厚的待遇，踩足了“油门”往前冲，但是高校必须“既要踩油门又要及时刹车”，否则在高校的优厚待遇的诱惑下，容易造成参与竞聘的人造假。因此，高校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人才引进要摆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的境地，要引进匿名投票制，让人才引进更公开、透明。 一些科技工作者表示，高校引进和培养人才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搞大跃进。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志华教授说：“天才只是个别的。引进人才不要着急，培养人才有一个过程，人才也需要逐步成长。”该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弘毅说：“一鸣惊人的现象是有的，但是十分个别，大面积的人才引进必须要加强考核。” 金钱不是万能的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利益驱动不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 陈弘毅说，清华大学自2002年开始从国外聘请百万年薪的讲席教授，实际上是“讲席教授组”。“比如这一百万挂在某个教授名下，规定他必须在这里呆够九个月，但实际上他自己在这里呆两个月或一个月，他这个组里的人加起来九个月。”陈弘毅说，讲席教授不是全职教师，许多教授就利用学术休假来这里干活。他签约两年或三年，约满就得回去，现在彻底从国外辞了职回来工作的基本没有。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汪品先教授说：“利益驱动的创新是走不远的，走着走着就可能走向黄禹锡；热爱的驱动才是创新的最大驱动。我们要培养伽利略还是黄禹锡？显然是伽利略。伽利略有伽利略的培养法，没有人悬赏多少万要他破解科学难题，他搞科研也不是为了什么国民经济意义，他就是喜欢干事，闲不住，喜欢挑战权威，而我国目前能有这样的环境培养伽利略这样的人吗？ 应该检讨的是用人机制 实事求是地说，被人们称“海归”的回国留学人员近些年已不那么风光了。随着出国留学变得日益容易，而且主要取决于钱，留学生的分量早已大打折扣，因此，许许多多“海归”甚至找到份与预期相符的工作都在变得越来越难，于是，“海带”（“待业”）正在成为人们视线中一个新的“族群”。 不仅如此，因为不少在国内考不上大学但有钱的学生涌向海外留学，还在相当程度上使“留学生”成了国内“差”生的别称，以至于他们回国后，招聘单位竟基本不理会海外文凭，而更重视他们出国前国内的“第一学历”。一位从英国获硕士学位回国的“海归”告诉《望新闻周刊》，在去某事业单位应聘时，她“输”给了一位国内大学毕业的硕士，原因是她的“第一学历”仅是国内某高校的大专文凭，用人单位认为，你如果优秀，为什么在国内连本科都没考上？这位“海归”沮丧地说，从英国大学拿到硕士文凭并不容易，可他们只相信国内大学的“严进”，不相信国外大学的“严出”。 然而，在普通“海归”遭遇越来越严重信任危机的同时，科技界、教育界对所谓高层次“海归”却多少年来迷信依旧，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凡是向海内外公开招聘的所长、院等学术带头人位置以及如 “长江学者”这样能享有很高待遇的职位，最终招聘结果大多都被“海归”人士“竞”得就是最好证明；在一些科研院所、高校，虽同样是博士，头上顶着海外光环的“洋博士”往往比“土博士”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就是最好证明。 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从国外吸引留学生回国工作、创业，鼓励留学生以多种形式为国效力、服务，不仅是我国科技教育事业发展所必须，而且是我国人才工作既定的基本政策。二十多年中，“海归”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人们有目共睹。仅以最为人们熟知的搜狐网、百度网的创建者，“海归”张朝阳、李彦宏为例，正是他们的回国创业，促进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但是，高端“海归”一个时期以来连连因“作假”与“欺骗”传出丑闻，确实使高端“海归”的信誉遭受极大损害，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海归”迷信毫无疑问是导致“海归”造假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瞭望新闻周刊》对科技界专家的采访，可以说掀开了“冰山”一角。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迷信”只是一种认识“背景”，“迷信”是不可能直接把人才“办”到某个位置上并任由他豪取那么多国家资金的。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能尤其应该检讨的是我们的进人机制、用人机制。具体地说，我们向国内外公开招聘时，凭什么完全相信应聘者自己的“说辞”，我们的人才引进工作没有考察环节吗？我们又是怎么考察的？在信息查询已变得非常便利的今天，民间人士尚且能轻易查出的破绽，我们有关机构为什么就查不出或根本就不查呢？还有，人才引进来后，得到那么多经费支持，他们究竟作了些什么工作？钱是怎么花的？我们监督过、审计过吗？ 等等这些，显然比仅仅从认识层面揭示“迷信”困难得多。《瞭望新闻周刊》为此希望采访有关科研院所的人事部门，可按要求将采访提纲传真过去后，对方却再也没有回音。 这是不是恰恰表明在引进高端“海归”过程中比较容易出问题、事实上也确实出了不少问题呢？尽管不好妄下断言。但国家人事部有关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从制度和国家政策层面，应该说都是很完善的，现在出现问题，应该说都是具体单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为因素较多，没有严格按制度和政策所致。 可见，我们在破除“海归”迷信，曝光科研造假者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进人用人机制、审查监督机制等配套的机制迫在眉睫。同时，应该考虑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包括如果造成国家财产巨大损失时，连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科研骗子钻空子机会会少得多，我们引进人才的质量无疑将更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