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普遍有一种悲剧情结ZT

日本是岛国，常有地震、台风、海啸、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尤其地震频仍。有的季节日本人差不多每月都要体验一次天摇地动。轻者像坐在轮船上忽悠颠簸一下，重者整个房屋框架吱呀作响。若是在中国，人们十有八九呼爹叫娘拥下楼去。

悲剧看得多了，当然不会次次鼻涕一把泪一把。久而久之，甚至以为悲剧才是宇宙定律，才是人间正道，才是常人情怀。于是日本人有了悲剧情结：凄美哀婉，一种落花之美——这构成了日本人的文学观、自然观、价值观、生死观，“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日本人认为人生短暂，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即使死，也该果断离去。樱花凋落时，不污不染，很干脆，被尊为日本精神。

樱花是日本国花,樱花树姿洒脱开展，盛开时如玉树琼花，堆云叠，甚是壮观。当年留学日本的周恩来有一首诗：“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樱花的香有些淡雅，没有桃花的浓烈槐花的馥郁莲花的雍容，也没有梅花暗香浮动；她淡雅得有些特别，特别得有些含蓄，一如人离别后淡淡的思念；她的香味，需要静心、闭眼、品位、想象、体会才能沁人心扉，飘荡心间。但樱花的生命很短暂。在日本有一民谚说： “樱花7日”,就是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为7天，整棵樱树从开花到全谢大约16天左右,形成樱花边开边落的特点。樱花的魅力就在于经历短暂的灿烂后随即凋谢的“壮烈”——那是一种可以击碎心灵的美。

日本人喜欢听演歌——那一唱三叹跌宕起伏的旋律所传达的或绵长隽永的淡淡哀婉或近乎绝望的深深悲哀，很快就能把听众带入风雨旅程带入共鸣境地。日本人为唱演歌发明了卡拉OK，卡拉OK也的确适合唱演歌（ 极少有人用来唱流行歌曲 ）。而演歌中几乎找不出类似我国采茶忙庆丰收那样轻松活泼欢天喜地的民间小调。可以说，咏叹与悲伤是演歌的基调和魅力，它唱出了这个岛国无数男女的悲剧情结。

在电视上，你可以看到在美军炮火中怀抱死伤儿童的伊拉克父母，看到在以色列坦克面前哀悼死去亲人的巴勒斯坦妇女，看到在地铁火灾现场面对亲人遗体的韩国百姓；也看到导致六千余人遇难的神户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惨案中的日本民众。你会发现日本人面对突发灾难和生离死别时的表现和其他国家大为不同。

其他国家的人往往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而日本人则相当冷静，没人惊慌失措没人号啕大哭，甚至没人流泪，表情中更多的似乎是无奈、达观和镇定。究其原因，我想这绝对不是日本人缺乏感情，而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感情以至文化中积淀了太多的悲剧因子。

文学也是如此。日本小说几乎通篇都是哭又不哭笑又不笑那种悲悲戚戚凄凄惨惨缠缠绵绵黏黏糊糊的东西。与其说是在描写、倾诉悲伤，莫如说是在打造、把玩悲伤。说极端些，如果你欣赏不了伤感也就欣赏不了日本文学。从《源氏物语 》到川端康成无不如此。村上春树在我们眼中俨然另类，他本人也力图割断同传统日本文学的血缘关系而跟人家美国菲茨杰拉德大套近乎。其实他骨子里也还是个纯种日本人——作品中写得最到位最感人的还不是那份无可名状又沁入骨髓的无奈、寂寥和悲凉？还不是对已逝岁月和死亡的缅怀、伤感和咏叹。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日本的文人雅士在文学美术绘画中借此抒发无常、落寞的人生况味，表达对生命本质在于衰亡的自觉与感慨。凋零美、凄清美、萧疏美、枯淡美、寂寞美、衰颓美，使得以悲为美或者说悲剧情结成为日本民族主要审美心理定势。

东山魁夷。作为日本的一位著名画家，深刻地表现了大和民族追求的情调之美，一种平和、澄澈、忧伤、眷恋的纯粹的情调，一种对自然和人生的深深依恋和淡淡伤感。
川端康成说：“东山的风景画是日本大自然美的灵魂。”而且川端康成对东山魁夷的文字也有很高的评价：“正如他的绘画一样，他的散文将自然、人生、艺术三者巧妙地融合为一体”据说其散文在日本与川端康成并称“双璧”。有对历史深沉的回忆，有对生命执着的追求，有对美的热烈的呼唤。
东山先生说过“我的胸中深藏着黑暗和痛苦，但我没有把苦恼向别人公开表白过。然而，有着黑暗和苦恼的人，同时也是祈求灵魂的净福和平安的人。我的作品中所表现的静谧和纯朴的风格，或者正说明我缺乏这些，才如此希望，如此进行切实的祈祷的”。“ 当我们在大地上短暂地居留之时，如果在心灵深处认为花是美丽的，怜惜彼此的生命，那就一定会感受到偶然相遇的喜悦。把这种偶然相遇视为重要之事的缘由，就是把人生看作一个旅程。不是时光的流逝，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的流逝。”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电影，深深地被他创造的那种悲怆所震撼。不管是《罗生门》还是《七武士》，他塑造的小人物似乎就是日本民族魂灵，他们追求一种悲怆、苦难和残缺的完美，这种信念的支撑，可以使他们为了心中的至高理想舍去一切乃至抛却生死，可以一个人孤独地对抗整个世界而面无惧色，全然不在意他人的关切、看法和反应。

在电影《七武士》结尾，萧瑟乐曲的悲怆之音响起，乱岗上的四座武士坟闪现寒冷刀光，残存的武士低吟着带有禅意的话语，“胜利是那些农民的，我们又失败了”。似乎无论是战胜或战败，结局都是无所谓，重要的是壮烈地战斗过，并在战斗的过程中获得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光荣与梦想。

而现代著名电影人北野武的电影，有一种残酷的温柔。

在《花火》（也译作“焰火”）中，刑警西中年丧子，妻子又被诊为不治之症大限将近，他的战友因代他执行任务而中弹残废半身不遂。所爱的人一个个将要从他手中断线飞走，西面对残酷现实+，冷静做出决断。他抢劫银行用巨款安顿好友生活，然后从容将自己的生命系于妻子的余命之上，踏上接近死亡之路。

最后在天高云淡，水清沙白宁静美丽的的海边，西举起手中的枪，镜头最后移向了宁静的大海和蓝天，两声枪响屏幕熄灭，结束了自己，结束了妻子，结束了此片。
他经常用突如其来的死亡，刺破温情从容的画面。明明是冲绳的烈焰骄阳、碧海蓝天，前来躲避乱世纷争的黑社会大哥村川，与穿着夏威夷花衬衫的弟兄，每日虽鼻端嗅着死亡预告之气息，却尽力忘怀，追逐戏耍在白色沙滩之上，一切天真而忘机，然而忽的有那么一刻，枪来了，血来了，死来了，有如一场黑色童话的展开，字里行间，穿插着甜腥的血迹斑斑。

日本有句谚语“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会受到的普遍尊崇。手握武士刀的武士们意志坚定、冷酷残忍、专心一意、机敏练达，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扰。武士的人生理想就是舍生取义，在短暂的一生中轰轰烈烈抛头颅洒热血，表现出勇敢忠诚。武士道追求的精神境界就如同樱花：灿烂开放，寂寥洒脱，然后很快悲壮凋零，悄然无声。他们讲究忠孝信义、举止儒雅，同时又崇尚刚猛，有恃强与冒险的性格；敬服强者，蔑视弱者，敬畏主君，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法则；其行为方式与价值选择倾向于极端化，冷酷野蛮嗜好杀戮，炫耀武力，以力服人，向世界索取。

武士精神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至深至远。

打架或打仗失败了，只有两个选择：战死活自杀。日本武士自杀仪式很特别——剖腹自杀，武士先用长阔的武士刀把肚子剖开，在往深处挖，露出五脏六腑，等到血流干为止。如果还不死，就需要一个助手，帮助他把头割下来。上战场时，每一个军人都会留下最后一颗子弹，溃败撤退时，用最后一颗子弹射杀无法行动的伤兵，或者射向自己，决不投降作俘虏。只有这样才算保全名誉。

没有天然的富饶资源,没有灿烂的文化根底日本人在自卑和自大中冲突；狭小的领土, 匮乏的资源促成了日本的向外扩张和掠夺意识

美国学者鲁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写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异和独特的民族，他们既是顺和温良、彬彬有礼的，又是崇尚武力、坚忍不拔和具有爆发力的民族；他们一手捧着柔美秀丽的菊花，一手提着锋利的刀剑，总是神情紧张地耸立在地球之颠。”日本不仅没有天然资源的恩赐，而且没有灿烂的文化根底。但是，近代日本人依靠其强悍的民族意识，在自卑与自大的情愫中徘徊、挣扎，奋力前行。

 

狭小的国土、匮乏的资源、频繁的地震台风等天灾使每一代日本人充满乐危机意识；也铸就了日本人对民族、国家的使命感。

每一个日本人从小就牢牢树立了集团主义的价值观，民族、国家的观念。在日本人看来自己似乎不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作为日本人、作为大和民族的一分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当个人在处理与集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个人应当多以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伤害到整体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协调、灭私奉公。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长期作用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较强的民族凝聚力使日本人减少了“内耗”、得以实现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从而做到“后来居上”。而一旦国家与民族受到外来威胁（如元朝曾对日本用兵、幕末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叩关）或需要一致对外（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时，全体国民就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与统一，自觉作出献身式的奉献。

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的一位日本青年，仅仅因为没有获得优胜奖，就遥对富士山，纵身于太平洋的波涛汹涌之中。

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情绪，同时也孕育了日本人的向外意识和掠夺性，以走出本土、扩张掠夺别国领土以弥补本国领土的狭小和资源的不足。在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集团主义的变种──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军国主义被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无数愚昧、狂热的军人。在狂热代替了理性的时代，许多人抱着“作为皇国民应生死一贯扶翼无穷之皇运”、“七生报国、一死心坚”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而丧命战场。

日本人从不承认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日本的文化崇拜强者，对强者无条件地服从、极尽谄媚之能事；日本人屈服于强者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强者；日本人相信力量，为求强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日本人认为谋得尊者、贵族、上层的地位靠的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在精神上不会感到痛苦，因为日本人从来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相互斗争的舞台，相反他们把人生当成一出戏。

日本的可怕就在于，它的崛起不仅未成为中国之福，反成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祸的根源。近代以来的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富强需要以中国的贫弱为基础，它的民族优越感需要以中华民族受虐受辱为代价，它的国内危机需要到中国来解决，它的国际地位需要牺牲中国来满足。

每当中国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之时，总是由于受到日本实质性的伤害而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这样的伤害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洋务运动，虽然今天对这场运动或许会有诸多不同的评价，但毫无疑问，洋务运动还是开启了中国科技、工业，包括军事现代化的先河。当洋务运动小有成就时，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使其彻底破产。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基本上阻滞了清政府自身现代化的努力，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另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政局终于稍事稳定，1927—1937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但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使中国社会经济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日本人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十分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认错往往只是认输，是对强者权力的认可，而非对自己罪行的愧疚。基于这种思维，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伤害最烈却鲜有愧意。

1945年日本战败，到如今60多年过去了。按中国人的说法，60年是一个“甲子”，中国人觉得一个“甲子”是一段不短的时光，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日本呢，

他们篡改历史教科书，日本历届首相及内阁成员每年的8月15都去参拜靖国神社。他们总是记得扔在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而不愿提及南京的那一场大屠杀。

靖国神社：日本供奉战争中战亡者的神社，里面供奉着246万阵亡军人的灵位，包括侵华战争中犯有滔天罪行的14名甲级罪犯、和其他一千多名主要战犯。其中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主要决策者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都以殉难者的身份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所以每年的8月15日，把日本的报纸看遍了，把电视的频道换了一圈又一圈，我们看到的只是美国飞机对日本的狂轰滥炸，看到日本投降前后的新史料。后来呢？后来怎样了呢？为什么有了今天的日本的发达？为什么日本人如今依然遭到那么多亚洲人的嫌恶？报纸没有写，电视没有播，日本人没有去追问。

在今天的中国，日本商品随处可见，从汽车，电视、冰箱、录像机笔记本电脑小到数码相机。中国高速公路或大街上跑着本田丰田尼桑也许你家里用的电器是松下索尼三菱，你出去旅游拍照手里拿着尼康佳能索尼数码相机。不过不服也不行，日本的产品不仅质量好，经久耐用，工艺精致使用方便，而且制造商肯动脑子，在产品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充分地为消费者考虑。孩子们喜欢看的是日本动画，大人们喜欢用的是日本品牌，总之，我们文化消费生活消费离不开日本制造。

双方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朋友，说的不好听点，双方永远都是世仇，并且此恨绵绵无绝期。

在如何与强权打交道、如何在弱势中奋发图强这两方面，日本有资格做中国的老师。

对日本人来说，对犯罪行为，感到的仅仅是懊恼，他们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所以对侵略别国的那段历史，日本的态度是：不投降；不认罪；不悔改。

它的内心很很野蛮很残酷,所以与这些人打交道,我们要特别小心,看清它冷酷血腥自私自恋的本质。因为人多地广，我们是日本最大的文化和经济消费国，优势能源资源的输出国，所以维持着友好和平的这层面纱。

如果中国人1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如果中国人6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如果中国人1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结构彻底瓦解，日本还能这样嚣张吗！你如果是中国人，不用你上战场当炮灰，你要做的事很简单，就是不买日货 。

毛泽东说过：“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 对日本，我们中国人的态度应该是：学习它，看清它，超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