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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的病让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去怎样面对这个情况。一次偶尔在宿舍楼的走廊里，无意中听到了几个同学在宿舍里议论着：
“毅真可怜，还这么年轻就得上了这种绝症！”
“是啊，对他说还是初期，手术后还可以治好，可实际上已经是中期近晚期了。”
“唉，还有一年就可以大学毕业了，能熬到那一天，这一辈子起码也有点儿成就。”
“听说毅追着樱（我）呢，也不知樱会对他怎么样！”
“连爱情的滋味都没尝到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也太惨了点儿吧。。。”
“。。。。”
听到这儿，我只觉得脑袋发涨，耳朵里嗡嗡作响，她们接下去还说了些什么，我也听不见了。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还能跟谁说得清楚我根本就没有和毅谈恋爱呢？
还是跟往常一样地上课、做题、训练，也跟班上的同学们一起去医院看过毅。为了让毅不至于因病掉下太多的课程，班里组织同学轮流给毅送去同学们的课堂笔记，我的、芳的，还有几位同学的笔记都轮流给毅送去过。毅在病床上看我们的笔记，做老师布置的课后复习题，很是用功，课程几乎没有拉下多少。真可谓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还是跟往常一样周末回家。在返校的公交车上，又遇到了文。肯定是偶然遇上的，因为他不可能知道我会恰恰这个时候返校，恰恰就乘了这班车；我也是肯定没有在等有文的车来才上的。还是跟往常一样，文礼貌地跟我打了招呼，车上我仍心思重重，一路无话。下车后，我们也像往常一样一起往学校走，我还是缄口无言，到了要分手的岔路口，文停了下来，但没像往常那样说再见，却说，时间还早，咱们散散步？
那时，说不上是为什么，每个周末回家或返校的路上，能遇上文，我的心情就能好一些，虽然文从未跟我说起毅的事儿，我也没跟文说我的苦恼，甚至有时我们走一路也没有几句话，我还是觉得能遇上文心里就踏实。我一直是把文当作一位严威、可敬的大哥哥，想接近他，又觉得距离太大。听到文的这个提议，我觉得有些意外，心里却很高兴，我点了点头，跟着他走了。
我们的大学，一进校门口，向左手拐就是女生宿舍，沿着校园的主干道向深处走，穿过实验楼、行政楼和几栋教学楼后，再向左手拐就是男生宿舍楼。沿着校园的主干道走到头，就出了我们的校园，进了隔壁农机学院的校园。我跟着文横穿过我们的校园，走进了农机学院的校园。
可以感觉到文是很小心地在跟我谈话，他从不提及对我敏感的话题，对他自己也说得不多，话题多半是学习、老师、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文是共产党员，他问我是否想过要入党，我说没敢想，没那个奢望，也没时间。他就给我讲入党的好处，说得头头是道，并不是以什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解放全球的伟大事业来开导我，而是用很实用的例子来说服我。还说如果我愿意，他会安排班上党小组的人来帮助我的。他说连芳都写了入党申请书，我也该有行动才好，不然会落伍的。能不能入是一回事，有没有想要入党的想法则是另一回事。写没写入党申请书是个态度问题。学习成绩再好，没有想向党组织靠拢的想法，今后在工作中也不会得到重用的。总之，他说的这些都是很实际、现实的，不是那种说教式的。毕竟他是在社会上闯荡过的人，他思想上的成熟，处世的老练让我钦佩不已。
那之后，文常常约我出去，多半是在周末，回家、返校的路上，有时我们甚至中途下车，在蛇山上找个清静的地方聊天，谈话；或是提前下车，走着回校，边走边聊。我们谈话的内容天南海北，应有尽有，除了毅的事儿外，班上的同学，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我们的辅导员，甚至今后的分配去向等都讨论过。我开始以为是党组织安排他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但又觉得不像，哪儿有这样做思想工作的呢？有一次我很认真地问了他，他笑了：“你真是个木头人，我是喜欢你才对你说这些的，你感觉不到我是喜欢你的吗？”他怎么敢说得这么露骨？我不禁心中暗暗吃惊。
但到那时为止，文对我并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甚至连我的手都没拉过。跟我摊开了之后，他也大胆了一些，不过也只是搂搂我，吻吻我的头发和前额。有一次，他把我搂得很紧，浑身激烈地颤抖着，他说他喉咙里冒火，我说那就喝点儿冷水吧，消消火。他说我真是什么都不懂，这个时候让男人喝冷水是会废掉这个男人的。我还是听不明白，一头的雾水。他也不多做解释，只是狡猾地笑笑。
自从文跟我摊开牌后，我心里又多了一种矛盾：从社会道德上讲，我不应该在继续与文的约会，但在心理上，我已经对文有了一种依恋，让我无法拒绝与他的约会，甚至如果文不约我，我就会觉得茫然，惆怅。这种矛盾、烦恼我不敢向任何人倾吐，也不会有人能理解，我只能用自己的日记来发泄。
毅的手术很成功，尽管那是很痛苦的手术，而且手术后他还要带着排泄瓶，直到直肠的功能完全恢复。毅出院后，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上课、锻炼仍如往常一样，还说要在下次的田径运动会上参加长跑比赛呢。为了补上他住院时拉下的课程，毅常常来找我借我的课堂笔记本，我没有理由不借给他，但也不给他单独与我在一起的机会。
妈妈在她就职的大学里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因为家里没有男孩儿，妈妈就把我当男儿使用，打包搬家，布置新房，甚至牵电线，装电灯等活儿都让我包了。妈妈的大学离我上的大学只有一站路，周末回家就不用乘公交车了，步行一刻钟就能到家。
毅也不知是怎么知道我家搬家了的，竟在我回家的路上等着我，有时的理由是还给我我的课堂笔记本，有时干脆就没有什么理由。毅截着我时显得很得意的，他看着我时也没有那种偷看似的眼神了，而是直勾勾的，火辣辣的，我都害怕去看他的眼睛。我不敢拒绝他，怕别人说我无情无义，也怕真的伤害了他的感情，他若是因为我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不仅世人，我自己也会责备我一辈子的。况且大家心里都知道他是没几天能在世的人了。
但我也不能违背自己的感情去和他谈情说爱，我与他的话题从没有离开过课堂、书本和学校的内容，有时他想多说一些话外音，我就打住了他，心里还不禁暗暗骂他：这人怎么这么自私，自己得了绝症，还来纠缠我。尽管我知道：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绝症，他还以为自己又是个健康人了呢！我也只能怨自己倒霉，怎么老天偏偏会让他看上了我！
有一次毅竟然跟我走到了我家门口，我不得不请他进家门，给妈妈介绍说是我们班同学。等毅走后，妈妈追问不停，我只好跟妈妈说了实话，妈妈说我怎么这么傻，既然不爱他就不要跟他纠缠，对不然两个人都没有好处！我说他毕竟是个病人，不知在这个世界还能活几天，我怎么好去伤他的心呢。妈妈说：“那你就更不用犯傻了！”要我把话跟他说明，还说：“他要是还能活上个三、五年的，你还陪着他把这戏演到底吗？”
想想妈妈的话也在理，后来几次毅再找到我时，我几次都想对他说明白，但看到他那充满自信心的目光，我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以至于毅后来甚至不管我是不是在听，总是在滔滔不绝地讲他自己，讲他家里，讲大学里的老师，讲班里的同学，讲他对未来的憧憬。。。。面对这样一位，我还能再说什么吗？我只能默默无言地听着，不加任何评论和附和，而且尽量避免与毅单独接触，甚至有时回家，情愿绕道，也不愿再碰上他。
搬家后，与文的约会也就少了，但也没间断。我们去洪山公园，东湖，武大校园，甚至文还约我去过他家里一次呢。我还清楚地记得，文那时的家在司门口和胭脂路之间的一条巷子里。与当时一般的民房一样，文家的房间里采光不好，我还是大白天去的，都不能看清他房间里的摆设，只有他家里燃点着的那盘卫生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幽幽的香气让他家里充满了甜蜜和温馨。
咱这每天得为那五斗米折腰，家里还有老的、小的要照顾，只能见缝插针地抽时间来写，那又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哪能那么快呢？您多加点耐心！谢谢您对老三届的理解！
在德国的中国人可不少，我住的这个小镇子上中国并不多。
怎么还不出下文呀?我都等不急啦。。。如果是一般的人，我就要说文太差劲，有家有口的居然还找纯情女孩示爱。这不是明摆着是害人吗。但是对老三届的人来说，不能用一般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因为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困惑，是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代人能与他们相提并论。
我时九十年代初才到德国的，不知你那位同学能否还在德国？他原来是哪个学校的呀？
德国好玩的地方很多，欢迎来玩！
我觉得樱弃毅近文是个错误。但是，这就是情啊，不是理智能控制的。