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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再婚
妈妈不能再上舞台了，但妈妈有一幅天赋的好嗓音，丰富的乐感，细腻的歌情，即使不能在舞台抛头露面地唱歌，她的歌声仍是很受欢迎的。
妈妈的歌唱才能很受重视，在歌舞团里不能上台了，组织上调她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声乐教师。妈妈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工作。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就是当时的大学级别，有了工资待遇，还分得了一套住房，工作也稳定下来了，妈妈就把两个孩子接到了身边，我大姐和二姐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妈妈所在的大学里，有附属小学，和幼儿园，我大姐和二姐先后上了小学。
像妈妈这样的年龄还独身的，在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还有一位：刘永珍阿姨。她俩可能是“同病相怜”，成了很好的交心朋友。刘阿姨长得很漂亮，高鼻子，深眼窝，薄唇，而且，这些器官恰到好处地均布在一张圆圆的向日葵般的脸盘上，我开始还以为她是新疆人，但她是地地道道的江南人，来自安徽南部。她虽结过一次婚，但没有孩子，这一点她比我母亲轻松。
我母亲除了鼻子的手术痕迹外，本人长得也算得上是妩媚的，秀眉秀眼总是给人一种脉脉含情的感觉，因而当时给她俩介绍对象的也不少。只是因为她俩都是结过一次婚的，人家按这个条件给介绍的都是些革命老干部，有38式的军长，有在国家重要部门当局长的，可她俩都看不上，嫌人家“土”，因为那都是扛枪杆子出身的名副其实的老革命，而且不是丧偶就是离婚。
听母亲说，当时只有一位处长级的老革命让母亲有些动心，那位处长多少喝了点儿墨水，上过延安艺大，几次约会都对母亲十分礼貌、恭敬。那个年代，处长级也是高干了，很难的他能放下架子陪母亲，讨母亲的欢喜。两人好不容易谈到要相互去各自的家中拜访的阶段，处长买了一大捧玫瑰来到母亲的家中，母亲是个爱干净，讲究整洁、实用的。家里总是收拾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摆设也是简单实用的家具。那一大捧玫瑰，还真让母亲不知该放到何处才好。
轮到母亲去处长家时，母亲买了一盒点心。处长家事先也收拾得很干净，但是他已经去世的前妻给他留下了三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房间里的纷乱是掩饰不住的。母亲带来的那一盒点心，三个孩子一分，没几分钟就扫荡得精光。妈妈想，他这里三个孩子，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如果俩人结婚，再生，这三拨孩子就够他俩忙活的了，还怎么工作？妈妈跟刘阿姨一合计，还是觉得趁早跟这位处长断绝了来往的好。
从此她俩就只接受没结过婚的，起码是没有孩子的。妈妈尤其倔强，说是自己的第一次婚姻，丈夫不是处男，这回如果再嫁，一定要是个处男。这样一来选择的范围就缩小许多，在她们这个年龄里，没结过婚的，没孩子的估计都是有点儿毛病的了。
不过没过多久，刘阿姨在本学院的中文系里发现了一位“老学究”余胜春先生，他可能是将自己的大好青春时光都用来读书、研究了，成天就只有研究室、课堂、宿舍三点，过了结婚年龄也不着急，经同事的撮合，两人开始交流，发现两人竟是同乡，这下子话多了，俩人也渐渐热火起来了，不久俩人就成了家。这老余，还真是个处男！
母亲这里比较老大难，毕竟是带着两个孩子的人，那个处男能为此动心呢。妈妈那时也只是想着自己这是姜太公钓鱼，只能是“愿者上钩”。
母亲当时在艺术系当声乐老师，学院里没个周末都有周末晚会，母亲也总是以不容辞地要被请上台去唱几个歌。在当时的中央民院里，母亲算不上是明星，也可以说是小有点名气的，这就更让她难与一般大众接触。
我父亲北大数学系毕业后，因为他是少数民族，苗族的，来自贵州台江，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数学系教书，因为他学的不是师范，就要从助教作起。
那时民院的学生来自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常常要先上预科班后才能进入大学课程。由于数学系的人手不够，母亲也常常被借到数学系去给预科班的学生上一些简单的数学课。母亲说她最拿手的是教几何课。
当时我父亲也在预科班教课，当他得知这位外系来帮忙的老师就是每个周末晚会上的独唱演员，顿时对母亲升起了敬佩之心。
一次，父亲经过艺术系钢琴室，从窗口流出的民乐钢琴曲让父亲停下了脚步：钢琴者洋玩艺儿也能弹出这样好听的民乐，他从窗口向屋里望去，看到弹琴的是母亲，不禁将头探到窗口，贪婪地欣赏着。
母亲是在备课，在钢琴上练习民乐，曲间，见窗口有人头往屋里望，走到窗前，看到了父亲。
那时，父亲还是个大学刚刚毕业不久的小年轻，妈妈还以为他是民院的学生呢，就招呼他进屋来。父亲绕了个大弯儿才找到母亲所在的钢琴室。母亲很热情地给他讲解民歌，还一边示范给父亲听。父亲是个话语不多的人，只是听着母亲的讲解，不住地点头。母亲示范的歌曲有东北秧歌曲，陕北民歌，等，当母亲问到父亲的民族时，父亲才说自己是来自贵州深山的苗族，母亲就弹了两首苗族歌曲，父亲听得入了神，也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音符。
母亲有些吃惊：这来自深山里的苗族青年，竟然也能谈钢琴！看到母亲吃惊的样子，父亲才向母亲说，自己在北大学过钢琴，现在已经毕业，也在这民院里当教师。父亲少有跟人说这么多话，这会儿，却话一下子多了起来，他告诉母亲，在每周的周末晚会上，他很爱听母亲的独唱表演。母亲也被他夸得飘飘然了。
俩人就这样开始现在时髦的，而那时却不怎么有人气的“姐弟恋”。
据母亲说，那时，父亲跟他所教的预科班里的一位来自新疆的女学生有暧昧的关系，认识了我母亲后，就放弃了一切，一心扑在了母亲身上，对母亲紧追不放：妈妈爱睡懒觉，他就每天早上买好早餐，留下个条子：凌老师，早饭在餐桌上，轻慢用；后来，父亲不仅每天为母亲准备好早餐，还帮母亲招呼两个孩子吃早餐，并送她俩上学，，下学后，还去接她俩，母亲工作忙得时候，照顾不过来我的俩个姐姐，父亲来照料她俩，除了吃饭外，还管给她俩洗澡，招呼她俩睡觉。
父亲这样上心地追母亲，母亲还是有些犹豫：虽然父亲满足母亲再婚的条件，即一定要是个“处男”，但父亲的年龄让母亲很犹豫，父亲要比母亲小七岁。不过按母亲的要求，想找到跟母亲同龄的，已经是十分困难了，就连我姥姥都劝母亲：人家（指我父亲）那样一心地扑在你身上，对你和你的孩子这样好，如果错过了这村，以后就没机会再能碰上这样的了。
终于，母亲和父亲在56年的春天结了婚，57年的初夏，我就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